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中立”—对抗：1944-1946年中共对美政策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对美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D8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6)01-0005-17 本文的主旨是研究1944-1946年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过程及其主要特点。这两年多的时间是世界政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过渡到冷战的剧烈变动时期，在此背景之下，中共对美政策经历了从寻求与美国合作到在国共斗争中“中立”美国、再转向与美国对抗的过程。以往有关研究通常以二战结束为标志，将这个时期划分为战争后期和冷战爆发前两个阶段，并在此框架中将中共对美政策分为战时和战后初期两个阶段分别叙述，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做详细评介。从国际冷战历史的角度看，毋宁说这是过渡的时期，不论是国际形势还是相关国家的政策等都存在明显的连续性，中共对美政策同样如此，故可以也应该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加以叙述和分析。 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侧重于叙述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以及中共对之做出的反应，本文则着重在一个更为丰富和连贯(即将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作为一个更具连续性的阶段)的历史画面中，解读中共政策变动的复杂原因和动力及其对理解后来中国外交的价值。在这个画面中，仅仅考察和描述中共与美国在具体事件上的互动本身等，对解读中共政策的变动及其特征远远不够，因而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局势的整体性的独特观察和思考、对中国革命运动在全球政治潮流中地位的独特判断以及他们定义的革命运动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等等，这些因素都在更深层次上左右着中共对美政策。事实上中共领导人当时的确是将对美国及其对华政策的认识和理解放置在一个复杂的认知框架中的。简而言之，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运动与世界政治的关系的认识和中国革命战略在各个阶段的转变所产生的对外关系需求等，是中共对美政策变化的更为深刻和强大的动力。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利用了一些新出现的历史档案，对涉及的某些重大事件做了更丰富具体的叙述，这对分析中共对美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与美合作政策的缘起与终结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国罗斯福政府所派遣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军事观察组分两批到达延安，中共与美国之间的准官方联系正式建立。8月18日，中共中央首次就党的外交发布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前所未有地详细阐述了与美国合作的意义和方针，明确提出应积极发展同美军合作，并争取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构建更多方面的合作。该指示说，不要把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当做普通行动”，那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了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当前国际统战的中心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就国家而言，美苏英与中国关系最大，而且目前美英与中国共同抗日，尤以美为最密。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可能实现”。①“8·18”指示是中共与美国合作的政策形成的标志，它在这个时期形成反映出中共领导人对国际事务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相当复杂的认识。 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的基本认知源于支配国际共运的理论思想，因此形成了必定要从世界政治的全局思考中国革命与外部关系的思维方式，并将美国视为中国革命的对象，只不过二战前美国在华影响力很长时间都不突出，因而还不是主要敌人。这种情况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有所改变，中共中央当时曾经提出建立包括美国在内的“反日国际统一战线”。②不过这一主张的认知基础相当薄弱，会随苏联对外政策的变化而动摇。最突出的是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共随后亦按照苏联对外政策的改变而放弃了联合英美的“反日国际统一战线”。中共领导人当时公开谴责美英等反对德意日侵略的政策是“好战”，并支持美英等国的共产党反对本国政府参战和加强军备。他们甚至认为，“革命正在全世界发展与酝酿”，英美则是主要敌人，并因此反对国民政府与美英结盟。③ 导致中共中央越来越警惕美国的另一个很实际的原因，是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迅速攀升。1940年夏季，中共领导人曾经断定，列强中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者已非美国莫属，即“虽然美国还没有参战，但对抗德意日阵线的主要领导者，已经不是丘吉尔，而是罗斯福了”。④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影响下，他们甚至认为，包括斯诺这样曾提供过帮助的“英美记者及各种人员系政治情报员”，“彼等政治态度依英、美政府对华政策为转移”，他们为适应英美政府策划“东方慕尼黑”的需要，“在报章杂志中发表挑拨国共关系和不利于我之言论”。⑤从这时起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几乎没有什么英美记者能够像过去那样，进入中共控制地区采访。 由于1940年秋季国共关系骤然紧张，中共领导人一度将美国视为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认为是美英的政策导致国民政府“极速”转变，而国民党反苏反共是它“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具体准备步骤”。⑥毛泽东当时甚至预言，中国政治“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莫过于打败日本后，“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⑦这个判断如此之深地植根于毛泽东的心中，以致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个“美国威胁论”。 但是，美国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同中共中央的分析出入甚大。特别是美国在华记者对皖南事件的报道引起罗斯福政府对国共紧张关系的关注和警觉，他们明确向国民政府表达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告诉蒋介石：美国“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的斗争”，“希望这困难能予克服”。⑧罗斯福还派遣白宫助理居里带信给蒋介石，希望国共“为抗日之共同目标而加紧其团结”，并赞许中共“对于农民、妇女及日本之态度”。⑨罗斯福政府的态度对约束国民政府当然是有作用的，中共领导人则因此开始认真地考虑美国在国共关系中到底可以扮演何种角色。他们的结论是大国之中真正能够而且有时也愿意约束蒋介石的国家主要是美国，其政策可使国民政府“难于反共”。⑩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起草题为《论政策》的党内指示，以几个“区别”来论述改变对美政策的合理性。该指示强调，必须在具体分析和有所区别的基础上制定对外政策，总的原则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首先“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其次是需要区别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英美与德意日、英美政府与英美人民、英美的远东慕尼黑政策和它们目前的政策，根本方针则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11) 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它实际上承认了以往的政策包括对美政策是简单化的，有必要进行重大的调整；另一方面，它基本上固定了中共与美国关系的层次，即彻底地相互利用——“利用矛盾”，合作也只能是“利益的汇合”，不仅不大可能有理念和价值的交集，最终还要“各个击破”。在战略文化的层次上观察，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可以将国内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运用于处理对外关系，这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国内政治经验的倚重和坚持。 中共中央在此后一个时期的对美政策仍然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过毛泽东毕竟为制订更实用的对美政策提供了空间，其最初表现就是美国记者又可以进入中共控制地区了。中共中央在《论政策》发出的当天，专门就如何对待英美新闻记者等发布党内指示，指出美国记者等还是要“当做情报人员看待”，不过另一方面也将他们“当作外交人员看待”，“待之以外宾之礼”，“以便经过他们形成我们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共有关机构和人员对接洽来访的英美记者，“不仅不应采取不合理或冷淡之态度，而且应采取欢迎与招待之态度”。(12)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中共领导人的认识很快出现大幅波动。7月6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说：“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13)随着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中共的对外联络工作越来越多地向美国转移。