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史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中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东北现代中篇小说，经历了与此地区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历史发展时期。它不仅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的中篇小说作品和梦幻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而且开创了现代反帝文学和创造了殖民地区独特的现实主义小说样式，发展了解放区工农兵题材小说，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的中篇小说之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很远，但是，中篇小说的真正形成及其文体意识的自觉生成，却只有距今不过80年的时间，及至现代，鲁迅的《阿Q 正传》成为“中国中篇小说的开山鼻祖”和“最好的范本”〔1〕。
五四时期，继《阿Q正传》之后， 中国现代中篇小说发展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令人瞩目的高潮。但是，此时东北地区的中篇小说园地，却显得并不特别繁荣，与短篇、长篇小说相比，令人感到丝丝的冷清与萧条。如若翻检当时的报刊，中篇小说作品确实寥若晨星。可以让人一读的仅有邢塞秋的《沙鸥》（未完）、穆儒丐的《笑里啼痕录》和《毒蛇罇》、小天的《春之微笑》和《灵华的傲放》、汪楚翘的《恶果》、一片的《过去的生涯》（未完）等。其中，《笑里啼痕录》发表于1919年，也许可以称其为现代中国最早的中篇小说之一，而《春之微笑》则应视其为最早的现代梦幻主义中篇小说。这无疑展示了这样的文学史实，即东北现代中篇小说虽起步较晚，作品不多，却特色较为鲜明，且又有独领风气之先而应名留史册之作。
五四时期的东北中篇小说，显然带有当时关内中篇小说的某些时代特征。五四时期关内的中篇小说虽然主题相当广泛，作家们从不同角度探索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但以青年婚姻恋爱为主题的小说，确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郎损（矛盾）《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一文的统计，仅1921年4～6月，全国报刊发表的120多篇小说中，98%是写恋爱的， 这无疑是包括中篇小说在内的。
发表于1923年的《恶果》，应当归于此类小说中。作品中的男主人公黄彩，是一个出生于“累世农人”家庭的青年学生，头脑中当然也染有些那个时代新的思想与观念，但“贪财重利的黄家”还是为他娶了当地首富的千金小姐韦撷英。且不说那“金碧辉煌，霞采夺目”的“几十担奁物”让人“看得眼睛发红”，单论婚后韦家为使女儿免遭务农之苦而赠送“女婿和女儿八十亩地”，使韦女士在黄家的地位顿时提高，便令人羡慕不已。然而，这婚姻的基础着实是脆弱了些。黄彩有这样的自白：“假使韦女士没有如此丰厚的财产，和她那样高贵的家世，也决不能使我这样的为她颠倒。”而韦府将女儿“当作货物”的行为，也无疑为这起婚姻的悲剧结局种下祸根。婚后不久，黄彩赴京求学，时隔不日，便移情他爱，并对其妻施以精神折磨。韦女士终因感到无法忍受而服药自尽。
与当时其他擅写相同题材的关内小说名家相比较，如果说罗家伦在作品中叙说了青年“有爱情而不得爱”和“强不爱以为爱”的苦痛，叶绍钧在作品中主张“不要把女子当作笼子里的画眉”，“也不要把女子当成主宰男子的‘超人’”，那么，汪楚翘则从女性的价值与社会地位出发，以韦女士最终吞食了其父种下的“恶果”的事实，论列了“用金钱粉饰的恋爱，无论多末缠绵悱恻，穷其极不过造成战台上的虚伪爱情”的人生道理。此外，作者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了不同家庭的普遍存在的封建传统观念及某种国民的劣根性。概而言之，《恶果》属于五四时期兴起的“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问题小说之列。
20年代末期，东北中篇小说有了新的进步。标志着这种进步的代表性作家是金小天。他此时创作的《灵华的傲放》、《春之微笑》两部中篇，在结构，人物、情节诸方面多有相同之处，因此，这里仅就其一展开论述。
