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危机与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危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40-0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2)04-0006-05
加入WTO对中国教育的要求和影响是教育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问题群。在这个问题群中，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首要的可能还是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与教育的关系有了什么新的变化？教育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本文在听了来自发达国家的弗里德曼、罗伯特·赖克、克林顿和来自拉美国家的艾德雷那·普格罗斯、罗萨·勃格斯等人的声音后发现，经济全球化在给所有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几乎也给所有国家带来了严重危机。并且在分析解决危机的办法时人们又再次赋予了教育以重大的历史使命。而这其中有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的时代内涵。
一、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危机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必要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剩余价值，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必然导致对廉价生产资料和廉价劳动力的寻找，自然使分工和协作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不断扩大，最终形成全球化的经济市场。
在经济全球化中，国家的意义会削弱吗？这是一个人们普遍关注而非常复杂的问题。
（一）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危机
已经引起人们特别关注的是，现在所形成的全球经济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或者说是由如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主导的。因此，必然伴随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在经济实力、科学技术、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体系与经济事务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正在攫取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红利即最大剩余价值。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了发达国家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地以及经济危机的转嫁国。“在美国经济长时间增长的同时，经济危机却越来越频繁地在发展中国家爆发。那里不仅有典型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而生的生产过剩危机，而且有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发生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等。1995年发生在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曾震撼世界。危机造成贫困、失业、饥荒、难民、政局动荡、社会动乱等，吞噬着这些国家工业化的成果。在拉美地区，实行西方兜售的新自己主义经济政策越坚决的国家，危机就越严重；在非洲大陆，按照西方提供的方案进行经济政治变革的国家往往战乱频仍，生灵涂炭，难民潮涌，饿殍遍野。”[1]
（二）发达国家的国家危机
其实，在经济全球化中遭受危机的不仅是广大发展和欠发达国家，始作俑者即发达国家也正在遭受从未有过的危机。在此，以美国为例，看看美国人的分析。
1995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尖锐地分析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说，近几十年来，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政治革命和技术革命。所谓政治革命，即柏林墙的倒塌、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之下的改革开放以及拉丁美洲的政治变革等。这些政治变革的核心是集权性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种政治变革与技术变革相互支撑，使世界经济发生重大变化：(1)来自类似中国这样的开放国家的廉价的非技术劳动力（仅中国就有1亿）与发达国家资本的结合；(2)市场观念的增强及其对国际贸易和国家合作的极大促进；(3)技术、资本、企业和劳动力的国际化将使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技术人员有可能获得与发达国家技术人员接近的高收入，同时可能会使发达国家的非技术人员被迫进入国际化的与第三世界国家非技术人员接近的低收入的行列。世界经济将要发生的这些变化将直接迅速地影响到美国。一部分美国人走入第三世界非技术人员的行列，技术和非技术人员的两极分化将加剧美国社会的分层，这都是美国人所不愿看到的大灾难。
