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的发展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启示论文,差异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均衡与非均衡是贯穿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统一体，它们相互交替，不断地推动区域系统从低层次向高层次演化。为了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开发提供理论基础及历史借鉴，我们有必要对区域经济差异理论作一研究，并评述它的最新发展，从中得出有意义的启示。
一、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是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直至20世纪30年代前，人们普遍坚信市场机制是一只“完美无缺的手”，只有在完全市场竞争机制下，社会资源配置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人们各自获得了极大满足感。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前，马歇尔（Marshall.A.）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居于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人们充满了对完全市场竞争机制的赞誉与崇拜，并逻辑地演绎出新古典区域均衡发展理论。从此，人们沿着新古典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开辟的路线，对区域均衡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
1.新古典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新古典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的自由流动，将导致区域发展趋于均衡。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假设条件之上的。这些假设条件是：（1）生产中有资本和劳动力两种要素，它们相互替代，因此资本——产出比可变；（2）完全的市场竞争模型；（3）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无成本的。依据假设条件，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3个要素，各个要素的报酬取决于其边际生产力，由于发达地区资本密集度高，因此资本边际收益率低，不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度高，因此工资低。在自由市场竞争机制下，生产要素可以完全、无成本流动，区域规模报酬和技术进步条件不变，那么，尽管各区域存在着要素禀赋和发展程度的差异，由于劳动力总是从低工资的不发达地区向高工资的发达地区流动，以取得更多的劳动报酬，资本从高工资的发达地区向低工资的不发达地区流动，以取得更多的资本收益，长期不断流动的结果，最后使各要素收益平均化，从而达到各地区经济平衡增长的状态，各地区都可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这一过程可以用图1来阐明。
图1 要素完全流动下的区域均衡
图中，横轴表示资本密集度，纵轴向上表示资本的边际产量，向下表示劳动的边际产量，上下两条曲线分别表示随着不同的资本密集度利息r和工资w的变化曲线，R[，1]和R[，2]表示两个不同区域。从两条曲线上，我们看到两个区域工资和利息水平的差别，由此引起了生产要素的流动，R[，1]和R[，2]相互接近，直至它们在R点相交。在这一点上，两个区域的资本密集度相同，劳动和资本的报酬相等，两个区域间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均衡状态。
在新古典区域均衡模型中，丢掉了区域空间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克服空间距离会发生运输费用，由此，理论假设的无成本、瞬时流动等于排除了区域空间的作用。另外，现实表明，在存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的情况下，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倾向于扩大区域差异，而不是缩小区域差异。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彻底的自由化、彻底的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发展将导致社会动荡和政治衰朽。对正在进行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一切交由市场的“自发论”的“休克疗法”的后果，只能是“没有疗法的休克”，更不用说起到缩小区域差异的作用了。因此，把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寄希望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只能是学术观念上的乌托邦。由此，新古典区域均衡发展理论虽然逻辑十分严密，然而由于这一体系结构是建立在一系列与现实相去甚远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忽略了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忽略了技术进步，忽略了市场缺陷和制度因素，导致了它在现实当中的运用十分有限。
2.发展经济学中的平衡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平衡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平衡增长”（balanced growth）这个术语有诸多不同的意义。最早的代表人物罗森斯坦·罗丹（Paul N.Rosenstein.Rodan）认为，有必要以大规模的投资来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不可分性。后来这一理论扩展为经济发展道路，以及投资的格局一定要使各部门保持平衡，不要因为某一个部门的停滞而阻碍其他部门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工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使工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按同一比率或不同比率全面地得到发展。斯特里顿（Streeten.P.）曾给包含不同含义和不同侧重点的平衡增长下了一个定义：“无论何时何地，一些非无限小的投资决策的成功是相互依赖的，因此，根据消费者需求以及各产业对其他产业的产品的相互需求格局，同时在一系列产业中进行投资是必要的。”（注：Streeten.P.： Unbalanced Growth， P6， Oxford Economics Papers， 1959.）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型：
（1）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1]。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在他的《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问题》著名论文中认为，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落后间题，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而资本形成是其立足点，也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由于存在社会分摊资本、储蓄和市场需求3个方面的不可分性，小规模的、个别的部门投资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大推进”就是在各个工业部门同时进行全面地大量投资，使各种工业部门都发展起来，才能产生外在效益、规模经济效益以及相互依赖、互为市场的市场体系，克服3个“不可分性”，实现经济的大发展。
罗森斯坦·罗丹从主张走工业化道路入手，分析了资本稀缺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强调了资本供给和投资的不可分性，指出了“大推进”式的投资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并规定了“同比率”投资和“同比率”增长的条件，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一条条件严格、道路狭窄的经济增长路线。这一发展模式虽然缺乏现实意义，但在很多方面启发了人们的思维，并引发了一场长久的、意义深远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
