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背景、需求与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菜篮子论文,工程建设论文,新一轮论文,思路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一个时期，肉、禽、蔬菜等主要“菜篮子”产品价格大部分持续上涨，居高不下。其根本原因还是现阶段供求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从供给来看，这两年无论是动物性食品的增长，抑或蔬菜等农产品的增长都是稳定的，增长速度并不低。除了极个别地区和极少数品种供应总量不足外，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品种供给总量是平衡的。问题主要出在需求一方。一是需求保持持续强健增长势头；二是流通秩序不规则，市场发育不健全；三是政府调控乏力，手段不多。其实，更深一步分析，在“菜篮子”的生产和流通之间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利益分配机制还没有形成，既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导致市场失衡。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区域间的资源转换和产品流通的半径越来越大，在抓生产供应增长的同时，探索合理的产销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功能齐备的市场组织体系，端正政府的调控行为，就成为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问题提出的动因和行动目标。
“菜篮子”的需求和工程建设应考虑的背景
其实，相对于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都较小的粮食，肉、禽、奶、蛋、水产品和蔬菜、水果等副食品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都要大得多。这种供给和需求弹性受制于产品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简言之，在开放的市场背景和放开的价格下的副食品产销关系上，影响生产者的供给行为是市场价格决定的边际产出，约束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收入水平决定的购买能力。
改革以来，甚至改革以前，城乡居民对副食品一直保持着强烈的需求，只不过由于供给短缺和过低的收入水平抑制了这种需求。因此，在改革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成为这一时期食品消费水平迅速提高和食物消费结构显著变化的直接原因；与粮食的直接消费有一既定阈值不同，这一时期城乡居民对肉、禽、奶、蛋、水产品的消费几乎呈直线型增长态势。从趋势上分析，这种增长可能持续相当长时期。尤其是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必然加大对食品、尤其是对副食品的消费弹性需求。
尽管中国城乡居民现阶段的食物消费水平和营养水平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低收入国家，甚至达到中等国家的水平，但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当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400公斤和解决温饱以后，对农产品和需求扩张将达到最高点，这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另据上海的典型调查，只有当人均消费肉、蛋、鱼总量达到60公斤时，对粮食的直接消费开始减少①，从我国台湾省的食物结构变动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1952年台湾人均粮食直接消费为224公斤，1967年达到267公斤的高峰后，1987年降到183公斤。而人均粮食的间接消费，即肉禽奶蛋等消费却一直增长。1952年为30公斤，1987年达到243公斤，超过了直接粮食需求。直接与间接粮食需求的比例，1952年为1∶0.13，1987年为1∶1.33。②由此可以看出，现阶段不仅中国城乡居民的粮食间接需求远未达到满足程度，即使是农产品包括粮食在内的总量需求也远未达到目标。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反复强调增加粮食的总量供给水平，实际上就是要求增加饲料粮食的总量供给，满足派生的粮食间接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占总人口80%左右的农村人口的消费需求变动对副食品总量需求的弹性影响是巨大的。目前正值中国大部分地区农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地区农区正在向小康目标迈进，因此，农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将明显增强。从总体上看，食物消费水平远低于城镇居民的农民消费水平正值变动时期。1993年农民的食物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相比，猪牛羊肉消费低44%，家禽消费低57%，鲜蛋消费低68%，水产品消费低70%。蔬菜消费基本持平，只有粮食消费高于城镇居民172%。因此，其一，农民的副食品消费水平还很低。1993年农民摄入食物营养中，92.9%的热量、91.4%的蛋白质、49.5%的脂肪来自植物食品，其中直接来自粮食的热量和蛋白质比重，高达79.4%和74.8%。这既是典型的植物消费膳食结构，又是巨大的动物食品消费潜在市场。其二，农民收入增长，必然增加对消费弹性大的副食品需求，这种增长的消费对总需求变动影响巨大。山东省农户调查分析，1993年农民人均增加猪肉1.1公斤，仅此就约占全省猪肉总产量的4%，占全省猪肉消费量的7%。③另据河北省畜牧局估测，1994年上半年农民猪肉消费比1993年同期增长15～20%。由于中国农村居民人口基数大，1993年底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1.86%，每人每年猪肉消费量增加1公斤，总量就高达85万吨，占1993年猪肉总产量的2.64%，占当年增量的30%。