美国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能够像过去一样发挥作用吗？罗伯特·赖克的《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被认为是回答这一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大趋势》的作者的奈斯比特的评价是“关于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未来，罗伯特·赖克是论述得最清晰透彻和发人深省的。”[2]
经济意义是国家建立的一个根本原因。新英格兰的形成、反对罗马教廷的控制、国家独立，都大大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建国后，汉密尔顿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等三份报告虽然被认为将使中央政府具有过多的权力，但它吸引人的地方是强大的工商业基础将使国家更加独立和安全，于是被华盛顿政府采用。从那个时候起，美国所有的公民都坐在了“国家经济的大轮船”上。“当然，乘客的收入水平各不相同（有些公民享受宽敞的特等舱，而另一些乘客则挤在下等的统舱）。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一起航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欣欣向荣时，最穷和最富的以及两者之间的每一个人都有福共享，而当经济萧条时也有难同当。”[2](pp.2-3)“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于他们的经济福利负有责任的思想，是这个处于萌芽状态的爱国主义的必然产物。”[2](p.16)这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国家公司的内涵。这种国家公司是建立在追求高产量的规模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所谓的“国家公司”就是那些维系着国家经济命脉的美国核心公司，如通用电器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这些核心公司都有关于大批量商品和劳务的计划，拥有大量的工厂和其它有形资产，最初都是以国内为主要市场，因此，为中产阶段提供着大量的经营和管理职位，为劳动者提供着大量的充当工人的职位。
国家公司确实是一艘“国家经济的大轮船”。在这艘船上，国家发挥的平衡的作用关系到这艘船上的所有人。而且这些公司的经济由于主要在国内，因而也是国家容易控制的。而现在，这些公司在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在本质上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大规模生产以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为基础的，随着其它国家经济的发展，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原来所具有的优势逐渐被其他国家所取代。大规模的生产标准化商品不再能带来高收益，通过保护美国市场、削减价格或重新安排资产也不能恢复利润。美国的核心公司正在逐渐地、往往是痛苦地转向满足特种顾客的特种需求。这就是高价值公司的出现。这种公司所提供的业务的特点或者说优点在于：(1)客户愿意为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的服务支付额外的费用；(2)这种服务不能被竞争者轻易仿效。所谓“高价值”，就是在鉴别特种需要和解决、满足特种需要之间获得的高利润。这种价值主要是依靠鉴别和解决需要的人即符号分析人员的智慧而获得的。所谓“符号分析人员”，就是在广大的市场中具有识别问题、解决问题和经纪活动能力的人，如研究科学家、设计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土木工程师、公关经理、投资银行家、律师、房地产开发者等，他们靠操作科学信息符号来处理问题。因此，这种公司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于公司的金字塔顶的老板的资本和各种控制，而主要依赖于各地的符号分析人员的合作，变成了一种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蜘蛛网式的组织形式。即这种公司的大老板可能是美国的，但它的主要依靠对象即符号分析人员或者弗里德曼所说的技术人员则是各个国家的。而且由于这些工作人员在获得利润中的关键作用，往往他们会成为公司的控制人员，也将获得很高的利润。即这种公司名义上是美国的，但实际上却是国际的。它不可能再像过去一样集中为本国的中产阶段和劳动者提供工作职位，而且它所获得的利润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集中在美国人身上。
上述公司的出现使全球的行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三种基本行业：符号分析服务、常规生产服务和直接服务。所谓“常规生产服务”，主要是指非技术的熟练生产服务，在本质上如过去的熟练工人那样的信息时代的大量的数据处理人员（信用卡购买和付款记录、资信报告、工资单等）所提供的服务。所谓“直接服务”，就是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简单而反复的服务（与复杂的靠专业智慧的直接的符号分析服务区别，如零售、侍者、医院护理人员等）。在美国现在的这三种行业中，由于受到国际化的冲击，只有直接服务基本要依靠国内劳动力，但国外廉价优质的劳动力也不断地竞争进来。常规生产人员发现自己的工资在下降，工作机会正在消失。而同时，美国大公司即依靠符号分析服务的公司的经费却不再像过去那样集中流向美国。正在这种状况下，美国真正出现了国家危机——种两难境地：一方面，评价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再是公司的利润，而是每个国民的生活质量，而要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就依赖于使更多的国民成为世界各地的符号分析人员。