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预期与我国扩张性政策绩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绩效论文,公众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在理性预期理论和博弈论的基础上，试图通过解析预期的形式机理，剖析公众预期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对我国此次扩张性经济政策实施中预期的作用及政府在未来政策制定中如何引导预期作尝试性研究，以抛砖引玉。
一、预期及理性预期理论简述
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就提出了预期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萧条和失业，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对资产未来收益预期的变化，会导致均衡的就业和国民收入水平相应的变化。预期是影响总需求的重要因素，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决定因素。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理论》的著作中有关于预期的零散论述。凯恩斯写道：“我们可以把业务决策所持以为依据的预期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于价格之预期，即制造者在开始一生产过程，以生产某种产品时，预测待此产品制成，其售价为何。……第二类是关于未来报酬之预期，雇主在购买（或自己制造）制成品以增加其资本设备时作之。前者可称为短期预期，后者可称为长期预期。”[1]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企业投资决定于投资者的精神状态，即其对于投资未来的利润率的预期。因此商业信心、投资者集团的群体心理，成了凯恩斯经济分析的核心。但在凯恩斯研究中，预期是被作为外生变量看待的，只是心理学的领域内探讨预期的形式，预期本身还没有被当作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凯恩斯对预期的分析还不属于严格的经济分析。
二战后的大约30年时间里，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凯恩斯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空前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经济普遍陷入“滞胀”困境中：一方面，生产过剩、产品积压、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经济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持续上涨的物价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政府陷入“滞胀”的两难困境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无力解释这种现象，也拿不出有效的使经济走出困境的处方，凯恩斯经济学一时陷入危机中。既然凯恩斯经济学面对“滞胀”局面束手无策，那么经济生活便需寻求新的理论和政策，以解决实践提出的新的经济问题。理性预期学派便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兴起的。理性预期理论的提出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突破性成果之一，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和理论架构。
20世纪60年代初，约翰·穆恩在一篇题为《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的文章中，最初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这可以看作是该学派的起源。之后，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拉平等人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理性预期假设作了进一步阐发，同时把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用于整个经济理论的分析中，最终形成以卢卡斯为首的理性预期学派。约翰·穆恩对理性预期有过这样的定义：“我认为预期在本质上与有关的经济理论的预测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是已接收到的关于未来事件的预测……这一理论包含三条假设：(1)信息是稀缺的，而且经济系统一般是不会浪费这种信息的；(2)预期的形成方式具体地依赖于所描述经济的有关体系的结构；(3)一种公开的预测……对于经济系统的运转不会发生实质性影响。[2]理性预期学派有三个关键性地假设：一是经济当事人的最大化假设；即经济当事人都是理性的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理性地行动。二是经济当事人为了实现最大化目标在决定自己的行动之前，总要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或经济变量作出一个估计。经济当事人总能收集到一切可能得到的信息。长期和平均来看，经济当事人能够作出与职业经济学家运用经济数学模型得到的预测不相上下。三是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迅速的调整。[3]在三个假设前提基础上，理性预期学派对凯恩斯主义发出中肯的批判，同时努力地构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框架。这突出反映在三个方面：(1)理性预期学派以总供给—总需求的分析模型取代了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2)结合“自然率”假设论证了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不仅在长期不存在，在短期也是不存在的；(3)强调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的是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新古典宏观经济假定预期是合乎理性的，并且对于预期的价格水平而言，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弹性。