同时，应该注意到，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对肉、蛋、奶、水产品的收入弹性系数更大。如果我们以1993年为例，再将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与食品消费量分区域进行观察，更容易发现，农民的食品消费与收入水平高低呈明显的正相关。（见下表）
农村居民分区域年均食品消费支出表
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第283年数据计算：东部地区为京、津、辽、沪、苏、浙、闽、鲁、粤、琼；中部地区为冀、晋、蒙、吉、黑、皖、赣、鄂、湘、桂、豫；西部地区为川、滇、黔、藏、陕、甘、宁、青、新。
从表中可以看出，尽管囿于消费习惯、生产布局和食物资源的不同，食物膳食结构表现出传统的差异，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不同区域的消费支出和消费品种数量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除粮食以中部地区的消费水平略高、三大地区差别不大外，猪肉消费以西部为最高，这主要是由于西部的四川、云南、贵州等省都是传统的猪肉消费大省。1993年三省分别人均消费猪牛羊肉为21、20.1、18.7公斤，大大高于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水平，四川和云南农民消费水平还高于同年全国平均水平。反之，东部的天津、山东等发达省市人均消费猪牛羊肉分别仅为8.78和6.51公斤，这只能是消费习惯的客观反映。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食物结构改善，加入每年数以千万计的流动人口，实际上增加的对副食品绝对数量的消费，牵动着对副食品消费急剧膨胀的需求。这不仅对供给形成持续强大的压力，而且，使近年来几乎年年以两位数递增的主要副食品生产增长速度相形见绌。可以预料，随着城乡居民生活从温饱向小康转变，居民的消费结构和食物结构变化剧烈，不仅对副食品供给总量要求大大增加，对品种结构调整也会出现越来越多的要求。
正因为城乡居民对副食品的需求急剧膨胀，大大抵消了过去几年间“菜篮子”工程建设在生产布局、市场网络形成、产销体制改革以及交通运输设施建设上所付出的努力。而且，最近一段时期“菜篮子”产销间的波动，还揭示出前几年“菜篮子”工程建设中潜存的问题：一方面，“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基础是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之前。因此，更大范围的区域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交换无法融通。即使在一个城市功能辐射区域内，副食品产品的交换以及相应的物流、商流半径也仅仅几公里、几十公里，依然是小生产、小流通、小市场的格局。生产供给能力有限，辐射能力也有限。1992年以后，城市建设扩张，大中城市郊区的副食品生产比较效益日益下降（尽管与粮棉等农产品生产比较，比较效益是有利的，但与工业相比，与开发区和房地产建设相比，比较效益则相差很大），生产供应能力随之下降，商流、物流半径日渐缩小。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大生产、大流通、大市场观念渐入人心。尤其是广大农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及不同副食品品种的生产传统和天赋各类资源条件，在“菜篮子”上有着巨大潜在的生产供给能力。事实上，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各地自然经济条件千差万别的国度，按照资源禀赋原则，主张大生产、大流通、大市场，实施资源优化配置，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尤其是交通运输能力制约明显，主张大生产、大流通、大市场在一定区域半径还存在明显的约束。此外，地方保护主义、区域封锁的存在，也为市场开通制造了困难。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正值中国经济进入起飞时期的始点，远未饱和的副食品消费水平和农村较低的消费现实，为市场容量扩张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基础：其一，今后20～30年间是中国经济起飞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实力迅速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将跨越小康阶段向中等富裕迈进，城乡居民对副食品消费将保持旺盛的需求；其二，尽管中国部分地区农村已提前进入小康，但大部分地区总体消费水平还很低，这就构成了未来几十年间副食品消费的巨大潜在市场。因此，在设计和实施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时，应考虑到这个背景前提。
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基本思路
