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西洋史学发展的反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洋论文,史学论文,后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大约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起，西洋史学，特别在意义的鉴定上，发生一巨大、甚至可称革命性的改变。此改变与后现代主义的冲击有关。本文目的，在资料所及的限度下，拟对此冲击的性质与所引起西洋史学多方面的改变内容作一整理，并提出对它的反省看法。兹分十点叙之：一、影响西洋史学发展的后现代主义的意义；二、它对科学和史学的批判；三、两位重要后现代主义者与史学相关的思想；四、史学研究已有的改变；五、叙述体裁的讨论；六、文化史的流行；七、史学界的各种反应态度；八、女性主义史学与后结构主义的关系；九、福柯对法、美史学界的影响；十、反省。
二、影响史学发展的后现代主义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一词在学术文化界的涵盖面很广；它牵涉到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律、文学批评、美学、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舞蹈、建筑、电影、摄影等等领域。贝尔（Daniel Bell,1919-）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形成在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根本对立，故后现代有“反文化”的偏激表示。[①a]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1924-）认为后现代精神见于不满现状、不屈服于权威和专制、不接受既定制度和成规、冲破旧规范、不断地创新等等的表现内。[②a]哈维（David Harvey）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社会和政治规则模式的变换、是时空经验的改变。[③a]罗蒂（Richard Rorty）则认为是对文学批评、政治学、历史、法律的一种激进反叛、对传统价值观及建制的虚无主义式的扬弃。[④a]班纳（Walter Darby Banard）在讨论后现代主义一文中，将“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女性主义”并列，皆为反对现代主义的新发展。[⑤a]叛逆的思想和态度在西洋近代史上，早于18世纪（启蒙时期），即开始有明显的发展，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写作、无政府主义、19世纪的浪漫主义、生命哲学运动、20世纪的存在主义运动等等，皆表现了此种思想和态度。[⑥a]后现代主义继承了此传统，其叛逆精神更甚、盖试图彻底颠覆西方传统文化之根基。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的意义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三词有密切关联。简单的说：现代性是指现代、工业和都市的生活方式而言；现代主义是一艺术文学运动，旨在捕捉该生活方式的精髓（例如：摩天大楼），而后现代主义反对上述的生活方式及其精神原则；后结构主义则从结构主义脱胎而出，针对从17、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在哲学、艺术和文艺批评中发展出的现代性的基本设定进行“解构”式的理论批判。
后现代主义一词首先流行于艺术界，特别建筑界：为反对现代主义的艺术形式。后现代建筑师拒绝现代主义建筑之着重实用、效益和理性的功能，并主张多古怪、历史性和难以捉摸的形状与线条。此词从艺术界传出后，其意义通常是指对工业和科技生活方式的基本设定之成为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性代表一组从18世纪以来西洋的特别观念。它包括将历史分段成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而现代的意义是指理性和科学战胜了圣经、传统和习俗。现代性的中心思想为自由行动和自由求知的个人、运用试验而能突破自然的秘密，他与其他个人的共同努力能制造一个新颖和更好的世界。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性所选定的批判目标，主要为知识的客观性和语言的稳定性两点上，因而他们促使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历史的分期和对个人知行的意义等产生疑难。[①b]