《春之微笑》被作者自称为“浪漫小说”。它详尽描述了一个年轻诗人在浓春的一个夜晚坐在万泉河的亭内于小睡中所做的一场“青春好梦”。
作品所记述的这场“青春好梦”，确是十分“浪漫”的。在盎然春意中，诗人走入缥渺神秘的宇宙，在山中开始了与哲人或神人的跨世纪的思想对话。最先与诗人进行交流的是中国的屈原和意大利的但丁。他们针对诗人“对于宇宙，几乎绝无希望”的心态，以精灵之国的美景佳境，以崇尚虚无的人生哲学，诱导诗人抱石投海，归于彼岸世界。其次是尼采。他以“超人哲学”教诲诗人“走向那扰乱的人间”，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主人”而“统制了一切”。再次是释迦。当诗人兴奋地告之自己将要奔向繁华扰乱的人间时，释迦以其多年修行之实践，劝告诗人摆脱人间的痛苦；“超脱一切，甚而超脱宇宙”。最后，诗人遇到了山林女神。这位司春与花的使者，博爱无私的东君，鼓励诗人“把战场化为桃源，把黑暗的城市，改造成为一个光明的乐园”，并指点迷津，使诗人得以完满回归人间。
很明显，这是一部典型的纪梦之作，全篇都是梦的景象、梦的境界、梦的气氛，而且，作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任遣主人公于无限的时空中，进行着空前未有的哲学对话，令作品充满了虚幻、怪诞的色彩。
我们知道，梦是一种普遍而又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现象，是人生体验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此，《春之微笑》中的基本梦象，无一不源于客观世界，作品的现实主义特征和时代性，透露得十分显明。具体而言，作者在纪“诗人”之梦过程中，真实地再现了五四时期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心态。诗人显然是一位受到五四大潮洗礼的年轻知识分子，对黑暗的现实与浊恶的社会充满了憎恨，但憎恨之极，却失去了生存的目标与勇气，跌入生活的底谷。他对人生深怀眷恋，而对现存社会却处处鄙视，内心充满了矛盾与苦恼。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他的欲望有时冲破了他的忏悔，他的悲哀有时压倒了他的希望，他的恐怖有时冲破了他的恬静，他的颓废有时软化了他的激昂。有心跳到那涟漪的碧波里，自信这是人间一种豪爽的牺牲，但又怕宇宙的精灵在幽静中讥笑他的人类懦弱。有心回到那恶浊的人群里边，自信这是人间一个忍耐的青年，但又怕精灵在幽静中讥笑他的人类愚蠢。他想到古史里的沉痛，感到天地的悠悠，在热血沸腾肝肺崩裂以后，落了几滴惋惜自己生命的哀泪。”然而，通过与历史哲人的对话，诗人终于树立并坚定了“要作人间一个为正义为真理而努力的好汉”、“忠恕其心博爱其怀的大勇诗人”的积极信念。
在纪梦过程中，作者颇具匠心地以极其独特的手法展示了五四时期在青年学子中风靡一时的各种思想流派和哲学理论，不仅真实复现了那个时代思想理论领域的基本面貌，而且比较深入地提出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这样重要的问题，使作品具有了别一层意义。
20年代的东北，尽管为数不多的作家创作了有限的几部中篇小说，但这种文体的历史整体走向，却是前进的、发展的，而且在这种发展中，鲜明地凸现出自己的个性，这无疑为东北中篇小说走向兴旺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白山黑水遭受着异族的凌侮与蹂躏，民众沉浸在巨大的民族悲痛之中，文坛一片凋零。而且，这种凄惨之状，持续了相当一个时期。这期间，在30年代中期，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史上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景象。这一繁荣局面，呈于本土之外的关内，表现在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体的创作中。
30年代初，一批寓居哈尔滨等地的青年作家，挣脱出“满洲”的牢笼，陆续聚集于上海，与此前已在关内从事创作的穆木天、白晓光（马加）、李满红、陈辛劳等人，相互呼应，形成了东北流亡作家群体。这个时期，他们的反映东北民众生活题材的中篇小说主要有：萧红的《生死场》（1935年）、李辉英的《丰年》（1935年）、萧军的《涓涓》（1933年）和《鳏夫》（1935年）、蔡天心的《东北之谷》（1937年）、白晓光的《登基前后》（1936年）、舒群的《老兵》（1936年）、《秘密的故事》（1940年）、《满洲的雪》（1938年）、骆宾基的《罪证》（1940年）、罗烽的《星散之群》（1934年）、《归来》（1937年）、《粮食》（1940年）、白朗的《四年间》，等等。
