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业3O年成长历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书论文,年成论文,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忆之中，我第一次独立买书应该在1977年。是中学期间与其他同学一起去上海南京西路新华书店买了一本语文文言解释之类的书，因为之后买的书太多，我曾经试图从自己的藏书中找出这本书，但一直没有踪迹，也许早已送人或捐赠。之前，我曾在大哥的带领下去过几次南京西路新华书店，也曾在上海静安区少年宫图书馆老师的带领下去原先的少年儿童书店那时已改为静安区新华书店的发行组买书（我有五年的时间每周日去图书馆服务半天）。
那时步入南京西路新华书店时还会在打磨得很光亮的地面上滑行一番（穿的是塑料底布鞋），书店的地下室（当年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而开挖的防空洞）里还有租书服务。197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几天，我开始排队买书，从南京西路排到吴江路甚至还在吴江路人堆中换书调书，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买书时顺着队伍排到了山东路……
我的幸运是年幼时能躲在家里看杂书，从《青年近卫军》到《艳阳天》，从《鲁迅作品选讲》到《摘译》，从《红旗飘飘》到《渔岛怒潮》等等。等到年轻求知时，遇到了改革开放而且在之后又进入了新华书店工作。我第一个工作岗位就是上海南京西路新华书店文艺柜营业员，此后上调上海新华书店（市店），并一路走来。在改革开放30年中，我从一个营业员开始，亲历了中国书业的成长。以下就以我的基层眼光、不间断的观察，梳理中国书业30年的成长卷宗，找出中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路径和方向。
一、1978年，中国式“文艺复兴”
国家出版局1978年3月召集北京、上海、天津等13个省市出版局（社）和部分中央出版社开会，要求对“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图书进行重新审读、修订，以迅速缓解巨大的社会文化需求与书店无书可售的局面，并决定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这批重印的图书包括《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子夜》、《家》、《春》、《秋》、《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传说》、《悲惨世界》、《神曲》等等。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禁锢的书于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统一发行后，立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供不应求。
当时，国家出版局拨出7000吨纸计划每种启印四五十万册，“主要发给省会以上城市，重点照顾北京、上海、广州3市，酌情分配开放地区和地、市新华书店，有些品种可酌发部分县级新华书店”。
据新华书店总店提供的数据披露，北京的王府井书店、西四门市部、花市门市部、海淀门市部，上海的南京东路门市部、淮海路门市部、南京西路门市部等中心门市，从4月30日晚起就有读者排队等候，人数最多时超过1万人。
5月1日清晨，全国29个省会、首府新华书店门市部前就已人山人海，书店甫一开门，读者们满怀欣喜的心情，涌向久违的中外文学著作。
那时，我是读者。我亲见了上海南京东路门市部、南京西路门市部就有玻璃门、玻璃柜被人流挤破。那个时候，也是警察、纠察一起出动。可惜，没有资料显示当时全国新华书店有多少家门市部玻璃被挤坏，这其实也反映了当时读书人那种渴望、急迫的心情。上海在5月1日这一天，50多个门市部就销售了15.5万册中外名著，《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高老头》、《古文观止》、《东周列国志》、《宋词选》、《子夜》和《艰难时世》一天销售都达1万册（套）。5天内已发行的29种中外文学著作销售了40多万册（部），金额近50万元。
由此开始，新华书店过上了好日子。卖书像发牌。稍后出版的《青年一代》《文化与生活》等杂志也是市场的紧俏品种，我在南京西路新华书店工作时，每天都有读者在店堂等候，尤其是知道当天中午进的货是新品种时，就会急迫地主动排队，一旦听闻书店开始张贴海报、组织搬书、民警纠察到位，那就热闹了。我曾屡次在书刊到货后由领导指定在店门口放一张一人坐的书桌开始卖书。我至今还很自豪，在很多人的配合下，一两个小时卖出3000～5000册《青年一代》等等。
197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在新华书店体现的文艺复兴、排队买书景象不是亲历者是难以想象的。这对于冲破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禁锢政策，对于整个社会迈向改革开放的新纪元，肯定是一种促进、一种扬弃。我甚至以为这与年底党和国家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是有关联的，而且还是一种铺垫。因此，我将1978年35种中外文学名著集中发行乃至《数理化自学丛书》等一系列图书的空前热销视为中国书业30年成长的第一个卷宗。
二、1979年，开始企业整顿