可是，这种转变需要大量的公共教育和其它公共经费的投入。可是，另一方面，由于高价值公司的蜘蛛网式的全球化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存在状态，以及美国的符号分析人员日益从国民中分离出去。国家无法像过去那样对公司征税。税收下降，同时由于提供常规生产服务和直接服务美国人的工资下降，又不能加重他们的赋税负担，从而导致国家的公共经费下降。“官方宣称，美国不能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培训方面进行更多投资的原因是拿不出钱。乔治·布什在就职演说中不无遗憾地说：‘我们是愿望有余而钱不足。’——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又一遍”。[2](p.264)
二、教育对于解决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危机的作用
正是这样一种普遍的国家危机的背景下，作为反思的结果，民族与国家意识、多元化文化、经济和政治的思想勃然兴起。弗里德曼担心美国会发生由于一部分美国人走入第三世界非技术人员的行列而加剧美国社会分层的大灾难，以及克林顿提出的在全球性无国界的经济中只有人及支持人的基础设施才是不会流失的资产的观点，可以被视为来自发达国家的新的强调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声音。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由于它们所遭受的灾难更加深重而愈加强烈。我们可以来听听拉美教育家的分析。
（一）发展中国家对教育与国家危机的关系的认识
艾德雷那·普格罗斯(Adriana Puiggros)宣称：“拉美的教育学是植根于不平等和各个国家的不同观念中的，而从中发展出来的后现代却忽略了具有破坏性的压迫现状，也缺乏创建一种能够减少压迫和苦难的后现代教育学的创造性；……拉美教育危机的根源在于：欧洲和美国教育学在拉美移植的失败；中心国家现代教育模式的衰退；新保守主义政策的影响。因此，拉美教育家应该创造性地工作，不要陷入后现代的陷阱中。”罗萨·勃格斯(Rosa Nidia Buenfil-Burgos)则称：“我非常欣赏拉克劳(Laclau)的乐观主义的观点：这种存在不再是一种必然的、优先地以某种大叙事为中心的状态，而是为解放运动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我坚决反对哈贝马斯的关于后现代与新保守主义的不可避免的联系的观点。我同意利奥里达的观点：差异和多样性不是解放的障碍，而是为解放运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正是后现代的这些新的可能性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的责任是去接受挑战而不是忽视它。”“教师、教育研究者及其他关心教育的人，面对的是复杂艰巨的事业。我们对事物特性的判断越快，对事情的解决就会越好。因此，现在是我们各就各位，开始各种研究的时候了。”[3]
这里的分析是与“后现代”这样一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不是本研究关注的内容，简单地解释这一概念是为了回答要回答的问题。艾德雷那·普格罗斯所批判的“后现代”实际并不是真正的后现代，而罗萨·勃格斯称赞的才是真正的。那么，后现代到底是什么？“后现代”显然是与“现代”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本文同意利奥里达的观点：“我们便用‘现代’一词指称这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法化的科学。例如，在理性精神可能形成一致意见这种观点中，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发话者与受话者之间建立共识这一规则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是启蒙叙事，在这一叙事中，知识英雄为了高尚的伦理政治目的而奋斗，即为了安宁而奋斗。”这种叙事就是大叙事或称元叙事。“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4](pp.1-2)在“后现代”中，人们反对“现代”社会所依靠的大叙事，即对事物的一种绝对的同一的认识，其实也就是反对那种曾经在现代社会占主导位的西方启蒙理性和一些以“绝对”自居的认识和理论，包括新保守主义、西方教育学等。在经历了这些理论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灾难后，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开始将这些认识和理论看作了西方发达国家压迫的一种重要内容。因而，人们将各民族和国家的差异和多元化突出出来，作为各民族和国家在全球化中获得解放的手段。
后现代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多元化。即使抛开后现代这种概念，我们也可以从这些来自拉美教育家的话语中看到，在经济全球化中，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思想力图控制全球时，遇到了发展中国家各民族和国家意识的抵抗。抵抗的道路就是解放的或者说解构的道路，是民族化的或者说本土化的道路。只有这样的道路，才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摆脱永远跟在发达国家后面，受他们控制的命运，才能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本土财富真正成为他们发展的基础，也才能使世界变得更加五彩缤纷。这正是后现代的动人之处。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既要让所有的学生学习世界的先进东西，更要帮助学生理解本土的根基，鼓起民族自信，走民族发展的道路。
（二）发达国家对教育与国家危机的关系的认识
