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理想——我们的精神处境与新理想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主义论文,处境论文,理想论文,精神论文,发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5年的文学界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将要被反复提及，它的重要性已被我们隐隐感到。在以往的观念中，即便我们并不直言陈述，但诸如“激进”与“保守”、“左”与“右”等具有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的判断尺度或思考向度，总似一种无形的内在指令，给我们以暗示或引导，它纠缠了我们许多年。二十世纪的许多重要时刻，我们几乎都是在这一范畴内确立立场并且发言。但是，直到1995年，我们发现，“激进”与“保守”，“左”与“右”这些意识形态规约性话语的界限已日渐模糊，它的有效性已经出了问题，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重要话语被无声地宣告了终结，它为文学界造成的诸多紧张已大为缓解，起码它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和规约性是可以肯定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界的平静。事实上，经过九十年代多年的孕育，观念的分歧不仅没有弥合，而且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趋于复杂。不同的是，这一分歧由政治层面过渡到了文化层面，由政治意识形态转向了文学意识形态，观念分化的新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它比以往的分歧要更为深刻和真实。它的复杂性在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在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时会自行消失，它的有效性和影响力是短暂的，而它的附属性或“副本”地位决定了这一分歧的解决方式。九十年代之后，文学界几乎撤离了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分歧转向了文化观念或信念的层面。传统文化进退自如的弹性和百年新传统的多元价值取向塑造了多种人格和不同的文化信念，它们彼此消长起伏。而时下，当不可遏制的商业精神和金钱攫取力漫过了百年人文精神堤坝之后，一种文化失败感、挫折感便弥漫四方，知识分子失去了往日的光荣与梦想，文化英雄的辉煌身份只存在于尘封的记忆，世纪之交的现实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构成了有声有色的挑战。于是，绝望、失落、悔恨、沉沦、随遇而安、随行就市等各种精神现象构成了九十年代文学界的触目景观，不仅文学作品充盈地传达了这一现象，而且许多理论小品也以反省的姿态对新的文化信念作了坦率的陈白，一些适于世纪暮年的命题与二十世纪昏黄的落照相互辉映。应该说，这些命题在二十世纪宏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之下，显然隐含着某种合理性：一个世纪以来，激进的理想鼓励了千百万人并形成了世纪横溢的思想取向，它的负面效应至今在学术上没有被认真地清理和反省，人们内心承受着它的重压又基于某些原因而视而不见。因此，这一反省显然是必要的。但是，与现实比较起来，它的滞后性除了传达论者们在这一时代坚持的困难之外，已经没有太多意义。我们身处的现实是：崇高被嘲笑的声浪湮灭已久；革命的冲动早已终结；尘嚣之上唯有俗世的喧闹。在这样的时代，民间社会未被发动便率先地营造了时代的新时尚。因此，一些论题昭示的更多的是论者们精神空间陷落后对现实再次无奈的认同，然后又追加了它的合理性，它文化反省的意义被文化失败感遮掩得几乎荡然无存。其间我们还发现，追逐时尚的论者们并未超出惯常的思维框架，即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1979年，王蒙虽然以“激进的形式”表现了他“先锋”的文学姿态，但他依然崇高得如坐云端，钟亦成甘愿引颈受戳、甘愿被枪毙也毫无怨言的“少布精神”曾为王蒙带来过真切的激动与光荣。十几年过后，王蒙离开了钟亦成的立场而走向了“躲避崇高”。这里我们确实看到或体悟了王蒙自我反省或自我否定的姿态，钟亦成那充满了封建腐朽意识的愚顽的“崇高”确有反省与“躲避”的必要，他的自戕自虐、自以为“崇高”的滑稽戏早已散场并为人们所遗忘。在王朔的文本中他发现了以往流行的“伪道德伪崇高姿态”，也同样适于对钟亦成的诠释。他认为王朔“亵渎神圣”的原因，“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从王蒙的这些议论中，我们又可以发现，他不经意地依然流露了生活中仍有神圣存在的看法，但让人费解的是，以前他将“神圣”一词理解为五、六十年代的由意识形态叙事的“理想”，即钟亦成的“神圣”，而今天他又将其视为一个语焉不详的不明之物；或者说以前的“纯洁的理想”是“伪”的，而真实的并不存在。这一经验主义的理解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说服力是让人怀疑的。