（2）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2]。1953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Nurkse.R.）在其《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the 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人均收入低、生活贫困、经济停滞等难题，它们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构成了恶性循环，使得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贫困状态。纳克斯从资本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分析了资本稀缺对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发展的障碍。从资本供给方面看，由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收入水平低下，从而储蓄能力小，资本缺少，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收入水平低下。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一个“低收入—储蓄能力小—资本缺乏—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资本需求方面看，也形成了一个“低收入—有限的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资本形成量少—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资本需求方面和供给方面的恶性循环交织在一起，使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恶性循环的困境。因此，纳克斯得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国穷是因为它穷”（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
要打破上述困境，纳克斯认为，必须同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大量的投资.纳克斯特别强调了，市场容量狭小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和大幅度扩大市场容量对经济迅速增长的决定作用。他认为，在一系列不同行业中进行投资，使得各行业间能相互支持，为新进入企业的产品提供一个扩大的市场。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并不意味着各个部门都按同一比率发展，而是主张按不同的比率来投资和发展各部门的生产。要以各部门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大小不同来确定不同的投资比率。
此外，还有斯特里顿的完善平衡增长论、纳尔逊（Nelson.R.R）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莱本斯坦（Leibenstein.H.）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等。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均衡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发展经济学中的平衡发展理论，逻辑演绎出“计划至关重要”的政策取向，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民族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国民经济的独立性有所增强，地区发展差异缩小，人民生活方式和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等。但是，这种突出中央计划，强调物质资本的重要性，轻视农业，轻视人力资源开发，执著于内向发展的经济政策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后果，如农业停滞、工业资本配置效率低下、政府管理体制僵化、低效，腐败现象丛生等，造成了“看不见的脚”（invisible foot）对“看不见的手”的严重践踏，发展中国家难以走出贫穷落后的“陷阱”。
二、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理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理论为代表。
1.增长极理论[3]。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Perroux.F.）于1954年发表了关于经济空间的论文，1955年在《略论“增长极”的概念》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增长极”（polarized growth）这一术语。他认为，经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的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开始，佩鲁的增长极本身的含义比较模糊，基本上是指那些具有强大增长潜力的工业企业。它存在于抽象的经济空间，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然而增长极这个概念提出后，几乎一夜之间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热门话题。后来，法国地理学家布代维尔（Boudeville.J.R.）在1957年和其他学者一道将增长极的概念引入地理空间，并提出了“增长中心”这一空间概念。1966年布代维尔给增长极下的定义是：增长极是指在城市区配置的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布代维尔把增长极同极化空间、城镇联系起来，就使增长极具有了空间含义，有了确定的地理位置，主导产业所在的城市就是增长极。这样，增长极就有了两个明确的内含：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的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从60年代起，人们对增长的研究也自然就沿着部门增长极（推动型产业）和空间增长中心（集聚城镇）两条主线来展开。增长极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吸引力，不少国家依据这一理论来制定区域发展规划、安排投资布局和工业分布，建立区域经济特区等。
2.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4]。1958年赫希曼（Hirschan.A.O.）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他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在每一处出现，而一且出现，巨大的动力将会使经济增长围绕其进一步集中，区域间的不平衡增长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增长点或增长极的增长动力来源于核心企业家善于发挥聚集经济的优势和“动态增长气氛”。与缪氏两大效应相对应，赫希曼也提出了“涓滴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s）和“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s）的概念.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会缩小区域差异。赫希曼还提出了“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和产业“联系”理论，他区分了两种形式的投资选择：替代选择（substitution choice）和延迟选择（postponement choice）。在把“引致决策”应用于经由“短缺的发展”和经由“超能力的发展”的选择中，他推导出两个产业联系的诱导机制：一个是投入供应、派生需求或后向联系效应；一个是前向联系效应。因此，赫希曼认为，一个国家在选择适当的投资项目优先发展时，应当选择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而在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中，又应当选择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优先发展，即选择引致投资最大化的部门优先发展，这是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核心。
3.梯度转移理论。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Vernon.R.）立足于发达国家产品创新、扩散活动与产业结构、国际经济的关系，在《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提出了“产品循环说”。他认为，各工业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它们也和生物一样，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的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运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处在创新阶段的产业一般出现在高梯度发达地区，而产业发展到衰退阶段后，一般会有顺次向中低梯度地区转移的趋势。并且，这种梯度转移主要是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按照“梯度最小律”进行的。
