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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北岛发在《收获》杂志（2004年第6期）上的文章《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发现其中谬误之多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且那也不是所谓争鸣时各家所持“主观意见”之不同的问题，而是“客观史实”失实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不懂原文（如果将史实失实的原因归于“疏于核实、怠于细究”实在过于武断的话）。笔者喜欢开门见山，下面便是对北岛之文的反应。
为汉语行文便捷，以下简称曼德尔施塔姆为“曼先生”，其妻则称“曼太太”。
“专业”问题
尽管北岛有良好的意图（“但愿我能抛砖引玉，和更多的同行一起在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重建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不过这恐怕并非他文章的初衷），但他还是不应以英译本为准，来对俄译汉的诗歌做“终审”，一锤定音。这种做法很不专业，榜样很不好。
不会原文，而对外国诗人和诗歌做泛论，这无可厚非。但是，不会原文，却来对外国诗人和诗歌做详细导读，乃至对其译文“吹毛求疵”，这就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了（尽管那原文译文也可能有错误）——因为你会触及别国历史中许多事情复杂的前因后果，有很多信息需要以原文来核实，有些细节也必须以原文来深究。
所以，若无“原文”这块立足之石，在导读外国诗人和诗歌时，“先入为主”、“道听途说”、“想当然”、“望文生义”、“一厢情愿”、“隔靴搔痒”、“以讹传讹”等弊端就都可能出现。
既然北岛自己承认不懂俄语，为何还要在评曼先生诗歌之时，大讲其“音调丰富转换自如，用节奏上的停顿和微妙的辅音对俄文的歌唱性加以限制”？
尽管北岛对曼先生《列宁格勒》译诗里一些涉及视觉形象的字句的挑剔和改动，是可以接受的（原文译文确有错误）。但是，当一个不懂原文的人，来对原文的语音特点加以论述时，不论有没有人给他讲解过，也不论他援引多少本书（译文？），那都属于“道听途说”，都应算是不专业的表现，因为那并非你自己的亲身体验。
诚然，不是意大利文学专家的曼先生也曾写过《话说但丁》，将但丁拿来为自己“说事儿”。但曼先生是在突击学过一阵意大利语之后才动笔的，他毕竟是用原文读的但丁。
这里绝非搞“专业歧视”，也不是为谁“护短”。读者下面马上就会看到，北岛这种“不专业”的做法会导致多么大的“误笔”（北岛语）。更何况，曼先生话题之复杂，专家亦要三思，非专家就更要谨慎。虽说“真理在辩论中产生”，但你参加辩论时所依据的证据，所提供的信息，至少应该是经过核实而不那么“离谱”吧。
翻译问题（一）：《无题》（1920年3月）
第一句中的原文“沉重与娇柔（或“温柔”），北岛给译成“沉重与轻柔”，然后他便拿“轻柔”一词中的“轻”字去大做文章。这很像逻辑学中的“偷换概念”。
此诗中这个“娇柔／温柔”，断断不是米兰·昆德拉所提出的“那个时髦的话题”！所以也就不能说曼先生比米兰·昆德拉“整整早了半个多世纪”开始谈论“生命的重与轻”（北岛语）。米兰·昆德拉笔下那个跟“重”（тяжесть）相对的“轻”，俄语里是“лёгкость”；而跟“娇柔／温柔”（нежность）相对的词，则是“грубость”（粗鲁）。
好像所有的英译本都是“沉重与温柔” （“Heaviness and tenderness”；或“Heaviness and sweetness”），并无“轻”之意。不知以英译文为准的北岛又何以能如此“大胆发挥”，硬是扯上米兰·昆德拉“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
至于第二句中的“肺草”（刘文飞译），的确是误笔。好像达里（Даль）或乌沙可夫 （Ушаков）俄语词典里说，“медунища”（肺草）也有“蜜蜂”之义。
解诗问题（一）：《无题》（1920年3月）
其实，这是一首跟“诗人／诗歌”的形象有关系的爱情诗，而并非像北岛单单从“大环境”（曼先生写此诗时，俄国正经历国内战争）着眼而想当然看到的有关“战争”的诗（北岛原话：“写战争的诗多了，有谁能写得比这更真实更可悲呢？”）。
