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知识在社区减灾行动中的整合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策略论文,地方论文,知识论文,社区论文,行动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然灾害总是发生在特定空间范围内，有关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构成了地方性防灾减灾策略的重要基础。近二十年来，全球减灾行动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地方知识在减灾行动中的重要作用。2005年，联合国减灾大会通过的《兵库行动纲领》提出“加强国家和社区的抗灾能力”，基于社区和基层政府的灾害管理开始在世界各地兴盛起来。2015年3月，联合国第三次减灾大会通过的《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以下简称“仙台框架”)中则明确提出“确保灾害风险评估以及制定和执行特定部门政策、战略、计划和方案时，适当利用传统、土著及地方知识和做法，补充科学知识并采取跨部门办法，这种办法应因地制宜并符合实际情况”[1]。这表明地方知识已经写入国际减灾议程，将在今后15年乃至更长时间内成为全球减灾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地方知识具有隐含性、零散化等特征，在实践中的应用仍然处于自发的、无组织化的状态。一些案例研究表明，地方知识是作为一种文化因素潜移默化地形塑了土著居民的减灾避灾行动从而发挥出作用[2-3]，而灾害管理主体主动将地方知识运用到灾害风险管理的方法和路径研究尚不多见。在“仙台框架”的倡议下，如何将地方知识有机地整合到灾害管理过程中将成为减灾实践的迫切需求。我国在减灾实践中十分注重“加强城乡基层社区居民家庭防灾减灾准备工作”①，各地基层政府和社区摸索了一些在减灾行动中运用地方知识的经验和方法，可以预见社区减灾在十三五期间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在我国建设“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宏观背景下，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阿坝州”)的基层政府和社区灾害风险管理(local and community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实践为例，通过大量第一手调研资料研究了地方知识融入减灾行动的具体做法，总结了三种主要的整合策略。这些策略在我国的灾害风险管理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提升地方知识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水平具有一般性的启示作用。 二、地方知识逐渐进入国际减灾议程 长期以来，灾害风险领域表现出科技主导的倾向，地方知识在减灾中的有效性未能得到足够重视。社会科学的灾害研究者在早期的研究中曾注意到社区的“应灾策略的知识”以及“社会关系的知识”[4]、灾害中组织沟通的地方性特征[5]、地方性文化因素对减灾行动的作用[6]以及地方知识在应对环境灾害中的作用[7]，但是地方知识的议题在主流文献中处于边缘地带。20世纪80年代开始，“地方知识”的研究在灾害管理的临近学科如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管理等领域中兴盛起来，[8-9]其研究成果受到一些全球倡议的肯定，如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人类发展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可持续发展”，十分注重地方知识的运用。 随着联合国第一次减灾大会的举行，“社区减灾”成为了灾害管理的关键词。社区减灾的理论基础是社会资本理论，主张调动镶嵌于个体关系中的行动资源以降低灾害风险，[10]这些资源都具有高度的地方性特征。在社区减灾的倡议下，一些国际减灾组织在发展中国家展开大量援助项目，为落后地区的防灾减灾规划提供先进技术和理念。这些项目对提升落后地区的应灾能力做出了贡献。但是，也有一些案例显示，外来援助项目在某些地方的实施并没有得到预期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其中一个可能的因素是外部专家提供的先进技术和方法并没有与当地的生活习俗、日常经验相结合，当地居民参与项目的积极性不高，也缺乏相应的知识水平以理解和接受先进的灾害管理方法。[11]科学知识和地方知识在实践领域中已表现出鸿沟。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报告显示，土著经验和地方知识在形塑人们的应灾行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是，2004年12月26日发生的印度洋海啸中，部分土著居民依靠祖辈相传的知识及时识别了发生海啸的征兆，从而成功避险。[1]这个案例引起了灾害风险管理研究的高度重视，地方知识开始出现在全球减灾议程之中。2008年，联合国减灾署编写了地方知识的专题报告，总结了亚太地区运用地方知识和传统经验预防和应对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实践案例。