随着35种中外文学名作的大量出版发行，“向科学进军”等一系列的读书热潮掀起，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新华书店开始了以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制度；继续搞好整顿，大力提高发行质量；掌握图书供需规律，缓和供应紧张状况；利用经济规律，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培养发行队伍，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整顿工作。
各地新华书店针对领导班子老化、软弱、涣散，贯彻方针政策不够坚决，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制度不严，劳动纪律松弛，吃大锅饭，责任不清，奖惩不明等现象进行了一次自觉的改革。这种自觉，完全是基于在看清企业本身存在的问题并自愿设法予以解决为前提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82年作出了企业全面整顿的决定，要求从1983年起用3年时间把现有企业整顿好。以上海新华书店为例：1983年6月印发《关于1985年前分期分批地开展企业全面整顿的意见》，1983年11月印发《对企业全面整顿单位的验收标准》，1984年2月发出《上海新华书店企业全面整顿进度表》等，通过由上而下的思想发动、岗位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狠抓薄弱环节，通过调整班子、验收等步骤使书店整体面貌发生了改变：领导班子精神面貌振奋，规章制度完善、企业效益提高，开始向“六好企业”（发行质量和服务质量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好，劳动纪律好，文明生产好，政治工作好，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兼顾好）的目标继续努力。上海郊区新华书店人事、财务、业务收归上海新华书店领导，党、团、工会关系由县委（县府）领导。这与全国各地新华书店人、财、物三权统一是步伐一致的，也使新华书店开始有了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的可能性和基础性。
与此同时，自197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开始解决“书荒”的问题也在1983年得到缓解。各地新华书店的图书品种日益增多，买书难的问题进入了新的层面。
这时，我也曾跟随市店领导到过多个区、县店参加验收工作，开始了上海郊区的考察。
新华书店进行企业整顿虽然只是全国开展企业整顿大环境下的一个支流、一个环节而已。但是，这个时期的企业整顿是新华书店从无序到有序、从无为到有作为的一种自我努力向上的表现，是一种主动的、自发的行为。
三、1982年，提出“一主三多一少”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目标
1982年5月，国务院决定将国家出版局改为文化部出版局。
1982年7月，文化部在召开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的基础上，打破了延续多年又争执多时的出版社只管出版、新华书店包发行的体制，发出《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在全国组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明确要大力支持出版社自办发行，改革购销形式，在发展集体书店的同时，积极扶持个体经营的书店、书摊，简称“一主三多一少”。
这个后来被认为仅仅是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阶段性目标的“一主三多一少”新政策对于正在进行企业整顿改革、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新华书店而言，简直是一场被动革命，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难以理解的波动。但是，新华书店不会消极，还在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强承包责任制改革，而更大范围的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则由此开始，新华书店也渐渐从独家经营、渠道单一变成了主渠道。
“一主三多一少”政策的出台，打破了新华书店对图书发行权特别是批发权的垄断，出版社开始享有图书的印数权、总发行权，同时也有了退货的压力。
出版社自办发行的积极性不待这个政策的出台就行动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在1983年3月设立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发行所，开始名正言顺地自办发行。之后，各出版社纷纷设立发行科开始总发行，当家做主地决定印数。这在当时，对于改革图书发行的经营体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对出版工作作出重要决定，被认为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改革图书发行体制，增加图书发行能力。要改革新华书店的经营管理体制，同时要发展集体和个体的发行网点，逐步形成以新华书店为骨干的，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济形式、多种购销形式、减少流通环节的图书发行网。”
经过多年的改革，多种经济成分、多流通渠道的改革是可行的，基本得到认可。1999年全国非国有书店已达35282处，一般书籍销售额已与新华书店平分秋色，并从此开始上升。推行寄销、试销形式的多种购销形式则因为加大了总发行单位的经营风险，基本上没有成功。少流转环节的成效似乎也不大。