传统的理想主义怎样愚弄了人们及其有害的后果已无须谁来告诉人们，社会生活的实践对此早已作出了回答。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不是如何鼓励、启蒙人们怎样走向俗世、学会消费、大胆享乐，这些历来不需智者们操心；需要注意的恰恰是它的反面，即传统的理想主义幻灭之后，人们对于理想和意义的普遍蔑视或不屑一顾，对世俗生活的疯狂追逐和欲望无边的膨胀。这一时尚寓示着真正的危机，而一些人却努力去证实它的合理性，如此种种，都证实着我们身处的精神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李泽厚和刘再复的对话集《告别革命》中的许多观点因其立论的设定性、以逻辑的发展替代历史的发展而使我们不能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但刘再复认为“什么都嘲笑，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不相信，真话也是笑话，这种价值迷失，在文学中表现一下倒挺有意思，但是，要是作为人生观、哲学观，就成了犬儒主义。”李泽厚认为“嘲笑意义是一旦成为社会时尚，痞子就成为社会明星。”犬儒主义的盛行和痞子的走红被不幸言中。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环境中，“人文精神”、“理想重建”、“价值重建”、“新理想主义”等命题才重新被提出讨论的。上述种种不同看法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文化信念分歧的简要描述。
这一分歧是知识分子内部的讨论，对社会生活构不成什么影响。而事实上，自八十年代后期始，多元化的文学艺术和思想格局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先锋文学、闲适文学、新市民小说以及随笔、诗歌中的新倾向都显示了这一时代文学在价值观念上的不同取向，它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作宣告地告别了以往文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表意形式的写作方式，代之而起的是各行其事甚至是自以为是，表述集体幻象的不真实性和强加性已为许多作家所认识，在觉醒了的作家们看来，“伪”的合理性是无法证实的，尽管它有合法性。于是人们宁愿去“闲适”、宁愿走向民间去书写直观生活的粗陋和琐屑，宁愿在暴力的能指中去获得体会短暂的快感而拒绝被识破的伪叙事。这是一场无声的却又是意义重大的叙事革命，这一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新方法论”式的错位嫁接。在上述文学景观中，人们发现了文学艺术多样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发现了人类语言艺术创造的巨大智慧和能指变化的不可穷尽。应该说，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学对于解构一元化的主流话语，挣脱规约性的束缚，打破其“一体化”功不可没。但是，历史的发展常常出人意料，作为特殊时期文学艺术的叙事、表意策略却失控般地以惯性的形式没有边界地滑翔着，它以理应如此的心理意志变成了文学艺术发展的常态，它成了新的神话并具有不可批评的“合法性”，在一些批评家那里，欣喜地沉浸在文学又“翻开一页”的狂欢中。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些文学现象发生时代的社会历史因素。直到1995年，批评界发现了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文学艺术由于表意策略的需要而发生的变化，改变了它原来“革命性”的意义，而变成了市场经济时代市民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或代言人。无论理论作品还是叙事作品，充满了早期流氓无产者的气质和性格，破坏一切、攻击一切、嘲弄一切，肆无忌惮又为自己设定了边界，这些都极合市民阶层的心理需求：既满足了渲泄难以名状的怨恨，所指不明的攻击，又绝不会为害到自己，这就是市民的智慧和机敏。毫不夸张地说，文学写作的解构力量是极其有限的，它同我们曾认识到的文学的有限性是一样的道理。真正的解构力量是商品经济大潮和还没有初步得到富裕的人们对金钱的攫取力，这一潮流和欲望才是传统价值观念最大的解构力量，它才有能力改写时代的价值观。但是，当快乐的人们举手加额庆典的时候，却没有想过“革命的第二天”，而真正的问题恰恰出现于革命的第二天。解构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世界没有错，但一味地以平面化和快乐原则证实现实的合理性却未必一定合理。