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权力，反对拜物：社会论坛运动、资本主义市场与另类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权力论文,另类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
在本文中，我试图通过社会论坛(Social Forum，简称SF)为例来阐述“开放空间”作为一种组织形式的概念，并且在另类政治(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s)和超越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讨论其关联性。我认为，我们必须理解开放空间的组织形式，其包含的要素异于源自资本主义市场规律和其他剥削、压迫关系的组织形式。它出自社会论坛的《原则宪章》，该宪章声明社会论坛是一个空间、一个过程和一个框架，在此框架内不仅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被加强扩大，而且另类的选择也被积极地倡导。我认为，如何发动斗争、组织斗争，并协调各种选择，乃是问题的关键。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作为一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将可能从这些问题中诞生。换言之，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亦是一种另类联系模式，因此，也需要并且必须展示社会生产的另类过程。社会论坛是构建另类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按照这样一个结构展开论述：首先，我简要讨论在多种情境下产生的矛盾。矛盾的一方是那些认为社会论坛的意义在于其过程的人；另一方是那些把社会论坛看作一个事件的人，如正统左派。然后我要说明后者与新自由主义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选择”）论调大有相似之处。其次，在我以往的研究基础上，我将较详尽讨论TINA作为资本主义市场规律下的社会整合模式以及它作为非自发的社会互动规则的缔造者。随后我将谈到，为着市场规则的另类选择起见，也为着社会生产的民主协调起见，规范不能硬性地来自盲目的机制（或异化的计划机构），而应产生于横向的合作过程或生产者自身的民主抉择。因此，结论是社会论坛应该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建立（而不仅是宣传）另类的自立的空间、一个去除拜物教的开放的空间。重要的是，社会论坛（不论其在当地、地区还是在全球的层面）日益变为一个试验民主的包容过程以及协调促进现有另类选择的空间。
“别无选择”与“多重选择”
我首先反思社会论坛运动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冲突，即一方面将社会论坛运动大体看作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将它大体看作一个事件。显然，不论是从当地、地区还是从全球角度来看待社会论坛，它都是两方面兼而有之。作为一个过程，不同的组织者进行合作、发生关联以造成事件；也就是说，它需要以特定的关系模式造就特定的产物。作为一个事件，它又是一个空间，参与者在其中形成关系，建构并加强网络，处理信息和知识。如果过程和产物确实相互关联，那么只考虑其中之一就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政治后果。
如果我们更多地将社会论坛看成是一个事件，那么我们就会使用事件管理的方式。事件管理中所有关注点无非在既定的日期内“制造”出既定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定要谈过程问题，那就是过程决定于预先设定的事件参数(event parameter)。一句话，事件是计划好的，这个事件的生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从于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政治组织目标的垂直形式。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过程，让生产者的社会关系模式占据中心位置，那么事件本身的形成就不过是许多生产者之间不断协商的结果。换言之，事件是过程性质的显现，在过程中，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关联性、交流性的（参见Waterman,2004)。
这种纵向对横向、事件对过程，以及政治体制对交流目标的概念二分法，以不同规模被再生产到社会论坛的生产中来。在世界层面上，例如，载·森(Jai Sen)是2002年世界社会论坛印度委员会成员，他从印度第一届世界社会论坛的议程倡引了2004年孟买世界社会论坛的召开，他写道：“回顾第一年，很显然，因为印度世界社会论坛将注意力集中于事件，而使早期阶段在印度国内建立一个广泛‘过程’的想法被削弱。在第二年更加如此，于是有孟买世界社会论坛会议的召开。”(Sen,2004,p.296)。