，由这一假设导出政策无效性的命题，即预料之中的政策对产出没有影响，只有预料之外的政策才有影响。从理性预期理论中可以导出一个“朴素”的原理：当被预测的变量或行为发生变化时，预期的形成也会发生变化。此原理导致了著名的对计量经济政策评估的卢卡斯批判。卢卡斯认为，当政策发生变化时，预期形成会发生变化，从而计量经济模型中的数据也会发生变化。利用以往数据估算出的计量经济模型将不能正确评估这项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而很可能会导致错误结论。理性预期的一项重要成果是迫使经济学家承认一个不得不接受的观点，政策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4]
二、预期影响我国扩张性经济政策的绩效
理性预期理论告诉我们，公众的预期对具体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不可低估和不能忽视的作用。那么具体到我国启动内需的扩张性政策，是否也存在公共预期对政策效果的影响呢？下面结合理性预期学派的前瞻性消费理论和投资理论，从我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中预期的作用，来分析预期对启动内需政策的影响。
（一）前瞻性消费理论及我国消费需求
前瞻性消费理论假设家庭或个人作为消费者，其消费决策取决于其现行的和预期未来的可支配收入，根据现行收入和未来可支配收入的预期，决定其当前的和以后的消费。前瞻性消费理论看重消费者对于未来工作收入、财富积累、税负高低等未来可支配收入的预期。这种对未来可支配收入的预期，决定消费者长期的消费类型。前瞻性消费理论认为前瞻性消费具体包括二方面消费决策行为：
1.跨时期的消费预算。作为消费者在决定其前瞻性消费计划时，面临着一个跨时期的预算约束，根据跨时期的预算约束确定其跨时期的消费预算支出，也就是说，消费者根据t期的收入状况作出对t+1收入的预期，t+1期收入预期决定着t+1期的消费预算支出，其中收入主要包括资产收入和劳动收入。具体到我们国家，从1995年3月到1999年8月居民家庭对当前收入信心和预期收入的信心指数大体都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居民家庭中对当年收入和未来收入下降的预期，明显大于对收入增加的预期。那么根据跨时期的消费预算，这种对收入下降的预期决定了未来缩减的消费预算支出。直到1998年11月份以前，虽然中央银行实施了连续的几次降息和征收利息税的政策，但由于居民家庭对未来收入呈下降的预期，因此其储蓄是不断增加的，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是下降的。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未来收入下降的预期，促使居民作出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逆经济政策的决策，这大大削弱了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效应。
2.消费的选择。前瞻性消费理论假定许多人宁愿保持年复一年适当的、稳定的消费水平，这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使其生活水平发生太大的变化。但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的消费水平选择。年轻人就业收入不高，只有当他们可以预期将来较高的收入时，会使消费大于其现时的收入。消费选择还涉及中、老年人为下一代留下多少遗产的问题。前瞻性消费理论对消费选择的分析和总结是建立在对西方国家的长期经济观察和总结的基础之上的，与我国的情况不完全吻合。但我国的消费者也有出于预期而做出的消费选择的明显举措。由于市场化的加速，特别是国有企业大批下岗职工，医疗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导致未来预期不稳，使消费者的风险期增大，消费倾向下降，消费需求不振。在消费水平的选择方面，各年龄段的人出于不同的考虑产生对未来较高支出的预期，结果社会消费水平较低、总储蓄水平较高。比如年轻人，预期未来住房开支较大而减少消费。虽然开展了住房信贷，但由于种种原因，住房信贷比例在银行总信贷额中只占有1%的较小比例，这其实从另一角度反映出年轻人对未来开支的预期是较大的，因此目前消费水平一时不会因利率改变而提高。至于中年人和退休人员，其选择高储蓄低消费的一个主要原因：伴随着教育体制改革，人们对未来子女教育费用水平提高的预期增强，为以后子女的教育费用开支而进行储蓄的意愿强烈，不会轻易改变其消费水平，从而对启动内需的政策反映迟缓。
（二）前瞻性投资理论及我国投资需求
理性预期学派，反理性预期引入投资行为的分析，认为投资也是一种前瞻性的行为，作为投资决策的企业，则是前瞻性投资者。前瞻性投资意味着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之前，必须搞清增加投资的边际收益，必须对资本价格的变化做出预期，必须进行跨时期的资本预算。像分析消费需求时需要进行跨时期的消费预算一样，分析投资需求需要进行跨时期的投资预算，这种投资需求的分析方法就是前瞻性投资理论。依据前瞻性投资理论，企业对跨时期的资本收益与资本费用的预期决定其投资决策，企业投资决策的方式是跨时期的投资预算。
在我国，国有企业政策全面推行和深化时，国民经济却进入通货紧缩期，市场需求不旺，整体市场前景暗淡。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对未来资本收益的预期下降，因而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不高，投资水平较低。从1998年到1999年各月国有和其它经济部门投资增长呈下降趋势，1998年初到1999年初，国内投资水平之所以上涨，是由于政府投资的大力推动。从1998年第2季度开始，政府投资增量开始下降，国内投资水平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1999年政府投资进一步缩减，国内投资水平骤减，到1999年8月国内投资为0值，呈现负向变化，这是近几年来极少出现的情况。[5]这充分显露出国内企业极其不足的投资冲动和投资水平。在经济萧条期，企业对未来收益的预期极小，因而投资的意愿很低。刺激和启内经济的政策绩效由于企业对未来的不美好预期而大大削弱。