[12]2013年，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下设的“土著问题的常设论坛”中发布了《推动本地居民参与减灾》的白皮书。如前所述，2015年3月，联合国减灾大会制定的“仙台减灾框架”明确强调了地方知识对改进减灾策略、提升社区恢复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仙台减灾框架”对地方知识的关注引发了理论研究界的高度关注，[13-14]地方知识的研究再度掀起高潮，现有文献中关于地方知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大量的案例证实地方知识在灾害管理中的重要性。[15]第二，界定了地方知识的含义和类型，[16]从理论上构建了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整合的框架。[17]第三，在其他较为成熟的研究主题下引入地方知识的作用，如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Community-based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CBDRM)。[18-19]但是，与快速推进的实践需求相比，现有研究在总结提炼主动应用地方知识的经验和策略方面仍显不足。本文努力的方向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中国实践案例发现地方知识进入基层减灾行动中的几种典型模式，推动地方知识在减灾实践中与先进的减灾科技手段一起共同发挥作用。 三、地方知识的特征及其整合困境 地方知识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社区中产生对周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系统认知，这些知识潜在地形成了个体的减灾应灾行为。由于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与灾害抗争的历史，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发现和掌握了一套观察、识别和应对自然灾害的技巧，不断降低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这些技巧有些是具有共通性的，如修建水坝、开挖河道等，这些知识在较大范围内得以传播，有些则是具有地方特异性的，只与当地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相联系的独特知识，这些知识只局限在较小的地域空间内，通过口头交流代代相传。最近的研究表明，地方知识在很多方面弥补了现代减灾科技的不足，可以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更好地预防和应对灾害。[13]近年来，国际上以永续发展为目标的减灾思路，将社区和公众的知识和能动性提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代表了从以科技为主的“结构式减灾”过渡到以人为主的“非结构式减灾”[20]。 Dekens[16]将减灾行动中的地方知识分为四大类，分别是环境知识、技术知识、社会知识和文化知识(见图1)。从自然背景的维度看，环境知识包括对当地常见自然灾害、地理地形特征、天气模式、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认知，这些因素也常常是形成各种自然灾害的直接原因。地方性的技术知识是指当地居民根据本地的自然气候条件长期摸索形成的建筑房屋、农田水利等方面的经验知识。社会维度上的社会知识和文化知识最具有地方特殊性。社会知识包括当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等，这是一个地区和社区长期演化的结果。文化知识则体现在本地居民的价值观、世界观之中，外化为抗御灾害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
图1 减灾行动中地方知识的结构模型 地方知识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地方知识产生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常常表现为一种日常的生活方式[12]。第二，大部分地方知识具有隐性知识的特征。虽然许多地方知识表现为隐性知识，但是地方知识并不等同于隐性知识。为了避免这种误解，有些学者将地方知识称为内部知识，从而与外部输入的知识相对应。第三，地方知识的传播主要依靠口头交流等非正式的传播方式，往往缺少文字记录。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使得地方知识散落在民间，往往通过口口相传在相对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传播，难以在减灾实践中获得系统化和结构化的应用。 四、资料来源及案例背景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以四川省阿坝州的基层和社区减灾实践为例，研究地方知识与减灾行动整合的主要途径。案例研究的素材主要来自于作者2013年6月在四川省阿坝州所做的实地调研和访谈。2013年6月，在汶川地震之后的第五年，以及芦山地震之后的一个半月之后，作者考察了受地震灾害影响严重的阿坝州，先后访谈了省级应急管理办公室官员3人，阿坝州州政府、部分县政府以及乡镇灾害管理者9人，以及普通群众21人。