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家论文,实事求是论文,清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292（2006）06—0089—05
清代中叶，我国史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各类历史著作的数量达到盈箱积案、汗漫难寻的程度，积累了极其厚重的史学遗产。乾嘉时期的史家适逢其会，致力于考订史学撰述得失，评骘史家学识优劣，开创出以“实事求是”为治史观念的史学思潮。长期以来，研究清代史学的学者大多把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观念作为一种治学特征和考据方法来看待①，近年来已经有学者把这一观念视为考史理论和史学思想②，但因无暇展开系统阐述，以致其精辟见解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同。在今天看来，乾嘉史家的“实事求是”观念，并非仅仅表现在考史特征和考据方法层面，更主要的是规范其治史实践的学术理念，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应当归属于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范畴。
一
在中国史学史上，把“直书”和“实录”作为历史撰述追求的目标，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而以考异纠谬、去伪存真为目标的历史考证学，则是保证史学能够达到“直书”和“实录”境界的一门辅助学科。在传统史学比较发达的汉代、宋代和清代，史家治史都超越了单纯的事实考证，上升到考史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形成了“实事求是”的史学观念。尽管不同时期史家“实事求是”观念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但都对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深入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两汉时期，经学注疏、文献整理和史学撰述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考据学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汉代史学的发展，更是直接推动了历史考证学的进步。司马迁撰《史记》，不但搜罗各种材料，“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而且还进一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1]3319—3320，作出细致的资料考辨。他在辨析史料的过程中，确立了“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1]2121 的考史宗旨，已经上升到理论与方法论的高度。班固撰《汉书》，不仅继承了司马迁的修史体例，而且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评价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历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2738。班固把“实录”的内涵概括为文直事核、善恶俱书，为后人考察史家历史记载优劣得失确立了一个明确的准则。与此同时，班固又提出历史文献考证原则。他评价河间献王刘德对待历史文献“修学好古，实事求是”[2]2410，在中国学术史上首次提出“实事求是”的概念。唐人颜师古注曰：“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颜注把“实事求是”解释为通过对文献的校勘和辨伪求得真实的事实，可谓把握了班固“实事求是”概念的精髓。 虽然汉代史家尚未把“实录”和“实事求是”概念融为一体，但史家只有求得真实的历史事实，才能使历史记载成为实录，这种治史观念已经鲜明地体现出考史理论和方法论意义。
宋代史家开始从理论上考察历史事实的内涵，探究历史著作中主观记事如何符合客观历史的方法。吴缜对“信史”概念作了界定：“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3]序1 “编次”、“详略”、“取舍”诸要素属于历史记载的技艺手段，而“事实”、“褒贬”、“文采”诸要素则属于历史记载的本质内容，“事实”又居于核心地位。吴缜认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缺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3]序4—5 他强调客观历史与史家主观记事两者的有机结合，其认识和阐述，已上升到较高的史学理论与方法论层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史学“实事求是”的内涵。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我国传统史学的考据方法附庸蔚为大国，发展为自成体系的历史考证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乾嘉史家治史大力提倡史实考据，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鹄的，形成了注重征实而慎言褒贬的“实事求是”观念。钱大昕表明自己治史“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4]贰序1，王鸣盛言明自己治史是要“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 庶几启导后人”[5]序3，汪中声称自己“为考古之学，惟实事求是，不尚墨守”[6]428，赵翼主张对待前人学术应该“要惟其是而已”[7]63， 崔述考证上古历史目的在于“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8]8，阮元阐明自己的治学宗旨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9]自序1。他们不仅遵循这一观念研治古代经史， 而且用来评骘古今学者的治史成就。