管理上强调事件显然是与控制了社会论坛及其组织结构的“政治实体”的类型相关(Sen,2004,p.298)。也就是说，正统左派政党或者“阵线”团体设定论坛规则防止（其他）政党加入。这些“实体”的政治话语哪怕是构想在现世建立一个新世界有什么样的政治过程，以及需要哪些策略、关系以及交流等种种复杂性都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这些政治话语所依托的意愿空间全然位于“革命后”的未来，据说到那时将着手处理这些复杂性。至于现在，急需要做的是让各种斗争，让各种对开放性、民主和参与关系的需求都依从它所设定的目标。例如在2004年筹备伦敦版的欧洲社会论坛“横向”的民主运动(Horizontals,2004a,2004b,2004c)的实践中，这就很明显。在更局部的层面上，如伦敦社会论坛在传统政治文化氛围下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如此(De Angelis,2004a)。
森在孟买世界社会论坛过程中的此番经历，点到了关键性的问题：宗派主义却非传统形式（让别人靠边站）。存在着另一种宗派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话语宗派主义。也就是说，“偏执于特定话语的优越性（在一些特定问题上偏执）——更广泛地讲，是语言的运用、术语的选择、分析的方法。这起到疏远他人——甚至那些可能赞同左派观点和立场但并不以左派自视也并不想厕身正统左派话语的人——的作用。”(Sen,2004,p.299)而且，这不光是疏远他人的问题，它还用类别框定他人，将组织工作分配给他们。主导了一个“组织委员会”，正统左派应该有所包容，但却只包容既定身份认同的表达。它不包容各种行动的方式，对制造身份认同的各种方式也不包容，因为那会威胁到他们自身话语的前提，即，另外一个世界只有在革命之后才有可能（建立），也就是在他们或者类似他们的组织掌握权力之后。
这不仅仅是一个话语优越与否的问题。问题也在于这些话语（别忘了，它反映了观看的方式、行动的方式，以及创造另一世界的方式）是否有漏洞，是否容其他话语渗透进来，或者他们是否建设性地与其他话语契合，这种契合是否——哪怕只有一点点可能——会危及“政党”身份，危及它的民主集中制和话语自身。这些话语与桑托斯(Santos,2004b)的愿望背道而驰，桑托斯希望世界社会论坛提供的是“在任何运动、任何非政府组织中，在任何实践、任何对策中，在任何论述、任何知识中，都有一个交往的区域，使得非政府组织、实践、战略、话语和知识彼此渗透”(Santos,2004b,p.342)。缺少渗透性，这些话语就不过是在论坛内复制霸权主义的认识论和理性，在世界上制造同样的社会主体。这些主体及其不同的需求、欲望和行动方式都已司空见惯。这些主体“无知、窳陋、卑劣、小气，不具备生产性”(Santos,2004a,p.239)。
世界社会论坛运动——既是事件也是过程——因此面临一个根本的悖论。一方面，它的《原则宪章》宣称它是一个空间、一个过程和一个框架，在此不但反抗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得到加强扩大，而且另类选择也被积极促进；而“另类”在逻辑上也应该包括对通行政治文化的选择。另一方面，尽管世界社会论坛形式上排除党派，但它包容了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并受其支配，这意味着它会随时随地再生产出传统政党的话语。当然，在这过程中，甚至在世界社会论坛内，都存在着两种文化之间根本性的抗争。我倒是建议，借用现行术语，“别无选择”(TINA)和“有多重选择”(TAMA)，把这斗争看做表达社会合作模式的两种对立政治观念。事实上，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社会运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论坛运动中过程和事件的关系都是共通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TINA和TAMA所说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TINA—是与1980年代前期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相关的一个术语——宣称在社会实践／主体上没有另类可选择，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市场（其产品、生产方式和地域等等）是惟一的选择。也就是说，TINA代表了在全球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的整合。即，在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心引力下别无选择：所有人类行动都必须依此进行调整。但是TINA不仅仅存在于新自由主义；对于传统左派，当它提出和证明的模式也别无选择时，其宗派主义话语与TINA如出一辙。
正统左派鼓吹参与者的多样性，但仅限于以特定的方式——纵向——来召集参与者，而且受制于特定话语。换言之，它自绝于其他表达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出现，因为这种政治文化对于何为最好和最有未来的选择，以及如何达到目的，有自己的定见（显然，不同宗派在知识和远景的细节上会有所不同，但是都深信他们认为理所当然正确的信仰）。这样，当面临不同的社会运动，即当前各种社会转型实践的载体，正统左派便要把这些有创意的差异力量组织在一起，加以限制，将其纳入“事件”的轨道，以成就他们对于社会改造的幻想。正统左派的组织努力属于管制型，强调事件，在文化上与民主参与无关，与创造新世界过程中各种草根民主试验无缘。有句非洲谚语实在值得作我们的座右铭：有他才能有我（引自Waterman,2004,p.154)。
下一部分，我会更详细地讨论TINA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意义。这会让我们了解为什么社会论坛作为开放空间和过程的重要性，在这里，TAMA有充分的话语空间和民主表达，并且可以抵制TINA的“宗派主义话语”。
TINA的运作：全球市场规则
