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胚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党的八大前后的百花齐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胚芽论文,百花齐放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领导集体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八大前后，我们党开始了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探索历程。以毛 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做了百花齐放 、各具特色的最初探索。从思想理论上看，这次探索形成的一系列观点是邓小平理论的 思想源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胚芽。
一、毛泽东的六个新论点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构想和历史起点。在八大前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 》等一系列讲话、谈话中，带头提出了六个新论点，初步解决了如何突破苏联僵化模式 束缚、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根本问题。
(一)突破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1956年3月17日，在听取邓小平关于苏 共二十大的情况汇报和讨论我党对策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率先明确提出：“不 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1](P6 —7)在同年4月4日下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具体发挥了上述思想：“…… 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 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 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 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 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 。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P9—10)为了达到上述思想 主旨，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当年毛泽东的提法是“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思想和历史上的血缘联系，又有微妙差异。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论。毛泽东在1956年4月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 提出，为了找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 实践的第二次结合。毛泽东指出，这种结合不是一次完成的简单过程，“最重要的是要 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 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 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的道路。”[1](P9)
(三)十大关系论。为找到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找出中国社 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谓十大关系就是十个特殊矛盾。这是毛泽东《论 十大关系》的思想主旨，也是这次探索的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成果，集中反映了这次探索 “有重大突破而又未能根本突破”的历史特点。毛泽东把《论十大关系》看成探索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尝试、最初起点，认为由此而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 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960年6月18日，他在《十年 总结》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 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2](P236)。
(四)中国新经济政策论。八大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后，毛泽东1956年12月三 次同黄炎培、陈叔通等工商界人士谈话，批评苏联斯大林时期过早地结束列宁的新经济 政策，提出中国可以再搞一段新经济政策，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我国 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 。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 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 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 搞”[3](P170)。薄一波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毛主席的三次谈话，我觉得贯穿了一 个基本精神，就是在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4](P433)
(五)经济建设和人民内部矛盾主题论。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理所当然要把阶级斗争和 敌我矛盾作为时代主题和工作重点来抓。继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八大再次要求把工作重 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毛泽东本人积极主张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主要论题。在七届 七中全会首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八大主题和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 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 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 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在起草政治报告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意味深长的“经济—文化”建设一体化的工作 重心论：“目前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就是要依靠业已组织起来的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 民的共同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 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富裕起来。”[5](P47—4 8)正是在这种历史和思想背景下，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的报告，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和平建设时期的主题。
(六)“双百”方针和新型民主新论。毛泽东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上提出“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且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新型民主的目标：造 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 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里包含着政治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的最初思想萌芽。
二、刘少奇的新三论
从1943年3月，尤其是从1945年党的七大到1956年党的八大这十余年间甚至直到1966年 8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的二十多年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不 仅是八大政治报告起草的主持人，而且在这一政治报告中和八大后的重要谈话中提出了 引人注目的新三论，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初构想增添了重要内容。可以说，刘 少奇的新三论是邓小平理论和我国新时期改革的重要历史源头与思想源头之一。
(一)重心转变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的历史背景和八大的历史契机，促使 刘少奇明确地、系统地提出了工作重心转变的理论。刘少奇的八大政治报告以及根据这 个报告作出的八大决议，从新的高度提出了全党全国工作重心的根本转变问题。