访谈包含了以下主题：当地应对自然灾害风险的主要做法；当地居民应对自然灾害风险时所使用的各种知识来源；群众参与减灾的主要途径和发挥的主要作用；政府各级官员、村和社区的干部在减灾中扮演的角色等。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减灾战略的历史变迁以及各种知识在防灾减灾中的作用，作者在2014年6～10月间在北京补充访谈了中国民政部减灾中心官员1人，国家减灾委员会专家2人，减灾科技专家2人。在征得受访者同意之后进行了录音，这些录音材料成为本文案例的第一手资料。 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作者还收集了阿坝州地方防灾减灾文件，包括当地政府的减灾规划、村和社区的应急预案、县和州政府掌握的灾害隐患点记录表等。为了更加全面地勾画中国减灾政策的变化，作者分析了1998年以来的国家减灾规划和重要的减灾文件，并收集整理了2008～2014年间有关阿坝州灾害风险管理的新闻报道。这些材料综合起来构成了案例研究的全部细节。 阿坝州位于四川省西北部的高山峡谷区，下辖13个县，233个乡镇，共有1000多个自然村，总面积8.42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阿坝州处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脉北端与川西北高山峡谷的结合部，龙门山断裂带呈东北一西南走向斜跨阿坝州的东南部。2008年5月12日发生里氏8.0级汶川大地震的震中正处于阿坝州境内(见图2)。此次地震中，阿坝州95％的乡镇和79％的人口受灾，汶川、茂县2县分别有15941人和4016人遇难，被国务院认定为极重灾区。[21]5·12大地震之后，阿坝州的自然环境更加脆弱，多次爆发泥石流灾害，如2010年8月14日，汶川县特大泥石流造成31人失踪。[22]2013年7月10日，阿坝州境内的岷江上游支流多点群发流域性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16人死亡，20人失踪。[23]2013年汛前排查数据显示，阿坝州共有重大地质灾害隐患点4283处(其中：滑坡1258处，崩塌895处，泥石流1578处，不稳定斜坡530处，地面塌陷5处，地裂缝2处，危岩体3处，其他12处)。[24]
图2 阿坝州行政区划和地形图 阿坝州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2014年阿坝州的地区生产总值为33.77亿美元，在四川省的21个地级市中位列第20位，城市化率为34.59％。[25]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偏远山区，暴露在较高的环境风险之中。科技预警系统和工程性防御设施在减灾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公众意识和地方知识在防灾减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阿坝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阿坝州常住人口为898713人，其中，藏族人口占54.50％，羌族人口占17.58％，汉族人口占24.55％，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占3.37％，是四川省的第二大藏区和全国羌族的主要聚居区。[26]本地居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应对自然灾害的地方知识。在全国鼓励社会参与的总体战略下，阿坝州地方政府在推动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中积极利用地方知识，摸索了一些将地方知识整合到灾害风险决策中去的有效方法。本文通过深入的案例分析，总结了几种典型的整合策略，试图为地方知识的整合方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五、地方知识在社区减灾中的典型整合策略 阿坝州地处自然灾害多发地区，本地居民在环境、技术、社会和文化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地方知识，并对降低灾害风险具有积极的作用。在环境知识方面，阿坝州经常暴发的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暴雨、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在汶川等地的居民反映，他们当地大部分在2008年之后已亲身经历了5～6次大型泥石流，对泥石流发生的速度和可能的逃生时间有亲身体会。阿坝州的居民还能够通过观测天气变化预测暴雨的强度，从而提前做好防灾准备。比如，一些长者能通过下暴雨时山谷中的回声来辨别山洪的危险程度；本地居民对当地的环境风险及其危险性保持高度的敏感，熟悉周围的逃生路线，往往能及时采取避险行动。在2011年6月的一次泥石流灾害中丧生的6人均为外来务工人员，而本地居民由于撤离及时无一遇难。阿坝州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地方知识具有特殊性。