在社会论坛内倡导一种反对作为表达社会差异方式的TINA的政治话语，要估价其重要性，则需要反思资本主义市场规则在表达社会合作方式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确，当我们在社会论坛运动内部反对TINA时，就要认识到我们不仅要反对新自由主义，而且要反对可以生产或再生产TINA的所有事物；而且，我们反对存在于社会中的一切TINA话语。
在本节中，我们谈谈目前的资本主义市场，对这个市场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的类型进行质疑，重点不在其结果的类型。这样做决不是要轻描淡写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所造成的诸般恐怖——关于这些，许多批评家和另类全球化运动的参与者都讨论过了。从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的关键问题倒不在于它造就“输家”，而是一种会在社会肌体内大量产生“节瘤”的连接模式，这种模式会永恒地造就“赢家”和“输家”。资本主义市场的社会本性就在于造成没完没了的“赏”与“罚”。
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包括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被锁在某个话语中。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在意识形态上支持资本主义市场还是反对它，都会很容易地选择任何一些结果来支撑我们的主张。批评资本主义市场的人可以讲讲结构整顿、低薪、贫困、环境恶化、搬迁、失业之类的故事，所有这一切可以很容易地与市场过程联系起来。而另一方面，那些在意识形态上承认新自由主义的各门各派可以挑成功人士、高薪以及较局部的环境和社会指标来说事。二者都不假，因为当我们将资本主义市场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的时候，它们就是同一枚硬币难分难舍的两面。
资本主义市场的关系性含义(relational meaning)——每每被与日常实践即马克思所谓“商品拜物教”相对应的经济学话语搞得晦涩不堪(Marx,1867;De Angelis,1996;Hollowway,2002)——也是可以看到的，诸如全球化乃“世界各民族、地区和国家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性”之类的套话。相互依赖不仅意味着我们彼此依靠，而且还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世界上其他某些地方也有影响。
事实上，依赖的双重含义——相互依赖和相互影响——今天在许多生活领域越来越明显，它指这样的事：相互依赖意味着你和我，也许生活在不同的天地，却被同一个圈子所控制，这个圈子的形式、规则以及表达我们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彼此依赖的模式，是一条不可见的线，支配着我们的生活。而且，这个规则的形式独立于我们的所在和所见，独立于我们的动机和热情，独立于我们的精明和理性，独立于我们的爱恨情仇。它却能表达这一切的所在。这个规则对差别（地理和权力的差别）如此热爱，以致于要靠陷于差别之中、靠它这个中介来勾通彼此才能过日子。
举个发展中国家修建水坝的例子。这个水坝可能是由欧洲养老基金资助的，基金管理者将这笔钱投到水坝建设公司以获得高额的市场回报。但这意味着传统社区成千上万的人要背井离乡，这样就直接或间接地造成经济难民涌向欧洲国家。正如吉登斯所言(Giddens,1990,p.64)，“一个地方的事情被遥远他乡的事情所左右，反之亦然”，这是不公正的。事实上，当我们的养老金价值依赖于把世界上某个其他社区连根拔起时(Schmid et al.,2003)，这其中的相互依赖的形式，说得委婉一些，很成问题。资本主义市场如何以甲乙对抗的方式连接不同社区的生活需求（工人被迫加入养老基金，农民被迫离开热土），这是个很清晰不过的例子。
资本主义市场所决定的全球依赖的方式都不过如此：人类维持生活的方式在全球化机制下彼此对立。全球化相互依赖的资本主义形式是说：今天我去上班并遵守这个竞争社会和经济所有的要求，意味着我的行为将会对世界上某处某人产生影响。更直白地说，竞争性的市场逻辑意味着三种可能：“我们”比“他们”更有效率，从而导致“他们”破产；“他们”比“我们”更有效率，从而导致“我们”破产；或者彼此相当，双方在无休止的竞争中得以经营“他们的”和“我们的”生活。
这种相互依赖的形式代表了今天备受争议的全球化那危险而潜在的基础和普遍特征。这不是相互依赖本身的问题，甚至也不是全球依赖性的问题。越多的人彼此靠近，就越能共享资源、知识、做事的方式、文化形式、经验、音乐传统等等。在很多情况下，这能丰富人们和社区的生活，开启创造力的新视域，深化团结及互助形式。而且，人类社会——准确地说，个人之间合作互动而组成的网络——只能从相互依赖的程度与形式来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的问题就在于这种相互依赖的形式，以及这种全球化进程的类型。因此，问题就是（全球化的）整合是如何发生的，更确切地说，市场是怎样被创造的，以及这种整合是如何运行的。
本文无暇讨论市场产生的过程。但有充足的理由把这些过程理论化为“圈地”(Caffentzis,1995;De Angelis,2004b)。简单地说，“圈地”是指经济、政治精英推行的将物品“商品化”的战略。一般而言，商品化是将本来由社区公有的，或者是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作为礼物馈赠的社会、公共资源，或者是将受中央机构管理和支配的物品，转化为市场上买卖的商品。那些转化为商品的“东西”对于社区而言，通常是人们维持生计的必需资源，“圈地”同时就意味着社区的解体和对市场依赖程度的加强。在当前，市场正日益被纳入到全球商品链中。资本主义在我们生活中的巩固、发展和深化严重依赖于“圈地”。确实，正如其他人和我所讨论过的，“圈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持续性特征(Cattenzis,1995;De Angelis,2004b;Parelman,2000)。