在批评个人知行意义方面，后现代主义着重对分割个人认同的无奈看法，故反对18世纪的哲学开始提倡人权时所依据的整体个人观念，反对近现代人文主义的思潮和人文科学。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甚至宣称主体已死了。福柯的名著《语词与事物》（英译本为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的副标题为《人文科学的考古学》，旨在彰显其颠覆现代人文科学之意志。他认为现代人文科学打着“人文”旗号，实际上却在抹杀“人”。个人的观念是近代的一种发明，不久后也会像沙滩上的画像，轻易的消失。[②b]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个人”是一种意识型态的建构（或文化自相的产物）、为自由社会所推行的神话，其法律体系即建立在个人责任的概念上。后现代主义者称个人为“主体”以彰显人所缺乏的自主性。没有个体的认识，就不会顾虑到不同的文化、种族优越感和各种认同感。没有主体，就不会有认同的政治和文化自我肯定的政治。
后现代主义者是一群对现代西方文明失望的知识份子。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人文主义、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和一切想改变的期待。他们坚持所有执政意识形态基本上都是一样地想借科学和真理之名，行控制人民之实。从很多角度看，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讽刺的、甚至绝望的世界观，其极端形式不容许任何传统史学的存在。从另一角度看，后现代主义对真理、客观性和历史提出一些恼人的，但又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特别击中了19世纪形成的科学与史学的要害，故科学和史学皆需重新整理反省过。[③b]
三、后现代主义对科学和史学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攻击科学和史学不遗余力，以两者为支持现代的主要知识。
科学和科技被认为始终由权势利益所推动。福柯以精神治疗学为例，揭示现代科学之为统治阶级服务之实质。科学家所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其实是被当权者想要操纵知识所沾染，由制度的偏见所产生的话语（discourse）影响了科学追求的内容。[①c]
有些后现代主义者甚至会说科学所着重的客观性，其实只是科学家们所采用的意识形态的建构（或科学文化自相的产品），以掩饰他们如何积极地想去选择和塑造事实。科学试验室内充满了政治议程。[②c]科学家所着重的“真实”（reality）不可能超越他们所采用表达其知识的“话语”。他们以为用显微镜、望远镜等在试验室内的仪器可更接近真实，其实只是透过他们自己采用的技术，将其语言特权化。[③c]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的批评尚无一致的说法。有些人认为科学只是另一套话语，故与其它的话语并无两样。有些人将科学知识降为讯息，而与社会和社会知识的争论分开。[④c]
后现代主义者对历史的批判十分积极，特别有关叙述与现代对时间的观念两点上。此批判牵连到“历史消失”的看法，这是后现代想要颠覆历史时间的附带发展。它又连带到人权的观念、各种行业的定义、在政治与艺术中表相的可能性等的批判。
后现代主义者攻击史学上对现代的推崇态度。他们批评“现代”史上出现的毁灭种族行为、世界大战、经济萧条、环境污染和饥荒等现象，使得史学上所赞扬的进步、启蒙、理性不为可信。他们置疑现代比从前要好的看法，甚至怀疑一切世界观的用途，无论是基督教的、马克思的、或自由主义的，皆不可信。每一个社会都有各自的真理群。意识形态之外没有真理，现代性的产生是由科学所主导。[⑤c]
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批判所选定的目标有历史真理的性质、客观性与历史的叙述形式。[⑥c]至于控制时间的观念只是西洋帝国主义的历史意识对其臣属人民的强加之物。它并未真正提供如何得到解释、知识或了解的途径。像作家或科学家的观念一样，对事实的控制只是史学家的狡猾计谋。它们都只是西洋资本家想像中的虚构物。这些虚构物能产生伤害作用，它加强白种男人对女人和对其他种族的欺压。后现代对西洋历史记载中所称的集权主义，并不是指某一个政权或政府，而是指每一种可能的控制形式。集权主义观念的发展即是一种恐怖形式的发展。在此意义中，民主是比纳粹较为谨慎而已，但皆为集权主义的制度。[⑦c]
四、两位重要后现代主义者的相关思想
福柯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当是后现代主义两位最重要的哲学家。他们皆受了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思想的影响。其他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者（多为法国人）尚有哲学家李欧塔等。