通过以上结合前瞻性消费理论和投资理论，对我国公众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公众预期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公众已逐渐开始形成对经济的预期，而且此次启动内需，刺激经济的政策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之一，也还是由于公众预期的存在。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对公众预期进行引导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非完美性，同样的政策措施由于各种原因会形成不同的公众预期。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到政策制定、实施、传播等信息对公众预期形成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引导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政策效应的影响。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应根据情况对有关政策的信息作出调整以达到引导公众预期和取得满意政策效果的目的。
三、如何引导公众形成正确预期及未来政策建议
理性预期学派对预期的研究仅限于预期对经济政策作用的分析，较少从预期形成及影响因素角度展开分析，在此笔者结合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对如何引导公众预期作尝试性的分析，并据此对未来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提出建议。
（一）公众学习速度与政策披露的准确性
公众和政策制定者作为博弈双方，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博弈双方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也是非对称的。作为政策制定者在当前的决策目标、经济运行状况和对经济的预测分析等方面比作为博弈对手的公众具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信息的不对称和获取信息的劣势使公众在预期形成之前不能完全了解和掌握政策目标重点的变化，而只能通过对过去实施政策的观察来进行推测，推测成为公众形成预期的重要依据。又因为根据观察的情况来推测政策变化的过程被称为公众的学习过程，[6]所以公众学习过程尤其是学习速度就成为影响公众预期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陈学彬先生对宏观金融博弈的研究，影响公众学习速度的因素有：政策制定者的目标偏好和时间偏好、货币需求波动程度，货币需求预测误差、货币供给控制误差和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准确度等因素。其中，既有利于提高公众学习速度，又对改善货币政策效应无不利影响的措施是，降低货币需求预测和货币供给控制误差，提高政策信息露的准确度，这有利于提高公众学习速度，正确引导公众预期，改善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我国的情况，我认为此次扩张性政策实施中，影响公众学习速度，未能引导公众形成及时合理预期的主要原因是：政策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不够。因为自1998年1月起中央银行以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为起点，3月份又一次下调了存贷利率，实质上开始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但在宣传上仍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目标。直到1998年下半年才开始对外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政策披露的时差，若从1997年10月份物价下降开始算起则有8个月。由于政策信息披露的不及时、不准确，公众学习速度减慢，从紧缩性预期转向扩张性政策预期的时差加大，直到1998年底公众才有与政策配合的行为出现（减少存款，对收入增长预期增大）。这样，造成了政策实施的时滞拉长，削弱了政策的实施绩效。
因此，无论中央政府还是中央银行在政策的信息披露中应重点防范的是信息披露的含混和拖延，尽量提高政策披露的准确性、时效性以引导公众预期，增强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政策的可信度及对公众预期的引导
政策的可信度是引导化众预期的第二个因素，提高政策的连续性和政策信息披露准确度有助于提高政策的可信度。在政策目标、政策措施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如由紧缩性政策向扩张性政策转变时，政策的连续性难以保持，政策的可信度在下降，这时通过增强政策信息披露准确度来提高政策的可信度就显得极为重要。公众在政策发生变化时，会尽可能充分地利用自己所能获得的所有信息，对未来政策走向作出推断并形成对未来政策的预期。因此在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时，除提高信息披露准确度以增强政策可信度外，还要尽可能确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长期性。短期性政策增加了政策的可变性，减弱了政策的可信度，不利于引导公众预期，严重的会导致政策的无效。因此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增强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信息披露的准确性，以提高政策的可信度，形成对公众预期的合理引导，避免不合理预期对政策效果的负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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