今天，圈地将人们谋生所倚仗的资源商品化，有许多不同的名目。它们可能包括在国际银行资助的大坝修建后，成千上万个农业社区失去了土地和水资源，比如印度纳尔默达(Narmada)的大坝项目，或拉丁美洲的普埃布拉帕拿马计划(Plan Puebla Panama)。或者它们可以削减对医院、药品、学校的社会经费，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削减食品津贴，这样才可以偿还国际债务的利息。在所有这些案例中的削减、剥夺和紧缩，都是以“效率”、合理化和“全球竞争力”的名义被强制推行的圈地。因此“圈地”是一个迫使人们为了生计而去依赖市场的手腕。
圈地仅仅是为市场社会互动提供了一个环境。如果“圈地”迫使人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而去加强他们对市场的依赖程度，那么市场就是把所有人的活动统合在一个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体系中。全球市场带来的日益增强的全球化相互依赖意味着，社会生产的任何“节点”，无论是在何种尺度上——无论是劳动市场上的一个人、某行业内的一个公司，还是与其他城市和国家面对面地竞争资本和投资的某个城市、某个国家——为了能够击败威胁其生存的竞争对手，它们都面临着一个外部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它们适应某种行为规则，接受某种社会合作形式。但是，“击败对手”的同时也威胁到与我们竞争的其他社区的生计，因为他们也是依赖市场维持他们自己的生计。我们越是依靠金钱和市场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和填补我们的欲望，我们就越会遭致这个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我们中的一部分人赢了，我们中的另一部分人就输了，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在这个系统下犯了错，事实上在我们为了富裕而称贺时，我们是在不断产生贫困。
必须注意到，贯穿全球社会的竞争与朋友之间玩的竞争性游戏并不一样。当我同朋友们玩电子足球(table football)时，我追求的目标是要获胜，但不论我是赢是输，也不论朋友是输是赢，最后我会与朋友分享美食和快乐。这种程度上的竞争是无伤大雅的；它是一个可以增进社会情趣的活动，而不具有破坏性。但经济上的竞争——无论“完美”的还是“不完美”的，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模拟的（后者越来越多出现在非市场环境下的公共服务中，政府通过设立新标准而模仿市场的动力机制）——最终会发现它对民生具有很大的威胁。这是一种建立在使（人类的）生活相互对立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模式。如此以往，将不断导致贫困和社区的破坏。
从任何一个“节点”的角度来看，这种全社会的统合方式是一种戒律，借用福科对边沁圆形监狱或模范监狱的分析，市场也是一个通过奖惩的社会过程而形成的规范机制（参见DeAngelis,2002)。所谓生产规范指各种与人类社会生产相关的资源分配规则，包括行为方式、节奏以及合作形式，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市场中通过价格被整合到了一起。生产的规则（这里指彼此关联的方式）要符合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将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它，将生产多少，应该花费多少力气去生产它，以及谁将生产它。所有这些规定了过程与理性的具体问题都涉及我们社会的再生产方式以及我们之间、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问题不由奔波生计、为友为仇的芸芸众生回答；同样，社会生产和人际关系的规则也不由集体来决定。相反，它们是由我们创造（事实上是由国家以暴力创造的；经典的论述见Polanyi,1944;Marx,1867)、在日常实践中被看做自然而然的抽象机制所决定的。这样一种戒律市场的抽象过程，在以建构生产的社会规则来组织社会。并非社会行动的个体通过相协商来确定他们之间的自由合作规则。在这种市场机制中，个体行动者必须通过承认或否认市场的标准（或者受新自由主义政体支配的模拟市场标准）回应已经存在的、受看不见的市场机制支配的他律规则——这种行为反过来也影响市场规则本身。在这个持续的反馈机制中，民生处于相互对立状态。当奖惩在系统中重复，那么规则就产生了。这个过程是著名的弗·冯·哈耶克倡导的自由市场，但是他在解释资本主义市场出现时忽略了权力问题和“圈地”过程。对于哈耶克而言，市场的抽象机制是自发形成的自由体系(De Angelis,2002)。
因此，如果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那么，最起码的条件是我们要能够以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协调社会行动，让社会生产中合作者之间合作的规则由他们直接制定，而不是受制于那个将彼此对立起来的看不见的抽象机制。
另类政治、商品崇拜和社会论坛