考虑到上述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阶段性背景，尤其是未来城乡居民对副食品的增长需求，新一轮“菜篮子”建设的重点应着眼于提高“菜篮子”产品的生产能力，同时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深化副食品流通体制改革，确保有效供给，继续支持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实现城乡居民的小康目标作出贡献。
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基本思路：一是在继续抓好城郊生产基地的同时，按照区域比较优越原则，重点抓广大农区的生产基地建设，提高供给能力：二是继续建设多层次的副食品市场网络体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发育农民运销组织的作用；三是强化政府的调控职能，除特别注重对生产基地、流通设施的“硬件”建设外，要将注意力转到法律建设上，着手制订产品的交易规则，以法律来规范生产者、经营者的行为。
1、生产供应。新一轮“菜篮子”工程的生产供给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进一步巩固和抓大中城市郊区副食品生产基地，这在全国性的大生产、大流通、大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之前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鲜活副食品生产基地建设，如鲜鱼、蔬菜生产，要以近郊为主、远郊为辅，力求减少中间环节和中间损耗。为此，一是要坚决落实中央关于城市郊区菜地占用1公顷补1.5公顷的政策，城郊蔬菜要保两头、让中间，以生产低档菜和高档菜为主，让出中档菜组织外埠调进调剂。二是要认真执行新菜地开发建设金征收、管理和使用，制止乱占滥用行为。三是努力提高科技进步在畜禽、水产和蔬菜增产中的含量，使其所占贡献比例由目前的40%提高到本世纪末的50%左右。有材料揭示，过去15年里，养殖业新增产量的41%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其中饲料技术所起的作用就占50～70%。而配合饲料的应用，就使饲料转化率提高30%，仅此，北京市10年间节省粮食360多万吨④。四是发展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和养殖，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如北京、天津的集约化养鸡、对居民的禽蛋供应，价格一直平稳，其经验要宣传、推广⑤。五是提高畜禽生产的饲料报酬率，改善畜禽结构。
另一方面，要提高“菜篮子”的生产供给能力，最终出路还是根据区域比较优势原则，走大生产、大流通的道路。按照俄林区位发展理论，由于各地区的生产要素不同，各种资源要素之间彼丰此薄，不同地区可以利用对自己有利的生产要素，生产比较富足的商品输出。这种从比较成本原理出发的“要素禀赋论”，把区域贸易理论与区位理论结合起来，从而论证了发展程度不同地区基于天赋要素进行商品和区域贸易的经济合理性，体现出对资源的合理利用，结果是：“在理论上，一国内不平衡的增长过程，必然会导致生产要素流出高成本地区，而流入低成本地区，直至成本差别缩小到最低程度。”⑥程淑兰通过上海与山东寿光1989年的蔬菜生产和供应的实证，无意中对这种理论进行了很好的论证。材料揭示，上海种菜的机会成本远高于寿光，在上海郊区，菜农因此放弃的务工收益是种菜的2倍，因此放弃的三产收益是种菜的4倍。⑦从实践看，最近几年象山东寿光、河南扶沟、河北永年等已发展成专业化水平很高的蔬菜基地，年成交量在数十亿元以上。山东寿光生产的黄瓜、韭菜、西红柿等不仅远销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甚至远销到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1993年蔬菜成交量就达10亿公斤。
因此，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上，从大国的地理优势出发，强调区域资源禀赋形成的差异和比较优势，无论从提高副食品的整体生产供给能力，抑或是提高农业经济运行效率都是大有可为的。
2、市场流通。从总体上，要重视市场建设，建立以批发市场为中心的农贸市场与零售商业相结合的市场网络和商品大流通的格局，形成总量平衡、物流畅通、经营灵活的运行机制。首先，培育有效率的市场经营组织，促进农民运销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从实践看，农民运销组织是有效地组织“菜篮子”产品产销的基本经营形式，也是把千家万户的分散生产与大市场有机连结的主要途径。多年来，农民运销从小到大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其基本形式看，农民参与副食品产销的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依托社区服务，有组织地进入流通领域；二是大力发展个体商贩和购销专业户以及发展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协会，形成多层次、多网络的流通体系；三是自办集贸市场如批发市场，开创了副食品流通的新格局。从今后发展方向看，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多渠道经营，进一步鼓励和支持农民进入流通领域，让农民参与对“菜篮子”产品交易的利润分割。农民进入市场，从根本上讲就是农民的利益要通过市场得到充分体现。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农民组织起来，增强其竞争能力，减少中间利益流失，而最有效的形式就是成立合作社，包括农民自办、合办和联办的各类综合性和专业化的合作组织，如流通联合体、贩运合作社、购销合作社、各类产销一体的专业合作社、协会等；并努力促进同行业组织的再联合，扩大经营规模，真正成为联合生产与消费、农民与市场的有效中介组织。其次，大力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经营形式。现阶段不少地区依托贸工农一体化的组织经营形式，发展生产，搞活流通。山东省目前已有20%的县市区、30%的乡镇初步实现了农牧渔工贸一体化经营，河南省40多个县市推广汤阴、淇县“公司加农户”经验，兴办了贸工农一体化经济实体3200多个。上海市到1993年7月，全市已有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实体161家，加工销售的主要产品有猪肉、鸡、鸭、禽鱼、乳制品、淡水鱼、果品、蔬菜等。涉及行业越来越多，发展形式多种多样，经营和辐射地域越来越宽，效果很好。⑧再次，就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副食品批发市场。
