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钱梦龙(Ⅱ):“训练”的真正含义_钱梦龙论文

回归钱梦龙(Ⅱ):“训练”的真正含义_钱梦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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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训练:语文的根基

      钱梦龙“导读法”问世已经三十余年,而针对其导读训练仍不时听到有批评的声音。其中一说,是认为“把教学变成训练”是陈旧的“启蒙理性”,是对教育本质的遮蔽。这种把训练看成与教学对立和不相容,虽然荒谬得可笑,可是一个时期以来,竟被我们课程改革的制定者视为理所当然,在试行的课程标准里极力加以回避,但凡涉及“训练”的地方,无不以“实践”二字替代之;直至2011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才在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悄然出现“注重基本技能训练”一句话。可见对于语文课程来说,“训练”还是一个未了的话题,一个需要重新清理的概念。

      钱老师不止一次解释说,训练,是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的基本形态,是学生“会学”与教师“善导”必然呈现的具体教学过程。主体→主导→主线,合符逻辑,顺理成章,是能够自圆自洽的。不过我的思维习惯常会跳出线性逻辑作立体想象,想象的结果是,钱老师所说的“以训练为主线”,仅是师生互动的“基本形态”,把训练仅仅作为教学行为的一种“形态”,一个“过程”,主要是针对一篇课文的教学过程而言。研读了钱老师的课例之后,我有一个突出感觉,即执教者首先必须具有训练的强烈意识和高度自觉,才可能把语文课堂变成实践的课堂。实践是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实践的同义词即训练。因此,是否还应该把“训练”提升到课程理念的高度,以突显其统领全局的地位和作用?钱老师也曾明确指出:“语文科的实践性强。……通过读写听说的实践提高语文素养,更不能须臾离开训练。排斥训练,无异于抽空语文教学的内容,使语文课程蜕变成一个徒有其表的‘空壳’。……严重降低语文教学的质量。”他甚至极言“其实,教育本身就是训练。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良好品德和习惯的养成,知识的获得,能力的培养,智力的开发,等等,哪一项离得开训练?”[1]如此表述,正是遵从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实践本性和客观规律,给“训练”以最高的课程目标定位。倘作如是观,那么在钱老师那里,被置于“主体”和“主导”之后的“训练”,就不能仅视为教学选择的一种行为方式,一条由“双主”规定的“线”。主者,主旨也。线者,总路线也。我谈出这个看法,并不是要和钱老师商榷,是否应该改“三主”为“以训练为主旨,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不是的,我只是想解释和强调只有“训练”,才是语文教学“根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妨倒过来想一想,在未施以教育,没有进入课程之前,是不存在“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这件事的。有了教育与教学,也就是有了训练的需要,才有谁为训练主体和谁为训练主导的角色认定。训练,就理所当然成了课程存在的唯一前提。如果教师缺乏明确的训练意识,如果一节课没有训练的明确目标与具体内容,无论是“练”的主体——学生,还是“训”的主导——教师,实际上都成了虚设;所有的活动,都将造成虚耗。