藏族和羌族都有本民族的语言、生活习俗和宗教习惯，这些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地方知识的差异性是进行减灾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逐步确立了以“综合减灾”为主线的减灾战略，[27]强调全灾种防范、多主体参与以及多种政策工具和减灾措施的综合运用。在这个过程中，社区和公众的作用得到了高度重视。与兵库行动框架相一致，中国在“十一五”(2006～2010)和“十二五”(2011～2015)减灾规划中都十分重视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②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通过在全国推动“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建设，完善城乡社区灾害应急预案，组织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减灾活动和预案演练，其中明确鼓励“利用本土知识和工具，进行灾害监测、预报和预警”[28]。民政部通过实施标准、经费支持等政策鼓励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实践。2011～2015年间，中国已经建成6142个“综合减灾示范社区”。③在以“社区减灾”为导向的总体减灾战略下，有关绘制风险地图、制定撤离预案、灾害预警和预报等方面的决策都开始转化为“自下而上”的模式。在这种转变中，地方知识开始进入灾害风险管理的决策过程。 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本文将社区减灾行动中整合地方知识的策略概括为三条主要的路径，分别是：编码、动员和混合，不同的策略在知识载体和参与主体上有所不同，但都将分散化的地方知识进行了结构化的应用(见图3)。
图3 地方知识在社区减灾行动中的整合策略 (一)编码 知识编码十分有利于零散化的地方知识的有效扩散。在地方知识中，特别是本地环境知识和技术知识两类中，有大部分知识是可编码的，甚至于能与GIS等先进技术整合起来。[11][29] 阿坝州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实现地方知识的编码和更大范围的扩散，从而进入到灾害风险管理决策的过程之中：地质隐患排查、制定避险方案和发放“明白卡”。 第一种编码途径是地质隐患点排查，这是一个地方知识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地质隐患排查实际上是“编制风险地图”环节的准备工作。中国绘制风险地图是从“十一五”期间才逐步推行的。作者实地调查发现，与编制国家和区域层次的风险地图不同，县域层面的风险地图主要依靠当地居民对周边环境所具有的地方知识，而不是依靠数字遥感等先进的防灾减灾技术。隐患排查任务分解到各个乡镇、村及家庭，通过村民大会等形式，由每家每户上报居住点周边的危险源，完全采取自下而上的信息收集机制，统计的信息包括隐患点的地理位置、受威胁的人口及防灾责任人等(见表1)，这其中既包括本地环境知识，又包括本地社会知识，比如脆弱性人群(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及少数民族家庭的分布等，在有些藏民聚居的地区，还指定了使用藏语的联络人，并考虑不同民族应对灾害的行为模式，本地文化知识的因素被考虑进来。这种做法也是地方知识在社区减灾行动中得以应用的主要方式，许多研究都提供了“参与式风险地图”的案例。[11][30]
第二种重要的编码活动是制定撤离预案，这也是将地方知识集中化的一个方法。2008年以后，阿坝州的大部分县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都建设了设施完备的应急避难场所。在受访的阿坝州的8个村中，都通过村民大会制定应对不同灾种(如地震、泥石流等)的撤离预案，并且通过应急演练进行了修正和完善。这个过程都是以当地居民参与的方式完成的。 第三种编码活动是制定和发放“明白卡”。“明白卡”是基层灾害管理者创造的一种风险沟通战略，“明白卡”分为两种，一种是发放给基层灾害防治工作人员的“工作明白卡”，发放对象是国土员、水务员、村两委会干部、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人员，记录的内容包括灾害隐患点的位置、规模、组织群众避险的工作。另一种是发放给受灾害风险威胁居民的“避险明白卡”，记录的内容包括撤离路线、避险注意事项、紧急联系人等，在藏区则发放藏文明白卡，对一些不识字的长者则由专人进行面对面的风险沟通。阿坝州州府所在地马尔康县在2013年6月就发放200多张“明白卡”，这种做法在阿坝州以及四川省的其他地区都有实践，可以视为是将编码化的地方知识在灾害风险管理中进行广泛扩散和有效运用的一种有效方式。 这三种方式是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完成了对分散的地方知识的集中和再次扩散，地方知识以正式化、数据化的方式被分享给灾害管理者和行动者，从而使原本分散的知识在灾害风险管理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二)动员 动员是一种直接利用地方知识的战略。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阿坝州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不断增多。阿坝州一方面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完善了气象、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系统，另一方面大力动员基层人员参与灾害监测预警。