新自由主义的TINA宣称，对于协调社会行为、诸多行动及创造权力的市场规则来说，是没有其他选择的。我们说这是“胡说”。选择意味着众多，如果把选择理解为一个开放的、关系性的、交流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系统的话。我们以为，市场规则的替代物，即社会生产的民主调节，不是由盲目的规则（或者外在的规划机构）产生的，而是由生产者自己在横向的合作过程和民主决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这类民主决策机制的目标包括诸如分配、报酬的标准，自我管理以及社会生产。这些问题在环境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汗漫文献中都有讨论，并很好地为当代参与式经济学范式所总结(Albert,2003)。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明白，这些思想和洞见并不仅仅是未来社会的指南，也是当下不依从资本规则、不依从产生规则的外来过程的许多社会生产的实践。因此，所有自称“为另一个世界”或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而斗争的人，都必须为不同社会主体之间提供另类联系方式，并且使自己成为促进、深化、巩固和拓展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中间力量。
这个观点由两件事所支撑。第一，我理解的社会生产是广义的，包括有薪和无薪的再生产活动。第二，后面将详加论述，这样一个主张基于如下信念：新的社会关系的构建不能等到“革命之后”，因为革命就是要构建“多种肯定”(many yeses)的另类组合过程，这是作为社会转型和构建“另类世界”的核心问题。
“多种肯定”的另类组合选择向社会论坛运动对抗TINA的话语即“多重选择”(TAMA)敞开了大门。事实上，TAMA是由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和社会论坛运动的许多参与者提出的与TINA在逻辑上对立的概念。这个观念在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s)推动于1997年在西班牙召开的人类反新自由主义第二届会议(Encuentro)期间可能表现得最为明确。在那里，最后的口号变成了众所周知的“一个否定，多种肯定”：这一个“否定”是针对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的生活中的市场化推进；“多种肯定”表达了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中的多元化的需求、欲望、渴望和行为方式。这个话语显然是包含在世界论坛运动《原则宪章》中的，并见证于社会论坛多样的和多彩的任何一次大型盛会。
在TINA下对市场别无选择。与TINA方式不同，TAMA则体现了对多样化的肯定，体现了市场化没有顾及的需求和渴望——或顾及太少，一些人的生计受到威胁。对于TINA而言，一种既定的做事方式（即资本主义市场规则，抑或正统左派的纵向的“代表”决策）无所不能。而对于TAMA而言，存在着多种行为方式的选择，以替换使人人相争的资本主义市场规则以及作为权力政治的基础的代议民主。需要注意到，TAMA所迎正是TINA所拒，即整合多种需求和欲望的方式，多种做事的方式。事实上，TAMA多种“肯定”的组合模式公开地假定这些组合模式的出现只能是实践这些选择的主体之间持续互动和关联的产物，是持续的交换、学习、讲授、建立感情以及跨地区社群的产物。这是民主横向过程的广阔领域。
但是，就TAMA而言，社会论坛的作用是什么？尽管程度不同，社会论坛已经在与TAMA原则相关的三个方面发挥了作用。第一，社会论坛对于那些不熟悉特定运动、斗争和问题的人或不熟悉社会运动实践的人而言，是受教育和超越的空间。第二，社会论坛也是斗争传播以及网络化、促进跨地区团结关系和信息流动的空间。第三，社会论坛是增进具体选择的空间。
当我们思考社会论坛这三种交叠的“功能”并与前面讨论的市场规则功能相比较时，我们意识到，所有这三种情况是我们众人权力意识觉醒和发展的时刻。这是个赋权的过程，所赋不是简单的个体，而是存在于社区和网络联系中的有意识的个体，也就是社会个体(Marx,1844)。社会论坛的促进者、生产者和参与者必须清楚他们自身就是这类角色。我认为，在赋权过程中他们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应处于中心的地位。
说社会论坛是我们权力意识觉醒的一个地方，是说我们宣称可能的“另一个世界”也是一个我们尽力建构的世界。这样，问题就不仅仅在于突破新自由主义的话语藩篱，开辟希望的天地，也在于推动广泛的话语实践，把希望转化成建构新世界的物质力量。后者终究须依靠社会而意识到它拥有权力的能力，根据意识而行动，并找到相应的组织形式以建构新世界。
当然，这种观点来自社会解放的概念，它与传统的“夺权”——那可是变革我们所在世界的必要条件——概念不大一样。解放的概念并不将权力看成某种可以“夺取”的东西，而是某种需要实践的东西。霍洛维(Holloway,2002)对权力的传统概念的批评可能是对这个概念的最全面的解释。他的观点简单说来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关系随处都是，它们嵌入国家之中，这样，是改良夺权还是革命夺权的老问题就成为无谓的分歧。两种情况无论是哪一种，“夺权”的问题在于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等级制的再生产。夺权是夺取社会的等级和权力结构。但革命并非如此：它是消灭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力，是出现它称之为“反权力”的关系。所以资本主义不是在某处，而是在处处，因为从本质上说它基于完成与进行之间、客体与主体之间的分离。
