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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代萧统所编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曾对后世文学发生过深远影响，而《文选序》则是研究萧统以及有梁一代文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近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我重新学习了这篇文章，对于文中的若干词句在理解上产生了一些疑问和看法，在此将它们提出来，以就教于方家同好。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
《文选序》在其开头，分述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以揭示“文”的起源，云：
式观元始，眇觌玄风。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世质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自“冬穴夏巢之时”以下，文字比较显豁易懂，在理解上不存在什么困难。问题在于“式观元始，眇觌玄风”二句，它们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与紧承其下的“冬穴夏巢之时”四句又处于何种关系，答案就不尽一致了。据我了解，目下对此大抵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元始”即原始，“玄风”指原始社会风俗，于是就把这二句解释成“远远地回溯一下原始时代的世风民情”（注：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8月，页563-564。）。显而易见，这里语气未尽，不能独立成文，必须与下面“冬穴夏巢之时”四句合在一起，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大概选注者为了避免引起误解，还特意在“眇觌玄风”之下加上标点冒号，以表明前后二者处于主从关系，表示“式观”二句乃指“冬穴夏巢”、“茹毛饮血”之时，而唯其民风朴厚，故“斯文未作”。另一种在词语解释上与上面所说的大体相同，只是在具体处理上小有区别，即将那个冒号改成了分号（注：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8月，页289。），大概意在提示“式观”二句与下文“冬穴”二句处于并立关系。照此理解，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在“冬穴夏巢”、“茹毛饮血”之前还存在着一个更为原始的远古时代，而这两个时代都共同说明着“世质民淳，斯文未作”这一事实。之所以用分号将其隔开，用意是否即在于此？
以上二说不管存在着多少差异，有一点却是明显相同的，即都确认《文选序》所说之“文”起源于人类社会产生之后。而这种认识，就今天来说，已属于普通的常识，自然容易为大家所认同，也就无怪乎晚出的众多注本何以陈陈相因，沿袭上述二说而不自省察了。
在如何理解“式观元始”二句的问题上，我们长期以来似乎忽视了唐人旧注。《文选》五臣张铣注此二句时曾明确地指出，“元始”就是太初（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本，1987年11月，卷首，页275上。）。我以为张铣此说有一定道理，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今据张铣所提示，对“元始”、“玄风”的含义作一番重新解释，看一看它们的实际含义究竟是什么。
“元”，可指元气，《说文》“元”字下段注引《九家易》曰：“元，气之始也。”（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经韵楼本，1981年10月，页1。）《文选》班固《幽通赋》“浑元运物”，李善注：“曹大家曰：浑，大也。元气运转也。物，万物也。”（注：《六臣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本，1987年11月，卷首，页275上。）都是以元气释“元”之证。在古人看来，元气是生成天地万物之祖，被称为太初、浑沦或混沌。《列子·天瑞篇》曰：“太初者，气之始也。”张湛注：“阴阳未判，即所谓浑沦也。”（注：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页6，页7。）有时也称为太极、太一，《易·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孔《疏》：“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注：孔颖达：《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页82。）由上所引可知，所谓“元始”即元气生成之始，张铣释之以太初，理由就在于此。张铣等五臣所处时代去萧统未远，对于六朝习用的词语应该能较正确地把握其义，不至于会毫无根据地去向壁虚构，而妄自生训的。我们不能因苏轼曾斥五臣为“荒陋愚儒”，便处处去怀疑其训释的正确性而弃之于不顾。