经典作家认为，人类对形而上或本质的认知永远都是需要的，这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吃饭哲学”是第一要义，但不是唯一要义，健全的社会不应是造就“单面人”的社会，因此，无限制地鼓动和导引人们对快乐欲望的追逐和实现，是否真诚和负责是让人怀疑的。八十年代后期以来，自平面化、消解深度模式、消解意义的理论全面实践以来，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寻和对意义的追问已成笑柄，它几乎失去了话语空间，知识分子的缺陷被空前夸大，“新民粹主义”盛行一时，消费性写作成了这个时代最为时髦的话语形式。它们以温馨的、抚慰式的情调安抚着从金钱世界暂时撤离的人们，然后让他们安然地进入梦乡。文学从过去的俯首听命者变成了一块可以任意取舍的快乐器。我们已很少听到“发自灵魂的声音”，很少听到面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会”，文学最大的变化就是从政治功利走向了世俗的功利，刘心武的“直面俗世”是这一转变最坦率的陈白。
在这样的精神处境中，我们不能不对文学的命运和它的未来再次认真地思考，因为它与我们个人有关。
二
精神环境的真实危机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那种自以为找到了文学的位置和操作方法的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写作，引起了普遍的忧虑。基于这一忧虑，北京大学的批评群体在谢冕、洪子诚的主持下曾先后两次讨论文学的理想精神，它的部分成果已见于报端。谢冕认为：“文学的建设最终作用于人的精神。作为物质世界不可缺少的补充，文学营造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世界。文学不可捉摸的功效在人的灵魂。它可以忽视一切，但不可忽视的是它始终坚持使人提高和上升，文学不应认同于浑浑噩噩的人生而降低乃至泯灭自己。”洪子诚则以文学的理想情怀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状态提出了尖锐批评：“八十年代所讨论的精神独立的问题，并没有真的成为‘历史’。……在当时，文学言论和写作中，就已出现两种互有联系的重要现象。一种是，以曾经被流徙于社会底层、对中国现实和下层民众有深刻体察的权威姿态，来宣扬一种认同现状和‘流俗’的世界观”，另一种是“在对历史所作的‘反思’中，采取一种将‘个人’加以‘悬搁’的处理方式”，“开脱了自己，逃避了反省，也就开脱了自己对于历史、对人类生活的责任。”“八十年代已显露端倪的精神萎缩症，不正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目前对于‘识时务者为俊杰’生活和文学态度的证明吗？”谢冕与洪子诚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文学理想精神的内涵：谢冕对纯正艺术和文学家良知品格操守的坚持，正是知识分子在商业精神时代的纯正立场和自我定位，他以严肃而非随波逐流的认知表达了他坚持理想精神的文学观；洪子诚则以批判和反省的态度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他的同一立场，批判精神是文学理想精神的一部分，正是基于对现状的不满才设定于理想的。但是，对于文学理想精神的提出，许多人基于“文学曾被广泛地用于政治”的“惊吓”，宁肯拒绝理想而实践快乐原则。提到理想，他们一定要联系到五、六十年代、一定要联系到“文革”、“红卫兵”，联系到背后隐含的明确无误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理想”，惊恐的记忆仿佛深入骨髓，稍加触动便恶梦重临。这一恐惧症是不真实的，他们真实的目的是以历史的教训遮掩新理想发现的可能性，并误导对理想精神的理解。事实上，传统的理想主义，即钟亦成式的理想主义早已为知识分子和民众所拒绝，假如今天谁再试图恢复那一时代的“理想”，不啻是天外来客，人们对它的普遍警觉甚至远远超过了提醒者。“昨天的故事”不仅不能重复，也根本无法重复。因此，以历史深刻的体悟者、“过来人”的姿态否定一切理想，无疑受控于自以为是的“真理意志”。当然这仅仅是文学现实的一部分，事实上，对理想精神情有独钟的大有人在。几年来，我们在张承志、韩少功、张炜、李锐、王安忆、北村、史铁生等“知青”一代作家作品中，明确地发现了不同取向的理想精神，他们不再以“知青”作家身份写作，而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写作，对现实的参与匡正的焦虑可能破坏了他们中一部分人的人叙事能力，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以散论式的文字行诸于世，针对流行的时弊述说着内心真实的体会。他们当中有的也许激进了一些，比如张承志，大有一种“精神圣战者”或“精神义勇军”的味道，但是考虑到现实具体的文化处境，我们便无法对张承志的表意策略有过多的指责，不以这一方式便不足以引起人们的警觉，鲁迅对类似问题的表述最为深刻。另一方面，张承志的理想精神并非突如其来，自《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始，他便持久地坚持于这一心灵之路。不同的是，那时他虽然初步显示了一个胡人的执拗，但毕竟更多地体现了他为汉民族文化的培育和影响。从《心灵史》开始，张承志有了新的理想意识——他开始了精神的寻根，并以此来实现一个作家的自我确证和识别。了解这一心态对于我们接近张承志是重要的。因此，他的方式完全是一种“个人的方式”，对一个缺乏宗教情怀并尊崇实用精神的民族来说，张承志的方式未必没有益处，只不过我们太喜欢挑剔、缺乏容忍，而这一视角又往往少有善意和理解。