流亡关内的东北小说家，其中篇小说的创作与短、长篇小说创作相同，与“反帝的主题结有很深的因缘”〔2〕。 这是他们在中华民族经历了亡国之痛后的一种文学的自觉。他们以其丰饶的中篇创作，成为文坛瞩目的掀起“反帝文学的高潮”〔3〕的先头都队和“新的生代”〔4〕，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近代反帝文学，开创了具有现代特征的反帝爱国文学。
萧红的《生死场》，以三个家庭的生活为叙述圆心，从20年代东北农民的悲苦无告，到30年代失去家园的巨大痛楚，进而慷慨盟誓，投奔革命军，大的时间跨度，联缀的生活“略图”的描画，使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已经力透纸背”〔5〕。 蔡天心的《东北之谷》，是凝聚着作者深沉的历史感和民族感的中篇佳作，作者试图从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和更为纵深的历史空间，发掘东北民众烙印于心的民族之魂。作者精描细摹东北人民在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所呈现出的雄姿与风采，展现出以史诗般的语言而涂就的一幅幅壮美的图景，给人以心血的沸腾和战取光明的勇气。白晓光的《登基前后》，真实记述了伪满洲国皇帝登基前后东北农村的黑暗现实和农民的悲惨生活。作者以纯正的东北语言和奔放的感情，展示了以陆有祥为代表的贫苦农民们的正义反抗，格调沉郁，具有一种悲壮之美。而浓郁的地方风俗人情与之相融合，更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底蕴。
如果说，特殊的历史为东北现代中篇小说的兴盛提供了契机，那么，东北地域独具的文化、风土涵养了生于斯长于斯的作家们的艺术才能，他们在抗日救亡这一总主题下，在悲壮、豪放的总体风格中，把北国的民族魂、乡土情揭示得淋漓尽致，并各自进行着自具个性的艺术探索。萧军的粗犷、刚健与质朴，萧红的才情兼具和清丽与沉郁的融合，舒群的清秀、圆润与细丽，罗烽的峭厉、沉冷与隽永，白朗的清婉与浓重抒情色彩，骆宾基的苦涩和忧郁中的刚劲与强悍，无不显示了东北现代中篇小说的繁荣。
当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在文坛上歌哭呐喊、跃马横刀之际，居留在本土的东北作家，在日伪的高压统治下，以隐藏着“一束向上的灵魂的痛苦”，艰难地行进在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上，也力图在作品中“奏出健康的明朗的声调”〔6〕。
沦陷初期，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文坛”活跃着一个年轻的文学创作群体，这个群体中的相当一些人成为后来流亡关内的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此时，他们在本土创作了也许是沦陷时期最早的几部中篇小说。彭勃的《星散之群》1934年连载于哈尔滨的《国际协报》。作品充满阶级意识，在真实反映制鞋工人的凄苦生活的同时，将有产阶级与工人的尖锐对立，鲜明地呈现出来。作者后来遭到日本领事馆逮捕，作品的连载也被迫中断。星的《路》，1933年连载于《大同报》《夜哨》周刊上。这篇不足1.2万字的小说，被一些作家、评论家视为“中篇小说”〔7〕。这个结论当然可以商榷， 但作品对抗日义勇军斗争生活的直接描写，不啻是文坛上振聋发聩的号角，而且更以其鲜明的政治色彩而给人以反抗侵略的斗志。正是因此，导致了《夜哨》的停刊，也许正由此，又导致了文坛高压统治的加剧，加之许多作家的入关，东北沦陷区小说创作邃然走入最低谷。
1938年，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由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开始实行高压与怀柔兼施的政策，也由于本土作家深固的民族意识和对新文学的执着追求，中篇小说创作有了新的发展。是年，《明明》特大号刊出了古丁的中篇小说《原野》。此后，陆续又有小松的《铁槛》和中篇小说集《野葡萄》、梅娘的《蟹》、金音的《牧群》、李妹的《镀金的象》、秋莹的《矿坑》、疑迟的《雪岭之祭》、但娣的《安获和马华》、吴瑛的《缰花》与《墟园》、柯矩的《乡怀》、关沫南的《杜永德》和《潮》、爵青的《欧阳家的人们》和《月烛》、吴的《参商的青群》、袁犀的《流》（后改名为《风雪》）等中篇问世，由此，东北现代文坛出现了中篇小说又一繁荣景象。