      我之所以特别张扬“训练”的正统地位,还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语文教师的训练意识已相当淡薄,语文课堂上几乎没有训练的痕迹,正如钱老师所指出“忽视语文训练的不良后果现在已经很明显了”。我甚至认为,如今语文课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训练的缺失。一方面教师以讲代练的积习殊难改变,另一方面,学生被动的松弛的思维状态相当普遍。由于基本缺乏语文训练,导致课堂教学不真、不实而且尚华,大大影响了教学效益与效率。语文杂志上经常刊出的被认为是可供观摩的课例,教师教后自述,虽然都有自己的教学目标(除了特别推崇“生成性”而宣称目标并不重要的之外),课上也都有师生、生生的对话与互动的场景,但所谓对话,只有教师拿“我喜欢”“我觉得”的话要学生“对”,而几乎不见学生有什么自己思考和发现的问题要和教师“对”;所谓互动,主动的只是教师,被动的还是学生。对话与互动如果不具有训练的内涵,就必然流于形式与装饰。正如钱老师所批评的:“执教老师为了张扬‘人文性’,增加教学内容的‘文化含量’……天马行空式的宏大叙事取代了实实在在的读写听说。……这种包装亮丽华而不实的课,目前正在作为某种‘范式’而在各种公开课、评优课上不断展示着。”诚然,我们有不少的所谓优质课、观摩课,拿钱老师的课例一对比,难免给人冗散、臃肿、浮夸、琐碎、无聊的感觉,带着明显的自恋癖和表演欲。若从教学过程设计看,表面上像是少了根主线,往深里想,实则缺少一个训练的主脑、主见。至于多年前曾被激烈争论过的一节《愚公移山》的教学,那只是执教者有意“新翻杨柳枝”,其动机并不在文言文教学的改革,而是以求新求异的“另类”姿态,欲借“移山”作“话题”,重新评价传说人物的形象,以达到其解构、颠覆文本原生价值的目的,和钱老师的课无从比较,也无需比较,因为它跟语文训练根本就一点沾不上边。

      二、训练:“方格”与“圆融”

      由于钱老师的导读极富机智,精妙无比,人们总习惯从教学艺术技巧的角度来加以赞美。但曾经也有人用“方格之内的圆融”[2]评价之,而其所谓的“方格”,指的是只能“迎合考试”的机械的字词句训练,而“语文素质是‘练’不出来的”,“过分强调‘练’只能让学生得到些生硬、呆板、缺乏气韵的东西,无法达至心领神会的创造境界。”而“真正的大家是有思想、有境界、有风格而无技巧的”。且形容之为“茶壶里起波涛”,茶壶者,狭小也。这又是从另一面对钱梦龙的教学艺术技巧予以否定。未必是不怀善意,却像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稚说妄言。语文之世,岂是容易涉透?有人谓之“隔膜”,是有道理的。

      我并不想讨论钱梦龙是不是具有这“三有”的真正大家,但说他的教学技巧是学生从他的训练中只能“得到些生硬、呆板、缺乏气韵的东西”,钱老师的许多课例就摆在那儿,事实俱在,无须徒费口舌。我只想说,语文能力训练难道就不需要“方”与“格”吗?虽然钱老师也认为在应试体制下教语文是“带着镣铐的跳舞”,但他显然没有把所谓的“方格”全然等同于“镣铐”。在《三十年的坚守》一文中他解释道:“一个高效的阅读流程,往往都由若干符合认知规律的步骤构成,每一步骤都有一定的操作要求和规格,于是就有了阅读的‘格’。”而阅读能力的形成,在教师由“扶”到“放”,学生由“死”到“活”,就是必然要经历的从“入格”到“出格”的过程。“在方格之内”求“圆融”,是被他视为他语文教学企望达到的一种境界,事实上他早已经达到了这样的高境界。在我看来,基础教育阶段的初中教学,尤其需要包括技巧、策略、方法、习惯、态度等基本要求的“方格”不可。讲求“方格”绝不是无关于语文素质的“舍本求末”。钱老师明确指出“恰恰是正确的‘训练’,使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完美统一成为可能。”王荣生有一段话也说得好,他认为技能策略“都不可避免地同时在练习着对待语言文字,对待人生社会的一种态度,一种认识方式。‘技能’、‘知识’,这些通常被指认为‘工具性’的东西,在语文课程与教学中,不是也不可能是‘单纯的工具’。”无论是这样还是那样的“人文”或“工具”,“都是经特定的价值观‘筛选’的结果,因而也沾染着特定价值观的色泽,黏附着特定的价值观”。[3]我们大多数教师,也许永远无法达到钱老师那样“方格”与“圆融”统一的高境界,但不能因为达不到就认为“方格”不需要。如果忽略或舍弃必要的“方格”训练,而让那位批评者所谓“更多地吸纳来自‘非语文’‘非教育’的各种优秀文化的滋养”的非语文、伪语文的货色进入课堂,那倒是应该十分警惕的。