之所以说是爱情诗，乃因为那贯穿整首诗的“玫瑰”的形象。“玫瑰”是西方文学中体现“爱情”的不可更改的形象，就像中国诗词里的竹兰菊梅都有固定含义一样。而“蜜蜂／蜂蜜”，自古希腊起，便是西方文学里“诗歌”的隐喻。
此诗中有一个形象很有意思，即“昨天的太阳”。在这里，俄罗斯人一般都会想到普希金。阿赫玛托娃便如此。1837年初，普希金与人决斗受重伤而亡。奥多耶夫斯基在悼文里说：“我们诗歌里的太阳陨落了！”从此这个形象就与普希金融为一体。
在曼先生笔下，曾出现过“黑色的太阳”和“夜间的太阳”的形象，都跟“死亡”有关。而在这首诗中，又出现了“昨天的太阳”，而且还是被用“黑色的担架”抬走的。熟悉俄国文学史的人，很容易在这组形象中联想到普希金（比如北岛所依译本的英译者格林［见其译诗注释］；北岛并没有提及此话题）。同时，这组形象又是在“玫瑰”（爱情）和“蜜蜂／蜂蜜”（诗歌）之后马上出现的，就更容易使人想到普希金。再者，1820年，普希金曾到过克里米亚，而一百年以后，身在克里米亚的曼先生想到他也很自然。所以有人认为，此诗实际上是献给普希金的。[1](216)
普希金与人决斗的原因，跟他妻子有关。而普希金又是俄国诗歌的太阳。所以，用“爱情”、“诗歌”、“死亡”这样的话题来解释曼先生这首诗也是合情合理的。
曼先生曾称“诗歌是犁头”。故在此被诗歌“翻耕”的，既有“时间”，也有“爱情”（“玫瑰是大地”），是“诗歌”最终将“沉重而温柔的玫瑰”“编成双重花环”（该诗最后一句里阴性结尾的过去时动词［谓语］，应是指此诗中并未具体出现的поэзия［诗歌］一词［主语］），表现“诗人／诗歌”从爱情旋涡中超脱的升华，以及战胜死亡的荣耀（北岛称“这是俄罗斯人对土地的情怀。”不知此话又从何谈起）。
想必北岛非常喜欢诗中“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这组形象的咏叹调性质及其联想含义。难怪他称此句为整首诗的“诗眼”，还用它做文章标题。其实，在这首形象驳杂、思维跳跃的诗中，根本就很难说哪里是真正的“诗眼”。
当然，也可以不用具体的“普希金话题”来限制对此诗的阐释；而北岛所说的“这昨天的太阳，显然是指人类以往的价值和信仰”这句话也没错。但他单以“大环境”着眼，想当然地用“战争”来阐释此诗，以便谈及“生命的重与轻”话题，就很明显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人为拔高。一如他执意将诗里“你的名字”指定为“时间”，似乎唯有这样的概念才会显出诗人超凡脱俗而心思高远。“你的名字”实际上是对上句“沉重的蜂房与温柔的网”而言，是说“爱情”（曼先生最初也是写成“爱情”，是古米廖夫建议改成“你的名字”）。所以，此诗第二节最后两句，刘文飞的译文至少语法上没错，而北岛直接跟“时间”的对话 （“让我摆脱你的重负，时间。”），则明显歪曲了原文！翻译的“再创造”不应该是“歪曲”原文吧。
翻译问题（二）：《无题》（1937年1月16日）
北岛对杨子所参照的别的英译本(!)似乎不以为然，称其“过于随意”。那么北岛的译文就准确吗？他所依据的格林的英译文是这样：“Asthmatic sloth of asphyxiating steppes!//Sick to death of space.”北岛给译成这样：“窒息的慢性哮喘步步逼近！//厌倦了空间的死亡”。
格林译文中，第一句是个只有主语和定语的感叹句，在北岛笔下则是有主语谓语的陈述句。格林译文中有“窒息”(asphyxiating)，也有“哮喘”(asthmatic)和“慢性”（sloth，姑且称之），但“步步逼近”在哪里？难道会是“steppes”？但愿北岛在此只是诗意地“随意”，而不是将“steppe”（草原）当成“step”（走，跨步；脚步，步伐；台阶，阶段），因此而“步步逼近”。
再者，表示“厌倦了什么”，英语是“sick of sth.”。所以诗句“Sick to death of space”，是说“厌倦了空间”，而“to death”则是表示程度“……得要死”（跟汉语吻合），或“极端（地）……”。北岛的译文，若按汉语语法分析，则是“厌倦了死亡”。谁的“死亡”？——“空间的死亡”。于是便有“厌倦了空间的死亡。”绝对错了！
而事实上，曼先生是说：“哦，这片沉缓而气闷的平川广野！//我已极端厌倦了它”（格林将原文中的物主代词“它”［代上句中的“steppes”］再次译成抽象的“space”实乃多余）。
在这里，译出“平川广野”（原文中的“простор”、“равнины”、“степь”）非常重要，因为1月中旬这几天，曼先生写了不少诗，都有这个形象。这对研究他的诗歌，分析他当时正给斯大林写《颂诗》时的心态，是值得注意的细节。
这里不是吹毛求疵，不是食“洋”不化，也不是不懂诗歌翻译的奥妙。这里要指出的是，北岛对此诗中这两句英语的理解有错误。而错误就是错误，与译文的“客观效果”无关。