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共中央终于确定，美国是必须给予首要关注的国家。其他国家几乎都只参与部分战区，特别是苏联不仅没有参加对日本的战争，还从中国撤走了军事顾问。1942年初，苏军派遣一个各兵种混合情报小组到延安，但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展开情报合作的建议，该建议包括苏方提供资金和技术，中共提供人力，所获情报共同使用。此后苏军情报组成员大部分撤走。(14)这时，中共驻重庆的代表正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场合，接近和联络美国驻华军政人员和新闻记者，以便与他们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 中共中央在这个时期作出的另一重要决定也对中共对美政策产生了深刻影响，即中央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党委或省委、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机关等等，均设立独立调查研究机构，工作包括“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中共中央直属的调查研究局中，则专设国际问题研究组。(15)此前中共领导人在世界政治领域严重依赖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判断，他们终于意识到这种依赖是有害无益的，必须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将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的战争，对外政策问题对于中国政治舞台的任何政治力量，都是生死攸关的，中共有必要更多地根据党的系统独立获得的信息和分析，做出结论并制订政策。 1943年夏季开始，中共同美国的关系出现重大发展，到1944年夏季达到高潮。有几个相继发生的事件推动了这个进程。首先是苏联为了赢得战争，当时主要是为了促使美英尽早在欧洲开辟第二条战线，于1943年5月解散了共产国际，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从而拥有了制定各自政策的更大的自主权。其次是当年夏季发生的第三次国共危机中，罗斯福政府再次积极表明不支持国民政府打击中共的政策，这使中共领导人更加相信，在国共斗争中美国的确是很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16)这个时期，中共报刊对美国的赞扬的确是空前的。当然这不仅是国内斗争的需要，那些宣传文章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流价值的认同，中共领导人当时真诚地相信那就是世界政治的大潮流。最重要的还是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中国战场出现了真正的危机，它导致美国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极度紧张。中共的国内政策和对美政策也因此而紧密联结在一起，实际上中共与美国的官方联系与美国介入国共谈判几乎是同步的。 美军观察组最终能进驻延安，是因为罗斯福政府一再要求蒋介石准许驻华美军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以加强对日作战和了解中共政策。另一方面也同中共驻重庆代表的积极联络有关。他们在1944年3月间已经获知，罗斯福正在要求蒋介石同意向延安派遣代表，以便了解中共在“战时及战后态度”。(17)美国副总统华莱士6月下旬访华时，中共代表就在争取单独会见华莱士的机会，他们甚至对华莱士访问延安抱有过希望。(18)在华莱士访华期间，中共代表获知蒋介石已经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立即报告中共中央。(19)毛泽东接电后当天就回复请林伯渠、董必武等代转达欢迎，以及立刻在延安修建机场等。(20) 在此转折的时刻，重庆中共代表和南方局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报告，说明中共发展同美国的关系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共代表与美军人员商谈的具体内容和深度，包括在华北、华中、东北等地收集情报、修建机场等。(21)中共领导人对美军人员透露的一些拟议中的军事行动计划相当重视，并很积极地争取实现合作。(22)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代表还前往湖北中部新四军五师驻地，提议商谈以汉口、上海、广州等地为中心建立通讯网，初步磋商美军在沿海登陆时与新四军配合作战以及进行情报合作，等等。 重庆的中共代表在报告中对美方的目的做了深入的分析，其中指出美军观察组不仅仅是为了准备对日作战，而且还要了解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及中共未来的政策，如战后是否会同美国合作等等。他们认为这些是很多美国人“心里的问题”。(23)他们也相当敏感地注意到，美方最担心的是国共内战会“弄坏美苏关系”，其潜在逻辑含有“美必援蒋，苏必援共之意”。(24)也可以说存在着发生内战时美国有援助国民政府的可能性。 此外，特别有分析价值的是中共南方局在8月中旬所提交的一份有关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专门报告，其中对美国政策做出了超乎寻常的大胆预测，即美国有可能承认中共是中国政治的中心，如果中共的确有足够的力量的话。该报告论证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即美国在东亚的政策目标是彻底打败日本，为此需要联苏联共，这有利于中共力量的发展；另一方面，罗斯福政府也面临来自国内孤立主义势力、保守分子和教会造成的阻挠等实际困难。报告还指出，如果蒋介石不能适应美国需要，罗斯福政府有能力“扶植一个完全执行美国政策的政府”；即使蒋介石倒台，中共也不能幻想“美国会自然承认我们是中国政治核心”；但是，“在现实已经造成不能否认时，可能被迫承认”。报告还建议中共中央采取行动，控制美军有可能登陆作战的沿海地区，以便争取双方的军事合作。(25)在随后不久提供的另一份报告中，南方局提出，美国很关注中共对苏联的态度，中共对苏“义务宣传太多”，这需加以改进，并应对为什么继续使用“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做出解释，因为美国方面很难理解中共的政纲和名称之间的不一致。(26) 除上述那些政治和政策性的分析，一些来自地方的报告也包含对美国人的观感，它们反映了在几乎没有同美国人接触过的一些中共领导人心中，美国人基本上是一种正面形象，至少是好于英国人，后者被认为是“狡猾”的。(27)例如在新四军五师的报告中，美国人的形象是“实际主义精神强，只求达到目的，采用一切方法”，“做事认真，重信”，有“绅士气”，感情上则“天真”。(28)在重庆的林伯渠曾提道，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前往延安前就说过，“要做到与中国新力量合作，如做不好，此生完了”。(29)包瑞德到延安后，中共领导人同他相交甚好。 上述各种报告的分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中共领导人的判断和决定，从历史过程看，这也是中共中央首次完全依靠党的外事机构分析美国对华政策。中共领导人的反应几乎是全方位的。正是在收到南方局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了前述“8·18”外交指示。有必要进一步指出该指示的另一独特之处，即中共中央将国际统战政策置于外交政策之上，外交是“国际统战政策”在当时的最重要内容。换句话说，“外交”只适合于美英这类性质的国家，后来历史证明这种思维对建国前后中国领导人处理相关问题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而且，循着这个逻辑才能理解，中共领导人为什么将美国内部“也有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作为制定对美政策的依据，并提出应做相当细致的区分，而且他们还认为美国内部的顽固势力要弱于英国。(30)后来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继续认真区分美国国内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31)后来又增加了要把美国当前的政策同将来可能改变的政策加以区分。 中共中央的上述论述也证明，中共在处理对美关系时必定受到先在的理论思想的约束，他们只能将与美国的合作放在国际统战的框架内加以解释，从而使政策的转变具备合法性。但是，一旦这种合作发展起来并提供实在的战略利益，中共的政策将走向何方并不是那么确定的，问题在于与美国的合作到底能走多远。后来美军放弃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原因同中共与美军的合作无关，是美国在更大的范围内做出的军事战略决定，其结果是历史没有为双方提供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机会。 与美军展开军事合作是中共政策的最主要的内容。“8·18”指示发布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开始积极推进与美军的合作，这时驻华美军与中共军队的联系也在迅速加强。除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外，在华北中共根据地、华中新四军五师控制的地区和华南的东江纵队，均有美军人员积极活动在收集日军情报、提供空军作战用的气象资料、勘察登陆场、修建机场、了解中共军队在沿海地区的分布情况、营救落难的美军飞行员等等方面。 “8·18”指示发布之后，中共与美军的合作进入到新的阶段，最突出的是准备在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时与美军配合作战。中共领导人当时认为，美军与中共合作的目的在于“不但目前便利空军轰炸，而且准备将来登陆作战取得配合”，故应积极开展“广泛游击战”及“准备大城市武装起义”。(32)中共中央遂决定向美军积极活动区域加派部队，并指示各部队改进参谋、情报和通讯联络等方面的工作，“增设战略情报机关，定为联络部”，作为同美军进行情报合作的机关，师级和小军区增设联络处或联络科，以便“与美军取得联系”。(33)中共领导人当时考虑过，与美军合作有可能引起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但与美军合作仍是利多而害少，所以各部队应“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34) 这期间，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需要在华中地区建立情报通讯网，美国战略情报小组需要获得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地区的情报资料，史迪威指挥部需要了解向华中地区的日军进攻时，中共军队能够提供哪些援助，等等。