这种繁荣的突出特征，除作品数量之多和作家队伍的庞大外，体现在作品内容方面，是对沦陷社会悲剧的真切描绘和民众心态多方位的挖掘与展示。文丛派的组织者秋萤，其小说“形体瘦弱而灵魂丰腴”，“充溢着热、力与生命”〔8〕。 而以中篇小说表现东北产业工人苦难生活者，秋萤大约是东北沦陷区作家中的第一人。《矿坑》塑造了“一生没做过欺心事，只是出卖劳力与血汗，不怨天，不尤人”，艰忍地对待生活，最后却惨死在狱中的煤矿工人张斌形象；又叙述了张斌妻子先后三次嫁人，两个丈夫被罪恶的社会夺去生命，唯一的儿子又不幸病夭的悲惨命运。作者在展示产业工人家庭生活悲剧之时，注重了将其置于侵略者实行法西斯统治的背景下，展现出沦陷区恶劣的现实环境，以及封建把头与侵略者对工人的双重剥削与腐蚀。古丁的《原野》，则从一个留日法学士钱经邦归国后的社会视角探去，展示了那个“无味的盐”的世界的恶浊衰败，以及处于“精神饥饿”状态下的所谓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精神的破败与道德的堕落。小松是东北沦陷区文坛中篇小说创作的能手，他的中篇小说集《野葡萄》收有《蒲公英》、《铃兰花》、《野葡萄》等三部中篇，而《铁槛》则是小松中篇小说乃至其全部小说作品中出色的一部。作品以居住在北国石人沟村的两个家庭人物之间的矛盾纠葛而展开情节。以务农为生的邱家整年为自卫团、村公所、讨伐队、复兴会、警察队的差役、捐税所累。已届40的邱青，又被迫去给敌伪武装背运给养。他们27个人，每人背100多斤的粮米， 行走在不见天日的森林中。三天之后，邱青终于和其他两个累得“像是被窒压着一样的喘息”而掉队的同村农民投奔了山里的“胡匪”。邱青的妻子邱二嫂是一位善良、软弱并带有几分愚昧的农妇。在丈夫进山入伙后，在村公所刘助理员的诱迫下，与其同居。邱青之子虎子对自卫团差役十分憎恶，又对母亲将爱情送给仇人，而仇人又对其婚姻食言而痛苦，便带着恋人奔赴都市谋生，最终还是落得人财两空：虎子以卖馄饨为生，恋人却沦为妓女。刘助理员是作者塑造得比较鲜明的人物。他在作品中的第一次出场，作者是这样描写的：“清瘦的脸，小的体格，油帻帻的协和服上身，配了一条蓝市布的裤子。”朴实而简练的语言，将这个敌伪的忠实奴仆的嘴脸，清晰地展现出来。此后，他诱占别人之妻，向敌寇告密邱青行踪，并亲自带人抓捕；又诬告从城市归来的虎子是山里武装派来的探子；为了自己的高升，反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虎子的允诺，准备将女儿许配给村长的年仅八岁的儿子。作者以其鲜明的憎恶，对这个人物进行了鞭挞。同时，作者在情节叙述与人物对话中，一反自己其他作品中晦涩的语言风格，对那个黑暗的世界表示了极大的仇视，以农民们怀有“胡匪”武装一定会重回石人沟的信念，深喻着他们对民族自立的光明未来的企盼。这种鲜明表达东北农民的现实生活和政治心态的作品，在当时确不多见。而且，作者古朴、苍劲的语言风格，具有戏剧特征的场景结构，为作品增加了艺术魅力。
从上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中篇小说，对五四时期小说的反封建思想主题和创作方向，又进行了纵向的延伸和横向的拓展。这一代作家，除继续深入探讨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社会性格外，又把视角投向农民、产业工人以及社会下层的劳动者，审美地把握这些新的文学人物的社会情绪。他们在正视社会与现实悲剧的同时，将中篇小说的悲剧内容和悲剧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在展示悲剧世界的同时，作者通过对民众心态的呈露，或明或暗地表达着民族的意识与时代的精神，弹奏着五四以来新的小说的主旋律。
中篇小说繁荣的突出特征之二，是文学艺术与风格的多元探索。就本土而言，东北论陷区的中篇小说，是极富探索精神的。被评论界称为“鬼才”和“唯一知性的作家”的爵青，在创作上追求的是唯美与象征。他的中篇小说《欧阳家的人们》当时就受到人们的关注。谷实认为：它是“架空的艺术”，是一种“人工文学”〔9〕。 作者意在展示旧的封建家族制度无可挽回的没落与崩溃，而在表达这一主题时，作者刻意追求一种奇特的结构，运用了缤纷缭乱的技巧。当代学者对此作了更深入一步的分析，认为这部“小说结构的主体，宛若花瓣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散射性。”〔10〕加之对纪德、福楼拜、爱伦·坡的融入，译文语句式的叙述表达，营造了纯属于爵青的中篇小说世界。