霍洛维的讨论回顾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马克思把那作为理解、批评并超越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告诉我们，人类关系（如市场关系）采取了物质关系的形式，这形式最终就意味着客体支配主体，过去支配着现在，或如我们对市场规则的分析，是抽象的机制规定了人类主体互动的规则和模式。在霍洛维看来，支配我们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并不外在于我们，如资本主义阶级、国家、军队。而是控制权(power-over)支配着行动权(power-to)，因此今天必须通过反权力的革命手段从控制权中解放出行动权。“解放行动权的斗争并不是建立一个对立的权力，而是构建一个根本上不同于控制权的反权力。”(Holloway,2002,p.37)
提出商品拜物教问题，是尝试把革命重新置于主体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置于拜物（阶级、国家、市场等等）范畴之上。但商品崇拜并非幻像，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实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Marx,1867,p.166)。那么，如何打破它？
对于霍洛维来说，答案很清楚：以反抗、斗争、呐喊“说不”来战胜商品拜物教(2002,p.56)。但他的办法也有问题。你呐喊可能由于客体或行为对你激增的权力的统治，但这不会超越市场拜物关系。这种呐喊——霍洛维把它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可能开拓了道路、指明了方向、开启了新的视野。但这种呐喊，这种“说不”，这种否定都是有局限的，对拜物的力量有所限制而已。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可以超越资本的社会关系。
这呐喊发自主体定位与定位落空之间的紧张，发自“说不”与“说是”受挫之间的紧张。为打碎商品拜物的魔咒，不仅要意识到物质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要实践。去除拜物教就是要承认，众多“是”中惟一建构性的社会力量，就是与他人的结合，那是创造生命的社会关系的舞蹈。
那么，如何才能摆脱市场规则的拜物规则呢？彼得·胡迪斯顺着悠久的解释传统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商品拜物教无处不在，或者可以说，我们所有人都日日浸淫在它的汪洋之中。就我们的理解而言，鱼是看不见海的，鱼无法想象亦不能建造一个与包围它们的现实环境完全不同的世界(McMurtry,1998)。这样，关于“如何摆脱商品拜物教”的问题，马克思搞了一个话语小把戏：“为了改变，让我们想象一下自由人的联合”，他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冷不丁地提出这一点(Marx,1876,p.171)。对于胡迪斯而言，去除拜物教因此是对未来人类关系的想象，是对另类社会的规划，是对阿尔伯特提到的“革命之后发生什么”问题的回答。想象是一个积极、肯定的立场，并不是消极的。换言之，根据胡迪斯所说(Hudis,2004)，在马克思看来，“面纱不会从社会生活过程的面容上揭去……直至它被自由人联合体生产出来”。
这是对的。但按照胡迪斯对马克思的理解，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四肢百骸都浸透了资本及其拜物教，却是错误的。好像在自由联合体的互动协商制定规范的众多过程中，我们竟没有超越拜物教似的。好像全世界的社群不曾围绕着梦想，为多样性的梦想而组织起来似的。好像我们不是正在建构互相尊重的社会行动和交流领域似的。好像我们每次在组织上鼎新革故时不是在不断地“否定之否定”似的。好像我们没有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倾听以往因思想僵化而不习惯倾听的声音似的。好像1999年在西雅图、1995年在卡帕斯、2001年在阿根廷、2003年在伦敦，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反叛不是打破成规似的，不是形成新关系、新世界观、新事物、新问题、新答案、新愿景、新情感，在去除拜物教的万里长征中迈出了最初的几步似的——虽然它们充满矛盾、局限以及悖论……但仍属于破旧立新，因而具有革命性。好像在这个星球上人类重新界定彼此之间的关系还不到时候似的。
当赞同把反拜物教作为中心的立场和拒绝将拜物教看成在在皆是的立场——因为正如霍洛维所言，拜物教只是拜物化过程的一部分——的人走到一起时，我们便开启了一个空间，提出了一个为霍洛维（以及他的许多批评者）所遗漏的战略性和组织性的问题：如何把诸多个“我”的呐喊及抗争结合在一起？如何不仅要对拜物教和资本主义规则说“不”，而且让建构另一个世界的诸多人联合起来？
不需重新定义“革命之后会发生什么”(Hudis,2004)及“资本主义之后的生活”(Albert,2003)会是什么样的问题。而是要问此时此地，也就是说在革命过程中和资本主义环境下，发生了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要创造“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来超越资本主义？
这些问题最终要落实到组织、修造桥梁、建立联系、总结教训、在人际关系中去除拜物教、接近他人、让他人接近、共享资源与创造共有、重塑地方与跨地方社区、运动走向社会以及社会走向运动之类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社会关系的实践，没有“如何做”，没有对如何做的思考，何谓去除拜物教呢？这就是为什么组织问题如此重要，因为只有在组织化的关系舞蹈中，说不、给资本划线设障等等才可能与建构联系诸多“是”、承担起造就新型社会关系责任的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