另外，此诗第二节第一句中，格林译本中有“have borne”（“忍受住”）一组词（符合原文“вынести”——“忍受住”），相当重要，北岛也给“忽略”了。
解诗问题（二）：《无题》（1937年1月16日）
此诗乃跟曼先生当时正在集中精力写作的歌颂斯大林的《颂诗》有关。曼先生 1937年1月上旬至2月底写的一些诗歌，可称为“《颂诗》主题系列”：《颂诗》是中心，在它之前和之后各有一组诗歌，都与《颂诗》有关。这首《无题》就属于《颂诗》之前的那一组，似乎是在心理上“准备”《颂诗》，它的含义与北岛的阐释南辕北辙。
为解诗方便，在此不妨将其以散文形式很“笨”地直译出来：
第一节：“哦，这片缓慢的、咳不过气的辽阔（之地）！我已被它填饱得不能再饱——喘过气来，视野豁然开朗——（最好／恐怕）要将双眼蒙住！”
这节是讲沃罗涅什的平原。曼先生反感精神上的沉闷，渴望艺术中的伟绩，这在三维世界中的具体体现，则是厌恶平原（水平线），喜爱高山险峰（垂直线）。所以他喜欢克里米亚和亚美尼亚，以及与其力学上相似的巍峨的（尤其哥特式的）建筑（巴黎圣母院，柏林城，罗马城）。与高山险峰相连的抽象概念，是“英雄”和“领袖”。早在《恰达耶夫》(1914)一文中，曼先生就用“平原”暗示“群氓”（俄国的“沉闷”状态），以“高峰”暗示“英雄”（西欧的“文明”伟绩）。
呆在沃罗涅什将近三年，曼先生深为自己“默默无闻”所苦恼。他想腾空，想体验激流。而改判前（此话题后面细讲），他曾坐船沿卡马河（逆流）去切尔登。沃罗涅什在莫斯科南，切尔登在莫斯科东北，两地相距千里，地貌迥然不同。卡马河河岸的陡峭险峻曾给曼先生留下深刻印象。此时此地，郁闷的曼先生又回想起当初水路的感受，于是笔锋一转，写道——
第二节：“我倒情愿忍受住卡马河多齿河岸上那沙滩的一层层的脾气：我应是能抓得住它羞怯的袖子(rukav)的，（能抓得住）它的圆形波纹、河岸边缘和涡穴的。”
原文“рукав”，第一词义为“袖子”，第二词义为“支流”。“脾气”（“нрав”）和“袖子／支流”虽是很容易找到的韵脚，但这两词用得倒也很形象化。英译文中的“sleeve”无“支流”之义。
卡马河是伏尔加河的主要支流，“袖子／支流”的形象可以与此吻合。但诗人未必会如此科学地从地理学角度着眼。从通篇看，此处的“河流”，应是暗喻“革命洪流”。那么，“多齿”就该是暗示国家机器的铁嘴钢牙？但为何又用“羞怯”（“застенчивый”）来形容河流？而如此“羞怯”之水，为何又有那么多的“圆形波纹、河岸边缘和涡穴”？“羞怯”是否又暗示“道路曲折”？
早有学者指出，曼先生作诗，词之意义因诗而异。此处便是鲜明一例？实际上，诗之所以为诗，也就在于它的形象思维远远超出逻辑和词义学的解释。
但是说一千道一万，这里不是描写诗人的情绪因“与自然的亲近而缓解”（北岛语）。曼先生不是陶先生（陶潜），他最怕的就是“隐”——不论主观还是客观使之然。纵观曼先生作为诗人的一生，他绝对是在求“显”：渴望精神层面上有“刺激”来激发诗歌灵感，渴望“发出声音”（生理意义上的；在这点上，他与未来派的“大声叫喊”有所相似），愿意到时代的洪流中泅泳，经受考验（“忍受住”），并希望不会掉队（“抓得住”）。
在该诗的第三节中，曼先生将他的这种意愿如此表达：“我会和它（即卡马河；亦即“革命洪流”）一起干得合手的——一世纪也好，一瞬间也罢——（因为）我是涌动激流的羡慕者，我会去倾听漂流圆木的树皮下的环形的纤维行走的。”
写此诗前一个星期，曼先生曾写过一首诗，以生于沃罗涅什的俄国诗人柯里佐夫的名字（与“环”、“圈”同词根，可引申为“套住”）为暗示，表达自己像雄鹰被套住而飞不起来的无奈。在那首诗中，就有“视野豁然开朗”一句，是讲雄鹰（“诗人——信使”）。同时还有“无需命令”（或译“无需吩咐”）之语。无论此语如何理解，事实是，二个月后诗人写下《颂诗》。而《颂诗》，在诗人那里，无异于一次挣脱精神上“郁闷”和艺术上“沉默”的飞腾，一次与“时代”协调自己步伐的主观努力。勃洛斯基曾称《颂诗》为“天才之作”（以“艺术”角度评价？），[2](18)可见曼先生所花心血之多，所用气力之大。
于是此处便有一问：第一节中“（最好／恐怕）要将双眼蒙住！”是蒙谁的双眼？又为什么要蒙？这是诗人表示“拒绝再看这个世界”的“绝望的叫喊”吗（北岛语）?还是诗人预感／预言即将完成的《颂诗》会将视点提升得太高，视野扩展得太广，定会使人们感到目眩，连诗人自己也受不了——那就蒙上双眼吧！
此句原文中没有物主代词，但好几个英译文中都补上“我的”（诗人的）。当然是没有物主代词的原文更好，不将话说得太直太透。
曼先生会抗议，也会尝试着调整自己，但他绝不会“拒绝再看这个世界”。他是那种求“显”因此也就“放不下”的人，而不是那种能够幡然悟道而可置身事外的人（“佛”、“禅”思想与他格格不入）。