与爵青同属艺文志派的疑迟，似乎对爵青的艺术选择并不持赞同态度。他是一位乡土情思勃然迸发的作家，但是，他吟的不是“田园诗”，唱的也不是“牧歌”。他是以充满野性的思维，把目光投向东北边地，去描述它的质朴、苍茫，描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具有原始性的生命形态；以对荒蛮偏地特有的生命体验，去表达雄强的生命情绪，解构硬汉的生命形式，勾画北国边民崇高的人性与痛苦的灵魂。
梅娘似乎对艺文志派热衷的“批判旧家族制度”之创作主题更感兴趣，《蟹》就是一个证明。曾何几时，孙家在二少爷主政时期，家财兴盛。不幸的是，这一家之主英年夭亡，孙家邃陷入混乱，无休止的争斗彼伏此起，经济状况亦每况愈下。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将孙氏家族的盛衰置于九·一八事变前后这历史背景下。作者以带有鲜明情感色彩的语言，对亲俄的二少爷赋于高尚的人格与品性，对亲日的三少爷，则给予鞭挞。此作写完于“卅年四月尾二次离日本前”，她的这样一番自白，完全可以作为《蟹》之创作主旨的注脚：“用年轻的笔和心，诉说着人世间的不平，诉说着沉沦的痛苦，探索居住在异国的，生长在殖民地中的青年的路。”〔11〕
当然，我们对《蟹》的立意还可作进一步解读。梅娘在作品前讲述了一个捕蟹的故事：“捕蟹的人在船上挂着灯，蟹自己便奔着灯光来了，于是，蟹落在已经摆好了的网里。”这是极具暗寓色彩的，大约也不仅仅是对孙家奴仆王福极具心计、设计布网、做着掌管孙家命运的美梦的揭示，于殖民地社会的实相，亦多吻合之处，作者的寓意是否体现出了它的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呢？当然，不论怎样说，作者是以“蟹”体现着沦陷区文学作品中独特的一种生命形式，吟唱着一曲沉郁、清简、悲苍的生命之歌。
沦陷区作家在中篇小说领域中艺术上的多元探索，显示了这一时期作家艺术追求的宽泛性，这也就同时表明了中篇小说的新发展与成熟。
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论其直接源头，沦陷区进步文学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但更主要的，则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就作家队伍而言，此时的本土作家与解放区作家（包括来自延安的东北籍作家）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创作模式。此时的本土作家，执笔创作者虽人数已不多，然而，他们历经了黑暗与严冬，“不聋而哑”的奴隶之苦，此时获得了充分宣泄之机，因而，对沦陷区社会生活的深切体验，成为其创作的主要动力，对沦陷生活的描绘，成为其作品的主要题材，而且作家一反沦陷时期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隐晦、暗喻的风格，代之以直率、大胆、真切，无拘束地展示着自我的真情，并美学地进行驾驭与把握。田琳的《血族》、李克异（袁犀）的《狱中记》，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展示着那个非人社会对人的灵魂的扭曲，后者则是对日伪法西斯暴行的控诉。不消说，本土作家的这种创作模式，不论就其生理而言，或是对其创作心态来说，都是符合规律运行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沦陷区作家不同，此时作为小说界创作主力的解放区作家，则理性高扬，以明朗的心态、热烈的创作激情，展现着朝气蓬勃、充满生机的时代精神，使作品充满亮丽的色彩。在这种总体格调下，作家以其不同的社会体验，在不同题材作品中，展现着自己充满个性的艺术世界。