“元始”既然是指太初时代，那么，下文的“玄风”就不是什么远古的社会风俗了，而应另作别解。《河图》云：“元气无形，汹汹蒙蒙。”《礼统》云：“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所自焉。”（注：以上皆引自《太平御览·天部》，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宋刻本，1985年6月，页1上。）这是古人所认为的元气的主要特征。再看本文的“玄”字，最早并多次使用此字的应是老子。《老子》第一章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注：“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始母之所出也。”（注：《老子》，《二十二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页1上。）将王注与上引之文两相对照，便可发现其意趣相合。《老子》所说的“玄”，岂不正是化生万物、“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注：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8月，页420-421。）的元气吗？至于“风”，据《广雅·释言》，即是气，大气吹拂鼓动便即成风。又“玄”也可以训作道，《广雅·释言》曰：“玄，道也。”对于道，《老子》也作过说明，其第二十五章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老子虽说“不知其名”，其所指还是元气。由此看来，玄风乃是元气激荡之风，以其能化生万物，故称曰玄风，与后世称颂帝王教化为玄风者，自不相同，是应加区别的。至此，“式观元始，眇觌玄风”二句的内容便可得而言，意谓在遥远的太初（太古）时代，所能见到的只有冥冥漠漠，化生万物的元气生成之风。天地既然未分，又遑论“人文”？这是不言自明的。萧统接着指出，即使在人类社会出现之后的“冬穴夏巢”、“茹毛饮血”之世，也就是传说中所谓有巢氏、燧人氏的时代，亦无文可言；只有到伏羲氏“始画八卦，造书契”，才是“文”的真正的起源。这里，他把上古时代分为三个阶段，未加以叙述，脉络是十分清晰的。
汉魏六朝期间，人们受当时流行的宇宙生成论的影响，在叙述或探索事物时，往往喜欢追溯到未有天地万物之前的太古时代。如与萧统同时的周兴嗣，他在《千字文》中一开头就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即是一例。此外，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在讨论文章起源时亦云：“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如上所说，即天地未分之前的元气，也认为“人文”由此而生。所以，萧统在追溯“文”的起源时，首先着眼于天地未分的浑沌时期，是由当时人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决定的，原不足为怪。
“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
《文选序》在述及赋时云：
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述邑居则有“凭虚”、“亡是”之作，戒畋游则有《长杨》、《羽猎》之制。若其纪一事，咏一物，风云草木之兴，鱼虫禽兽之流，推而广之，不可胜载矣。
这里不但指出赋名的由来，也说明赋体的演变踪迹，可说是对齐粱以前赋的发展作了较全面的概括。对于这一节文字，各家注释都未曾提出过疑问，然而，经过反复阅读，我以为无论在叙事上，还是在骈体文作法上，都存在着值得讨论的问题。具体来说，问题即出在“亡是”一词之上。下面拟就此略作申述。
首先从内容上来看。此节文字先介绍荀卿、宋玉、贾谊、司马相如四人，他们分别属于战国和西汉时期，是开启赋作的代表人物。接着说“自兹以降，源流实繁”，自当是自贾、马以降；而下文“述邑居”以下文字则据题材内容分叙各类赋作纷纷产生，以至于多不胜载，是“源流实繁”的具体说明。十分明显，各类赋作的产生应是贾、马之后的事。在各类赋作中，作者又具体点出了四篇赋名。其中三篇，“凭虚”指张衡《西京赋》，“长杨”、“羽猎”则是扬雄的《长杨赋》和《羽猎赋》，它们都产生在贾、马以后，与“自兹以降”之意相符。而唯独“亡是”指司马相如《上林赋》，将此篇滥厕于张衡、扬雄赋作之间，岂非与“自兹以降”圆凿方枘，从而使叙事颠倒错乱？
将此序文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作一比较，便可进一步见出其中的问题。《谢灵运传论》云：“周室既衰，风流弥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自兹以降，情志愈广、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駰）、蔡（邕）之徒，异轨同奔，递相师祖。”（注：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月，页1778。）显而易见，萧统之论深受沈约的影响，不但在立意上，而且在遣词上均见承袭《谢灵运传论》之迹。沈约在“自兹以降”二句下，列举了王、刘、扬、班、崔、蔡等家，都是贾谊、司马相如以后的人物，所叙时间无误，而萧统既然祖述沈约之言，因何而出现叙事失序的情况？是一时的疏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再说，《文选》编目将张衡《西京赋》归入“京都类”，司马相如《上林赋》则与扬雄《长杨》、《羽猎》二赋相同，归入“畋猎类”，而此序却说“述邑居则‘凭虚’，‘亡是’之作”，邑居当指“京都”、“宫殿”之类，可见萧统在同一部书中，序文与正文编目彼此失照，这又是为什么？