在写《颂诗》期间，诗人既为自己能坐下来写“颂歌”感到奇怪，也为自己笔下又不断冒出反对《颂诗》的声音和形象而惊诧不已。诗人的这种矛盾态度，更使对他的解读复杂化。而在《颂诗》中，诗人本人的形象和领袖的形象又是一桩纠缠不清的“公案”。在此不做分析。
曼先生不容易读。这里的解读，但愿也只是一家之言。比如，有人将此诗中河水的流动和树木的生长解为是对“艺术创作的无法中断”的象征。[3](475-476)——其实这是一回事，只是去掉“政治背景”罢了。
但此处《无题》一诗的“诗思”，却全然不是像北岛望文生义而阐释的那样。或者说，根本不像北岛只从“大处”着眼而无具体历史细节的阐释那样简单，那样一厢情愿。看来，北岛客观上所做了的事情，只是“尽量多找几个译本”，但主观上却并未真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多问路”。
需要确切的细节（一）
北岛说：“1934年春，被改判为三年流放后，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来到乌拉尔山区的切尔登市。”
这句话非常不准确。
事情经过是这样：1934年5月13日夜晚，“契卡”来到曼先生家，彻夜搜查。14日清晨，曼先生被带走。18、19、25日，曼先生在狱中三次被提审。27日，宣判下来：按行政处分驱逐三年（据说这是遵照斯大林的亲自决定“孤立，但保留。”）；地点：切尔登；太太可以同行。
这次应称为“原判”才对。
按理该杀头的罪，却得如此轻判，出乎所有知道曼先生写了“反诗”的人的意料之外。连曼太太都认为这是“怪事”（“чудо”）。所以，关于此事，关于斯大林，当时的人和后人，又有许多猜测。
后几日便是曼夫妇出发和途中之事。6月初（1-3日之间），曼夫妇抵达切尔登（卡马河上的印象，为前面提及的那首《无题》［1937年1月16日］打下了“伏笔”）。
还在判刑前的关押期间，曼先生就已有精神病的症状，曾用藏在鞋内（一说夹在书内）的刀片割静脉自杀，但被人制止。监狱还叫来医生给他做医学鉴定。
现在，抵达流放地后，6月3日半夜（或4日凌晨），曼先生再次企图自杀，从二楼窗户跳楼（楼下是刚刚挖好的花圃），导致右肩脱臼，肱骨震裂（原文是“没有位移的骨折”，故译“震裂”；否则也不会拖到沃罗涅什才发现）。
此事之后，曼太太曾往莫斯科发数封电报求援，包括给联共（布）中央。布哈林此时也有信给斯大林（“诗人永远正确，历史为他们辩护。”），并附言曰：“帕斯捷尔纳克也为此事焦虑不安。”而此时，曼先生的精神病症状已开始减弱，诚如他后来在诗中所言：“越窗一跳，我便恢复了理智。”
6月10-12日，重新审理“原判”（遵斯大林之命）。13日，斯大林给帕斯捷尔纳克打电话，担保曼先生那里“一切都会弄好的。”次日，切尔登市接到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曰：除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十二座大城市外，“按行政处分驱逐三年”的曼先生可以挑选任何落脚地点。
这次才是“改判”。
6月15(16?)日，曼夫妇被叫到警备办公室，让他们挑选地点。沃罗涅什“入选”。曼夫妇16日离开切尔登，五天后回到莫斯科。据曼太太讲，此时她想再见布哈林一面，但布哈林却拒绝出来与她会面，因为他已经知道曼先生闯了什么祸。
6月21-23日（左右），曼夫妇逗留莫斯科。25日，曼夫妇抵达沃罗涅什。
在北岛另一篇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但涉及曼先生的文章中（《收获》2005年第1期），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写得更是混乱，甚至都不跟他这篇文章（《曼……》）一致。
需要确切的细节（二）
阿克梅主义——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这句话是曼先生在1935年2月时说的。北岛说成1937年，错了。
那是组织为了“摸底”而为曼先生举行的一次大会，全体沃罗涅什作家参加。会上让曼先生讲阿克梅派，目的是看他能否与“过去”划清界限。阿赫玛托娃称此次大会“目的不明”，实则暗贬大会组织者“居心叵测”。
20年前的“过去”，不知曼先生如何能讲得符合眼前的政策。但在会上，曼先生明确宣布：“不论在世的，还是不在世的，我都不跟他们划清界限。”曼先生此处所指的“在世的”和“不在世的”，首先应是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吧。