梯度转移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不少争论，同时又引申出一些新的空间推移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反梯度推移理论、各种推移并存论、主导论等。其实，梯度转移理论主要是总结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区域梯度差的客观现象，产业梯度转移是落后地区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落后地区不可能在无产业传播的基础上突然起飞。跳跃式发展必然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吸收传统产业是极其重要的内容。产业转移是中介，它有可能将发展机会传播给落后地区，落后地区只有善于抓住这种机会，并创造这种发展机会的条件，才能发挥后发优势，直接消化、吸收、使用先进地区的文明成果，从而有所创新，实现经济的起飞。
此外，还有威廉姆森（Williamson.O.）的倒“U”理论、缪尔达尔（Myrdal.G.）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弗里德曼（Friedman.J.R.）的中心—外围理论等。
总之，上述几种非均衡发展理论大都强调了发展对于非均衡的依赖性，大都认为无论经济发展处于何种水平，非均衡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发展是相对的。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全球性的现象，既有落后的国家，也有国内落后的地区，因此非均衡发展理论基本上反映了客观现实。然而，是否区域经济差异越大，区域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越快？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是否非均衡发展都只有比均衡发展更高的效率？这些理论都没有很好地作出解释。
三、近年来国外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的新发展
近年来国外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的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新的发展。
1.地区差异的构成与分解。近些年来，学术界开始运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地区差异的构成与来源进行分解，以揭示引起地区差异变动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采用费景汉等人提出的方法，对基尼系数进行分解；二是采用加权变异系数方法，对地区差异的产业或部门构成进行分解；三是采用锡尔系数和广义熵系数，对地区差异的地理构成进行分解。
2.现代企业区位选择论。目的是进一步把握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差异，探讨其解决的办法。1977年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A.and Stiglitz.T.E.）在《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一文中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将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标志着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产生[5]。该理论从运输成本的降低及由此引起的聚集经济、规模经济、外部经济等角度探讨了企业的区位选择过程。许多经济学家由此沿着新经济地理理论开辟的路线，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研究现代企业的区位选择过程。
克鲁格曼（Krugman.Paul.R.）于1991年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6]。所以中心——边缘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克鲁格曼等人1999年又通过一个简单模型，探讨了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和一种生产要素的情况下产业聚集现象产生的原因，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贸易成本高时，两个产业同时存在于两个经济中，而在贸易成本低时，产业聚集的现象是可能的，并且也是必需的，甚至可能走上彻底的专业化道路[7]。瓦尔兹（Walz.U.）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产品创新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8]。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H.and Schmutzler.A.）通过模型，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external spill over and internal spill over）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以及对产业聚集的影响[9]。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着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马丁（Martin.L.）探讨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区位竞争使得一个区域对下面的企业更具有吸引力[10]。所以，参与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虽然获得的财政补贴较少，但却能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因此，在同一区域内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经济优势的增加而增加，从而在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形成地域产业簇群，使该区域走上一条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由此产生和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3.区域收敛和发放理论。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区域的内生增长和递增收益的角度研究区域之间的收敛与发散问题。主要的研究成果是：（1）贝克尔（Becker.G.）、墨菲（Murphy.K.）和塔莫拉（Tamura.R.）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论证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11]，他们在1990年共同发表的《人力资本、生育和经济增长》一文中认为，内生生育和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决定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收益率是其存量的递增函数。当人力资本丰裕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就高于生育小孩的收益率；而当人力资本稀缺时，人力资本收益率就低于生育小孩的收益率。对处于“马尔萨斯陷阱”（Malthusian Trap）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父母的最优选择就是专门投资于小孩的数量而不是对小孩作任何人力资本的投资，因而生育率较高，经济增长滞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具有不同的生育率和处于不同的均衡状态，因而区域差异扩大。（2）金（King.R.）和赖贝罗（Rebelo.S.）从政府作用的角度论证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12]。他开拓的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思路认为，政府的作用是解释持久而广泛的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率跨国差异的根源。政府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带来“增长奇迹”（growth miracles），也可以使一国滑入“马尔萨斯陷阱”。由于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低效的制度安排，因此经济增长率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会趋同。（3）史格斯罗姆（Segerstrom.P.）等人从产品创新的角度论证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13]。