那个年代，我虽然也身在其中，却因为看见出版社、民营书店在发行上日益受重视和新华书店不断地处于被动，感觉有点不顺了。不过，我对这种改革和成效认知不大，我开始读书、写文章、编书目，努力与读者一起进步，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购书资讯和途径。
中国书业30年发展轨迹和今天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一主三多一少”政策的出台。在由出版社为主导的领导层决策下，既打破常规，破了社店上下游的分割，也开始鼓励非国有书店的发展，打破了新华书店行业独占的态势。由此，卖书的不仅仅是新华书店一家了。
四、1984年，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
1984年6月，新华书店总店召开全国新华书店工作会议，向全国新华书店系统提出了改革措施，包括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推行以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经营责任制，扩大基层书店资金使用权，门市推行开架售书等等。
当时，新华书店总店对于各地新华书店而言，还是家长、领导，等到1987年总店奉命取消对各地新华书店的业务指导权，成为纯粹的图书批发企业，各地新华书店开始群龙无首、各自奋战了。
仍以上海新华书店为例，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始终小心翼翼，先试点后扩大，在分配制度从利润分配制度的财政统收改为利润留成，第一步利改税，第二步试行承包责任制。以前一年度实际完成的利润总额为基数，完成承包基数按个月的标准工资数提取发放职工奖励基金；超过部分上缴财政50％，其余留作生产、福利和奖励基金。这就使得企业与经营者利益直接挂钩，企业开始朝着自主经营的方向探索。这种探索在1987年全面推进，方法也有“基数承包”和以上交财政收入为标准的“目标承包”两种，“基数承包”还实行了“工效挂钩”，实行内部承包和分解经济指标，采取柜组联销、联利计奖办法，按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指标的情况核发奖金。1988年，出现了上缴利润基数包干、增长分成，上缴利润定额包干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等三种方式，使企业经济效益逐年得到稳定的提高，职工的收益也有所增长。
新华书店推行经营承包制与1986年国家启动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是一致的。
新华书店从企业整顿到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都在力求与国家对企业的发展提出的要求同步，积极改变现状，焕发工作的积极性。对于员工而言，除了一份固定的工资外，这种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当时所产生的激励作用可以说是很大的。
当时，我因为从事的只是图书宣传推广，不是承包经营实体，只需完成工作量就可按月、季、年度领取奖金。当然，只是上海市店内部的平均奖。这个时期，新华书店明显加强了图书宣传、推广，开展各种各类书展，出现了“管不了天下”先自己做起来的局面。
1985年，文化部出版局改称国家出版局。1986年，国务院将文化部所属国家出版局恢复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987年，国务院决定成立新闻出版署，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全国新闻、出版事业的管理工作。从文化部出版局到成立新闻出版署，既是国家对新闻出版行业的重视也说明行业的重要。这种机构的变化，使图书发行体制改革更加快速。
五、1988年，推出“三放一联”的推进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目标
1987年中共召开十三大，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和改革热潮推动着发行体制改革。1988年5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当前出版社改革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发展开放式的、效率高的、充满活力的图书发行体制，在完善和发展“一主三多一少”的基础上推行“三放一联”，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群体和企业集团。这一政策的出台，被视作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进入第二阶段的开始。
“三放一联”的具体内容为：
放权承包。即将经营管理权放给国营书店，实行经营承包，对调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发挥了积极作用。
放开批发渠道。除国有批发渠道外，有条件的集体书店经省一级出版行政机关批准，可以开展二级批发业务。
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主要是推广寄销。
发展横向联合。在店与店、社与店之间通过投资、参股等形式联合开办书店或其他联合经营活动。
放权承包后，新华书店的经营管理权逐级下放，形成了以区县新华书店为经营主体、以承包为主要经营形式的格局。二级批发从图书批发向出版领域渗透，民营发行业开始策划选题、与出版社合作出版图书，或购买书号直接从事图书的编辑、印刷和发行等。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和发展联合经营活动，也开启了中国出版业集团化的进程。