在那次会上，有人问起什么是阿克梅主义，曼先生就做了上述回答。
但在当时的气氛下，诗人能否心平气和地讲述阿克梅派的诗歌创作，并给阿克梅主义这样一个被后人引“滥”的“科学定义”，笔者却很是存疑。不过这是题外话，就此打住。
需要确切的细节（三）
北岛说，曼先生笔下的《沃罗涅什笔记本》，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写作，与作家和批评界绝缘”。
这种说法也极不准确。
官方不发表曼先生作品，批评界也就无从批评，曼先生也就得不到“必要的反馈”。从“创作需要反馈”的角度着眼，曼先生《沃罗涅什笔记本》的写作是有些“封闭”（但真正的“大师”需要“反馈”吗？比如但丁）。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在沃罗涅什，曼先生曾为地方电台工作（写“配乐故事”《歌德的年轻时代》），曾为地方剧院工作（当文学顾问和指导），还曾为地方报纸和杂志写评论文章，他参加会议，参观集体农庄，也可以收听官方报道的各种国内外消息，可以读报，借书，写信，接待朋友探访，甚至出去疗养。
也就是说，曼先生并不是处于“完全封闭”的环境，并没有真正与世隔绝。这与被沙皇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所处的条件极不相同 （申明一点：这里绝不是为斯大林对曼先生的特殊“开恩”做辩护）。
难道报纸杂志上没有对曼先生诗歌“一对一”的专门评论，就算“完全封闭”吗？须知《沃罗涅什笔记本》里也包括曼先生的“悔过”诗。倘若那真是“一种完全封闭的写作”，那么请问：曼先生在那里“妥协”或“变节”，其“觉悟”又该算是谁的“功劳”？
曼先生
总的说来，北岛使曼先生太过于政治化和“主题化”了，似乎曼先生生下来只为日后写那首讽刺斯大林的“反诗”，并因此而死。这样就将原本极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只有了黑和白。
曼先生是个很矛盾的人，绝不是北岛笔下性格上线条那么简单而政治上主张那么明确的诗人。而且，曼先生绝对不是索尔仁尼琴，不是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那时恐怕还没使用这个词，这里姑且用之）。尽管曼先生不见容于苏联社会，遭逮捕，受迫害，顶着“进行反苏联的宣传煽动”的罪名，最后又死于去劳改营的途中，但曼先生主观上依旧不是那种所谓的“政治犯”。对曼先生而言，诗歌远在政治之上。
曼先生在政治上的“造诣”，远没有在诗歌上的成就高。所以，当时代改变，别人不论出于什么觉悟或动机而较快转过来的弯，曼先生却转得别别扭扭反反复复，因此也就难免被抛在新时代的“政治”之后。在尚未完全失去听众时（哪怕是几个真正的知音），曼先生对此还不太在意。而一旦他被“流放”了，他便首先怀疑自己是否已经“落伍”，被时代列车遗弃站台。虽然他认为“群氓”愚昧，然一旦“群氓”一词换成“人民”，“暴君”一词换成“人民的父亲和领袖”时，自视为“平民知识分子”的曼先生，就立即开始反躬自省。用一位“曼学”研究者的话来讲，即：对自视为“平民知识分子”的曼先生而言，不可能只是军官一人步调与口令一致，而步伐紊乱的却是全连的士兵。[2](17-19)曼先生在沃罗涅什三年，头十个月无诗，而一旦开始写，诗歌中的“悔过”之声便未曾断过（当然也伴随着“不服”之声），最终又写出赞扬斯大林的《颂诗》。
曼先生是个复杂的悲剧性人物，是个能写出好诗的诗人，也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身上的一切弱点和缺点都是正常的。但如果评论中出现只说好话的一边倒倾向时，那就不正常了。此处说一句很“底线”的话 (buttom line)：曼先生既不是“时代的喉咙”，也不是“社会的良心”。
“反诗”话题
事实上，即便曼先生个人很不喜欢斯大林，并写“恶毒”讽刺后者的“反诗”，但那很难说就是他“蓄谋已久”的反独裁专制的檄文，就是他有体系的政治思想的形象外化。他反对独裁专制，反对扼杀言论自由（尤其在艺术创作上），但在“主义”问题上，他并没有西方所愿意强调的那所谓的超时代的“先知先觉”，而在反对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上，他也并不是“急先锋”，更不是“唯一”之人。
前面说过，时代改变时，曼先生主观上也曾很努力地跟着转弯。但是，途中的任何颠簸、路标混乱，都会使他马上退到站台起点。 1929-30年，当有人跟他讲乌克兰农村饿死人时，他还回嘴和那人争辩（“一副好斗公鸡的模样。”那人这样说），说那人“认识不清”历史的“青铜面孔”。[4](429)而到1933年，当他亲眼看见那里的悲惨境状后，却又写诗为他们鸣不平。