首先，福柯和德里达两人皆成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艰辛岁月中。他们不是朋友，但共同开辟一条享誉国际的思想路线，使得“后结构主义”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两人的学术立场甚为不同，且有相反之处，但皆指向西洋社会学科的基本设定挑战。[①d]他们否定吾人能以客观方式表达真实。德里达以“解构”（deconstruct）概念为中心，主张对西方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他们用文学批评、哲学、史学的立场，否定“西方人”之定义为理性的、可以客观的、并能具有对自然和社会真实了解的认知者。总之，他们攻击启蒙运动的整个企图心。
从尼采处，福柯和德里达得来的灵感，是将现代人描写为被意识形态（或自相）所困、而不可能超越语言的蒙蔽以达到在彼方的实在。尼采认为知识只是用来掩饰权力意志的发生。西方的无穷和多样的概念只建立在如流水似移动的基础上。吾人并非遵照自然去发现真理，而是发明真理，故真理经常在改变。
后现代主义者，像尼采般，要利用历史反对历史，以攻击19世纪形成的实证哲学和人类科学的确定性与绝对性的基础。善写历史的福柯，于1977年曾说：“我深知我没有写过任何其它的文章、只有虚构的小说。”他接着又说：“我的意思不是指小说存在于真理之外，我似乎认为在真理中有制造虚构小说的可能。”[②d]
海德格尔比尼采更反对启蒙时期推崇的理性和客观价值。尼采尚能接受科学方法的某些方面，例如对语言的研究；但海德格尔却很明显地攻击科学侵害了自然。现代人的科技狂热只知道操纵自然，包括人类在内，故只表现了西方精神的堕落。
尼采和海德格尔两人皆批评了历史主义与历史主义式的对人的关怀。他们认为历史不是循着一条线在发展，而是经过很多危机、不连续和分裂地动着。没有事实必需跟着前面的走；历史主义所推崇的因果关系、人的作用、社会的构造皆应被抛弃，这些只是史学家发明的现代性。故现代史和人被认为是自动、能主动地期盼并是理性作用者的看法，应该遭到怀疑。
福柯写了很多历史性的著作，他的题材包括疯癫史、医术史、监牢史、性史等等，皆在证明现代人只是制度管训和话语的产物。而研究历史则应采用“考古学”和“系谱学”的基本方法。（参考M.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New York Pantheon Baoks,1972,PP.3-17.）[①e]德里达甚至写文批评思想家，包括从柏拉图到福柯在内，为他们沈溺在西洋形而上学二分法的陷井里，只知道善与恶、有与无、真实与错误、自然与文化、说话与写作的对立。但福柯和德里达两人皆着重语言效用，或福柯所称“话语”的效用：话语制造了知识，并非知识制造话语。总之，福柯和德里达开启了一种新颖的对西洋文化的看法：追求真理是西洋主要的幻觉。
福柯和德里达认为人类被语言所禁锢，语言是追求真理的障碍。两人对此看法执着的程度，有胜于马克思所主张的经济决定论与弗洛依德的心理命定论。因为马克思和弗洛依德自认是科学家，他们只在探讨历史和心理事实的客观关系，故接受未来会有更精心的研究成果，他们只是指出一种立场和改变现状的方法。福柯和德里达不能接受此种对真实与客观性之基于自己和知识对象的分割立场。他们否认吾人可与真实的世界有直接的关系，因为真实只是语言的建构。
些种看法最初出自索绪尔（Ferdinand de Soussure,1857-1913）的著作。[②e]索绪尔主张语言不能直接通到真实，因为语言是靠差异和距离而形成。从开始“标示”（Signifier，如字的发音和形象）与心理的“标示物”（Signified，该字的意义或概念）在基本上有不同的性质。它们并不是一样的。标示代表了标示物不与它同一，在代表的过程中，含有隐蔽、扭曲、迷惑的可能性。语言建筑在差异的基础上，是在标示物和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上，并非在与真实的直接关系上。
真实（或其同义词如实在、在场、理性、神的话等等）决不能直接透露给吾人。真实始终是隐藏在语言内，而语言的作用又受文化密码的运作所掩蔽。德里达不能接受超验的意义或真理（如神、心的真理）是标示真实性的根据的说法。
德里达提倡一种阅读的方法称为“解构”（deconstruction），它是用来指出所有的文本（texts）所掩盖的讯息，正如能表达的同样多。它是指文本中看似‘偶发’的特征如何可能背离、颠覆它原应传达的“基本”讯息。[③e]他批评文字可以表达真实本相的观念。认为那只是西洋人的自大、想要维护“逻辑中心论”（logocentrism）。解构方法已证明了文本可作各种式样的解释、甚至无穷的解释，因为标示对它的标示物并无基本的联接关系。[①f]