在阿坝州，作者观察到三种不同范围的知识动员，分别是灾害监测员队伍、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 灾害监测员是由本地政府组织的一支兼职的灾害管理队伍，灾害监测员中的大部分人是本地的民兵、社区工作者等工作人员，还有部分经验丰富的长者，他们既熟知本地环境和社会知识，在担任灾害监测员之后，又获得了自然灾害防治的专门培训。阿坝州的大部分灾害监测员会获得由当地政府配备的通讯手机，用于及时报送险情，各个县还根据自身的财政能力对灾害监测员提供每月10～50元的补贴。2010年8月，汶川县的4名灾害监测员发现居民区周边的山沟内水流增大、水质浑浊等征兆，立即发出预警信息，组织1000多名群众成功避险。灾害监测员与先进的灾害预警的技术手段形成互补，在灾害风险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阿坝州在全州加强地质灾害监测员队伍建设，确保每个灾害隐患点至少有1名监测员④，这种人工定点监测的方法有效弥补了技术手段监测的不足。截至2014年底，阿坝州共有灾害监测员4967人，公共财政中用于地质灾害群测群防能力建设补助资金为1405.2万元。[31] 基层干部主要是指乡镇长和村组干部，掌握较多的本地社会知识，包括人口构成、生活方式、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等。在藏族、羌族聚居的县乡，基层政府中有大量少数民族干部，通晓少数民族语言，了解民俗和宗教习惯，在灾害准备和组织撤离的过程中能更好地动员群众。这些本地社会知识具有隐性知识的特征，很难通过正式编码加以运用，只能通过动员拥有这些知识的人参与灾害风险管理，对这些隐性的地方知识加以直接利用。 普通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也积累了许多应对灾害的经验。阿坝州的大部分居民对本地区频发的自然灾害种类，如地震、泥石流等，都有过亲身经历，能辨别灾害发生的征兆、险情的严重程度等。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鼓励群众自发地监测周边的灾害隐患点，要求每个家庭做好应对各种灾害的应急准备。这样，普通群众所掌握的地方知识也被动员起来参与降低灾害风险的努力。 (三)混合 混合策略主要是指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结合，混合的过程也需要编码，但是与编码策略的差异在于：编码策略主要是将现有的地方知识进行标准化、数据化，从本质上看仍然是地方知识的运用，而混合策略是由地方知识和科学知识共同产生新的知识形态，作为灾害风险管理的决策基础。 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灾害管理实践类似，地方知识在阿坝州的减灾实践中也经历了从边缘化到逐步接纳的过程。2008年以前，阿坝州政府的国土资源、水利等部门虽然也经常组织防灾减灾培训，培训的对象是政府部门的防灾减灾工作人员，往往采取集中讲座的方式，知识传递的过程是由地质、水文、气象科学的专家向受训者的单向传递，掌握了地方知识的社区的灾害管理者及普通群众既没有机会接触到科学知识，也没有机会将地方知识引入灾害风险管理。 2008年以后，在以强调“社区减灾”为导向的新的减灾思路指导下，县级政府担当了各种减灾培训的责任，培训对象是分管减灾工作的乡镇长、村组干部、监测人员等拥有丰富地方知识的一线工作人员，培训形式则采取了以研讨为主的双向知识交流，一些科技专家甚至被邀请到社区、地质隐患点现场，与乡镇长、村干部一起共同研究制定防灾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知识凸显出来，放在了与科学知识同等的位置共同实现降低灾害风险的目标。一位在汶川参与过减灾培训的地质科学家指出：“我们所掌握的遥感技术能够对地质灾害的时空分布有一个总体了解，我们的研究也主要致力于揭示总体的灾害演变规律，能从一般意义上指导救灾。而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区情、民情，造成各种灾害在不同地方发生时的差异性，在这些方面，当地的灾害管理者所掌握的地方知识在减灾中是很有效的”。 混合策略的成果往往是形成了一个乡镇或一个社区的综合减灾方案，其中已经难以区分哪些是地方知识，哪些是科技知识，而是混合产生了新的工作思路、减灾策略等新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知识被有效地整合进灾害风险管理的决策过程。 六、结论和讨论 国际减灾行动的发展趋势表明，灾害治理并非由单一的行政系统所独占，而呈现出多元系统协同共治的格局。[32]其中，灾害中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国内外的灾害管理研究中都是一个薄弱环节。[33]阿坝州在减灾中应用地方知识的实践体现了灾害治理的先进理念。基层和社区灾害风险管理者采取了三种主要的整合策略：编码、动员和混合。其中“编码”通过一些由基层政府领导的正式化的减灾制度推动了地方知识的扩散，这些正式制度包括地质隐患点排查、编制应急预案和发放“明白卡”的风险沟通工作等。“动员”是对嵌入在社区中的地方知识的直接利用，特别是不可编码的本地社会知识、防灾避灾经验等。“混合”策略虽然也具有编码的特征，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的混合产生的新知识，这些新的知识服务于基于社区的减灾工作。 本文的案例研究还表明，地方知识的整合需要国家、区域、本地各个层次上的观念转变和决策模式的转变。