章学诚评价宋代朱熹、黄干、蔡沈、真德秀、魏了翁、黄震、王应麟，元代金履祥、许谦，明代宋濂、王棉，清代顾炎武、阎若璩诸人治学“服古通经，学求其是”[10]16；钱大昕不但指出宋人沈括、吴曾、洪迈、程大昌、孙奕、王应麟“穿穴经史，实事求是”[4]玖405，而且称赞同时代人戴震治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4]玖672，汪辉祖考史“自摅新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11]序1；梁玉绳评价钱大昕考证《汉书》“皆实事求是，出自心得，过宋三刘《刊误》远甚”[12]卷二十八16；洪亮吉赞誉邵晋涵“于学无所不窥，而尤能推求本原，实事求是”[13]192；阮元评价钱大昕治学“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4]柒序1。此类评价在乾嘉学者的著作中俯不胜枚举。这充分表明“实事求是”观念已深深植根于乾嘉学者的头脑里，成为指导人们研治经史的学术理念，不仅渗透到乾嘉史学领域的各个方面，而且规范着乾嘉史家治史的实践活动。
二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在“实事求是”观念的驱使下，本着护惜古人和对史学前景负责的态度，强调维护历史的客观性，倡导求真实证的考据精神，确立了无征不信的治史原则，形成与宋明时期的义理化史学思潮完全不同的实证性史学思潮，在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目的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都显示出迥然相异的特征。概括而言，清代史家“实事求是”观念的理论内涵，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史家撰史品德、史学求真性质、史书编纂原则和历史评价标准四个方面，以下分别予以扼要论述。
（一）恪守“直书”信念，反对“曲笔”修史
中国史学上的“直书”与“曲笔”，是衡量史家撰述态度和考察史家修史品德的一对范畴。清代史家继承前辈史家的传统，仍然恪守“直书”信念，反对“曲笔”修史。然而乾嘉史家在注重道德评价和礼法原则的同时，更加强调史家记载历史必须具备尊重历史事实的品德，极大地充实了“实事求是”理论的内容。王鸣盛认为，史家职责在于仗义直书，彰善瘅恶，“若非良史，则为善者惧，为恶者劝，史权不亦重哉”[5]卷六2，并且高度赞扬班固《汉书》对西汉张禹、孔光直书其恶的史笔，指出“孟坚于张、孔直笔诋斥，尽丑描摹，洵不愧良史矣”[5]卷三十六3，揭明“史权”惩恶劝善的功能和“良史”直书无隐的品德。赵翼强调“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实录、国史书法既有回护，易代后修史时，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14]345—347。他批评李延寿《北史》不当沿袭《隋书》曲笔，“正当据事直书，垂于后世，何必有所瞻徇”[14]273，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撰史态度。钱大昕认识到“《春秋》之法……所谓直书而善恶自见也”[14]叁950，自觉以此为标准考察历代史家撰史品德。他揭露《宋史·李纲传》曲笔回护道学家张栻之父张浚弹劾李纲一事，指出“史于《浚传》既讳而不言，此《传》但于罢相时一言浚劾，余亦略不及之。盖史家为张护短，非直笔也”[14]叁1471；批评元代史家缺乏“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修史不能够做到善恶不隐。汪中认为“史之戒劝犹有二焉……此明著其祸，以为戒者也……此直书其事，以为戒者也。祸之有无，史之所不得为者也；书法无隐，史之所得为者也。君子亦为其所得为者而已矣，此史之职也”[6]387，强调史家通过主观努力自觉加强史德修养，就能够克尽“直书”的职责。
总的看来，乾嘉史家对传统史学“直书”与“曲笔”的认识，是对史家撰史品德的一次深刻反思。他们对“史权”概念、“良史”标准、“信史”原则等问题所作的理论阐述，反映出清代史家“实事求是”意识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作出了新贡献。
（二）史学贵在征实，求真才能存信
乾嘉史家在对“直书”与“曲笔”的撰史态度作理论阐述的同时，更加强调史家记载历史事实应当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保证历史记载具有真实性与可信度。他们着重指出史学贵在征实，把求真作为史学的本质属性，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治史理论。王鸣盛认为：“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读史者亦不必强立文法，擅加与夺，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记载之异同，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无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其考之未确者哉！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5]序1 强调史家记载历史应当求是存真，阐明了史学的根本性质在于揭明历史的真相。钱大昕认为“史为传信之书”[4]柒232，所以应当以“实事求是”作为研治经史的标准：“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拾遗规过，匪为