八大政治报告主要从四个层次谈论工作重心转变。第一，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 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标志着中国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形态经历了历史性的两次转变 。“在1949年，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我们党又领导人民取得了农业 、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6](P202)第二 ，提出由于这两次胜利，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内外阶级关系、社会矛盾发生了一系列的根 本变化。主要表现在，一是外国帝国主义被赶跑了，二是官僚资产阶级被消灭了，三是 地主富农阶级被消灭了，四是民族资产阶级转变了，五是广大农民等个体劳动者变成了 集体劳动者，六是工人阶级的地位提高了，七是知识分子已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八是国内多民族大团结实现了，九是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了，十是中国国 际地位提高了。第三，由于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两大转变，党的主要任务也必然从“ 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主。“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 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 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P203 )第四，为了进一步确证工作重心转变的必要性，提出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决 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而在新的时期这个“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改 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 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6](P2 18—219)
八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共有六个要点，其中第一点专门讲工作重心转变 ，从三个层面上深化了工作重心转变问题。第一，主要矛盾历史演变的三个阶段。旧中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矛盾，由 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了这一矛盾后，我国除了对外还有同帝国 主义的矛盾以外，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 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 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社会 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 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 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第二，中国社会主义最初阶段特殊矛盾的实 质(注：这是决议的一个独特提法，也正是这个提法后来受到毛泽东等人的质疑。)。决 议指出，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 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注：今天看来，这个提法不一定是个非 常严谨的科学提法，但却是一个具有闪光思想的独特提法。它启迪我们在世界历史背景 下，看到中国作为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发展中国家，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所遇到 的特殊矛盾，以及发展生产力的特殊重要意义。)。第三，从主要矛盾引出主要任务。 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 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 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注：这里用独特的方式把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统一起来，论证了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 生产力的必要性。)。
(二)扩大民主论。在政治方面，八大政治报告把扩大民主生活、反对官僚主义作为重 要任务甚至是中心课题。刘少奇在讲到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时首先回答什么是我 们目前改进国家工作的主要任务的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 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 的斗争。”[6](P248)
八大政治报告把新型民主作为新中国国家权力的本质特点，认为我们的政权是一种完 全新式的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刘少奇把人民积极参与和党的领导作为新型民 主相互支撑的两大支点：“无产阶级专政不但需要无产阶级对于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 而且需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机关的积极参加，二者缺一不可。”[6](P243)扩 大人民民主要求建立两个联盟，其中最基础的是巩固和发展工业化与合作化新形势下的 工农联盟，在此基础上还要扩大一个特殊联盟：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劳动群众同民族资 产阶级的联盟。对于后一个扩大了的人民民主联盟，八大政治报告作出了独特、深刻的 理论阐发：“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种特 殊的地位。”[6](P244)“这是因为他们比较早地掌握了现代的文化，并且掌握了一些 现代企业的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直到现在，他们仍然是我国具有比较丰富的现代文化 知识，拥有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的一个阶级。在过去几年内，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了 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还参加了或者支持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的斗争， 从而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并且增强了革命的力量。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 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于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今 后，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联盟对他们继续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使他们利用自 己的知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由此可见，把这种联盟看作一种徒然的负担，是错误 的。”[6](P245)
刘少奇还阐释了有关扩大民主的其它问题，主要包括扩大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扩大 地方权力；扩大民主的一个特殊重要方面是扩大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力，注重反对大汉族 主义；扩大民主的重要政治保证首先是扩大党内民主，再就是完备法制，还要反对官僚 主义。刘少奇指出：“这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严重地妨碍着国家的民主 生活的发展，妨碍着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6](P2 48)
(三)必要补充论。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自由市场是对国家市场的必要补充问题：“我们 应当改进现行的市场管理办法，取消过严过死的限制；并且应当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 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作为国家市场的 补充。”[6](P237)八大之后，这种新的探索进一步深化，除了毛泽东在同黄炎培、陈 叔通等人的谈话时提出“自由市场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外，刘少奇与此相应地发挥了 “两个必要补充”的基本思想：以私人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必要补充；以自由 市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主体的必要补充。刘少奇认为，应让私人开设“地下工厂”、“ 地下商场”合法化，由地下到地上：“上海有一百多个地下工厂，天津也有，比较大的 地下工厂有工人五千多。地下工厂是不合法的，我们没有承认它。现在自由市场一开放 ，有很多作小生意的，私商也有一些。有一些资本家，他们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 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 许他盖呢?可以的。”刘少奇进而提出用“国家法律—市场价格”双重手段管理合法化 的私人企业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没有研究过。最近，毛主席在工商联会议上说，要 使地下工厂变成地上工厂，承认它，加以管理，只要它不违法(黄炎培插话：通过价格 来管理)。”在此基础上，刘少奇更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私人经济必要补 充”的二元结构、多元结构长期共存、相互补充的问题：“有人要开私人工厂，可以不 可以呢?毛主席说可以开。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 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经济 的苗头。”