“自我”被当作语言和意识形态（自相）的创造看后，在福柯的眼中成为笼中动物；在德里达的心中成为向天上消散的烟雾，遵照后现代主义者的此种看法，这单独、个人身份的存在已是日子不久的历史创造了。自我并不在说话、而是语言透过自我在说。福柯认为“作者”的观念也是17、18世纪话语的创造品，该话语当时很着重个人的责任。德里达则认为当吾人读一篇写作时，该文的作者是否为一位真正的人无关紧要。[②f]总之，作者与个人的观念会随时间而消失，盖两者皆是文化的制造品。
后现代主义者中对主体的解释、早在心理分析家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那里便见其端倪。他用“真正的主体”反对“自我”、或强调主体在自我之中的异化。在他著名的“反人道主义”理论中，他不仅区分了主体与自我，并且有“语言之墙”使主体之间真正的和直接的交流成为不可能。[③f]
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基本上与上述各意见有关，使得17世纪以来西洋发展出的科学和史学上认知的决定性，遭到怀疑甚至否定。因为福柯的学问与史学有深切的关系，特在本文第十节重新单独提出介绍。
五、史学研究已有的改变
假若史学本身尚未受到其它相对和怀疑理论的侵袭，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对史学的冲击可能有限。兹以美、法两国史学发展为例，说明后现代主义观念之易被史学界接受的背景。
早在30年代，美国即有人提倡相对和怀疑的看法。例如进步史学家贝克尔（Carl Becker,1873-1945）和比尔德（Charles A.Beard,1874-1948）认为每个人都可遵照自己的想法写史。历史的撰写是一种文化的神秘作用，并非对过去的客观叙述。那种以为可以断定、客观的重建过去的理想只是幻想。事实不会直接呈献给史学家，而是史学家遵照自己的理念设定去选择事实。比尔德更认为史学家的写作是主观决定，并非纯粹客观的发现，它只是一种信仰的动作表演。[④f]
60年代，随着美国社会、政治巨大的改变，很多长久支持国家社会的信念与价值之被推翻，美国的历史撰写内容亦展现新趋势，此即社会史的流行。它向传统美国统一性的史观挑战，它揭穿美国史学向来所标榜的自信自赖、好高骛远的个人主义的美梦。甚至，科学社会史的研究认为科学天才和英雄们，如牛顿、达尔文等，皆深受各自时代社会政治的影响。此种社会史学改变对科学发展的了解，亦如国家的发展般，须在社会内容中求得。此新趋势引起不少传统史学家的抨击。例如希姆法（Gertrude Himmelfarb）认为社会史学家们所要贬低政治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其实亦伤害了历史、甚至理性。流行的社会史多只注重生命的非理性和无理性的层面，诸如立法者的经济兴趣和一般人的饮食习惯，忽略对用理性组织事件的宪章法规的探讨。[①g]1988年，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主席琴倪（Lynne V.Cheney）在一篇向总统、国会和全国人民报告人文实况中，批评史学界习用的计量方法与专业化，两者皆被社会史所着重，伤害了培养学生同一的教育目的，并已在人文学科内引起隔离和混乱。[②g]
这些批评并未阻止社会史学的发展。社会史学家采取“愈多愈好”的看法以辩护其立场。他们认为对一般人民、工人、妇女和奴隶等等的事迹知道得愈多，对过去的叙述也会更圆满。社会史家们并不反对客观性的研究与修史应有的训练标准，而是借用这些研究和标准来批评传统解释上之摒除边缘和不遵从社会规范人群的狭窄立场。甚至有人批评史书向来表现了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传统西洋文化史和美国史多属替统治阶级说话的宣传品。[③g]
法国历史学家在过去50年中积极表现了对认识论和哲学的怀疑态度，史学方法论已越来越离开认识论的范畴；越来越离开主观性和客观性、理解、意义和决定论、因果关系和覆盖律等问题。[④g]此趋势，像在美国一样，亦使得法国史学界较易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而后现代主义出生于法国。
从另一角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洋史学界流行了三种写史典范，相互竞争扩大各自的影响力：一为马克思主义，二为年鉴学派，三为现代化理论。强烈反对它们的立场要等到70、80年代才开始出现。此出现的理由部分为大学的民主化，使背景不同的学术研究人员，如大批女性，开始进驻校园，他们较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怀疑态度。甚至某些社会史学家，例如在英国出现的“历史工作室”（History Workshop）和在德国出现的“比勒费德学派”（Bielefeld School），虽然坚持客观学术模式，亦加入反对传统的行列，增强了后现代主义者之想要消除同一方式的叙述体裁和解释体制。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倡的“下阶层”（Subaltern）历史，例如劳工史、移民史、妇女史、奴隶史、同性恋者史，很难与国史合并一起来写。社会史原来想包括一切，同时又想要保存科学方式的历史写作，对这些新起的题材，有不能胜任之感。在此种情况下，文化史开始接替其地位，成为流行的写史方式。[⑤g]