由于存在上述问题不能不使人对“亡是”二字的正确性产生了更深的怀疑。其次，从骈体文的写作方法来看，此序在“自兹以降”一句的前面已出现过司马相如之名，其后又再一次言及之，难免有重床叠屋之弊，而古人写文章，尤其是写骈体文，是最忌犯复的。又“凭虚”、“亡是”与“长杨”、“羽猎”对举成文，前者所指为张衡、司马相如二人，后者则单指扬雄一人，就对偶而言也犯了“偏枯”之病。萧统善文，且各体兼备，被刘孝绰称为“深乎文者”（注：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四部丛刊》影明本《昭明太子文集》卷首。），明人张溥也说他“集中诸篇，范金合土，……而章程颇密，亦文家之善彼己者也。”（注：殷孟伦：《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昭明太子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5月，页209。）以萧统之能文，大概不至于在写作上会出现上述种种弊病吧。所以，我颇怀疑“亡是”二字有误，原本当作“安处”，因“安处”、“亡是”古音相近，大约在后世转辗传抄中造成了错误。“安处”即指张衡《东京赋》，其开头有“安处先生于是似不能言者”云，其用法与以“凭虚”指《西京赋》相同。若以此说为然，则不唯行文无叙事错乱之嫌，且上下二句亦相偶而不跛矣。张衡《西京》、《东京》二赋《文选》入“京都类”，扬雄《羽猎》、《长杨》二赋入“畋猎类”，与序文“述邑居”、“戒田游”始契合无间，文意就畅通无碍了。当然，由于缺乏版本根据，上述看法中是一种推测，未敢必是。
“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
《文选序》的最后一节在交代《文选》选文范围的同时，也说明了选录标准，其中有云：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这里，究竟哪些词句是确切地反映出选文标准的，学者在理解上可说是岐见并出，纷纭莫一。大约言之，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以清人阮元为代表，他在《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中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必沈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注：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8月，页299。）明确指出《文选》的选文标准是“沈思”“翰藻”。另一种，是以近世朱自清为代表，他在《〈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一文中指出，阮元在这两句中只摘出“沈思”“翰藻”四字，而忽略了“事义”，是“不合《文选序》原意”的，并认为“‘事出于沈思’的‘事’，实当解作‘事义’、‘事类’的事，专指引文引言，并非泛说。‘沈思’就是深思。‘翰藻’，昭明借为‘辞采’，‘辞藻’之意，‘翰藻’当以比类为主。”“而上下两句浑言，不外‘善于用事，善于用比’之意。”（注：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载俞绍初、许逸民主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8月，页75-84。）自此之后，研究者大都认同朱说，认为《文选序》的选文标准应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只是对“事”“义”的具体含意，在理解上各有不同而已。如有的说“事”是文学作品的题材，“义”是描写题材所表现出来的意义（注：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8月，页294。），有的更直截了当，说“《文选》取文标准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就是说，入选的文章必须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偏于一面概不录取。”（注：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页528。）如此等等，说法很多。近年，杨明先生发表文章一反朱说，用大量的句例来说明“事”、“义”都指“写作赞论序述之事”，并认为阮元“沉思”“翰藻”为选文标准之说产并不错，但不如“综缉辞采”、“错比文华”表达得更为明白。（注：杨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解》，载中国文选学研究会、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文选学新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页91-101。）
我基本上同意杨明先生的见解，这里想再谈一点自己的认识，或许可以补充杨说，以期使问题讨论得更为深入。
