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伟光答《党建》记者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央党校论文,党建论文,记者问论文,副校长论文,构建和谐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内部矛盾也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新问题，请您说说都是哪些方面的问题？
王伟光：当前我国各种关系基本协调，政局基本稳定，社会基本和谐。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基本协调、稳定、和谐的前提下，人民内部各类关系和矛盾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不同程度地普遍得到实惠的情况下，人民内部一些关系与矛盾趋于复杂和紧张，存在某些不安定的隐患、不和谐的因素，影响社会协调健康发展。主要有这样几方面问题：
一是社会差别问题。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呈继续拉大的趋势，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表现。例如，1978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7∶1，1984年变为1.7∶1，缩小了，因为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收入提高了。随后，分配差别持续拉大，到2003年，达到3.24∶1。再如，从1980年到2003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由50％增加到59％，中、西部地区分别由30％和20％下降为24.5％和16.5％。人均GDP的相对差距进一步扩大，东部与中、西部分别由1980年的1.51∶1和1.91∶1扩大为2002年的2.1∶1和2.61∶1。
二是贫富差距和社会贫困问题。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社会贫困凸现，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已从1988年0.341扩大到2000年的0.417，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3～0.4的警戒线。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目前贫富差距高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近15年来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三是社会成员分化和流动问题。阶级、阶层发生分化，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了，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构成结构重组，呈多元化利益格局，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表现。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和组成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阶级也发生了新的分化、组合和变化；非公有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发展很快，形成拥有相当财富的高收入的非公有制企业主阶层。除此之外，还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
四是社会就业问题。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供求矛盾紧张，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直接表现。如“十五”期间，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失业人员1300万，2300多万人需要就业。复员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残疾人等就业安置难。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五是群体性事件问题。近些年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信访和上访大幅上升；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参与主体趋于多样化，组织化倾向趋于提高，行为方式趋于激烈；引起原因大多是物质经济利益问题；引发、激化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性因素增多。
除以上问题外，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问题，民族宗教问题，都引起复杂紧张的矛盾，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诸多表现。
记者：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各种社会矛盾？在这方面，其他国家包括我们自己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和记取？
王伟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认识和处理各类矛盾问题上，中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苏联斯大林时期的经验教训表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矛盾，存在什么性质的矛盾，怎样区别和处理矛盾，是极其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苏联早在斯大林时期就长期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错误观点：一是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有矛盾；一是虽然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矛盾，但却把矛盾扩大化，把一切矛盾都夸大为敌我矛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首先提出了苏联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的论点。这是违反对立统一规律的形而上学观点。理论上不承认苏联国内有矛盾，又怎样解释苏联大量的现实矛盾呢？斯大林在理论上不得不把苏联国内的各类矛盾都说成是外部原因造成的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斯大林的错误观点给苏联发展带来极其有害的影响：由于否认人民内部存在矛盾，严重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阶级斗争扩大化，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和镇压活动，严重破坏了民主和法制。这是最终造成苏联社会各类矛盾积累激化，直至解体的一个深层原因。
我国的经验教训表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成为全社会范围内的全局性问题，特别是当时苏联东欧发生的问题也促使我们党对人民内部矛盾进行研究和思考。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标志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形成。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我们在实践上逐渐背离了正确的理论。1957年犯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1959年错误地开展了所谓“反右倾”斗争，60年代在“左”的路线指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造成全国性内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恢复和发展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走上了稳定、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处于社会发展风险期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高度重视协调各类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相对和谐与稳定，至关重要。从各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当一个国家处于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交织在一起，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发展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变化，一些人利益满足，一些人利益受损，矛盾加剧；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衍生一些社会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矛盾激化，再遇到经济滑坡、金融风险等突发情况，会发生社会动乱，影响政局稳定。被称之为“拉美陷阱”或“拉美病”的现象就是例证，其含义主要是指拉美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因贫困化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动荡的状况。
总而言之，一定要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极端重要性。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国长期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在特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突出地、大量地、经常地表现出来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现阶段人际关系上的主要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正反经验一再表明，什么时候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题，坚决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做法，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主义社会就和谐，事业就发展；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记者：当前我国都存在哪些人民内部矛盾？具有什么特点？