此外，驻华美军各单位多次提出计划拟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这些计划包括：戴维斯提出向连云港附近的中共军队提供训练和物资，以及建立情报网等；麦克罗将军提出，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时，争取与中共军队配合作战。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直接同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过两军在战场联合作战。(35)到10月下旬，中共领导人一度相信，美军可能在杭州湾一带登陆，而且“时间可能很快”，于是决定派遣有关部队和大批干部到沪杭甬和华北指定地区，配合美军登陆，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夺取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36)他们的基本判断是“美国可能在长江下游登陆，我们和他们合作”，而美国与日本作战“那就不能不依靠中国大陆上的力量，那就不能不与我们合作，与我们合作就对我们有利”。(37) 中共中央的另一目标是争取获得美国援华物资的一部分。向中共提供军事援助是1944年初夏开始在重庆外交圈和国际媒体中出现的一种议论。华莱士访华期间，中共代表从宋庆龄处获悉，华莱士曾对中共得不到援华物资表示不满。(38)随着同美军合作的逐步加强，中共中央越来越相信美军有可能向中共军队提供援助。在“8·18”指示中，中共中央已经将获得美国直接援助作为中共“半独立外交”的内容。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将“公平合理”分配美国援华物资列入同国民政府谈判的重要内容。(39)9月9日，中共中央要求在重庆的林伯渠等利用同赫尔利、纳尔逊等会谈的机会，直接提出中共军队应获得美国军援物资，而且“至少应得三分之一”。(40)三天以后，毛泽东干脆提出，应将美国援华军事物资的“二分之一给八路军、新四军，即国共平分”。(41) 与美军合作的另一项影响是促使中共中央提高了在国共谈判中的要价。1944年春，正面战场的军事溃败给国民政府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共中央认为这是重开谈判并迫使国民政府做出让步的最好时机。但经过一段接触之后，中共领导人断定蒋介石并没有在危机情况下让步的打算，要想“根本调整国共关系，要待蒋更困难和美方施以更大压力时才有希望”。(42)9月中旬，中共军队与美军的合作和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从两个方面推动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大幅提升国共达成协议的门槛，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43) 国共关系骤然变化促使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直接介入国共谈判。中共中央显然希望借助美国的压力，他们此前已经获得信息，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使“中美商谈濒于破裂”。(44)10月中旬开始，赫尔利多次会见重庆中共谈判代表。他一方面强调要维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同时亦承认中共军力强大，中共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应取得合法地位”，他本人希望访问延安。(45)赫尔利这些谈话对中共领导人是有影响的。10月18日，毛泽东在董必武等人与赫尔利会谈的报告上写道：“蒋最怕指名批评他，美国亦怕我们不要蒋，故在蒋存在条件下，可以做出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46) 中共领导人显然有意借助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也对美国竟然愿意与中共合作感到不可思议。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说：“鸦片战争以后，104年以来，没有一次这样好的环境，全世界民主国家都在帮助我们。过去只有苏联帮助我们，现在英美不反对我们，还帮助我们，起了大变化，马克思书本里也找不出这样的变化，只能找出这种变化的原理，而找不出这种变化的具体描写。”(47) 11月7日，赫尔利到达延安。随后两天，毛泽东同赫尔利谈判签署了一个有五点内容的协议书，由赫尔利带回重庆，周恩来则同机前往。毛泽东在谈判期间向赫尔利表示，他本人愿意接受后者的建议，可以同蒋介石直接会见解决国共矛盾。(48)赫尔利离开延安时给毛泽东一封信，说他们的会谈“是对于统一中国的福利及联合国家胜利的贡献”。(49)毛泽东则托赫尔利给罗斯福带了一封信，表示很感谢赫尔利“卓越的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并希望中美两国人民“永远携手前进”。(50)5天后，毛泽东通过美军观察组收到罗斯福的回电，电报中说“余期望与所有(一切)中国力量的强有力的合作”。(51)董必武也从重庆发来电报说，罗斯福打电报让蒋介石“改组统帅部改变办法云云”。(52) 但是，赫尔利回到重庆后很快改变了态度。由于无法说服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他决定放弃同毛泽东达成的协议，进而要求中共做出让步。中共领导人本来就对赫尔利能否说服蒋介石让步持怀疑态度，在赫尔利变卦后，他们仍然希望维持同赫尔利本人和驻华美军的关系。中共中央尚在权衡是否继续国共谈判以及如何对待赫尔利之时，陈毅给毛泽东的一封长信起了很重要作用。陈毅8月以来一直参与处理与美关系，他在信的开头引用了多尔衮灭明时写给史可法的一段话：“本朝天下取之于闯献，非取之于明朝。”他指出当前最好的战略就是“拖下去”，不要参加不可救药的国民政府乃至为其“奔丧”甚至“殉葬”，中共应集中发展其力量，等待国际局势大变将中共“推上全国大舞台，是有如水就下，沛然莫御之妙用”。(53)毛泽东对此建议十分重视，中共中央实际采取的行动就是“拖下去”，因而一直与赫尔利保持着联系。真正导致中共中央对美政策变化的最直接原因是双方军事合作的破局，而赫尔利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国共谈判陷入僵局后，中共军队与驻华美军的军事合作尚未受到赫尔利调处受挫的影响。驻华美军各单位的代表仍在重庆与延安之间穿梭往返，积极寻求与中共进一步合作的可行方案。中共领导人同样对军事合作抱有希望，曾直接向驻华美军提出，希望得到财政帮助，用于瓦解日伪军。他们并不希望政治谈判受阻会影响与美军的军事合作。但是，赫尔利将其调处无法取得成果归咎于美国驻华使馆和驻华美军中一批所谓的“亲共人士”。他通过政治手腕撤掉了那些美军军官和使馆官员，这一行动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共与美军合作的条件，这对双方关系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一些论著将此归结为罗斯福政府的阶级属性，但决不可低估赫尔利的个性及其政治能量的作用。如果不是赫尔利在重庆翻云覆雨，中共与美军的军事合作至少不至于如此不堪。 在赫尔利整肃美国驻华机构开始不久，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说，赫尔利提出由美国人指挥国共军队的建议，就是要将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共军队“变成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54)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对赫尔利破坏双方军事合作的强烈反应，他进而主张“要攻掉美政府之扶蒋主张”。(55)同美军观察组合作和同赫尔利谈判是毛泽东第一次同美国官方代表交往，他和他的同事一直对美国疑心重重，赫尔利的政客特质使他们对美国人更加缺少信任。 1945年4月2日，回国述职的赫尔利在华盛顿的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声称美国对华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领导中国。(56)他肯定没有想到他的这番讲话在延安引起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中共中央将他4月2日的讲话视为美国政策出现逆转的标志；二是中共中央为了向美方施加压力，决定中断同美军的合作。3月中旬，华南中共部队领导人曾经致电中共中央，请示配合盟军在广东沿海登陆作战的相关问题。中共中央在复电中说，美军有可能先在广东登陆，但美国以扶蒋为主，华南部队必须准备应付局势恶化。(57)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不再认为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会对中国政局带来积极影响，开始谨慎考虑对是否要配合想象中的美军登陆作战。 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明确告诫要警惕战后美国军事干涉的危险。随后他在内部报告中又一次提出，中国在战后“有可能成为以美国为主统治国民党的半殖民地，这将是一场长期的麻烦，中共党的高级干部要注意研究美国的情况，要准备吃亏”。(58)基于这种严峻的判断，中共中央开始限制与美军的合作和美国军政人员在中共控制地区的活动。中共中央向有关部队发布指示说：美国已经决心全力扶蒋，但为了对日作战和顾及苏联与我方的关系，暂时不愿贸然中断与我方的联系，并企图借双方已经建立的联系了解我们的政策。我方对美军可表示愿意合作，但只限于供给情报、气象和予以地面救护。其他则应请示中央。(59) 七大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军委即通知各根据地，不再准许美军在根据地建立通讯机构，停止提供机密情报。对擅自空降的美军人员应解除其武装，不准其通讯并监视其行动。(60)毛泽东告诉在延安的包瑞德，美军观察组的人不得“偷偷摸摸到处乱跑”，因为中共对他们不放心了。(61)驻华美军在此期间曾经提出在灵丘、阜平和沂水等中共控制的地区修建飞机场，在中共各军区、军分区建立通讯网，在敌后增设地面救护站、气象台和侦查电台等等要求，结果均被拒绝，中共中央指出要“警惕其反动阴谋，增加其在敌后得不到我军配合的困难”。(62)总之，中共中央在七大期间及随后的决定标志着中共与美国合作的政策画上了句号。日本投降前夕，毛泽东亲自著文痛斥赫尔利的斡旋是同蒋介石表演双簧，以便欺骗中共和中国人民。(63)这既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立场，其用词之尖刻也透露了毛泽东对赫尔利这位美国大使的负面评价之深刻。 二、“中立”美国 1945年8月13日，苏军对日宣战后第四天，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阐述中共中央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其中专门讲到美国就是“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他要求与会干部不要害怕，因为美国是“吓唬人的”。