这样说来，显然无需夺权就可能改变世界。很明显，行使众多行动权是真正的底线，是革命的日常模样。但是，行动权也总是在既定环境中和尺度上实践，而且总是有其目的。如果权力的行使达到了相当的行动规模，“他们”就会派来警察和军队。因此，权力的的确确是被实践的，而不是被夺取的。但我们若不想自我否定，就须看到如下问题：行使不同的行动权方式之间存在着冲突，如无地者要求得到土地、建立学校、家园、医院、社区的权力，还有军队去开枪、屠杀、清场、把土地还给“合法的”跨国所有者的权力。
这在我看来是霍洛维讨论的控制权与行动权之间关系的问题。他说的也许没错：“控制权来自枪杆子，行动权则不是”(Holloway,2002,p.36)。但不要忘了，扣动扳机（包括生产枪支发放给战士，建立有效的后勤线，给士兵洗脑以令行禁止，向公众灌输爱国主义）也是……射击即行动的权力。依我看，所谓的控制权，就是达到不同目的以及实现对立愿望的行动权之间关系的产物。
控制权是行动权之间的一种关系，是由这种关系建构出来的。的确，就我们与资本的关系而言，我们是以“被否定的方式”行使行动权。但究竟是被谁否定呢？被控制权么？不是的，是被其他行动权所否定——其特点是站在被否定的诸多“是”的对立面。这种行动权旨在构建另外一种现实，它所拥有的组织力量足以摧毁反资本主义的需求与欲望所具有的组织力量。
换言之，控制权具有发生性质，它规定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疏离于社会，在多大程度上依从这个人人反对人人的世界，这个被市场戒律所左右的世界。这样谈论问题，是为了在面对资本组织时，提醒我们重视想要超越资本（通过话语、实践、网络、文化、情感等等获得许多行动权）的社会力量的组织有效性。这也是为了反击犬儒主义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如果控制权不是与行动权对立的某些东西，而是方向不同的行动权之间冲突的结果，那么，对我们自己的行动权的反思也正是我们自己赋权的时刻。
我认为，这就是社会论坛所做的。因此，我们必须将社会论坛视为这个赋权过程中出现的开放空间。
“另一个世界在建构中”
在建构包含了许多世界的另类世界的过程中，以上讨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描绘前景的战略坐标图。我特别想用前面分析过的“开放空间”问题界定这些坐标：(1)开放空间是一个TAMA的空间；(2)开放空间是一个去除拜物教、赋权以及缔造横向规范的空间；(3)开放空间是一个公共空间。通过这三点，我们可以理解2005年第4期《国际社会科学》提出的“探索开放空间”，乃是探索新社会关系以及相应行为方式的建构。下面略作展开。
1.开放空间是一个TAMA的空间，向任何规模的社会活动、各种行为与合作方式开放。这是对资本主义市场、正统左派和其他任何集权方式的TINA的直接对抗。
我们在第二节谈到过，通过哈耶克所谓的“抽象的市场机制”，人们创造了并再创造了他们之间互动的规则，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人们赋予物和人价值，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每日购买商品便包含了与他人的关系：换言之，是商品拜物教在发号施令。在市场中，为多样性的TINA式组合是由通过抽象的机制来创造互动规则的单一模式产生的，这种抽象机制表现为组合多样性的单一模式，并且对于互动的个体扮演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那么，从批评TAMA的角度说，如何组织我们确信超越了市场利润逻辑的众多的“是”、众多的另类，就仍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解决之道只能由互动的个体自己来寻觅。这个开放的寻觅过程是一个社会关系的过程。而且，自由在这里具有较深层的含义，因为它包括对组成社会的互动规则的公共自由选择；与市场不同，市场的自由被限制在对既定生产方式下产品的选择。
这样，不同于市场、计划制定者和正统左派的TINA，他们的组合模式因为先验所以对其他选择关闭。对于TAMA而言，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可能因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解决办法（组合方式）而偶然关闭。一个偶然得之的解决方式不是先验的，而是协调过程的结果。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需要关注组合过程的社会关系性，需要强调横向性、包容性、开放性、民主性。这样一种宽泛的价值并没有自己规定其结果的具体特征，没有在操作上结束组合方式的选择，而是形成一种环境，让主体自己在特定情况、特定物质条件下结束他们集体行动组合的方式。
2.开放空间是去除拜物教、赋权以及缔造横向规范的空间。
正如我们在上一节所谈到的，TAMA提出了赋权和在社会关系中去除拜物教的问题。这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的两个基本的构成要素。但如果意识不到“他人”，赋权和去除拜物教也是一句空话。我们运动内部必须增强这样的意识：自己要想获得行动、思考、梦想、想象、述说的权力并把它们转化为创造另类世界的物质力量，就必须将他人看作有尊严的主体。我们是从被资本贬值的主体们的斗争中得到这个结论的，这些主体包括：土著人、移民和妇女。众所周知，最近，萨帕塔主义者以最一致和最明白的方式表达了尊严的问题。我们从他们那里得知，尊严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所有主体的共有价值，围绕着这个重心，他们会找到统合他们多样性的模式（在实践、实践技能、想象方式、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中，在资源获取、需求和欲望中）。因此，开放空间是一个以尊严为核心价值的空间。通过对尊严的认可，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将去除拜物教；我们以我们希望他人认可我们的方式认可他人：人类主体性。因此，尊严是统合差异关系的平等的核心价值。