他们于1990年提出的南北贸易模式认为，由于为了实现预期贴现利润最大化，发达国家的厂商不断投入资源从事研究发展，由此推动了产品生命周期的延长，在北方和南方之间，贸易形式、贸易种类、技术转让状况也随之发生变化，经济增长也就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出现分野。因此产品创新的速度决定了区域间发展的差距。（4）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效应。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R.J.andSala.I.Martinl.X.）于1992年提出的“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观点认为，尽管国家现在的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就越快，但由于发展中国家没有长期增长的潜能，导致区域之间的差距趋向发散[14]而多瑞克与圭根（Dcurick and Ngugen）认为，收敛只会发生在最富裕的国家，特别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所以被人们称作“俱乐部收敛”（club convergence）效应。（5）布雷兹斯、克鲁格曼与齐登（Brezls.E.Krugman.P.and Tisddon.D.）提出了国际竞争的“蛙跳”增长模式[15]。在该模式中，他们认为，优势并不是绝对的，领先国家的地位并非永久不变，发展中国家通过有利的技术开发政策，把握住后发优势，完全有可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
总之，如果从内生增长或递增收益的角度探讨区域收敛或发散问题，这些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大多数是较悲观的。然而，新增长理论也为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更快经济增长开出了一剂良方。发展中国家应着力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如支持教育、刺激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贸易政策，以及避免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等。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四、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的启示
区域经济差异理论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理论总结，各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或多或少受了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的影响与指导。研究区域经济差异理论，对我国区域开发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不平衡发展是绝对的，均衡发展是相对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追求过分的均衡只能导致区域共同落后，而非均衡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往往有助于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应当更多地考虑效率，而不是平等。到了经济发展的成熟时期，区域经济差距的过分扩大又不利于经济整体目标的实现，因此，政府此时应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相对均衡协调发展。
2.区域经济差距往往表现为产业结构差距，区域经济失衡的根源在于产业结构失衡。对于如何矫正区域产业结构失衡，不同的区域经济差异理论有不同的答案。新古典区域均衡发展理论认为，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生产要素空间的优化配置，即最终要使各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趋于相同。发展经济学中的平衡发展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发展，必须通过政府大规模的投资，使各种工业部门都发展起来，从而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同或相近的产业结构水平。将该理论应用到区域经济中即是主张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发达地区之所以发达，因为它们具有比落后地区更高的产业结构水平，通过极化效应或回波效应，进一步强化或拉大这种产业结构差异，使欠发达地区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为了打破这种状态，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起飞必须从打破落后的产业结构水平开始，否则没有产业发展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新区位论论证、分析了地理产业聚集的重要性，一旦一个落后地区具有产业聚集的地理优势，那么它就具有后发优势或大冲刺优势，其内生的相互作用力将推动该区域的经济走上加速发展的快车道。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地区经济差距在于技术、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方面的差异。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基础建立在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优势上，其要素收益率递增，从而产生和拉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发展中国家要追赶发达国家，没有人力资本、技术和知识的积累，企图通过引进外资来发展传统产业，是注定要失败的。
3.在新的形势下，作为发展中大国，我们应当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西部地区来说，同样是如此。提升产业结构素质是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核心内容之一。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特点和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日益发展，使实施资源导向的传统工业化战略和依靠规模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模式难以为继。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发展思路，积极实施竞争优势导向的跨越式产业发展战略，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分工的积极因素、全面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企业策略行为和政府政策引导，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努力实现后发优势，实现“扬长避短”与“优胜劣汰”的有机结合，架构西部地区可持续的产业发展能力。其政策制定必须纳入一个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硬件基础设施、改革和完善发展的制度基础、加快技术创新、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等内容在内的多样化综合政策框架。由于西部地区总体上落后，其内部差异不亚于东西部差异，因此，在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防止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对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的一些地区来说，忽视传统产业的发展，一味追求“高、精、尖”产业；二是对经济、技术基础较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来说，由于传统产业暂时还能带来可观的利润，而忽视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因此，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既要不失时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又要注重对传统产业的发展，做好二者有机结合的大文章。
4.新增长理论要求重新把握我国新时期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在日前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过程中，各级政府不要随意“替民做主”，动辄“规划产业”，大搞特搞所谓“富民工程”、“示范基地”、“工业小区”，而应将自己正确定位。政府的作用是催化酶，政府是挑战者，它不是扶持某项产业，而是鼓励、逼迫他们创新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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