(64)由此观之，中共领导人这时显然对美国充满警惕并宁愿选择对抗的姿态，对美国介入中国内战也有所准备。不过这种对抗性的姿态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11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明确提出“我们目前在以对蒋斗争为中心时……另方面有时(甚至只是形式上的)也可中立美国，以减少我们一时或某一程度的困难”。这里所谓“中立美国”的政策，其本质简而言之就是利用美苏矛盾与美蒋矛盾，排除美国军事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可能性。最初它还只涉及一些军事方面的具体措施，“即是对美采取不挑衅的政策，以减少美国寻隙的借口，并非不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的政策，也非不抗议美国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和参加中国内战的政策，更非在美军进攻我们时采取不抵抗政策”。(65)不过，这项政策的依据和内在逻辑使它具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和解释力，后来则进一步发展为在国共矛盾中利用美国。 循着中共政策的演变，至少需要梳理清楚三个相互影响的具体过程，才能确定这次政策转变的特点及其研究价值。首先是抗战结束后不久，中共同美国就在华北地区发生了军事冲突，尽管规模不大，但具有一定程度的战略性对抗意味。9月中旬，中共军队展开抢先进入东北的大规模军事调动。与此同时，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根据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开始在华北沿海的一些重要港口登陆，这导致双方在华北一些战略要地形成了紧张的对峙。美军在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刚刚展开、国共在华北的武装冲突正趋高潮之际，抢占华北的海陆交通要道，直接威胁了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中共军队势必要在华北地区抵抗美军介入，中共军队同美军时有冲突。由于冲突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别，对中共领导人的判断也有不同的影响。 8月30日，魏德迈当面向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抗议，在徐州附近的中共军队打死美军上尉军官一名，俘虏士兵三人，以及中共军队对迫降的美军飞行员“态度不友好”。魏德迈表示对此至为恼怒，声称事态“是极为严重的”。毛泽东提出，美军进入中共控制地区前“最好事先通知”，魏德迈立即予以拒绝，认为“不能接受”也无此“必要”。他要求毛泽东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毛泽东答应进行调查，如属实“当深致歉意”。(66)中共中央随后即指示有关部队，释放扣押的美军人员。毛泽东的应对可算是礼貌有加，但依他的个性，魏德迈这种抗议方式肯定极大地增加了他对美国人的厌恶感。 自9月下旬开始，中共领导人越来越关注美军在华北沿海大规模登陆后的动向。当时中共中央已经在采取措施以避免同进入华北地区的美军发生冲突，中共领导人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美军卷入到国共冲突中。另外，他们也从相关渠道获悉，美国人中对中共“同情者很多”，对杜鲁门政府援助国民党军队运兵“颇有不满者”，尤其是赫尔利回国后不会再来重庆。(67)中共领导人据此认为，美国对华政策正处于变动中，保持军事上的谨慎和对其施以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们告诉华北各部队“对美外交极宜谨慎，方针仍是避免与美军事冲突”，“对美人民仍采合作态度”。在前线碰到美国军民，应不予扣留，不加伤害，不收缴其武器和通讯器材。如果美军人员与国民党特务一起到解放区活动，仅扣留国民党特务，“勿牵及美人”。对各处所扣美军人员应立即“送人出境”、枪械和通讯器材等“立即发还”。(68)显然，中共中央最初还在观察和了解美军的意图。 但随着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在华北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以及美军登陆后对中共采取敌视态度和敌对行动不断升级，中共同驻华美军的关系急剧恶化。在整个10月，中共军队与美军在华北很多地区都处于对峙状态，双方的直接冲突主要集中于烟台和秦皇岛地区，那里恰恰是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重要通道。自八路军8月25日占领烟台，这里被确定为海运军队进入东北的枢纽。中共中央在8月末获得美军计划在华北沿海地区登陆的信息，随即提醒有关部队加强准备。中共山东分局立即指示所辖各地区“有关远东大局一切应谨慎从事”，要准备好处理与美军的关系，底线是“硬不硬到引起武装冲突来”。(69) 9月下旬，美军船只开始在烟台附近海域游弋，中共军队的海运行动被迫改在夜间进行。中共中央专门电示山东分局，要争取阻止美军在烟台的行动，但应避免冲突，以善意接待。如美军武装挑衅，请迅速向中央报告。此后，中共中央又连续向各地区中央局发布指示，要求在遇到登陆的美军时，应以主人态度予以欢迎，避免冲突。如遇美军开枪开炮、拘捕我方人员和占领我方阵地，以及携带国民党军队登陆，应向中央详细汇报并加以公布，但在行动上必须“忍耐一些”。(70)中共中央还一再催促山东分局，尽快作好渡海准备，即使有美海军舰艇在航道上巡逻，也要冒险渡海。9月29日，美军舰抵达烟台海面。第二天，中共中央罕见地严厉批评山东部队行动迟缓“已是大错，如不立即补救，将逃不了历史的惩罚”。(71) 10月1日，美军派代表在烟台上岸，与中共驻军谈判，要求在烟台登陆。中共代表提出美军士兵可在指定地点休息，美方可派人到市内察看美国人财产，除哨兵外一律不准携带武器。美方表示不能接受这种安排。三天后，美军派驱逐舰一艘进抵烟台港，并要求中共撤退驻军和撤销防务，将烟台移交美军。为阻止美军在烟台强行登陆，中共领导人指示烟台守军，对美军登陆“必须表示强硬拒绝，建筑工事，实行抵抗。只有在不能击退美军并无法阻止其登陆时，才予撤退”。他们认为只有“采取强硬态度，并在世界上引起舆论大风波之后，才能压制美军的无理干涉”。(72)中共中央利用媒体详细公布了烟台交涉的有关函件和美军的行动细节。按美军的计划，参与夺占烟台的共有5万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并配以海空军支持，其作战对象原为日军。但美军指挥官最终以“没有美军在那里登陆的理由”，放弃了登陆计划。 秦皇岛—山海关地区是中共军队同美军发生冲突的另一地点，这里是从华北进入东北的咽喉要地之一，当时已被中共军队控制。10月1日，美军在秦皇岛登陆，美军得到的命令包括如遇中共军队抵抗，“可执行必要而适宜的军事行动”。(73)美军开始修筑秦山铁路，同中共守军发生枪击。18日，美军乘车冲入中共军队控制的海阳镇，解除了中共守备人员的武装。 中共中央曾指示当地驻军禁止任何美军人员进入中共控制区；在铁道线及其他接近美军地点建筑工事，严密布署警戒，不许美军通过；如美军武装进攻则坚决抵抗，只有在抵抗不住时才得撤退，并在有利条件下实施反攻；应迅速将警戒线通知美军，并不得对美军先开枪。(74)但中共驻军最终未能阻止美军控制该地区。11月初，在营口、葫芦岛东北登陆未果的国民党军队被运抵秦皇岛，并经此突入东北。 比较美军在烟台和秦皇岛两地的不同做法，可以看出他们的行动并非是协调一致的，实际上这个时期驻华美军对其在华任务的理解并不是很清晰的。综合来看，中共军队与美军的直接军事冲突并不激烈，也不多见。部分是因为中共中央不希望引发美国直接大规模介入，故要求各地保持克制。除少数事关全局的战略要地，中共中央通常不允许同美军发生战斗。不过，美军的行动毕竟威胁了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10月间，驻华美军人数已达11万之众，其中大部分驻扎在华北，除受降外还参与了帮助国民政府抢占和控制交通要道。这不仅加剧了国共之间的紧张气氛，甚至导致苏联开始怀疑和担心驻华美军的意图。由于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正在华考察军事形势，苏联方面告诫中共，魏德迈使命“极其庞大，有垄断全(中)国，甚至有侵入东北的企图”。(75)之前论及的所谓“一定程度的战略性对抗”，就是指美军对中共战略的某种潜在的威胁，从后来的发展看，这也的确是中共同美国的战略性对抗的起点。 其次是中共领导人在处理国共谈判过程中形成的对世界政治局势及其对中国政局之影响的看法。8月14日，蒋介石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16日回电予以拒绝，他这时的主要关注是中共军队如何扩大战果，直到收到一封来自斯大林的具体日期不详的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敦促中共中央与国民政府谈判，“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76)斯大林的这个悲观预言实际上就是指如果发生国共内战，存在美国直接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不仅莫斯科来电如此告诫中共中央，苏联驻华使馆、东北苏军等等，均相信美国极有可能直接军事干涉，而且结果将是中共遭受毁灭性的失败。(77) 中共中央固然对苏联领导人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感到不满，不过中共领导人对战后美国是否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关注度也非常之高。(78)他们一直认为，抗战结束后会有一个“过渡阶段”。它何时结束？过渡到哪里去？是和平还是全面内战？都无从确定。(79)究其原因就是中共中央对当时国际环境中确实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难以把握。因此当莫斯科明确警告美军有介入的可能时，中共中央自然会重新考虑其战略。 8月23日，在延安枣园召开了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五十多名高级干部出席。毛泽东宣布他将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随后详细分析了中共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他承认中共未能取得预期的所有成果，包括“没有得到大城市，没有机械化军队，没有合法地位”，这就是现实。当然国民党也有很多弱点，至关重要的是列强都反对国共内战。实际上，中共中央的各种战略设想中都包含对美国和苏联对华政策的判断，即美国是否会援蒋内战和苏联是否会援助中共。这次会议也不例外，毛泽东谈了他的基本判断，其中尤为独特的内容是他认为，如在欧洲英国必控制希腊从而进行军事干涉一样，“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中共如占领南京、上海一类大城市则“美国一定要干涉”，反之苏联“不可能进一步帮助中国革命”。