在斯大林专制面前，曼先生绝对要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而以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人禀性，以他丰富的联想和走极端的性格特点，不把那首“反诗”写成那样才怪呢。
但是，如果曼先生真的像北岛笔下那么“政治化”的话，那他完全可以在被流放之后沉默下来，以“无声”继续进行抗议，以完整的人格和高傲的精神竖立起一座高耸的丰碑。但事实并非如此。还是前面说过的那句话：对曼先生而言，诗歌远在政治之上。
当然，此诗究竟是“一时兴起”，一挥而就，还是“蓄谋已久”，腹稿多时，还可争论。而对它本身的艺术性也可再探讨。比如，帕斯捷尔纳克和爱伦堡当时就不承认此诗是“文学”。也有人说，为这么一首艺术质量平平、重复他人之语的“政治诗”而英年早逝，不值。
将曼先生政治化，使他头上闪耀“圣者的光环”，当然并不始于北岛。曼太太的回忆录在此就已起了不少作用。对曼先生悲惨遭遇的同情，很容易使人（尤其后人）相信曼太太笔下的一切。然而，一首讽刺斯大林的“反诗”，能否取代或掩盖所有不利于为曼先生建造光辉的“反专制斗士”的英雄丰碑的历史事实？读过曼太太的回忆录后，有人（曼夫妇同时代人）就指出：对她的话要谨慎听之，不要使年轻人以为，曼先生独当一面，率领所有的作家进行反抗。[4](66)还有的研究者更是直言不讳：关于曼先生是反斯大林及其专制制度的英勇斗士的说法，只是个神话。[2](17-19)
而如果从“细节”着眼的话，在曼先生“反诗”的“政治性”后面，也许还能看到点别的东西，比如当时的人们生活中某些情绪化的情感因素。
须知，连所谓的“无产阶级诗人”别德内都忍受不了斯大林在他（别德内）的书房内用“肥腻的手指”翻阅其所收藏的珍本书（曼先生与别德内有些私交，他在“反诗”中说斯大林“粗实的手指像蛆般肥腻”，是否就借自别德内，待考）。而斯大林本人绝不是从山沟里出来的不学无术、只会砍砍杀杀的土包子。甚至有人说，从叶卡捷琳娜女皇（1729年生， 1762至1796年执政）到普京，在所有的俄苏统治者中，斯大林是最会读书的一个，尽管列宁也是个极聪明的人，且受过贵族式的教育。[5](97)北岛在其文中所提及的他的朋友赵一凡也曾说过：“其实斯大林无论作为政治领袖或语言学人，俱非平庸之辈。”那么，一些“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俄罗斯人和犹太人？）暗地里对他这个“山民——奥赛梯人”那种很是看不起的态度里面，除政见不同、权术路数相异等等之外，会不会有某些潜在的种族心理上的“歧视”因素，而且是被“敢怒而不敢言”的情绪所“发酵”的。曼先生并不是“政治之人”，他是对言语（包括“语气”）极为敏感而易冲动的诗人。若将他此时“反诗”的“政治觉悟”拔得太高，那他后来的《颂诗》又该如何解释？
有一点必须在此明确申明：这里绝没有抹杀曼先生“历史亮点”的企图，也绝不为斯大林杀人做辩护，而只是想指出，艺术作品产生的背景里，除理性的、纯粹而崇高的“为公”的“政治”之外，更有许多其它复杂的、感性的、与“私”有关的心态或情绪；“诗品”有时并不与“人格”处于同一水平。而曼先生也绝不是北岛笔下那样政治主张明确的“主题化”人物，坚定不移，一往无前，清澈透亮。
关于“反诗”，曼先生第一次被捕后的审讯笔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诗）不是我个人思想感情的记录，而是特定一批人的思想感情的记录，尤其是一部分老知识分子的……”[6](169)
曼先生的话很耐推敲：他与一些“老知识分子”多少有点私交，恐怕没少听他们背后讲“怪话”吧（甚至可能包括模仿斯大林说话的口气和模样）。
“反诗”与《颂诗》
北岛只讲曼先生两次被捕，并死于第二次被捕并被判刑五年后去劳改营的途中，而对后者的“悔过”诗和《颂诗》却不曾提及。不知是不知此事，还是有意回避。不知此事，是致学方法不够严谨，导致如此重大遗漏；而有意回避此事，则是对历史事实采取自欺欺人的态度。两者都不足取。
1936年秋，苏联国内开始新的镇压浪潮，沃罗涅什的作家们也对曼先生开始了新的“围剿”。曼先生曾写信给全苏作协总书记，抱怨他在沃罗涅什生活条件的恶劣，希望从组织方面得到一些帮助。
其实曼先生明白，他能得到组织援助的唯一条件是什么：与“时代”统一步伐，脚步坚定地；与“人民”高声合唱，发自内心地。