龁前人，实以开导后学。”[4]贰序1 史家应当具备求真的意识，客观地对待历史，因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4]玖603—604。他的“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的主张，具有重要的“实事求是”理论价值。赵翼认为“作史之难，不难于叙述，而难于考订事实，审核传闻”[7]125—126，批评薛居正《旧五代史》“全据各朝《实录》，而不复参考事之真伪”[14]457，赞誉欧阳修《新五代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14]460，突出了修史应当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全祖望认为史家不能凭主观好恶而隐讳事实，“史以纪实，非其实者非史也。……《春秋》之旨，能诛之，不能削之，惟据其实则可诛之”[15]557，史家记事只有不随意笔削，湮没其实，才能保证史书记载真实可靠。他批评元代史家袁桷因其父降元而回护宋末降臣，记事“非直笔也”[15]1480，这种掩盖和歪曲历史事实的史学撰述，必然不能取信于后世。邵晋涵认为萧子显虽然在《南齐书》中过多宣扬佛道虚玄之理，但“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16]卷三22，肯定了萧子显之书记事真实可信。他还指出唐初所修《隋书》“能以婉辞存直道，尤见秉笔之公”[16]卷三34，赞誉唐代史家记隋唐鼎革之际能够力求其实，委婉地透露出历史的真实消息，为后人考察这段历史提供了可靠的线索。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乾嘉史家认为只有考察清楚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客观全面地记载下真实的历史，这样的史学著作才有价值，能够体现出史学的根本性质。这表明乾嘉史家对历史客观性的认识更加明确，承认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是客观存在而不能由史家主观构建。这种史学意识的产生，是中国古代史家“实事求是”理性意识不断增强的结果。
（三）撰史直叙其事，反对书法褒贬
乾嘉史家把求得历史的真相作为史家的根本任务，主张弄清真实的历史事实，维护历史的客观性，反对人为设置类例记载历史，认为据事直书能够起到褒善贬恶的作用，而以书法予夺手段褒贬毁誉历史则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王鸣盛不赞成前人对历史任意轩轾的做法，主张“作史者宜直叙其事，不必弄文法寓予夺；读史者宜详考其实，不必凭意见发议论”[5]卷九十二13。他批评《南史》说：“大凡一时官制，宜据实详书之，使后世可考。《宋》、《齐》、《梁》、《陈》，皆依《晋书》书法。不料李延寿出一人私见，创为两种书法，失实而不明妥，皆非是。”[5]卷六十四15 又批评《新唐书》“不据事直书，以著其实，而舞文出入，强立多例，高下其手，故多所抵牾”[5]卷七十六1。史家记事书法凡例越多，越容易造成名不副实。钱大昕认为“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4]玖285 因为按照史家确立的主观分类标准划定事实归属，容易出现记事紊乱、进退无据，导致历史记载失实，所以“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若各出新意，掉弄一两字以为褒贬，是治丝而棼之也”[4]柒350。这种区分类例撰修史书容易造成历史记载失去客观性。赵翼不赞成把予夺褒贬作为修史的嚆矢，主张“记事详赡，使后世有所考，究属史裁之正，固不必以文笔驰骋见长也”[14]659。史家修史如果片面强调记事书法，必然造成历史记载与历史事实相互歧异，例如《新唐书》在为藩镇立传方面即存在“过于分别之病”[14]355，不利于后人全面正确地认识历史的真相。全祖望不同意唐代史家沈既济效法《春秋》“公在乾侯”的书法，以“帝在房州”的史法记载唐中宗被废和武则天称帝的主张，认为应当“惟从其实而书之耳。中宗之废也，则书曰：皇太后废皇帝为庐陵王。于则天之称制也，则书曰：皇太后自称皇帝。是后每年则书曰：庐陵王居房州。隐以寓翟泉、乾侯之义，而仍不泯其降封之实，然后可以谓之信史”[15]557。邵晋涵认识到以书法剪裁史实的危害，批评史家记事多分门类的流弊：“夫史以纪实，综其人之颠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见，多立名目奚为乎！名目既分，则士有经纬万端，不名一节者，断难以二字之品题，举其全体；而其人之有隐匿与丛恶者，二字之贬，转不足以蔽其辜。”[16]卷三15 他认为设置书法类例予夺褒贬，不如直书其事更有价值， 批评《新唐书》“使〔欧阳〕修、〔宋〕祁修史时，能溯累代史官相传之法，讨论其是非，决择其轻重，载事务实，而不轻褒贬，立言扶质，而不尚挦扯，何至为后世讥议，谓史法之败坏自《新书》始哉”[16]卷三43。史家如果把主观褒贬标准强加于历史事实之上，并据此对历史作出毁誉，就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公正地记载历史事实。章学诚认为史家的职责在于客观记事，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貌，而不能对历史事实强立名目，主观褒贬：“夫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春秋》之意也。必标目以示褒贬，何怪沈约、魏收诸书，直以标题为戏哉！”[10]22 《宋书》设立《索虏传》，《魏书》设立《岛夷传》，成为史家主观标名毁誉历史的恶作剧，严重背离了中国史学因事实而寓劝惩的传统。章学诚指出撰修地方志“讥贬原不可为，志体据事直书善否，自见直宽隐彰之意，固不可专事浮文，以虚誉为事也”[10]138。因为方志与国史性质相同，均应据事直书，不能设例褒贬：“据事直书，史、志一例。不得以私意为褒贬，亦史、志一例。”[10]302 他反对把历史事实削足适履，屈从史法，主张让史法充分表达史实，保证历史记载的真实可信。
总而言之，乾嘉史家提倡记载历史必须据实而书，反对轻易设立主观标准剪裁历史，对历史事实任意轩轾。在他们的史学意识中，认为治史的根本目的在于尊重历史的真实，弄清楚历史事实的真相，撰史寓论断于叙事，表现为据事直书与客观评价合而为一，具有极其鲜明的“实事求是”理论特征。
（四）论史结合时势，力戒驰骋议论
乾嘉史家所说的驰骋议论，主要是指宋明以来的一些史家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欲借儒家伦理道德褒贬世道风俗，离开具体的历史事实而主观抽象地评价历史，或故为高论，苛责前人；或主观臆度，褒贬不经，逐渐形成一种抛开历史事实而肆意褒贬的治史学风。这种论史风气对史学的危害相当严重，不但给评价历史带来极大弊端，而且搞乱了历史事实。乾嘉史家主张历史评价必须建立在客观历史事实之上，反对脱离历史事实而主观议论褒贬，强调考证清楚一人、一书、一事而求得历史的真相，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加以评论。赵翼认为，宋明以来的义理化史学完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标准评价历史，而不考察客观历史形势，“真所谓知义理而不知时势，听其言则是，而究其实则不可行者也”[14]553。他阐明了仅仅注重道德评价的危害，强调历史评价必须结合客观形势：“义理之说与时势之论往往不能相符，则有不可全执义理者，盖义理必参之以时势，乃为真义理也。”