这一政策在具体推行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放权承包导致短期行为严重，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放开批发渠道使一些集体书店在拥有批发权后从事买书号出书、盗版出书等非法出版活动等。
1990年11月召开的全国图书发行工作会议对“三放一联”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提出了搞好治理整顿、促进出版繁荣的精神，表示“如果否定了‘三放一联’，实际上就会导致否定‘一主三多一少’，最终导致否定十年来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成果”。此次会议对“三放一联”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述，要求继续予以贯彻执行。
1995年1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了新闻出版署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汇报，会议审议通过了新闻出版署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同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该《报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目标，顺应形势和新华书店发展的需要，我从1995年上海新华书店图书宣传科科长的任内创办了以上海新华书店为投资主体的上海书香广告策划有限公司、上海书香读者俱乐部等，开始了为期11年的新的发展。这也是各地新华书店一业为主、多元经营的一个缩影。
这个政策的出台，是1982年“一主三多一少”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对于书业整体而言，这个政策所带来的是一种完全打破原有框架、格局的举措。虽然回过头来看，结果与初衷出现了很大差距，激进式、突破式的内容显得很多，而且，可控性、可操作性内容和具体实施办法缺乏。
这个时候，卖书，新华书店只是一个个门店。
六、1996年，以“三建一转一加强”对图书发行体制进行整体推进
1996年6月，新闻出版署发布《关于培育和规范图书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和完善图书市场网络体系，重视批发市场建设；推行多种购销形式，建立新型购销关系；建立完善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加快转换国有书店的经营机制；加强农村发行，繁荣农村图书市场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三建一转一加强”的推行，标志着图书发行体制改革进入了第三阶段。
具体而言，“三建一转一加强”提出：
建立批销中心。组织现货批发。新华书店各发行所、省级发货店以及部分大中城市新华书店先后创办了120余处批销中心，一些大城市也设立了图书批发市场，出版社发行部门和其他图书批发单位集中在市场内开展现货批发。
建立代理制。在倡导出版物代理制，通过代理竞争，逐步形成若干辐射全国的代理中心的精神下，新华书店各发货店与出版社先后进行了代理制试点。
转换经营机制。全国国有书店以人事、劳动、分配“三项制度”的改革为突破口，促进经营机制的转变。在人事制度方面实行聘任制，形成择优聘任、优胜劣汰、能上能下的机制。在劳动用工方面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定岗定员，竞争上岗。在分配制度方面，把工效挂钩的分配形式细化为联销计酬和岗位工资。
加强农村发行，实施科技兴农战略，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对县级新华书店扩大一般图书销售提出了阶段性目标。
20世纪90年代，图书发行改革在建立连锁经营、组建发行集团和引入外资逐步开放出版物分销市场层面开始渗透。
1991年12月，新闻出版署规定新闻出版行业禁止设立外资企业，原则上也不搞在华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如个别确需设立的要报新闻出版署等审核。1993年6月，新闻出版署批准云南省新华书店与新加坡泛太平洋出版有限公司合资兴办云南新华有限公司，经营图书、音像出版物的零售业务。1995年中国科技图书公司和德国贝塔斯曼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建立上海贝塔斯曼文化实业有限公司。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承诺在三年的时间内逐步开放出版物分销，外资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逐步进入书报刊的零售、批发等发行领域。
1992年广州新华书店集团成立，1995年湖北新华书店集团、辽宁省发行集团相继成立，1996年河北省新华书店集团、黑龙江图书音像发行集团、北京市新华外文发行集团等成立，1998年，以新闻出版署批准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和四川新华发行集团为全国发行改革试点单位为标志，发行集团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01年4月，新闻出版署升格为正部级单位，改为新闻出版总署。6月，新闻出版总署召开全国新华书店连锁经营研讨会，加快了以省级新华书店发行集团为主体的连锁经营步伐，同时，各类目标责任制开始在新华书店被广泛应用。