所以，战后中国的前途“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80)会议经讨论同意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为了试探可由周恩来先行一步。 8月25日晚，中共政治局7人加王若飞再次召开会议，最终确定毛泽东立即亲赴重庆。毛泽东即电魏德迈，愿意在延安见到赫尔利，然后他本人将和周恩来、赫尔利同机飞渝。(81)国共两党积怨太深，彼此几乎没有任何信任，毛泽东等期待重庆谈判会有结果，主要是基于对世界政治特点的判断，他们认为国共关系有可能随着国际上大国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第二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他将亲往重庆谈判，以及相信是有可能“解决一些问题的”，因为美英苏“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82)中共中央随后通告各地称，由于美英苏“均不赞成中国内战”，国民党可能“有条件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承认国民党的地位”，中国将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83)28日，毛泽东等同来延安的赫尔利一起飞往重庆，随后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谈了40余天，最终双方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重庆谈判结束后不久，国共很快就在华北和东北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不过中共中央还是认为，今后六个月是向和平过渡的阶段，“和平、民主、团结、统一”是国民党被迫不得不走的道路，中共军队当前在华北的反击和争取控制东北等，都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军事胜利，以便更早实现“和平”。(84)这个基本判断对理解中共中央后来又恢复国共谈判是重要的。实际上中共中央在11月末提出在国内斗争中“中立”美国的政策，以及之后一段时间该政策内容的丰富和发展，都同会出现“向和平过渡的阶段”以及这有赖于必要的国际条件等的判断有密切的关系。 前述11月28日的指示再次展示了中共领导人思考的内在逻辑同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的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即所谓“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85)按照这个逻辑，只要美苏关系出现变化，蒋介石会调整政策，中共同样需要调政策。所以，在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新的对华政策声明的当天，中共中央召开专门会议。与会者都认为，一个时期以来根据“加以区别”的原则和采取谨慎的态度处理对美关系是正确和必要的。中共中央在会后发布的针对美国政策的指示中说，杜鲁门声明证明“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基于此判断，“中立美国”的政策进一步丰富起来。中共中央要求各部队要缓和与美军的关系，对驻华美军及美方人员应持友好态度，避免冲突；对进入中共控制地区的美国记者，应帮助他们自由采访和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以便使他们获得友好的印象，这样可以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于在中共控制地区降落的美国飞行员和进入中共控制地区的美军人员等要善意地接待。(86)“中立美国”由此从对美军不挑衅和避免冲突转向了更积极的方向，即在解决国共问题中更主动地利用美国，以便能在新一轮国共谈判中获得更多的利益。随后不久召开的莫斯科美英苏外长会议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中共中央的分析，他们认为不仅美国的政策，而且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议也对中共有利。在他们看来，正是此种国际条件使得“国内和平的趋势已经确定”。(87) 第三个过程是中共中央对美国政策变动的反应。11月下旬，赫尔利宣布回国述职，中共中央显然已经注意到杜鲁门政府正在调整对华政策。客观地说，由于苏联此时强调不介入国共斗争，相反美国公开声明有意介入，这使美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力大为提高。如何应付美国介入国共争端成为中共当时面临的最严重的外部问题，事实上中共中央这时更关心的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因为毕竟是美国而不是苏联能够更有效地影响国民党的政策。中共领导人承认美国在中国政治中有重要影响力，不过他们相信美国介入国共之争还是有所顾忌的，其扶蒋反共政策也是有限度的。前述“中立美国”政策的积极发展也同美国政策变化以及中共中央的这种分析和判断有直接关系。 正是基于对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积极评价，在随后重开国共谈判中，中共代表同马歇尔进行了可以说是相当积极的合作，而马歇尔也的确推动国共谈判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展，以致中共党内一度产生了对马歇尔调处的好感。一些中共领导人甚至真的相信，正是在马歇尔的帮助下，中国正进入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88)有必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本人并不那么相信美国人。在他看来，战后美军在华北的行动已经影响了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马歇尔的真实动机还有待进一步考验，尤其是美国是否愿意和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并不是确定的。 1946年3月4日，马歇尔访问延安，中共领导人在机场举行6千人之众的欢迎仪式，随后双方的会谈也很融洽。第二天，毛泽东等中共高级领导人早起亲往机场送行。马歇尔当场表示“我们的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毛泽东则“衷心感谢”他“帮助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事业的努力”。(89)这次会谈是中共领导人与马歇尔合作的最高潮，之后不久形势即急转直下，国共在东北爆发大规模战争，事态的进展最终摧毁了部分中共领导人对美国人脆弱的信任感，对毛泽东来说则是证明了他对美国人的一贯怀疑和警惕是正确的。 三、从“中立”到对抗 1946年3月中旬，随着苏军迅速撤出东北，国共很快爆发了大规模冲突。这时中共领导人仍然十分关注马歇尔的调处立场，认为他能否向蒋介石施加足够的压力，是能否制止全面内战的关键，而他本人还不愿支持国民政府发动全面内战，中共在谈判中仍然需要“经过他来缓和局面”。所以不仅不宜公开批评马歇尔，而且还要“改善与美人的关系，无论美如何偏蒋，我除据理力争，只要美不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应尽可能争取美人”。(90)然而，“中立美国”政策持续下去的条件迅速消失了，中共政策最终转上与美国对抗的轨道。在此过程中，美国政策的变动固然是至关重要的客观因素，很多论著做了足够多的分析，在此不赘述。更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对世界政治及其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的认知等，恰在此时出现了带有根本性的转变，这极大地带动了中共对美政策的改变。 诸多历史文献证明，毛泽东此时对国际局势仍然特别关注而且非常敏感，他的思想转变几乎与冷战爆发同步。3月15日，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苏军3天前撤出沈阳后的东北局势。毛泽东系统阐述了他对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的思考。他说世界政治中有三个重要的因素：第一是德意日失败为革命运动开辟了道路；第二是德意日“残余势力”与英美的“亲法西斯势力”要继续反苏和反对革命，它们就是“当今的主要敌人”；第三是美英内部是有矛盾的，除了人民以外，资产阶级中还有“和苏和共”派。中共的路线是联合人民和资产阶级中的中、左派，打倒“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总之，有可能“击破反苏反共的阴谋”。他还批评了政协协议签订后，中共领导层有些人忘了蒋介石反革命的一面，他说“那就危险的很”。(91)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说：“苏军已从沈阳及其附近撤退，国共两军在东北的冲突即将展开”，“东北军事冲突仍有可能继续一个时期。”不过指示还是认为，是国民政府在“煽动美、苏冲突，和美、苏尖锐对立”，中共要“注意争取美国人”。(92)这里有必要提及毛泽东当天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他说在重庆的苏联人的态度过于软弱，对“他们的话不要全听”。(93)在几乎所有政治家们都认为苏联强硬时，毛泽东认为苏联人软弱，而且是“过于”软弱。这种逻辑不可能不带动中共对美政策发生改变。 1946年4月间，毛泽东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文件，向部分中共中央成员表达了他对世界形势的新看法。苏军从东北撤军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不惜同国民党军队大打，以控制东北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毛泽东本人则是这一决策的最坚决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当时党内也有人认为，东北大打有可能引起全面内战，特别是引起美国的军事干涉。中共中央因此需要重新认识世界形势变化到底对中共的战略有何种影响，以及中共的政策与美苏关系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互动等问题，并达成共识。 毛泽东在那份简短的文件中提出，苏联同美英法之间是妥协为主，但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妥协只能是“革命力量”同美英法“做了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的结果”；苏同美英法妥协“并不要求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94)与之前的历次文献进行比较，可以清楚看出这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与世界政治之关系的认识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信号。 6月14日，美国政府向国会参议院提交了《军事援华法案》。