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新经济政策与邓小平经济改革理论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新经济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与邓小平推行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 济改革均是成功的范例。分析比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改 革理论之同一性，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当是十分有益的。
1.二者均是在革命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即国家刚从战乱或动乱中脱出，国民经济濒 临崩溃边缘、社会有可能步入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新经济政 策是列宁在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当时苏维埃俄国刚刚从外国 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残酷战争中挣扎出来，经济上已濒临崩溃的边缘。仅1921 年春统计，战争使苏俄损失总额已达390亿金卢布，超过了战前整个国家财富的1/4。国 民收入从1917年的111亿卢布下降到1920年的40亿卢布。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工业品 产量只有战前的14%，农产品产量只及战前的60%。①人民，尤其农民，如果说在残酷的 战争状态下尚能忍受无条件地勒紧裤带，以从经济上支持这场为政权生存而进行的战争 ；那么在现时战争结束之后已不会再忍受除口粮、种子、饲料外全部上交国家的战时共 产主义政策了。他们渴望过上好一点的生活。1921年2月，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已经清 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这时要使苏维埃政权得到稳定和发展，必须抓住解放生产 力，调动农民积极性、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矛盾。因此，在1920—1921年的转折关头， 列宁及时指示“要立刻把列车引到另一条轨道上去。”②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一历史的 重要转折关头，为使经济航船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而提出来的。
而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改革理论也同是在中国社会拨乱反正，告别了 文化大革命动乱，即将步入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的形势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 出的。这时中国刚刚经过文革十年动乱，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③其时，党和人民 的思想仍受“两个凡是”的禁锢，但“四人帮”已被粉碎，人心思定，人心思上，人民 希望结束“人祸”，拨乱反正，发展生产力，过上好一点的生活。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及其经济改革的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来，并在其后的实践中逐 步系统和完善发展的。以此观之，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改革理论与列宁新经济 政策在产生历史背景上是极其相似的。
2.二者的目的均是为了迅速解放生产力，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而巩 固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明确指出：“国家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 级被多次几乎是超越人力的紧张情况弄得筋疲力尽，我们要在这样的条件下着手最困难 的工作，给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建立起工业同农业间的正常商品交换…… 只有随着恢复工业的实际成就，随着建立既有利于农民又有利于工人的正常的国家产品 交换，工人阶级才能治好自己的创伤、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农民才会加强对 无产阶级领导的依赖……。”④
邓小平在推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改革时也反复强调：“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 要体现在生产力能更好地发展上。”⑤“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 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 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 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 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⑥两相对照，其目的之一致性是显 而易见的。
3.二者均主张逐步放开市场，发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刺激和促进作用。这在当时的 俄共、中共党内是属开先河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共产主义是在人们觉悟极大 提高、物资产品极大丰富之后，对人们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制度的社会。对之马、 恩也曾预言它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开始列宁也曾持此观点。这说明不少共产党 人在推翻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急于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然而，革命的实践转变 了列宁的认识。并且，这一认识也是在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中不断深化的。1921年10月列 宁指出：“今年春天，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 营方式和经营方法，这种退却是否已经够了，以致可以停止退却而开始准备进攻呢?” 他说：“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买卖和货 币流通。”⑦在1922年1月列宁更进一步指出：“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质 ，然而却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因为新经济政策容许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同 力图复活的资本主义，在通过市场来满足千百万农民需要的基础上实行竞赛。”⑧从列 宁提出并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整个过程人们可以看到：列宁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上经历 了由单一公有制→允许国家资本主义→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变化，在商品交换的问题上 经历了由允许实物交换→允许经过市场、货币、商人的真正交换的发展过程。
列宁推行的新经济政策虽仅数年便被斯大林经济模式所取代。但六十多年以后中国的 邓小平仍称赞道：“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 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⑨其 实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明确指出：“说市场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 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利用 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⑩1985年，他又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 根本矛盾。”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 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对社会主义可 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 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4.二者均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放开所有制形式，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对当时 俄中两党传统思想均无异于一种启蒙。十月革命胜利后的俄共(布)党内对社会主义的理 解往往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联。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只容纳公有制一种所有制形式或 至少应迅速向单一的公有制形式过渡。列宁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的 。在新经济政策推行之初，政策虽较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开放，但在所有制形式上仍有相 当禁锢。如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容许发展个体和私人小生产，而被动容忍私人资本 主义等。实践使列宁改变了认识，以至他在1921年4月承认：“既然我们不能实现从小 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 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 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 式。”(11)列宁认为，在过渡时期“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12)基于 这一观点，苏俄在1921年12月即重新规定：“凡雇佣工人二十名以下的小企业，不论是 否已被国家接管，一律归还原业主或者出租。”(13)这实际上是鼓励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至1922年上半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已达257个。1921年4月，列宁在著名的《论粮食 税》一文中将当时苏俄的经济成分也即所有制形式归纳为：“(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 程度上是自然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这里是指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3)私人 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对这五种成分尽管有抑有扬，但在当时 苏俄社会均容许存在。其中对新经济政策提倡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更亲自将其形 式归纳为“租让制”、“合作制”、“代销制”、“租借制”。(14)截止1922年底，私 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88.5%(虽然它们在产值和工人数 中比重还很小)。(15)在农村，尽管个体小农户仍占多数，但在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下，城乡个体小生产已日趋活跃。苏俄政府采取了给农民自由 选择使用土地形式权利、允许农民租地、雇工和实行土地整理三项措施，使农村的所有 制逐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而收到了成效。这一切，不能不说是列宁的一个创举。