这时，我主要从事的是与卖书相关的俱乐部、文化公司、职业培训学校、报社的运作，希望在主业发展的基础上为产业发展作点贡献。这是一种延长产业线的举措，可惜因为缺乏整体战略目标，随着形势和领导层的更替而波动，生存、发展空间压抑。
这个“若干意见”的出台，使“三放一联”更务实、更具体，新形势下体现出书业与整个社会发展同步契合，显得政府主导、行业引导、发展国有书店的作用和价值再以升华。而且，从实际情况看，推行“三建一转一加强”所产生的作用在今天仍然获得体现。新华书店不仅仅卖书了。
七、2002年，图书发行改革进入快车道
2002年，中共“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后，图书发行改革进入快车道。
7月25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推进和规范出版物发行连锁经营的若干意见》、《关于新华书店（发行集团）股份制改造的若干意见》，从连锁经营网络建设的总体布局和工作重点、重视物流配送中心的规划和建设、加快信息网络建设和人才培养、改进对连锁企业的审批与监督、新华书店发行集团实施股份制改造等多方面进行了部署。提出要在3年之内，即在我国履行WTO有关条款、全面开放图书市场之前，分阶段完成股份制改造任务。
2003年5月1日开始，我国首次允许外商在国内设立书报刊零售企业，意味着中国书报刊零售市场的全面放开。
2004年5月，新《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逐步付诸实施，新闻出版总署对民营资本放开总发行权，民营书业获得了与国有发行业同等的待遇。
2005年，各地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的事转企开始启动。到2007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华书店系统完成了转企改制。同时，股份制改革迅速开始。
2006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鼓励出版集团公司和发行集团公司相互持股，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并购、重组，建立必要的经营性分支机构；推动有条件的出版、发行集团上市融资；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信息管理等现代流通技术和手段；鼓励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等等。
2006年10月18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借壳上市”，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创了我国文化企业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先例。2007年5月14日，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继上海新华传媒之后第二家上市的中国图书发行企业。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将多家出版社、新华书店整体上市，成为第一个正确解决了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的出版企业。
同时，深圳发行集团与海天出版社、江苏新华发行集团与海南省新华书店进行了兼并重组。
通过5年的努力，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企业已达29家，23个省级新华书店实现了省内或跨省连锁经营；全国建成10万平方米以上图书物流中心5个，年赢利水平千万元以上的10个，全国性民营连锁经营企业8家，民营发行网点10万个，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发行企业40多家，一批网络发行企业迅速成长。
由此，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纳入了整个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运作，开始逐渐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
我亲历了这一过程。在这个宏观、整合、变数极大的环境下，对于基层门店的影响似乎不大。所有权、领导层的变化对于门店而言，只要个人收益不少、只要继续开店并卖着书，人们开始期盼改制、上市带来的附加效应和经济收益。新华书店的发展难以从卖书获得空间了。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省店变成了集团，图书发行变成了出版物分销，原本微利的书店变成了上市公司。但是，新华书店乃至所有以图书销售为主体的企业在发展方式、管理模式乃至运行态式上似乎还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未来，上市的企业会很多，新华书店以卖书生存的传统方式却因为受到多媒体的发展、网络销售的强势、阅读的多元而变得企业很大、坐店卖书收益难以见效的境地。
于是，图书发行这个传统业种所产生的传统业态就可能被多元化、边缘化，但也会产生更多新鲜、多变的生存空间。
经历30年改革发展，我从上海新华书店步入了出版社，期望从上游做起，为促进全民阅读而再贡献一些力量，与读者和书店员工一起分享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更希望中国书业在未来的发展中能走出一条扎实、有效的成功之路。
标签：新华书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