下文先介绍后结构主义冲击下，西洋史学界对叙述体裁的讨论，次述及文化史流行的状况，然后提到史学界对此冲击的各种反应，并以女性主义史的发展作为取样说明西洋史学在后现代的发展的趋势，最后介绍福柯对法、美史学的影响。
六、叙述体裁的讨论
历史，从传统上看，是以叙述体为基础以表达有关人生的一种知识形式。19世纪名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称历史叙述能正确反映过去事实。但此种说法已遭置疑。当今较普遍的看法是不可能将过去经验完全捕捉到，正如个人的记忆不可能是完整的一样。史学家只能找到过去的一些痕迹，故记事必定是片断的。历史的记载不会反映或重建整个第一手的事实经验。[①h]
虽然目前很多史学家仍然认为叙述体是组织知识的一种普遍模式。但受后结构主义影响的人，多有认为历史、政治、叙述体已失去以往的地位，很像古希腊思想刚出现时所带来文化巨变的征兆。[②h]
叙述方式是多样化的。一般言，历史叙述含有一个开始、中段和结尾的情节结构。当今史学界的争论即在“叙述”形式上。拒绝更改的人认为叙述是历史特有的写作形式。提倡改革的人则认为叙述已是一种简单的形式，甚至是小说的伪装（请参考下文）。争论的焦点首先落在带有解释意味，但欲又是叙述不能摆脱的形式，称为宏大叙述（meta-narratives）或主控叙述（master-narratives）。
宏大或主控叙述意指诠释和组织资料时不可避免的会采用某种流行的设计，例如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等皆有各自的设计，但在这些历史哲学中，只有后现代主义在攻击宏大叙述和叙述形式，认其不能脱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困惑。福柯、德里达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历史叙述只是西方社会为了制造能适应工业或后工业国家生活的个人，而采用的“表相活动”（representational Practices）。[③h]
此种看法将历史的叙述和宏大叙述当作现代工业社会有用的小说。从最坏的一面看，历史写作掩饰了作者偏袒和宣传目的，而使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能被认为是正常的事。某些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所有的宏大叙述皆含有极权主义性质，故不可能真实。稍为极端的更主张取消大纲和特性、历史和个体性，甚至意义，而代之以世事转变是无止境、无意义，接近当今音乐和某些小说的写作形成。[④h]
对叙述体最极端的批评，特别见于对历史教科书写作的批评，认为叙述体将历史上的矛盾、政治的不同力量和意识形态间的紧张状态，转变成支持现状的宣传之“非思想”（disthought）。[⑤h]这些批评者皆相信对认识真相言，历史叙述是不切题的。（此点未完全被福柯接受，他将一切对真相的认识努力解释为历史过程。）他们否认故事或叙述是人类智慧取得意义的途径。整个史学传统只在培养一种不可能达到批判的心态。[①i]叙述和批判思考是互不相容的。
上述的各种批评主要出自哲学的立场，很难被很多史学家所能接受，后者最有力的反驳意见在认为这些说法皆是虚无主义的批判，“解构而不重新建构是不负责任的作法”。[②i]反驳是一桩事，后结构主义对叙述体裁的批评内容是另一桩事，史学家必须面对它而不能忽略它，有些史学家甚至开始采纳它。明克（Lauis O.Mink）可能是第一位公开表示接纳态度者。他认为历史叙述已处于进退两难之境；作为历史写作的形式，它需要传达实情；但作为叙述体，它只是一种想像建构的产品，不能被信以为真。[③i]怀特（Hayden White）稍后声称叙述体能表达真实的价值为零。“真实事件之顺序观念具有描述想像故事的形式特色，其根源只在愿望、白日梦和幻想之中”。[④i]
80年代，叙述体知识的合理性已成为史学界热烈争辩的话题。[⑤i]叙述是否只为将其本身的规律强加在过去真实之上，抑或真实中原本已经具有规律，而史学家只将其记录下来？主张强加规律者（也即是接受后现代主义者）占了上风，但主张规律已经存在的，得到一些哲学和言语行为理论的支持，勉强站稳立场。[⑥i]
学者如马金泰（Alasdair Macintyre,In After Virtue,South Bend,Ind.,1984）、卡尔（David Carr,in Time,Narrative and History,Bloomington,1986）、奥拉逊（Frederick Olafson,in The Dialectic of Action,Chicago,1979）等采用现象学观点来辩护历史叙述体的真实，认为生命、经验和过去皆在叙述其故事前，本身就已具有可被领悟得到的连惯性。称此连惯性为后来强加上者是没有根据的。更者，写史并不只是剖析一个整体，而又在将表面无关的事实连接一起。马金泰对事实已有“叙述结构”一概念，未加详细解释。它可被认为是指生活过的以往多为有意义的安排。但是不管过去的经验是如何“已经”结构了，仍然须要史学家在叙述它时，如何将其相关资料并集、解释、连节和构创，而这些步骤的采纳始终会引起怀疑。总之，无论怎样替叙述体作何辩护，都不可能使它免于猜疑。