这发生在国共全面内战一触即发之时，中共领导人认为，马歇尔在调处中的态度变化的确反映了杜鲁门政府已经不惜援蒋内战。毛泽东立即亲撰声明予以强烈谴责。(95)中共中央的党内指示则再次提到中国有可能变成“美国殖民地”的黑暗前景，即美国军事干涉“日益露骨”，国民政府的“美国殖民地色彩”日益显著。(96)7月7日，中共中央借纪念抗战爆发，发表公开宣言指责美国正企图取代日本，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97)这无疑是中共政策转向与美国对抗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共舆论也从此开始了对美国的全面谴责。尤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恰在此背景下，就世界政治的本质特征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论述。在他描述的新世界图景中，美国已经被放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以及中国革命的首要外部敌人的位置上。 这个时期杜鲁门政府因与苏联的对抗加剧而更进一步放松控制国民政府打内战的缰绳。有关这个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及其对国共内战的复杂影响等，已有诸多论著，这里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中共领导人基于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演变的观察和分析更加笃信，不仅美国已经成为中国革命面对的主要外部威胁，而且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控制整个“中间地带”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并不认为美国真的会大规模军事介入中国内战。8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时，用“中间地带”概括了他对世界政治的新判断。此后不久，他又对“中间地带”思想作了更明确和系统的阐述。在他看来，战后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美苏之争。因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即“中间地带”，那里不仅空间巨大，而且国家数量巨大且构成复杂，美国“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月以来美国的反苏宣传是为了解决它在国内外面临的困难，“压迫美国人民和向资本主义世界扩张它的侵略势力”。所以，只有“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侵略和扩张，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战争。(98)根据这个逻辑，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就是美国到处侵略和“中间地带”的国家和人民反对美国的侵略。 11月21日，毛泽东向刘少奇、周恩来等再次阐述了“中间地带”的核心内容，即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在中国也反映这种对立”，而不是之前分析的仅仅反映了“美苏对立”。他还估计，未来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还会“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99)在小范围达成共识后，毛泽东指示陆定一撰文予以论述，以便全党形成共识。该文刊登于1947年1月4日的《解放日报》，非常明确地阐述了“现在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人民与美国反动派的矛盾，是英美矛盾和中美矛盾”。(100)根据这个论述的逻辑，中国革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大大上升，中共推行更为主动和进攻性的政策符合世界政治的大潮流。 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思想也是为了中共战略转变的需要。当中共中央选择了回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按照中共一贯的战略思维，就必须回答其战略选择与世界政治的关系，包括这个时期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中共战略转变是否符合世界政治潮流以及对外政策需要如何调整等等。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对世界政治的描述大致满足了中共战略转变的基本需要，并解释了选择与美国对抗的合理性，当然在现实中如何应对复杂的具体问题，仍然是需要慎之又慎的。不过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有必要强调革命民族主义的激扬这一几乎同样重要的历史背景。 二战胜利后，民族主义在中国再次勃兴。这反映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就是中共对任何来自外国的阻挠和干预都怀有强烈的反感并会激烈反抗，尽管中共领导人在避免引起美国军事干涉方面一直是慎之又慎的。实际情况是在中共的政治动员中，民族主义的确被证明是最行之有效的法宝之一，特别能在革命队伍中激起昂扬的斗志和献身的热情。这在抗战刚结束时就表现出来，它的毛泽东特色表达和政治动员与传播的话语系统中的关键词，就是“不怕”。它最早出现在前述毛泽东在抗战结束前夕的政治报告中，当时他号召中共军队全力以赴地展开争夺驻华日军受降权的斗争。由于盟军统帅部已经宣布，在中国除东北外的所有日军都应向国民政府投降，毛泽东告诉与会者“我们是‘无法无天’”，不要怕美国人支持蒋介石，“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但是“中国有那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101)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不久，毛泽东已经在有意识地通过谴责美国，在中共内部逐步清除“恐美”思想和心理。由此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一开始就用形象的语言把美国说成是只“纸老虎”，并在党内会议上说“不要来一阵风就被吓到”。(102)显然，反美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实现战略转变的重要的精神条件，是进行政治动员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其后续影响则更为久远。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的讨论反映出在中共的领导层曾存在不同的意见，与会者中有人担心内战仍有可能引发大规模国际冲突，而“世界革命力量尚不足以制止战争”等等。毛泽东则重申他的观点，并批评一些人“谈帝国主义就好像谈虎色变”。他说害怕美国是一种精神作用，“中国多年与帝国主义斗争，遭受失败，故精神有些害怕”，而且在苏联也有人“喜欢美国罐头，喜欢美国纸烟，对伟大的现实看不起，这就是由于战争受了创伤，精神上未获解放，怕纸老虎”，在欧洲战后只有南斯拉夫对美国没有幻想，所以“稳住了”。他希望中共能获得精神解放，首先就是“不怕”美国。(103)12月会议结束后，中共领导人即展开大规模精神动员，反对美国干涉和改变内部畏惧美国的精神状态等成为主要的内容之一。 1948年1月15日，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再次痛快淋漓地阐述了他在12月会议上提出的要精神解放的思想。他说中国内战因为美国“积极支持”蒋介石而提早爆发了，但是“我们不怕美国人，轻视美国人，什么帝国主义都不可怕。我们必须轻敌，而且要轻敌，现在轻敌的同志还不多，对黑暗的一堆怕的很，对胡宗南怕的很，对美国、四大家族怕的很，这个不要怕”。(104)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前所未有地展示了对中共内部精神解放的重视和追求。中共领导人随后在各部队展开的政治动员中，非常突出地强调了不怕美国干涉的重要性。他们的演讲通常是义正词严和充满激情的，其中阐述的观点包括：美国不大可能进行军事干涉，即使是美国想援助国民政府也是困难重重的；另一方面则是“不怕”面对美国干涉，“世界上的人都要挺起腰来”，“现在苏联硬起来了，各国人民也硬了”，如果美国进行军事干涉就坚决反击，“打美国人，美国人怕死”。(105)这次精神动员的效果是相当惊人的，这种朴实激昂的勇敢精神对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这种精神动员的内涵十分丰富，不可避免地会严重地影响到后来一个时期中共领导人制定对美政策的整个过程，反美和清除“恐美”思想一直持续到建国后不久展开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续影响则更为久远。 本文着重分析了1944-1946年这一时期推动中共对美政策演变的三个重要的动力，即中共与美方的互动、中共革命战略转变所产生的复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及其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的宏观思考等，以及它们之间在不同阶段的互动。它们构成了中共对美政策形成和演变的基本线索和基本结构，这也是本文将其作为分析框架的客观依据。 本文的分析证明，在上述分析框架中，尤为需要重视和更深入地理解中共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及其与中国革命之关系这两个问题的认知特征及其对中共对美政策的复杂影响。基于战略思维的传统，中国人通常都是从“天下”的角度出发并将自己置于中心地位，以确定大战略和相关政策的合理性；“天下”中的格局至关重要，而现实中的具体事态都是局部性的，甚至是暂时的。生长于中国本土并深受中国战略文化熏陶的中共领导人同样具有这种思维特征，所不同的是他们对“天下”即世界政治的认知，受到苏共有关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的深刻影响。在他们心中的世界，是以阶级为界限划分不同的人群，按照压迫与被压迫界定不同民族的地位，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分不同的国家，根据政策背后的经济结构和利益解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等等。在这样的世界政治中，中国革命从来都是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在本文所涉历史时期的结束阶段，则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这种认知同传统的战略思维结合在一起，根本上决定了他们从一开始就将对外政策包括对美政策等，视为“国际统一战线”在特定领域的一种具体运作。