我并非一定要为张承志辩护，作如上陈述无非是想通过张承志等人的创作阐发我对理想精神的理解。对传统“理想”的看法，我同提醒者们并无二致，在《新理想主义与精神乌托邦》一文中我曾谈到：告别传统的理想主义并非没有道理；那是与政治神学相统一的理想主义，是制度内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意识形态使这一“理想主义”成了“一体化”的并具有强加性，它把叙事的信仰和追求以不同的方式转换为集体的想象走进“人民记忆”，它并不掩饰的目的是实现对人的内心统治，因此它是一家独大的具有道德化色彩的思想观念。这一“理想”不是强调人超越现实的精神向往，而是鼓励所有的人在此岸拼命地锻造彼岸的梦幻，它没有构成对人的精神关怀却构成了对人的精神奴役。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人们对传统的理想主义表现了深刻的失望；那堂而皇之的宣谕与承诺终因其虚枉而迟迟不临，难以兑现。
但是，理想是可以重新发现的，理想并非只有一种形式，并非一谈理想就必然是陈年旧事的重提。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将我所理解的理想主义勉强地命名为“新理想主义”。在“新”与“主义”日益泛滥的今天，这一命名很可能招致轻蔑，但基于区别传统的理想主义以及理想幻灭后造成的巨大精神真空的现实，这一不得已而为之的命名也许值得。所谓新理想主义，包含着对文学的如下理解：无论时代发生怎样的变化，文学都应当对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精神处境予以关切、探索和思考，应当为解脱人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作家有义务通过他的作品表达他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愿望，在文学的娱性功能之外，也应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当然，他不会再去讲述集体的梦幻，不去编织幻觉和假象，而对现实的理性认识使这种文学又充满了必要的批判精神，良知与正义感是新理想主义基本的精神内涵。在理想的背后，它不喻示任何神学语义，不具有类宗教的功能，它不企望对人实行新的精神统治，它只是以自己特有的话语形式表达他对人类灵魂关怀的真诚，在艺术的范畴内显示作家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并告知人类对“爱”与“善”的永恒需求。他们创造了“第二现实”，那里闪烁的是他们的智慧、品格、操守以及述说的诚实。理想精神的坚持有文学持有严肃和诚实的必要条件，它是作家坚持纯正的艺术之路和免于沉沦的精神资源。
这一设定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文学家面对的外在迫力无外乎暴力与生存，这同普通人并无二致。过去，在暴力的威逼面前，我们有丰富的理想精神的遗产，这些遗产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文学家内心不可夺取的高贵和高山雪冠般的人格尊严。他们像无数个历史的驿站，使每个经过这里的人都感到内心的提升并坚定地向目标迈进。五十年代，在“一体化”的时代律令面前，蔡其矫曾“抒情在别处”，他英武地歌唱：“我英勇的，自由的心啊/ 谁敢在你上面建立它的统治？/我也不能忍受强暴的呼喝，/更不能服从邪道的压制。”谢冕认为他保持了“可贵的独立和执着的诗人节操”。而那时的绿原则驾驶着他的“圣玛丽娅”“航行在时间的海洋上，/前后望无涯/没有分秒，没有昼夜/没有星期， 没有年月”但他达观且自信：“即使终于到达不了印度/他也一定会发现一个新大陆”。 绿原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于自己的精神空间，以理想精神支撑着他艰难而自信的向往，历史证明了这一切的价值。当然，我们还可以在“中国新诗派”、在“七月诗派”许多诗人五十年代的创作中明确看到这一精神现象并非孤立的存在。我还想提到昌耀和王洛宾这两位被放逐边塞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们生存于底层多年，他们面对的压力是不难想象的，然而，他们并未因此而沮丧，因此而得去重复千百人追逐的生存方式。我们在昌耀的《慈航》、在《划呀，划呀父亲们》等作品中；在王洛宾充满边塞抒情色彩的歌声中，总能感到一种精神力量的存在，时间越久，它们仿佛越有魅力，许多被各种传媒宣告为经典的作品消失了，今天人们再提到一些“经典”时，如同在谈论一个玩笑。但人们却不能不对昌耀的作品、王洛宾的作品充满尊重和敬意，那不仅是艺术的生命，它显然也同时向后来的人们诉说着那里被注入的人格力量和尊严感，那里有艺术家们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出让的东西，这就是理想精神的魅力。