从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上讲，说话就是一种行为，叙述体裁可当作漫谈的工具。叙述历史是否为了真实，并不是问题关键所在，其紧要处为实用上是否能协助促成对过去作有效的集体认识。寻求真理属于一种语言游戏，而历史叙述属于另一种游戏。文学批评家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认为叙述的功能不在表达，而在建构一个景象，它不在表示，也不在摹仿。换句话说，叙述所传达的不是真实，其作用者仅是语言。[⑦i]
又有人根据实际效用的理由认为历史知识是真实的想法很重要。历史叙述并不需要伪造过去，它是想像同时也表达真实，两者并存而不相矛盾。根本问题在是否需要任何真实的历史知识上。传统对历史反映真实的说法可能只见于简单描写或观察的模式上，叙述体是一种创造过程，虽然它在建构的过程上可能会产生瑕疵，但它并不会损害真实。叙述可能有坏的作品，但也会有好的。批评叙述体的存废不应以一盖全，从原则上否定它的功能是不对的。批评应只落在个案上。[①j]以上的讨论牵涉到宏大叙述的存废与根源的问题，兹在本文最后一节“反省”中再论及。（待续）
注释：
①a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台北：久大桂冠图书公司，1989年，译本）。
②a Francois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Manchester,1984).
③a 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Basil Blackwell,1989),pp.121,201.
④a 罗蒂著、萧立君译：〈解构〉《中外文学》，第二二卷第七期（1993年12月），93页。
⑤a Walter Darby Banard,Postmodernism Arts(February 1984),p.69.
⑥a 请参拙著：《西洋近代文化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0年）；《西洋现代文化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两书之相关章节。
①b Joyce Appleby,Lynn Huntand Margaret Jacob,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New York:W.W.Narton,1994),pp,200-202.
②b 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New York,1970),P.387.
③b Appleby,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207.
①c Appleby,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otry,p.203.
②c Karin D.Knarr-Cetina and Michael Mulkay,eds.,Science Observ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London,1983),p.161.
③c F.R.Ankersmit,"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History and Theory,28(1989),pp.140-141.
④c Appleby,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204.
⑤c Ankersmit"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P.140.
⑥c Elizabeth Deeds Ermarth,Sequel to History: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al Time(Princeton,1992),pp.6,7,9.
⑦c Jean-Francois Lyotard,Toward the Postmodern,ed.Robert Harvey and Mark S.Roberts(Atlantic Highlands,N.J.,1993),pp.159-162.