美国国家危机的核心是，国家直接控制本国经济的能力似乎不如从前了。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罗伯特·赖克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了思考。第一个角度是加强国家之间的联合：在国家基础上建立区域性组织和国际性组织，这些组织在国家之间架起桥梁，使国家能够继续发挥一定的控制作用；第二个角度是重视国家在经济之外的意义：虽然经济具有决定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人完全是一个经济动物。人还具有他的更复杂的社会性。罗伯特·赖克借用他人的一句话来表达这种意义：“宁愿留在自己的国家内而不到外国去是对的。因为我们是儿女和公民，然后才可能是旅行者和哲学家[4](p.304)这是人的复杂的社会性的一些方面。国家在根本上是经济意义上的，同时也是文化意义上的。第三个角度是国家与人、教育的关系：罗伯特·赖克提出，在全球性无国界的经济中，如果仍然对表面意义的国家公司进行投资，实际上意味着资金的流失，而只有人及支持人的基础设施才是不会流失的资产（克林顿的观点来源于此）。
由于税收下降，“在80年代，联邦政府对中小学的资助减少了。”1/3[4](p.262)税收问题成为美国敏感的一个问题。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经济问题激化，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兴起。新自由主义要求通过低税收（供给学派）和控制货币发行（货币学派）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以激活经济。可是，罗伯特·赖克揭示了一个重要现象：过去，政府能够顺利地对富人进行征税，而现在却很难。因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虽然一般的美国工薪阶层会感到他们收入中的交税部分越来越大（包括社会保障工资税、销售税和财产税），但美国人作为整体来说，从60年代中期以来纳税的负担却并未增加。1969年赋税总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1.1%，1979年也占31.1%，1989年占32%。负担不过是从相对富有的人转嫁到相对贫困的人身上罢了。”“如果1989年的税率还像不久以前的1977年那样具有累进性，那么符号分析人员就得比现在实付的多付大约930亿美元的税。而1990至2000年间，他们将再多付10000亿美元以上的税。”[4](pp.264～265)根据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国家应该制定出针对符号分析人员的征税制度。为此，罗伯特·赖克抨击了新自由主义的降低富人赋税，削减公共开支的主张，认为这种主张所导致的经济繁荣实际上是符号分析人员的繁荣，是以国家资金流失到国外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在现有的税收政策下，应该将公共教育费主要用于对贫困家庭的资助。这种状况为我们理解人们由于担心有限的公共经费将流向私立学校、流向富人而反对教育凭证，人们要求所有的教育改革政策都向贫困者倾斜并将其作为评价所有择校方案的一个重要指标，提供了更真实的背景和原因。
米尔顿·弗里德曼尖锐地分析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前所未有的危机的同时，尖锐指出：人的内在智力对于每个人可能获得的机会起着重要作用。人的智力是国家的最大的，也最不易流失的财富。可是，美国教师教育学生的方法与200年前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无论对于低智商的学生还是高智商的学生在提高他们内在素养(human quality)上都没有起到促进作用，教育改革的空间是非常大的。阻碍教育变革的是制度，集中为政府垄断体制，因而，教育制度改革是避免这一灾难必须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他呼吁：“教育体系彻底重建已经被前几十年世界所发生的两个革命逼到了极其紧迫的地步。一个是技术革命，尤其是通讯、运输、数据传送方式的有效积蓄的提高，另一个是加速和加剧了技术革命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政治革命。”[5]而且，弗里德曼对教育体制的重建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我相信能够使我们的教育体系发生重大改进的唯一方式私有化即全部教育服务体制的力量——当前教育体系得到任何彻底改进的必要前提条件。没有其它任何东西能够为公立学校提供迫使它自我改进和吸引顾客的竞争机制。”[5]教育凭证是实现和加速私有化的最有效的方法。也就是说，弗里德曼认为，只有市场可以摧毁和取代政府垄断。
罗伯特·赖克、弗里德曼、克林顿的声音在目前美国的择校运动，尤其是特许学校运动中得到了反响。而拉美教育家的声音也在拉美的教育学的建设和拉美教育政策中有了相应的反响。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将同样面临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危机。以上分析对中国至少有这样几点启示：(1)教育对于国家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维护民族的完整性，具有了更加严峻的历史意义；(2)中国目前正在全国通过课程改革、制度改革等各种方式大力推进着素质教育。这与世界各国重视人的内在智力以及人的生活质量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不失时机，脚踏实地地进行好这场教育改革；(3)中国教育工作者应该有全球化的视野，本土化的行动。中国一定要创造自己的教育理论，要创造性地开展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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