到沃罗涅什后，曼先生矛盾摇摆依旧，写过不少诗歌，既有所“悔过”，又坚决表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声音。1937年1-2月，他写下《颂诗》。这究竟是他想彻底摆脱流放生活的“权宜之计”，还是他真正的“觉悟之作”？应用什么标准来分析和评价同出于曼先生笔下的“反诗”和《颂诗》？写完《颂诗》后，曼先生也曾四处朗诵。这究竟是出于真情实感，还是做给组织看？
按理说，到1937年5月，曼先生三年的“按行政处分驱逐”即将期满，似乎没有必要更低地俯下高傲的头。但事实是，从那年1月起，曼先生就“紧锣密鼓”，除《颂诗》外，还写过许多悔过之心明显的诗歌，甚至还将俄谚“认罪之人不砍头”直截了当写入诗中。4月中旬又给一个作家写信，求那人给斯大林写信，救他们一命（曼先生深信，指望作协是没用的），也求那人说服别的作家给斯大林写信。他也曾给另一学者兼作家写信，否定自己过去的作品，说自己从前“事情分不出大小”（或译成“大事糊涂”）。
然而，无人伸手相援。而曼先生也于5月16日如期“刑满释放”，并未节外生枝。
按天性，曼先生本不是虚假之人，也不会巴结逢迎。1937年初的这些表现，若只为彻底摆脱“流放”处境，最终返回莫斯科、列宁格勒或其它知识分子集中的大城市（许多人容易这样认为；但难道那《颂诗》里就会没有一点曼先生自己真正的“政治觉悟”？），虽可同情，但多少也有些“可怜”和“卑鄙”（从“反专制斗士”光辉形象的角度而言）；但若是真心悔过，被“改造”好了，那么，后人在说曼先生因写“反诗”而遭逮捕和流放的同时，也就必须再认真而严肃地注上一笔：三年放逐期间，诗人努力改造，有所觉悟，写诗表示悔过，还为领袖写过《颂诗》，反斯大林专制的勇敢斗士从此倒下。
毋庸讳言，以北岛文章思路的角度来看，这两者都够“残忍”。但没有残忍，又哪有悲剧？事实上，无论从哪个立场看，曼先生的个人悲剧才是最真正的，并以此反衬出历史之残酷。而后人勇敢直视这样的生活悲剧，大概会比盲目塑造“历史英雄”更有意义。
说实话，在“勇敢面对历史，勇敢面对自己”上，曼太太也是有功之人，因为她完全可以毁掉曼先生《颂诗》的手稿，不让它外传（至于曼夫妇在沃罗涅什唯一可以信赖的好友娜塔莎手里有没有抄本，待考）。曼太太的这个“勇敢行为”，以及她和曼先生生前所遭受的一切，也经常使人失去对他们挑剔指责、品头论足的道德权利。
然而，事情并未止于此处。曼夫妇从沃罗涅什回到莫斯科以后，朋友们接待他们，自然也对他们表示同情。写完《颂诗》，“政治正确”了，与人民“步伐一致”了，曼夫妇是否应该满足了？
这是他们一位朋友之妻写的日记：“曼先生打来两三个电话，使我心烦意乱，怒火中烧。这是地地道道而任性十足的利己主义。要求所有的人对他、对他的灾难和痛苦投以最大的注意。／／在他们那里，永远有‘世界历史’进行，而所谓的‘世界历史’，即他们的个人命运，即他们的生平。／／总的说来，这是那两个人可耻的、无趣的、死水般沉闷而封闭的命运，男的演主角，而女的则永远充当他经典的哭灵人（……）／／总的说来，（他们）永远处于（与外界的）冲突之中——有趣的（问题）是，十月革命之前有没有这种冲突。好像没有。”[6](206)
先不说这位女士多么“政治正确”，不愿看到与“时代精神”不相符的事情（实际上她是一名所谓的“斯大林分子”），但她的感觉却多少“预见”了曼太太以后回忆录的语调和情绪。而曼先生的形象，部分地也正是由曼太太的回忆录所塑造或重塑的（有的研究者说，曼太太绝不是她先生的“消极的影子”，她自有主张，并以政论家的才气，写下反对苏联极权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之书。她所写下的，乃是政论之书，而不是为“曼学”研究者提供资料的“储备室”）。[2](17)
另外，曼先生自己的表现，也不是完全“不可挑剔”（从“反专制斗士”角度而言）：在与这位“斯大林分子”女士的交往中，曼先生又被她的情绪所“感染”，除为苏联社会唱“赞歌”外，甚至表示愿意充当“保卫”斯大林的战士。一些研究者不禁发问：他要保卫斯大林，而斯大林的敌人又是谁呢？
当时，斯大林已经开始了“大清洗”，苏联报刊上也应时有关于逮捕和镇压所谓“国家罪人／人们公敌”的报道（他们的罪名也可想而知）。
由上可见，曼先生的事情，远非北岛笔下那样简单；围绕曼先生这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也还远远未能说得清楚。而在这种背景下，北岛笔下所描画的曼先生，是否就显得过于粗糙和简单了——粗糙和简单得甚至给人以“有选择地叙述历史而自欺欺人”的印象。
历史之匣，请心理上有准备时再开；历史之沟，也请体力上有把握时再跳。
题外话