本来列宁新经济政策中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理论已丰富了国际共运理论宝库。然而，由 于其后斯大林推行以消灭私有制、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为重要特征的经济模式，在苏联实 行了几十年。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了这一模式，以至在我党十一 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一大二公”所有制越纯越好的观点。 然而邓小平却针锋相对地提出：“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邓小平主 张在公有制占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存。1984年10月他指出：“在本世纪内最 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 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 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我的意 见是放两年再看。……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 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16)1992年初邓小平又说：“改革 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 义的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 活水平。……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 ，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 们头脑清醒，就不怕。”(17)在邓小平这一理论指导下，中国农村改革首先就废除了过 去作为一面“红旗”千篇一律，遍布全国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而搞起了农村家庭联 产承包制。之后再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所有制形式已不再是单一的人民公社式的公有 制。而中国城市经济改革除搞活和发展国有经济外，在大力发展三资企业经济，发展民 营经济方面也大有建树。这一系列做法均突破了“纯”而又“纯”的单一所有制形式， 而按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实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
5.二者均遵循先农村后城市经济改革的道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首先是从解决农民 问题着手的。实际上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便是以1921年3月俄共(布)“十 大”的实物税决议及随即颁发的《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和原料收集制》法令、《关于 粮食、土豆和油料实物税法令的规定》为标志的。因为这些法令规定第一年粮食税征收 额比原先的余粮的收集额削减了一半左右。这就首先抓住了正确对待小农经济这一根本 问题，击中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要害——余粮收集制。在新经济政策起步阶段出台的三项 主要政策，即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允许商品交换和鼓励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其中 前二项均是为了改善农民生活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在相当的意义上可以说新经济政策 的中心内容即是以粮食税代替过去的余粮收集制，并允许农民在完成实物税后可以将剩 余农产品全权处理，这就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改正了过去侵犯农民利益的错误做法。 列宁曾从多个侧面揭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但最早指出的便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 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18)为什么要从解决农民问题入手?列宁在《论粮食税》中说 ：“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刻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 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应该从农民方面开始。谁若不 明白这一点，……就等于‘放弃’或者类似放弃无产阶级专政。”(19)
六十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经济改革也正和列宁当年一样是从农村开始。当然，当时 的中国已与1921年的苏俄在基本国情上有着极大的不同，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 了废除压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普遍推广承包责任制 、集约化经营、发展乡镇企业等问题上。邓小平在改革五年后总结道：“改革首先是从 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 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80%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80%的人生 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 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0)
6.二者均被其缔造者认为是可适应整整一个时代的长期战略，而非权宜之计。新经济 政策终止于何年，史学界尚有争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苏俄(1922年12月以后为苏联)自 1921年3月—1925年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基本上是按列宁的框架来构建的。至于1925年以 后，尽管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仍在发生作用，但以1925年4月俄共(布)第 十四次代表会议确立斯大林“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为标志。苏联经济政策逐步向后人 所称的“斯大林模式”——即主张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全盘集体化、侧重于工业化尤其 是重工业化……方向转变，显然已明显有别于列宁在世时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但以列宁 的本意，新经济政策应是在一较长历史时期具有适应性的政策。列宁在去世前一年指出 ：“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个个参加合作社，还必须经过整整一个历史时代。 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并且“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 ……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21)由此可见，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是适应“整 整一个时代”的长期战略，而绝非只适应数年的权宜之计。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建立在邓小平关于初级阶段的正确理论基础之上的。并且初级阶段 理论是在列宁新经济政策六十年之后，前有对苏共对自身社会主义阶段认识失误的教训 ，后有中共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所以邓小平能在一开始就深刻地指出：“我 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 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 掉以轻心。”(22)“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 ，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23)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改革已持续了 二十多年，并且仍在坚定不移地持续发展。尽管政策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但邓 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框架却始终是这一改革的基石。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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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王贵正 夏景才·世界现代史·辽宁出版社，1984年版，P297.
②列宁全集：第31卷[M]·人民出版社，1984版P44.
③吴于廑，齐世荣.世界现代史(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版，P431.
④⑦⑧(11)(14)(19)(21)列宁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版，P561、P604—60 5、P582、P525、P522—523、P515、P684.
⑤⑥⑨(16)(17)(20)(23)邓小平文选：第3 卷[M].人民出版社，1993版，P149、P63 —64、P139、P91、P372、P117、P37.
⑩(22)中共中央宣传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 社，1995版，P51、P26.
(12)列宁全集：第32卷[M].人民出版社，1984版，P346.
(13)(18)列宁全集：第33卷[M].人民出版社，1984版，P76、P143.
(15)张义德.苏联现代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版，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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