[14]552 赵翼明确提出历史评价应当兼顾“义理”与“时势”双重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钱大昕主张历史评价必须以具体历史事实为依据，反对抽象笼统的议论褒贬，指出“世之考古者，拾班、范之一言，擿沈、萧之数简，兼有竹素烂脱，豕虎传讹，易斗分作升分，更子琳为惠琳，乃出校书之陋，本非作者之愆，而皆文致小疵，目为大创，驰骋笔墨，夸耀凡庸，予所不能效也。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尤不敢效也”[4]贰序1。他针对元代史家修撰《宋史》在宋金议和问题上徒讲“义理”而不顾“时势”，批评他们“不知理势之不可同日语也”[4]柒208。钱大昕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赵翼不谋而合，反映出清代乾嘉史家结合“时势”考察前代史论得失的卓识，对“实事求是”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王鸣盛宣称对“所谓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与夫强立文法，擅加与夺褒贬，以笔削之权自命者，皆予之所不欲效尤者也”[5]序3，因为“是非千载炳著，原无须书生笔底予夺。若因弄笔，反令事实不明，岂不两失之”[5]卷七十一3。驰骋议论不仅褒贬无当，而且还会导致歪曲历史事实，严重损害史学的科学性，违背“实事求是”的史学宗旨。崔述鉴于“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8]14 的弊端，大力提倡考实之后发论。他说：“论古之道当先平其心而后论其世，然后古人之情可得；若执先入之见，不复问其时势而但揣度之，以为必当然，是‘莫须有’之狱也，乌足为定论乎！”[8]166 崔述的认识已经超出了就事论事的范围，具有普遍理论意义。乾隆年间的四库馆臣认为，没有事实作依据，褒贬就无的放矢：“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17]卷首18 因为事实才是褒贬的基础，“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17]397。倘若不以事实作为褒贬依据，那么议论褒贬也就失去了意义。这一认识深刻地阐明了事实与褒贬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章学诚继承前人的史学思想，进一步提出了知人论世的理论。他认为：“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10]17 这是因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10]17 所谓了解“古人之世”，就是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时代的人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思想与认识水平必然不同。所谓了解“古人之身处”，就是要充分认识到由于客观环境的不同，个人的遭遇和旨趣也不相同。史家只有弄清楚被认识的对象所处的特定时代和具体环境，才能做到恰如其分地评价。章学诚提出的“知人论世”历史评价原则，具有极其深刻的“实事求是”理论含义。
通过以上论述，乾嘉史家强调评价历史事件、典章制度，必须考证清楚其来龙去脉，联系特定的历史背景，才能作出正确评价。这是乾嘉史学最鲜明的“实事求是”理论特征，决定了清代整个史学领域的风貌和性质，不但为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且对近现代史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6—05—15
注释：
① 例如翦伯赞等指出：“乾嘉考据学派……排挤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但是他们在整理和保存古典文献方面却有很大的功绩，并为后人打开了读古书的门径。此外，他们实事求是的钻研态度和比较科学的考据方法，在今天看来也是很可贵的。”（《中国史纲要》（中册）第314页，人民出版社1963）庞天佑认为：“乾嘉学者的方法，概括地说是实事求是，严密实证。”（《考据学研究》第214页，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漆永祥认为：乾嘉学者继承汉儒治学传统，讲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乾嘉考据学研究》第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② 关于这方面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瞿林东指出：“从表象上看，清代考史学派诸大家，所考之事、之书、之人，似乎是就事论事，没有什么理论。如果真持此种看法，则不免陷于肤浅。其实，考史学派是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的。他们把‘实事求是’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以顾及所论对象的‘时势’及‘苦心’，不是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史学批评的方法论了么。”（《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第139—140页，中华书局1994）施丁也认为：“乾嘉时期（1736—1820）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钱氏在谈记事、著述、考辨、议论时，多次简明地提到‘实事求是’，有着多方面的含义，不仅是言考证方法，而且流露出朴素的史学思想，也是作为重大的史识和史德问题提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直书’、‘实录’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史学史上突出的成果，并体现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一个显著的特点。”（《钱大昕“实事求是”史学》，《求是学刊》，2001年第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