李尔重的《第七班》描述的是人民军队基层官兵的军旅生活，弥漫着时代的政治的情愫。某连七班完全由新兵组成，他们以不同的出身和目的投身到人民军队中来，形成了朱顺为首的贫苦农民出身的战士和张悦为一方（含赵国金）的富农子弟与伪警察之间的矛盾冲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和部队诉苦运动，展示了我党我军政策的政治威力。与此同时，作者注重了人物的人格塑造，力图在政治与人格的完美统一中，展示人民军队官兵的新形象。范政的《夏红秋》，是一篇在东北青年学生中引起巨大轰动的作品。作品以辽南某文工团团员为模特儿，描写一个具有正统观念的女学生，在时代的影响下，最终走入人民军队的行列中。它之所以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舒群的一段话颇为中肯：“东北日报的《尽量办好中学》社论，曾根据第一届教育会议作有以下的结语：‘在东北青年学生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摆脱敌伪的奴化教育和蒋党的愚民教育的影响，依然还是盲目正统观念，反人民思想在他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我认为这正符合客观现实，也正符合《夏红秋》的内容。社论还说：‘经过两年的实际教育，东北知识青年的思想是逐渐在发生变化。’而且，事实证明现在已有千万东北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在与工农结合和为工农服务。我认为这正是客观现实，也正是《夏红秋》的内容。因此，我认为《夏红秋》的内容，基本上忠实的反映了东北知识青年的主要问题，概括的反映了东北青年的主要现实问题。因此，夏红秋有典型性。”〔12〕正是人物的这种典型性和广泛性，如当时东北某中学校长所言，使得《夏红秋》对东北青年产生巨大的“启发指导作用”，“帮助盲目的青年走上真理的大路”〔13〕。而且，其叙述的质朴，情节的生动，内容的纪实性，为作品增添了诱人的魅力。
草明的《原动力》因其第一次塑造了工人阶级主人翁形象而在新文学史上获得了显赫地位，同时显示了东北现代文学对中国新文学无可更替的价值与贡献。作品通过对老工人孙怀德的塑造，歌颂了工人阶级在创造历史进程中的“原动力”作用，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崇高精神。作者不仅以其南国女性特有的敏感，感受并表现出东北地域色彩与文化风貌，而且在作品中糅入了细腻清婉的情调，为历史提供了独具美学意味的思想认识价值体系。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短短四年间，就东北现代中篇小说全体而言，其对现代文学的重要价值与贡献在于，它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了源于延安解放区的工农兵题材小说，生动地反映了东北解放区的历史性巨变。如果说，后者较多地展示了人民武装在战斗中刀光剑影的正面撕杀，那么前者则着意于军队基层官兵的思想观念交锋过程中政治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形成与转化；如果说，后者大量地表现生长在黑土地上的新农民的风采，那么前者则在东北这片产业工人聚集之地勾画着他们的英姿；如果说，后者着重描写解放区各阶层人们的精神解放，那么前者则突出对城市青年学生“正统”观念的破除。不消说，前者显然是对后者人物画廊中的极大补充。而在这个过程中，东北中篇小说又显示出了一种独具韵味的通俗美。这种通俗美，是作者追求小说的大众化的艺术体现，以作品富有时代精神、民族形式、凝炼语言为基本特征。显然，这是作家们对小说艺术的一种更高追求。
注释：
〔1〕孙犁：《关于中篇小说》，《人民文学》1977年第12期。
〔2〕〔3〕周扬：《现阶段的文学》。《光明》第1卷第2号，1936年6月25日。
〔4〕立波：《一九三六年的小说创作——丰饶的一年间》， 《光明》第2卷第2号，1936年12月25日。
〔5〕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
〔6〕山丁：《去故集的作者》，见《满洲作家论集》一书。
〔7〕参见《受欢迎的缪斯——〈烛心集〉前言》，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8〕《〈小工车〉集题批评》，见《满洲作家论集》一书。
〔9〕谷实：《满洲文艺书提要》，载《满洲新文学史料》， 开明图书公司1994年版。
〔10〕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卷第3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11〕梅娘：《俱往矣》。
〔12〕舒群：《关于〈夏红秋〉的意见》，《东北文艺》第二卷第四期。
〔13〕张敦：《〈夏红秋〉在学生中的影响》，《知识》第6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