今天与那样的时代已不可相比，它为人们坚持一些应该坚持的东西提供了较过去宽松得多的环境。但是，也正因此使一些作家走向了肤浅的满足，他们成了市民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近一时期以来，追逐世俗生活以实现对精神统治的报复欢乐地展开，他们被“惊吓”后的内心恐惧几近病态。这些宣喻，本质上仍然是对流行的屈从，它与“一体化”时代的屈从并无实质上的差别。因此，这里核心的问题仍然是洪子诚先生提出的“精神独立”的问题。一些作家可能从来也没认真坚持过什么，“精神独立”与他们是无缘的。
社会生活的俗世化是它基本的存在形式，人不能没有衣食住行，对生存状态改善并趋于完善的向往，是人的正当的基本权力，经典作家早已论述过。但俗世生活一定还需要它的补充形式，世道人心不仅仅是物质的方式能够解决的。许多人的无聊感，“没劲”、落落寡欢、怅然无着等等，正是因为他尚缺乏生活中必要的补充，他的精神空间总是处于“苍茫时分”的缘故。然而，九十年代的文学，更多的不是关注人的精神困境，不是以真实的体会述说并帮助人走出这一困境，而是以各种伪叙事进一步恶化了人的精神处境，以比现实生活还要夸张的方式兴致盎然地表达他们想象的快乐。新的模式化的东西已经形成，文学的主能指已经十分易于概括。在流行的作品中，我们已很少再读到感动，已很少再体会到人类精神世界的浪漫情怀，人的情感领域中那些最需要、向往的部分，已被文学逐出了表现范畴之外，一切都为现实的利益和欲望所趋动。有些人可以不需要理想，正像有些人可以不需要文学一样，但对有些人来说一定需要理想。“新理想主义”也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处境中提出的。
三
新理想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剥离，使这一理想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个人性的行为。它既不需要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亦没有实现一体化精神统治的潜在动因，它的有限性是知识分子的有限性决定的。百年来，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多次充当了文化英雄的角色，他们的悲壮情怀使自身有了一种强烈的献身冲动，但事实表明，历史的改变或前进，与知识分子的这一冲动究竟有多少关系是让人怀疑的，他们如果不借助或适应了政治的力量，在历史舞台上是否还有什么作为是值得考虑的。因此，知识分子必须回到自己的领域获得自我确证，在自己有限的但又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范畴内展开人生，并与现实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也就是知识分子对现实既介入又超然的关系。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事的精神生产无法在现实的主战场上转化为商品，他们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在这样的时代必然要承受一定的压力，他们面对时代提供的所有思考并不直接作用于社会实践，而只能以浸润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对社会施加作用和影响。这一有限性从本质上规定了人文学科知识分子在这一时代的处境，他们不能、也无法成为“中产阶级”、“白领”等时髦的阶层，然而他们又必须有勇气面对这一处境，他们的“职业”特征和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必然选择“理想”的方式，他们必然会对人类的精神领域投入更多的关注。这成了他们生存的支点。这一观照世界的方式使他们能够为不断变幻的时代环境提供着一种“理想式”的人格、操守和行为方式，并以不那么“世俗的”形象被人们所信任和尊重。
新理想主义是“个人”的理想，它是“违时”的，因为它显然在时尚之外，在“适世”的思想潮流中，它愿意在时代的边缘换取另一种精神，甘愿坚持在所剩无几的精神高地。这里并不悲壮，没有围观，它在奔突往来的为金钱而忙碌的人群中已不成为景观。但他们同样有自己的满足，在自己有效的范畴内，同所有懂得生活，热爱生命的人们进行灵魂的对话，愿意让那些富裕的和并不富裕的人们在偶然与不幸遭遇的同时，不再感到孤独、悲寂、没劲，因为有人在关注着人类共有的精神悲伤，并愿意同他们一起去商讨走出困境之路。
我们将努力去发现理想，尽管它还不那么清晰，甚至遥遥无期，但这长途上的跋涉将是趣味无穷。
1995年7月流火于北京南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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