①d Richard Wolin,The Terms of Cultural Criticism:the Frankfurt School,Existentialism,Poststructuralism(New York,1992),Part 3.
②d 引自Alan Megill,Prophets of Extremity:Nietzsch,Heidegger,Foucault,Derrida(Berkeley,1985),p.234.
①e 福柯著、王德成译：《知识的考古》（台北：麦田，1993年），第5、72、83页。考古学和系谱学方法可解释如下：历史分析所呈现的问题不再是追本溯源的问题，而是有关区别（division）、局限（Limits）的问题；他要研究形成新基础的转变过程，或新基础的重建因素。此考古学方法是“不重区分而重发展，不重各科关系的交互作用而重内部的变动，不是一个系统而是在毫无束缚的情况下孜孜工作，不是一个形式，而是一个自我中心意识的持续运作，试图找出最根本的生命状态。此一历史是专注，不容异质的工作，其最终目标是打破所有的范畴（形成一贯一统的局面。）”
“系谱学反对传统历史方法，作为辅助考古学不足的地方，其目的是要”在任何单向的最终性之外，纪录事件中的奇特性’。”
“系谱学在别人发现延续的发展之处找到间断性。它在别人发现进步和严肃性之处找到循环和游戏。它纪录人类的过去，以揭穿进步的圣歌。系谱学避免深入的追寻。它只寻找事件的表层，微小的细节，次要的转变和微妙的轮廓，……事物没有什么实质，实质是按外来的形式零零碎碎捏造出来的，……彻底的‘解心理学分析’（depsychologizes analysis）不把心理动机看成本源而只看成策略。”
②e 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ed.Charles Bally and Albert Sechehaye,tr.Roy Harris(La Salle,Ill.,1983).福柯的相关讨论，主要见于The Order of Things: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New York,1970),pp.294-300.德里达的见于Of Grammatology,tr.Gayatie Spivak(Baltimore,1976).
③e 罗蒂著：《解构》，第98页。
①f Appleby,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215.
②f Pauline Marie Rosenau,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ociences:Insights,Inroads,and Intrusions(Princeton,1992)p.30.
③f 杜声锋：《拉康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台北：远流，1988，第149—155页。）
④f Peter Novick,That Noble Dream: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Cambridge,1988),pp.250-264.
①g Gertrude Himmelfarb,The New History and the Old(Cambridge,Mass.,1987),pp.18-23.
②g "Text of Lynne V.Cheney's Report to the President,the Congress,and the American People on the Humanities in America,"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September 21,1988),pp.A17-A23.
③g Appleby,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pp.198-200.
④g 利科（Paul Ricoeur）：《历史学家的技艺与贡献：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6页。
⑤g Gerard Noiriel,"Foucault and History:the Lessons of a Disillusion,"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Vol.66-3(Sept.1994),pp.564-565.“历史工作室”的创始人之一有Gareth Stedman Jones，“比勒费德学派”史学家有H.U.Wehler,J.Kocka等。
①h David Carr,"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An Arguement for Continuity,"History and Theory,25(1986),pp.117-131.
②h 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Baltimore,1987),pp.1 and 168.
③h 同前注，P.35.
④h E.D.Ermarth,Sequel & History:Postmodernism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al Time(Princeton,1992),p.212.
⑤h Sande Cohen Historical Culture:On the Recording of an Academic Discipline(Berkeley,1986),p.326.
①i 同前注，第77页。
②i Hilary Putnam,Renewing Philosophy(Cambridge,Mass.,1992),p.133.
③i Louis O.Mink,"Narrative For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The Writing of History,ed.R.H.Canary and H.Kozicki(Madison,1978),p.145.
④i Hayden White,"The Value of Narrativity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On Narrative,ed.W.J.T.Mitchell(Chicago,1981),p.4.
⑤i Gerard Noiriel,Op,cit.
⑥i 此辩论的记载见Andrew P.Norman,"Telling it Like it was:Historical Narratives on Their own Terms,"History and Theory,30(1991),pp.120-125.
⑦i 同前注，第125—129页。
①j 同前注，第133—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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