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人经济、自由市场的积极作用主要概括为两条，一 是必要补充作用，二是比较竞争激活作用。他说：“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 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看你 的花生好不好，看你的猪肉好不好。关于这个问题，现在要通过什么决议，颁布什么法 律，还为时过早，需要积累经验，还要看趋势。”刘少奇还具体讲到中国社会主义条件 下私人经济、自由市场还有两种积极作用——市场信息反映作用、促进供求关系平衡作 用：“刚才先念同志讲到，同等质量的花生，合作社卖两角四一斤，自由市场卖四角一 斤。这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物资足不足，供求平衡不平衡。如果自由市场花生的价落下 来，我们也就看到供求接近平衡了。猪肉也是这样。”[7](P309—310)刘少奇的上述思 想并不是对毛泽东的附和，恰恰是他多年一以贯之的思想。
三、周恩来的七个新观点
周恩来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而且是一位思想家、理论家。八大前后，周恩 来提出了一系列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新观点，为后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了 重要铺垫作用。在“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的思想主线中，包含“从周恩来到邓 小平”这样一条重要思想线索，这里仅列出周恩来的七个闪光论点。
(一)和平发展新时期论。在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论 断提出国际局势中可能会出现一个和平发展的新时期，需要以此为契机，把经济建设重 点从为备战服务的军工生产，转向为民生服务的现代工业化经济建设：“到去年年终和 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设想今年、明 年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设想可能有一个和平时期，容许我们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 设起来，这是最好的，我们把方针摆在这上面。”[8](P236)
(二)苏联模式三大弊端论。在1956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选择的历史关头，周恩来 不仅多次传达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而且尖锐地敲响了防止苏联模式三大弊端 历史在中国重演的警钟：“第一个问题，根据刚才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我们从国际事 件中所取得的教训，联系到我们的建设，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就是社会主义 国家也可能犯而且有的已经犯了沙文主义的错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这种错误， 就是对外的大国主义，对内的大民族主义，对人民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错误在有的社会 主义国家已经产生，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也可能产生呢?当然可能避 免，而且应该尽力避免，但是也有可能产生，并且有些萌芽在过去的工作中已经发现。 ”[8](P229)这三大弊端集中到一点，就是体制过于集中、民主分权不够。
(三)中国体制改革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已经触及甚至暗含着“体制改革”，但 毕竟没有提出这个富于总体性的概念。在中国最先提出“改进体制”概念的是周恩来。 1956年6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的体制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体制问题》的主题报告， 提出了“改进体制”的基本方针。“过去的体制是集权多了，分权少了，但我们也有些 权没有人管，应该很好地分。所以现在要改进体制，总得做个全面的规划。这个改进不 是一下子实现，而是逐步实现”；“改进体制，逐步实现。这次我们研究体制，不是我 们过去没有体制，开国以来就有体制，现在是要改进体制。有的同志说，过去是中央集 权太多了，而不是太少了。我说这是辩证的，过去是集权多了，但没有很好地用权力。 ……现在来研究体制不是太晚，条件成熟是到去年底和今年初，最关键的还是三大改造 的进行”[7](P306—307)。
(四)民主扩大论。在《关于体制问题》的重要讲话中，周恩来总结苏联历史教训，认 为集权过多、民主过少是其体制上的根本弊端，也是中国改进体制要解决的症结：“适 当分权给地方就会更好地集权于中央。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不能光靠集权。苏联过去集权 多了，地方权小了，这是一个经验教训，是一面镜子”[7](P303)；“不要大权都集中 到一个人之手，否则就坏事了。苏联过去就是过分集权于中央，进一步集权于斯大林一 个人。我们的分权是有一定范围的，是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出来，这就是民主 。共产党领导革命胜利，为人民作了好事，人民鼓掌，但有时候民主就注意得不够了” [7](P305)。周恩来在《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现在我们 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 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专政应该继续。但是 ，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应该更扩 大，而不应该缩小……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 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 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8](P207)
(五)改进体制搞活经济论。继八大提出改进体制、增加活力和毛泽东提出中国要继续 搞一段“新经济政策”之后，1957年4月讨论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时，周恩来提出反对搞 清一色、单打一的纯粹社会主义国有化体制，实行“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 的新体制，以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力。“大煤矿国家开办，小的，合作社、私人都可以 开。由陈云搞个具体办法，把过去的规定改一下，这样有好处。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 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 我看除了铁路不好办外，其他的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三轮车、摊贩等都可以采取自负 盈亏的办法。加入合作社的占96%，其余的个体就让他个体。有些私人办的小学，也可 以让他办下去。大概工农商学兵除了兵以外，每一行都可以来一点自由，搞一点私营的 。文化也可以搞一点，这样才好百家争鸣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的，活一 点有好处。外汇不够，如有些人向香港或国外贷款办工厂等，付给一点利息，可以挖掘 一些潜力。”[7](P310—311)
(六)既要工业化又要人民生活的新发展模式论。周恩来不仅注意到“改进体制”问题 ，而且同时注意到“转变发展模式”问题，并力图把这两个方面的转变统一起来加以考 虑。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第二点，也就是刚才少奇同志说的，苏联和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 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 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 ，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8](P230)周恩来是最先提 出中国现代化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领导农业”的领导人。
(七)科技革命和知识分子新论。1955年11月22日，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京的毛泽东汇 报说，一些知识分子受到错误伤害、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指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周恩来在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对知识分子要 用而不疑，给予信任，信任的中心是尊重他们；现在绝大多数教授工资都在副局长以下 ，有的只相当于科长，这是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影响的结果。毛泽东当场表态：知识分 子问题，我同意周恩来同志今天的发言。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 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第一次对全球科 技革命的最初浪潮作出了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概括：“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 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这些最新的成 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正如布尔加宁同志 所说过的，‘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8](P1 81—182)。正是在这种深刻的历史背景下，这一报告第一次作出了新中国知识分子中的 绝大部分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崭新论断：“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 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 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8](P162—163)
四、陈云的三个新思想
陈云不仅是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在八大前后的探索中，陈云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了富于创新意义的三个新论点，对 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起了重要铺垫作用。