阿坝州从2008年之后，地方知识在灾害风险管理中的应用明显增多，这与宏观的减灾思路和体制变迁有很大的关系，而不是孤立发生的一种局部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阿坝州是中国推行基于社区的减灾战略的一个缩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其他地区在类似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地方知识的实践过程。 尽管阿坝州的实践表明，地方知识已经开始以多种形式被整合进灾害风险管理中去，但是这种实践尚处在起步阶段，存在较大的空间差异。比如阿坝州目前有11个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均建立了社区防灾减灾机制，制定了撤离预案，组织了灾害预警员队伍等，⑤但是在一些偏远山区，这种降低灾害风险的努力就比较薄弱。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作者没有获得处于偏远山区的社区的案例资料，因此本文所描述的地方知识利用状况可能高于现实中的平均水平。总体而言，地方知识的利用程度是与基于社区的灾害风险管理努力同步的。 由于中国灾害风险管理体制的特殊性，政府部门在灾害风险管理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地政府对地方知识的高度重视，从原有的集中式减灾决策模式转变为基于社区的分散式的减灾决策模式，地方知识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和运用。组织科技界和本地居民的对话过程是由当地政府来完成的。国外的研究中多讲“利益相关者”与“社区”之间的沟通，这里的“利益相关者”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包含当地政府、外部(甚至国际的)减灾组织、科学界人士、提供减灾方案的企业，等等。和其他研究有所不同，阿坝州整合地方知识的努力中几乎没有非政府组织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基层政府官员和社区领导人是主动利用地方知识的主要行动者。而许多研究表明，在以国际援助项目为主的许多灾后重建项目中，外来援助机构、非政府组织在整合地方知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1]就作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2008年以后，中国的NGO组织虽然积极参与救灾和灾后重建，但是在与社区共同工作方面发挥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而且由于大部分NGO组织都不是植根于本地的，因此在利用地方知识方面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 本文的案例研究显示，地方知识在提升个体防灾避灾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地方知识仍然需要与科学知识结合起来共同实现降低灾害风险的目标。科学知识和防灾技术在揭示一般性的灾害规律、对较大范围内的灾害进行预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地方知识在观察和监测本地特殊性的灾害风险、有效疏散群众、建立具有本地针对性的应急预案等方面具有优势，因此地方知识与科学知识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在“仙台减灾框架”的倡议下，从更加深入的社会变迁和个体应灾行为改变的角度，探讨地方知识如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减灾，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探索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国家综合防灾减灾规划(2011-2015年》国办发[2011]55号，2011年11月26日印发。 ②中国从2006年起将“社会参与”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写进了“十一五”减灾规划。2011年，在“十二五”减灾规划中，“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被确立为防灾减灾工作的首要原则。 ③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民政部发布的历年“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名录”整理计算而得。 ④资料来源：《阿坝州“十二五”综合减灾应急管理规划》，阿府办发[2013]15号，2013年3月20日。 ⑤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民政部发布的历年“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名录”整理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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