王伟光：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具有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横向的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执政党与他党、非党的矛盾，党内矛盾；地方和地方、企业和企业、群体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非公有经济经营者内部的矛盾；市场经济的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同非公有制经营者之间的矛盾……纵向的矛盾有：执政党、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领导者同群众之间的矛盾；上级同下级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企业、地方、单位）、个人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表现出来。其中物质利益矛盾是各类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是影响、制约、导向各类矛盾发展的主导性矛盾。由于我国社会深刻的历史、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原因，决定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除了必然性、根源性、主导性等特点，人民内部矛盾还具有群体性、非对抗性，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等特点。
记者：面对如此繁多而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进行处理？
王伟光：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主要用经济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得失矛盾。利益矛盾就是得失矛盾。毛泽东同志提出主要用经济方法处理得失矛盾的原则。邓小平同志强调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调节得失矛盾的思想。运用经济方法，“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是解决人民内部得失矛盾的主要方法。
第二，主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人民内部在思想政治上的矛盾就是是非矛盾。毛泽东同志认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来解决。他把民主的方法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公式。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党内和人民内部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的手段，不能采取强迫命令、压制打击的手段。民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民主法制的方法；一是思想教育的方法。
第三，采取综合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各类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综合性的、多种多样的方法。要针对矛盾的具体实际，动员各方力量，注意工作方法，立足于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增进理解，调动积极因素。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建立经常化、制度化调处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依法及时处置群众的合理诉求，努力消除不和谐因素，从源头上解决矛盾，尽可能地把矛盾和隐患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第四，根本方法是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奠定物质、精神和制度保障。
记者：目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键要解决什么问题？
王伟光：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目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任务。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极为重视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
效率与公平是历史的、具体的、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效率与公平存在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统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是可以协调的。效率与公平，既要讲重点论，又要讲两点论。既要注重效率，又要兼顾公平；市场注重效率，政府注重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重要的一般原则，在不同时期，对它的理解和运用，要从实际出发，要追求效率与公平的优化结合。当前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既要着重解决初次分配非正常收入造成的差距，还要着重解决再分配的社会公平保障，建立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
首先要保证社会成员机会平等，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拉开差距，一般来说是正常的，有利于效率提高。问题在于不合理、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和机会，如市场垄断、贪污腐败、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造成大量非正常收入，以至不合理地拉大收入差距。这就需要解决初次分配机会条件不均等所带来的不公。坚持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保证生产条件和经济关系平等，逐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市场竞争平等，才能保证初次分配的条件和机会公平。在初次分配中，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效率为前提，贯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让激励性和效率性收入分配确实到位，控制垄断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
其次要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实现公平的再次分配。目前再次分配体制不健全，保障性收入分配不到位，低收入层与高收入层的差距日益拉大。需要以公平为原则，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政策，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措施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第三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好保障性分配问题。政府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向低收入层倾斜，确保低收入层的最低生活保障，突出解决失业、医疗、养老保障问题，加大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
记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还应该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
王伟光：还必须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和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这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和谐社会要有两个层次的合理结构。一是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有两种利益格局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一种是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一种是贫富悬殊的利益格局。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公平的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首先要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竞争的条件和机会平等。其次要保证社会成员利益分配相对均衡。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激励性、效率性、保障性收入分配有机结合，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利益分配格局，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相对均衡。二是形成与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相一致的、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两极分化的“葫芦型”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不利于社会和谐。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中等收入层为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把社会分化、社会差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使各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与合理的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要构建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体制。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环节就是提高领导干部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能力。领导干部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与特点，努力探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路、新方法，为防范、应对、化解各类矛盾提供理论和对策支持；科学分析各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发展变化，充分把握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分化与组合的条件、原因以及他们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关系，以便制定协调各类矛盾的有效对策；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管理，建立健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信访体制和机制，建立一套反应灵敏、指挥得力、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和处理机制；积极研究和掌握新时期群众工作的规律特点，把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作为群众工作的重点，善于处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复杂棘手问题，综合运用思想、道德和法制的力量，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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