(一)“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新型体制论。在八大的发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以后的新问题》中，陈云郑重地提出了一个新构想：“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 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 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 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 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 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 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 ，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 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9](P13)相对于传统计划 经济模式的苏联来说，这个构想虽不能说是根本突破和创新，但至少可以说是有重大突 破和创新，并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国情的现实体制选择。
(二)搞活市场论。陈云最早意识到搞活市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条重要生命线，需要 走出官商的死路，闯出一条繁荣市场、搞活经济的新路：“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 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10](P335)； “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 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10](P333)。陈云独特的 “鸟笼经济论”的基本思想——“宏观经济上用计划管住，微观经济上用市场搞活”， 就是由此萌发的，虽不能说是对传统计划经济的根本和完全突破，但在当时条件下至少 可以说是有所突破，甚至是重大突破。
(三)反对急于求成和冒进倾向的国力论。1956年，陈云和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力主 反对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冒进倾向。1957年1月，陈云在《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 》一文中提出了反对冒进、稳定经济、综合平衡的理论基础——国力论。这里孕育着发 展模式、发展战略、指导思想也需根本转变的最初思想萌芽，与周恩来的闪光思想交相 辉映。
五、邓小平的六个闪光思想
在八大前后，邓小平提出了六个富有新意的新论点，较早深入、系统地论及了政治改 革、扩大民主问题。
(一)经济建设重心论。在《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的讲话中，邓小平发挥了八大 提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思想，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比革命时期具有更长期、更艰巨的 历史特点。“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 ?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 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 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 ，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11](P261)
(二)反对官僚主义论。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特别尖锐地敲 响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政治思想警钟：“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11] (P214)；“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 的倾向。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 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 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 和决定他们的工作”[11](P221)。
(三)反对个人崇拜论。在八大上，邓小平特别尖锐地指出，要汲取苏联历史教训、防 止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 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11](P235)；“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 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办法，必须坚决加以反对”[11](P231)；“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 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 [11](P235)。
(四)发展民主论。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个人崇拜问题的重要政治、制度根源是集 权过多、民主不足，因而必须扩大和发展民主。“在目前，党的上下级关系中的缺点， 从总的方面说来，主要地还是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不适当的过 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 工作中”[11](P227)；“为了彻底克服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 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而且在代 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 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11](P233)。正是在这里，邓小平最先 使用了“改革”这个概念，并且使之与“民主”的发展方向联系起来。
(五)人民监督论。邓小平把建立人民监督制度，作为发展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 突破口和生长点，因而在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中一开头就呼吁：“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 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 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1 1](P215)。邓小平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中指出：“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 大强调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宪法上规 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 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 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1](P270)；“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 ，是党的监督。……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 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11](P270—271)。
(六)制度决定论。无论是反对个人崇拜、官僚主义，还是发展民主、人民监督，邓小 平都有一个深刻的思想，就是认为制度、体制问题比个人作风、个人品质问题更重要、 更关键、更根本。正是在这里，孕育着他的制度改革、体制改革的思想。在《关于修改 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邓小平已经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基本思想：“为此，党除了 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 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11](P215)后来在《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文中，邓小平更从“问题症结——民主建 设”两个方面的统一之中，发挥了“制度决定论”的基本思想：“在群众方面，要扩大 各方面的民主”；“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加强它的作用，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厂矿企业里 扩大群众的监督。在这方面，八大决议中只讲了一面，强调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这次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里还加了一条，即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既有自上 而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又有自下而上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就是 农村办合作社，也要扩大民主，实行民主办社。农村干部的命令主义是同上级领导的缺 乏民主作风分不开的。计划搞得那样死，怎能不强迫命令呢?”[11](P271)正是在“制 度决定论”的后面，合乎逻辑地孕育着体制改革论的思想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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