      三、训练:长期的实践智慧

      还有另一种意见认为,导读法的至善境界比较依仗教师的个人魅力,是无法在普通中学教师中大面积推广的。这种看法,很有它的代表性,也是至今人们仍然习惯用艺术的眼光去观赏钱梦龙,而不能侧重从科学的立场去剖析其成就的原因。钱老师曾说过这样一段感人的话:“我这个人,要学历没学历,要资格没资格,要智慧没智慧,我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这份对事业的执着,这份如痴如醉全身心的投入。”我曾经问过钱老师,对他培养的许多弟子,觉得在什么方面较难达到他的期望,钱老师认为是课堂的灵活应变能力。的确,如果不是长期在训练中积累经验,对于教学过程中无法预料的学情变化,教师是殊难应付的。钱老师自谓是个“资质平平的人”,“居然也渐渐变得聪明了一些,虽然说不上什么‘教学智慧’,但至少在千变万化的学情面前不至于手足无措”,就缘于他所说的“长期践行助我生慧”的一份执着。钱老师诚然有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但他的成功绝不是只靠他的个人素质,而是得力于他的半生求索而果熟蒂落,用他的话说,就是“水到渠成的完满”:这除了有他个人自学修成的正果,而习而熟之,熟能生巧,更有他执着于导读训练所达至的炉火纯青。在《钱梦龙经典课例品读》的“代序我这样上语文课”里,有个标题叫“课程助我定向”,这话分明带有自谦的味道。在新课标制定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钱老师不是早就有了每一课的“课前自问”习惯,给自己教学做了正确定向了吗?他在介绍自己专业成长时几乎都不忘强调“我是一名自学者”,“我根据自己学习国文的经验,选定了一种唯一可供选择的策略鼓励学生自己学。”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因其切身的语文经历和成功的教学实践,历久形成执教的自觉意识,这意识本身也就是一种课程的自觉,而无须再由课程标准来助其定向,这本来是很正常的。正如波兰教育家奥根听说:“教学论不是凭思辨,而是凭先进教师经验的理论概括以及观察和实验,来揭示一系列规律的。”叶圣陶先生有一句话:“只要不存成见,不忘实际,从学生为什么要学国文这一层仔细想想,就是不看什么课程标准,也自然会想出种种的实施方法来”,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训练自学,这四个字普普通通,却是钱老师的大关怀,大动作,大手笔。如果无视其自学理念,又否定他的“训练”,即等于完全抹杀他所主张和所做的一切;真诚仰慕他的个人魅力,则应该心向往之,而复学习之探究之追随之:学习他的终生无悔的追求和坚守的立场,以及在实践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一股“定力”,则作为普通教师,依然有望紧随他的足迹,借鉴他的经验,去实现语文教学至善尽美的境界。

      四、结语:重返复前行

      岁月远去,己登耄耋之年的钱老师,大概很少再有可能回到课堂。但他的教学理念与实践对于今天依然空耗低效的语文教学,仍具有一种启蒙的价值。我无意于将钱梦龙视为那个年代语文名师的唯一代表,他也只是“这一个”,然而却是不可多得的典型的“这一个”。特别是,面临今天课改潮流中时见“非语文”“伪语文”的沉渣泛起,他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就不仅是“标杆”,而更是“警铎”。我主张重返钱梦龙,不是对他个人的迷恋,更不是怀旧,而是强调有必要作整体性的历史回望,回望钱梦龙那一代先行者的道路与创获。重返,就是要重新审视钱梦龙丰富经验的本质内核,重返他的“训练自学”的教学之道:重返,就要像钱老师那样用“语文”的方式教语文,回归真实、扎实、朴实的语文课堂。重返而后复前行,在传承的基础上,以守正创新的姿态,继续探索出一条实践型的务实高效的语文教学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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