3、政府调控。“菜篮子”工程建设中潜存的问题和持续的副食品价格上涨以及产销波动，再一次深刻表明，单一的市场调节并不能包打天下。政府从直接的经营环节退出后，用什么调控手段和行为去弥合遗留的空间，一直是重大的问题。从实践看，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保障“菜篮子”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是十分重要的。在这方面，深圳经验颇可仿效。⑨因此，各级政府，尤其是大中城市政府要不折不扣地落实抓“菜篮子”的市长负责制，要坚持执行国务院制定的扶持“菜篮子”工程的各项优惠政府政策，增加资金、物资投入，稳定和发展副食品生产基地，并尽快建立健全主要副食品的风验基金和储备制度，平抑物价，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
概而言之，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政府调控应集中于以下方面：
——制定有关的法律法规。在《农业法》的基础上，尽快制定《农产品流通法》《农产品交易法》《农产品市场管理法》《农产品批发市场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在此之前，可制定相关的政策规则，来支持生产，保护贸易，按法律法规程序指导“菜篮子”产品的产生和供应，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制定价格和提供价格信息。制定价格是平抑价格波动的一种手段，实际上起指导价格作用。更重要的是为生产者和经营者以及消费者提供包括当时价格、短期价格、长期价格和长期预期价格在内的各种价格信息。
农业部最近组建的“全国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已开通并投入运行，先行一步及时报道各批发市场主要“菜篮子”产品的成交价格，效果就很好⑩。
——从事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包括现货、批发、期货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监督是政府主管部门的职责。美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基础设施是由政府资助的，而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的监控也由联邦农业部负责。日本中央、地方和其他三类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中央级市场建设必须由农林水产大臣批准，基本建设政府出资支持，都表明政府职能对农产品市场的建设重要性。
——进行主要副食品风险储备。风险储备是应付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基本手段，也是调节市场、控制产品价格的基本手段。因此，可先进行耐贮的副食品如肉类产品的风险储备，进而扩展到其他副食品品种。
——执行产品质量检验。产品质量监测和检验，是政府保障副食品供给和食品安全的重要职能。
注释：
① 农业部调查组：《中国粮食政策研究》，《农村经济文稿》1990年第9～10期。
②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高产优质高效》，新华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第70页。
③ 郭京堂等：《论当年猪肉涨价的原因与对策》，《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1期。
④ 《经济日报》1995年3月20日。
⑤ 笔者最近前往江苏调查，苏南的猪肉价格上涨程度远低于周边地区。原因之一是集约化、规模化的养猪发展很快。如无锡市有万头猪场2个、千头猪场66个，百头以上猪场204个，30头以上的专业大户有3063个，规模饲养率达35%，效益是非常明显的。
⑥ 转引自陈家泽：《梯度推移和发展——增长点理论研究》，《经济研究》1987年第3期。
⑦ 材料例举1989年上海和山东寿光的蔬菜收支成本比较。从收入看，上海和寿光都相差无几，都是1200／亩，但支出，上海无论在领导能力上，还是在补贴上，成本都是很大的，而寿光不仅不要补贴，农民种菜还获得了相当高的收入。参见程淑兰：《协调农副产品产区销区利益，建立稳固的区际协作关系》，（全国菜篮子工程学术研讨会交流材料）。
⑧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著：《农村·市场·政府》，中国农业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69页。
⑨ 所谓深圳经验主要表现在深圳市对“菜篮子”的市场价格管理上，突出抓四个环节：一是抓副食品市场网络建设；二是抓国营商业的正确市场调控行为；三是抓规范化的市场管理；四是抓副食品批零价格的差率管理。结果1994年1～10月，深圳市鲜菜零售价格仅比1993年同期上升0.8%，肉禽蛋价格上升16.7%。全市零售物价总水平上升16.5%，远低于全国水平。参见《经济日报》1995年2月10日。
⑩ 《农民日报》1995年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