《文选序》首先阐述了“文”的起源和发展，认为与其他事物一样，由简到繁，由质朴到华美，即所谓“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是“文”发展演变的必然趋势。这是通篇立论的基础，由此出发，必然导致对骈体文讲究词藻、声律、对偶的华美文风的肯定（注：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6月，页272-273。）。此序又列举了诗、赋等各种文体，或论述其源流演变，或分析其体制特点，然后对以上各体之文凡具备“入耳之娱”、“悦目之玩”者，则加以赞扬，认为“作者之致，盖云备矣”。显而易见，萧统的着眼点在于作品的审美功能和娱乐作用。
从上述的文章发展观和对作品的独特视角出发，《文选》的选文范围和选录标准便水到渠成了。试赋诸体中那些“入耳”、“悦目”的作品，亦即萧统在序中所称的“篇翰”、“篇章”、“篇什”无疑是《文选》选录的主要对象。至于不在选录范围之内的，序中更有清楚的交代，那即是经书、子书和史书。其理由是因为它们与诗赋诸体性质不同，功用有别，更重要的还在于如序中所说的它们“不以能文为本。”这里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章，而是孔子所说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注：《春秋左氏传集解》，《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页2165。）之“文”，指的是文采，亦即萧绎《金楼子·立言篇》“文者，惟须绮豰纷披，宫征靡曼”之所谓。“能文”，是说在语言文字运用上能做到色彩鲜明、奇偶相生而又音韵和谐。毫无疑问，倘能臻于此境，自可收到“入耳”“悦目”之效。
唯其重视文采，此序在谈到史书中赞论序述时又特意加以强调，说：“若其赞论之综缉词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从而，《文选》的选文标准便被明显地表述了出来，那就是“综缉词采”、“错比文华”。综缉、错比，互文见义，合而言之即“综错”、“缉比”。综错是指文字在色彩、声韵上错综成文，缉比为“缉事比类”之简括，即用事用比之意。（注：《南齐书·文学传论》有“缉事比类，非对不发”之言。）若此，则这二句意思是说，文字须讲究色彩和音韵的交错组织，又要用事用比，来使文词华美精彩。应该认为，“综缉词采”、“错比文华”是骈体文在语言文字运用上的理论概括，作为区分“文”与非“文”的标准确是十分适宜的。
至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二句，实际上专对史书中的赞论序述而言，是“综缉词采”、“错比文华”在此类文体上的具体说明。所谓“事”即指上文“纪别异同”之事，“义”即指“褒贬是非”之义（注：齐益寿《〈文心雕龙〉〈文选〉在选文定篇及评文标准上的比较》亦持此说，见杨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解》引。）。所谓“沈思”，承上文之“综缉”、“错比”而来，意谓组织和运用词藻不宜率意为之，而应精心求得；而“翰藻”即是“词采”、“文华”的同义反复。由此看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二句，意思是说史书中赞论序述，其事、义两方面内容，必须通过精心组织词藻来加以表达，要做到文采斐然，认为只有如此，才与“篇什”一起编入《文选》。
需要指出的是，“事出”、“义归”二句当本于《孟子》。《孟子·离娄下》在述及孔子作《春秋》时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注：《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页2728上。）这里指出撰作《春秋》的三个要素，即事、义、文。孟子所说的事，即指史事；义，即指褒贬是非之义；文，即文体。就前二项而言，不但是《春秋》，也是一切史类著作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赞论序述也自不例外。问题在于用来表达事、义之文，《春秋》“其文则史”，所用的是史官的质朴的文体。而在萧统看来，他所选的赞论序述在文体上应有别于《春秋》那样的史书，而是须经“沈思”“翰藻”乃成其文。从这个意上说，“沈思”“翰藻”也就是“综缉词采”、“错比文华”之意，阮元把它看作《文选》的选文标准的确如杨明先生说的并无错误，而且可说是甚得萧统心源的一种见解。
很明显，《文选序》中所说的选文标准仅仅着眼于词藻的组织和运用，并不涉及文章的内容问题。然而，近世论者多忽略“综缉词采”、“错比文华”，以偏概全地把“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看作是《文选》的选文标准，且对“事”、“义”二字或求之过深，或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在理解文意时往往容易导致误会，有的甚至于得出萧统此序是在提倡“情义与辞采内外并茂”的结论，难免违离了作者的原意。
萧统所处时代，骈体文盛行，“综缉词采”、“错比文华”的选文标准的提出，是受时代文风影响的结果。《文选》一书的编撰目的与几乎同时成书的《华林遍略》有着相似之处，如果说《华林遍略》为用典隶事输送了资料，那么，《文选》则为遣词选句提供了范文，二者都为写作骈体文服务，可谓殊途而同归。《文选》对于骈体文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不容抹杀的事实。然而，萧统在《文选序》中华竟认识到文章由质朴向华美演进的必然趋势，并且从大量诗文中总结出“综缉词采”、“错比文华”的美化语言文字的艺术写作经验，这不能不说是他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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