曼夫妇没有孩子。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有一个儿子。斯大林为“控制”阿赫玛托娃，曾几次逮捕她的儿子。在某种程度上讲，阿赫玛托娃所受的精神打击和折磨更大，因为她毕竟是一位母亲。所以，后来也有人因曼太太将曼先生塑造成“第一受难者”而很为阿赫玛托娃不平。曼太太和阿赫玛托娃曾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她们的关系很微妙。
阿赫玛托娃生前，曾有人给她画了一个金字塔式的阶梯图，请她将俄罗斯诗人排排名次（为客观起见，他们说好不包括阿赫玛托娃自己）。最上面当然是普希金(1799-1837)，且是唯一。第二层上有莱蒙托夫(1814-1841)、丘特切夫(1803-1873)、巴拉丁斯基(1800-1844)、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和茨维塔耶娃(1892-1941)。第三层则有许多，包括涅克拉索夫(1821-1877)、曼先生(1891-1938)和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给阿赫玛托娃画此图的人不同意阿赫玛托娃对茨维塔耶娃的“偏爱”（即将她放在第二层）。[4](431)
曼太太应该不知道此事。阿赫玛托娃死后，曼太太曾对采访者说，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根本无法跟曼先生的相提并论。[4](478)这种观点，恐怕无人会认同（而阿赫玛托娃的排名法，大概也不会人人都同意）。
然而，不管评论界怎么争论，也不管争论时怎么“抬杠”，曼先生生前毕竟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墙倒众人推。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极不容易。另外，曼先生对自己还算是忠诚而真实的，绝不掩藏内心的矛盾。
行文至此，笔者也怀疑自己对曼夫妇所持的尽量理性的态度，是否太冷血。说实话，在与时代和社会的冲突中，他们精神和肉体上的遭遇，已变成沉重的道德砝码，你必须以极为冷酷坚硬的铁石心肠来与之“抗衡”，才能保持对他们态度的“中立”（此乃所谓的“专业”和“学术”吧）。人是有感情的，有时保持“态度中立”很痛苦。但这也很必要。古米廖夫被枪毙，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自杀，听起来要比曼先生向现实“妥协”更“好”（虽然他的“悔过”和《颂诗》并未能救他一命），但事实就是事实，必须勇敢直视，才能无愧于自己的良心，才能无欺于历史，也才能真正放胆地去哭去笑。
正因为极为热爱“历史”，笔者才冷静得几近挑剔地审视历史中的每个“个人”。
通观北岛全文，可以猜想，他之所以选曼先生1920、1930和1937年的三首诗，是想涵盖曼先生的一生。然谈何容易！而如果再细品北岛之文，就不难发现，在对曼先生的导读中，北岛既流露出自己的内心感伤，也表达了自己的精神寄托——这本属正常，只是北岛的导读因他不以原文为“深究细抠”的依据而太过于“一厢情愿”和“想当然”了。
曼先生所处的那段时间（尤其那所谓的“白银时代”）的俄苏文学，不是轻易就可以全面掌握的，许多话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细节因此尤为重要。有位俄罗斯人说：“我不承认没有细节的历史。”而细节，恐怕最好以原文来探究。
导读外国诗人和诗歌，首先应懂原文。这是吃文字饭的“基本法则”。如果马悦然不懂汉语，却以法译本为准，来对北岛诗歌的英译本说长道短，那北岛自己又会怎么想？
在此对北岛说这些话，并不是不希望“和更多的同行一起在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重建一种良性的批评机制”，而是想指出：任何良性的批评机制，都首先必须“专业化”。否则就只会一方“滥情伤感”，而另一方“斗气抬杠”。做个“通人”，绝非易事，因为你得先当各个领域里的“专家”。同行们在此共勉吧。
笔者不是曼先生的同时代人，故不可能提供第一手的历史资料。笔者对曼先生的探究与评价，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绝对依赖作品原文，同时尽量多地参考“当事人（们）”的第一手的回忆录，以及其他研究者的意见而已。笔者以为这才是“专业”的做法，至少在“技术”上讲。至于不同意见，欢迎在此前提之下讨论。
2006年1月读到北岛之文，
2006年2-5月写此文，
6月润色，9月删改，
2006年12月——2007年1月又大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