在中共与美方关系最密切的时候，美国人也就是统战对象；双方关系恶化时，美国就迅速被定义为首要和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在研究中共何以走上与美国对抗的道路时，不仅需要准确精细地分析特定时期引发双方对抗的具体事件及其烈度，而且要理解中共领导人认知中先在的美国是敌人的判断，以及中国革命与美国的对抗具有全局性并可能产生特别严重后果等重要观点，它们往往导致中共领导人在面临危机时，总是倾向于做出非常严峻的判断，如文中所述美国战后企图“殖民化”中国等等。 结束本文时有两点需要做简要说明。第一是本文在分析中比较多地阐述了后两个因素尤其是第三个因素的重要性，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美国对华政策的实际影响的重要性。毕竟，这两年是建国前中共与美国官方交往最活跃、内容最丰富的时期。中共与驻华美军领导人、美军观察组等有过比较密切的联系；同美国上至副总统、总统特使，下至驻华使馆官员等等，都有过交往；在抗战结束前后，同一位美国大使(赫尔利)和一位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有过直接的谈判和复杂的交往。但是，为了系统地理解这个时期包括对美政策在内的中共对外政策，也是为了进一步解读之后中共何以走上与美国更激烈的对抗之路直至建国后与美国展开大规模局部战争等，就有必要建立起一个足够宏大和更为系统的分析框架，将中共与美国的互动和中共有关政策的发展置于其中加以观察和分析，否则对之后中共政策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激变等，都会面临解读单调乏力甚至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第二点是本文在叙述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时，只是偶尔提及苏联因素在当时的影响。客观地看，这个时期中共中央与苏联交往是有限的，尽管也在逐步加强。双方在战后初期逐步发生的合作主要局限在东北地区，这部分是因为苏联方面宁愿将与中共的关系限制在地区层级。而且中共领导人这时也不认为，苏联在中国的实际影响短期内会超过美国。至于到底如何界定苏联因素在这个阶段的作用，固然需要更专门的探讨，但从目前已经发现的历史文献看，这方面的探讨并不会改变本文的基本结论。 ①《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14册，第314-318页。 ②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1938年5月3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3页。 ③《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39年8月4日；《中央同意共产国际关于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致王明、博古、凯丰电》，1939年9月11日；毛泽东：《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1939年10月10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5页。 ④《中央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我们的宣传方针给南方局、新华日报社的指示》，1940年8月2日。 ⑤《中央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1940年12月25日。 ⑥《中宣部政治情报第六号》，1940年10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21-522页。 ⑦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和对策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4页。 ⑧参阅何迪、曹建林、翟卫华：《周恩来同志在皖南事变中争取国际舆论的斗争》，《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 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第三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1年，第542页。 ⑩逄先知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册，第279-280页。 (11)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4-765页。 (12)《中央关于对待英美籍新闻记者态度的指示》，1940年12月25日。 (13)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册，第311页。 (1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208-209页。 (15)《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年8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73-178页。 (16)参阅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42-144页。 (17)《罗电蒋要求组织军事考察团去西北》，1944年3月6日；《记者路线走二战区》，1944年3月10日。 (18)《对谈判的推测》，1944年5月23日；毛泽东：《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谈判的方针》，1944年6月3日。 (19)《美军事人员准备8月后来》，1944年6月28日。 (20)毛泽东：《欢迎美军观察组》，1944年6月28日。 (21)《关于十天来的活动及各方面的态度》，1944年6月5日；《美考察团来延目的》，1944年7月18日。 (22)毛泽东：《请美派人经延安转前方考察降落场和停泊港》，1944年6月29日，参见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22页。 (23)《美军事人员准备8月后来》，1944年6月28日。 (24)《华莱士对蒋介石政权的观感》，1944年6月30日。 (25)《南方局同志对外交的意见以及对中共中央的建议》，1944年8月16日，南方局历史资料征集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0-117页。 (26)《南方局对时局的看法及对中央的建议》，1944年8月。 (27)“中共中央给董必武的指示”，1944年1月9日。 (28)“李先念给毛泽东、朱德、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电”，1944年9月2日。 (29)《美机来延日期及人名》，1944年7月25日。 (30)《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做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第315页。 (31)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2页。 (32)“毛泽东给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等电”，1944年8月21日；《叶剑英摘要美军观察组情报纲要》，1944年9月1日。 (33)《中央军委关于建立联络机构给华北、五军区、五师、东江、新四军指示》，1944年9月9日。 (34)《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我党与美军合作的方针问题给张云逸、饶漱石、曾山等的指示》，1944年9月10日。 (35)《毛泽东关于，美军欧士高少校所提问题的处理方针给李先念、郑位三、任质彬、陈少敏等电》，1944年8月21日。 (36)《中央军委关于苏浙皖发展给华中局电》，1944年10月24日；毛泽东：《准备力量向苏浙地区发展》，1944年11月2日，军事科学院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733页。 (37)《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的报告》，1944年10月25日，参阅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52-553页。 (38)《华莱士对蒋介石政权的观感》，1944年6月30日。 (39)《毛泽东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我军编制问题给林、董、王电》，1944年8月21日。 (40)“中共中央给重庆中共代表的指示”，1944年9月9日。 (41)《毛泽东关于盟国援华军火应国共平分问题给林、董、王电》，1944年9月12日。 (42)毛泽东：《关于时局近况的通知》，1944年7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283页。 (43)《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1944年9月15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748页。 (44)《中美商谈濒于破裂》，1944年10月12日。 (45)《赫尔利的表示》，1944年10月17日；《董、林关于第二次和赫尔利谈话向毛泽东汇报电》，1944年10月18日。 (46)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52页。 (47)《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的报告》，1944年10月25日。 (48)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卷，第557页。 (49)《赫尔利致毛泽东信》，1944年11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4-395页。 (50)《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1944年11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397-398页。 (51)《罗斯福复毛主席电》，1944年11月16日。 (52)《罗致蒋电内容》，1944年11月10日。 (53)《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第311-312页。 (54)《毛泽东对周恩来关于谈判情况的复示》，1945年1月28日。 (55)《毛泽东关于召开党派会议国事会议和国民大会等问题致周恩来电》，1945年2月12日；《中央关于发展国统区的民主运动给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2月25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789、793页。 (56)The 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2,pp.317-318. (57)《中央关于配合盟军登陆问题给林平的指示》，1945年3月1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59-60页。 (58)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演集》，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 (59)《中央关于警惕美蒋特务合作对我进行破坏给林平电》，1945年6月2日。 (60)《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1945年7月7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179-180页。 (61)毛泽东：《愚公移山》，1945年6月11日，第1102页。 (62)《军委关于美国对华的反动政策及我之对策的指示》，1945年7月7日，第179-180页。 (63)毛泽东：《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1945年7月10日；《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1945年7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12-1115页。 (64)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32-1133页。 (65)《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5-456页。 (66)《魏德迈与毛泽东谈话要点备忘录》，1945年8月30日。 (67)《中情部关于国民党要求苏军缓撤及美对我态度的通报》，1945年9月20日。 (68)《中央关于对美外交政策给各局各区各部队的指示》，1945年9月25日。 (69)《山东分局关于对付美军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给各区的指示》，1945年9月2日。 (70)《中央关于美若登陆烟台等地我应避免冲突给林浩同志、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30日；《中央关于美军登陆后我之对策的指示》，1945年9月2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2页。 (71)《军委关于迅速渡海向东北进军的命令》，1945年9月30日。 (72)《中央关于采取强硬态度拒绝美军登陆的指示》，1945年10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19页。 (73)杜建时：《蒋帮劫收平津的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 (74)《中央关于坚决反对美军强修铁路问题给聂荣臻、肖克、罗瑞卿的指示》，1945年10月25日。 (75)《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年11月12日。 (76)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77)А·М·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刘存宽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99页；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31-432页；《魏德迈在华任务》，1945年11月12日；《彭真关于友人警告东北绝不能打》，1946年1月26日。 (78)《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1945年8月1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28-230页。 (79)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8月13日，第19页。 (80)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1945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8页；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96页。 (81)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13页。 (82)毛泽东：《赴重庆前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15-16页。 (83)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向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1945年8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3页。 (84)《中央关于过渡时期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1945年10月2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71-372页。 (85)《中央关于对美蒋斗争策略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第455页。 (86)《中央关于美国对华政策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1945年12月1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94-495页。 (87)《军委关于保卫张家口、承德的部署》，1945年12月29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526页。 (88)《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1946年2月1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62-67页。 (89)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58页。 (90)《中央关于东北局势及作战问题给林彪、彭真同志的指示》，1946年5月15日；《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5月15日；《中央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1-163、230-231页。 (91)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61页。 (92)《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3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2-95页。 (93)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60页。 (94)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1946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84-1185页。 (95)《毛主席关于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解放日报》1946年6月23日。 (96)《中央关于动员各群众团体要求美国改变对华反动政策的指示》，1946年6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6-217页。 (9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解放日报》1946年7月7日。 (98)《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3-1194页。 (99)毛泽东：《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四卷，第197页。 (100)陆定一：《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解放日报》1947年1月4日。 (101)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545年8月13日，第12、17-18页。 (102)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第1195页；毛泽东：《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68页。 (103)《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中央会议上的谈话》，参阅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261-262页；《陈毅传达毛主席十二月中央会议谈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西资料室存，编号6512/2.5。 (104)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1月15日，参阅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267-268页。 (105)《周恩来同志在西北高干扩大会议上关于全国战争形势的报告》，1948年1月11日；邓小平：《在野战军直属股长营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6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解放战争时期”》，上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1981年印，第390页。标签：赫尔利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美军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美国军队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苏联军事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蒋介石论文; 毛泽东论文; 罗斯福论文; 军事论文; 美国总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