社会论坛已经作为赋权与反拜物的空间出现了，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参与和制造“事件”而属于一个大的组织、运动和网络阵线的个人，就能互相滋养互相影响，就能放眼广泛的斗争（以及众多需求、愿望与“肯定”），就能明白自己具有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能力，明白被市场横亘其中的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通过制造战略、视野和技巧，通过共享资源和技术，以及建立并强化互助、团结和支持网络，他们便为建构另一个世界贡献了力量。从这一点来看，社会论坛的“产出”是社会建构的出现。但为把这一特征转化为良性循环，社会论坛必须进一步成为自觉和自是的空间，以成就（而不仅是促进）社会的另类组合方式。
正如资本主义市场产生互动规则一样，社会论坛也将是一个制造规则的空间。论坛的生产过程本身使我们有可能进行学习，并证明无论有多少参与者，无论是多么复杂的社会生产合作，无论在什么样的规模上，规范的产生都无需仰仗垂直的政治组织或市场机制。规范必须通过平等参与的过程而产生，必须完全尊重主体的尊严。
我们的决策如果在生产阶段越是参与性、包容性的，就越能维护尊严这个核心价值，就越有可能发动处于我们运动边缘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因此，从运动走向社会的超越性实践是从这样一个认识起步：运动与社会间的差异并非意识形态、文化或宗教、世界观之类的差异。作为从属于解放运动的个体，我们也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与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有着尊严地生活并尊敬他人、尊重自然的需求和愿望。因此，我们的运动与社会的差别只在于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和模式。这种方式和模式与我们所在的社会组织截然相反，后者使我们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代理，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知道彼此怎么相处，对社会关系没有想象，不知道如何根据想象行动。作为强调对社会关系自觉的空间，社会论坛可以拿出不同行为方式存在的具体“例证”，邀请人们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并完全尊重他们的技能、知识、需求和愿望。这是只有横向过程才能提供的东西。
3.开放空间是一个共同的空间。资本主义的圈地为产生拜物化的社会关系提供了环境，使得社会合作的规范受制于市场的抽象机制。那么同样，像社会论坛这样的开放空间，也可以为人类交往提供另一种环境。这是一种共同的空间，在其中根据参与者行动权生长的不同情况，人们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共享资源、满足需求，提供礼品（参见McLeish,2003)。在资源交换以及加强互助团结网络上，它也能起到促进并协调各种选择的作用。
将开放空间看成共同的空间，而且要公开申明，这有助于政治上重组那些已经发生的为公共权而进行的各种各样的斗争，也有助于这些斗争的巩固以及向其他领域的扩展。共有(commons)是可以直接获取社会财富的形式，不需要竞争的市场关系居间。共有有多种形式，在与被圈地、被转化为商品的斗争中，共有意识就会觉醒。在反对知识产权的斗争中提出了知识共有的问题。在反对水、教育和医疗私有化的斗争中提出了水、教育、医疗共有的问题。在反对无地的斗争中提出了土地共有的问题。在反对环境破坏的斗争中提出了环境共有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反对现行的或将行的“圈地”的斗争中提出了共有的问题。
共有观念提出，以另类的、非商品化的方式来满足社会需求，如获得社会财富和组织社会生产。不管怎样，我们不要认为共有是个乱哄哄的空间，当一些经济学家打算把公共财产私有化并侵吞之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他们宣称，共有资源会引发“公共灾难”，当每个人都想尽可能多地获取公共资源时就会最终毁灭公共资源。这些人忘记了，只要谈到共有，就一定会有一个由个人组成的共同体来立规矩，界定彼此间的关系。关于这点我们已经谈得够多了。
发展共有空间的能力，如我们向世界所展示的，能使我们的运动用一种新的、更为建设性的政治话语来坚定地对抗资本的圈地。在政治上，共有不客气地打破了社会资源的私人占有以及只有靠威胁别人才能活得下去的资本主义信条。我们的政治方案要把他人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主体。在我们所建构的共有空间中，要以我们制定的规则和我们所需的方式，探索重建与他人共存的共同体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探索中，把资本主义市场领域从我们的生活中驱赶走。开放空间是这样一个空间：正在建构中的“包含了许多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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