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画卷与时代精神——杜甫节令诗论析（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节令论文,时代精神论文,杜甫论文,画卷论文,风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风俗对艺术包括诗歌的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诗歌又表述与深化着风俗。丹纳曾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 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 ”（《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7 页）丹纳所说“时代的精神”或“风俗概况”是指某个时代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或精神状态。尽管此观点在其后不久就受到了批评，德国文论家、民俗学家格罗在《艺术的起源》中批评丹纳的观点只是“外表的优胜，实际并不清楚”，但是丹纳的片面性中包含了部分真理，即“民俗习惯”、“风俗情况”等，对艺术包括诗歌的产生、发展、繁荣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这对我们研究杜甫的节令诗很具启发性，反过来讲，杜诗中专门描写风俗的并不多，而往往是将风俗事项作为抒写怀抱的诗料，但于其诗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幅幅风俗画卷，并以此反映与深化他那个特殊岁月的“时代精神”。这里我们不是靠“设想”，而是靠对杜诗的具体分析来说话，探讨杜诗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的不同寻常的关系。
一、祛灾与祝福
中华民族多数节令都表现出驱除灾邪、祈求平安的主题，善于记历又善于记事的杜诗多有描写，如“逢迎少壮非吾道，况乃今朝更祓除。”（《清明》）和“欹倒衰年废，招寻令节同。薄衣临积水，吹面受和风。”（《上巳日徐司录休林园宴集》）都写古老的上巳日“祓禊”习俗。关于祓禊风俗之始有三说：一是在周，一在郑，一在后汉；事有春禊、秋禊之别。其地点：周郑禊于溱洧；汉祓于灞水，唐则主要在长安乐游园、渭水和灞水。《乐府诗集》卷80和《后汉书·礼议志》等于此有详考：周昭王溺于江汉，二女延娟、延娱同没。江汉人思之，至上巳日禊集祠间，以食品沉水。这大概是较早的起源。关于其他诸说，宋王杼《野客丛书》卷16有详细的说明：“上巳祓除事，说者多端。沈约宋《志》谓旧记有郭虞者，有三女，于三月三日俱亡，故俗忌此日，皆于东流水上，祈禳祓洁，挚虞引《续齐谐记》说‘徐肇有三女’云云，非郭虞也。蔡邕《章句》引‘暮春浴乎沂’，或者引韩诗：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于溱洧之上，祓除不祥。东皙引周公卜邑于洛，此礼已行。故《逸诗》曰‘羽觞随波’。则知上巳祓除，其来久矣。又《汉书》‘八月祓于灞上’，故刘桢赋：‘素秋二七，天汉指隅，人胥祓除，国子水嬉。’是又用七月十四日。因知汉人祓除，亦有在秋间者，不必春暮。自汉以前，上巳必三月三日，必取巳日，自魏以后，但用三月三日，不必巳也。”至唐，重春禊，也有记载，如《新唐书》卷83《太平公主传》：“始，主作观池乐游园，以为盛集。既败，赐宁、申、岐、薛四王，都人岁祓禊其地。”而且留下了大量的诗作来描述此“祓禊”之俗。此俗具有拨动着骚客文人心弦的如此魅力，是因为三月时令很不平凡，随着阳气上升，一些自然灾害和疾病随之而来，远在周代就有“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周礼·春官》）的记载，郑玄注之：“岁时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类，畔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即每逢此时，要去水边祭祀，并用浸泡了香草的水沐浴，认为这样可以祓除疾病与不祥。祓禊这种来自上古的礼仪，在汉以后有了很大变化，人们来到水边已不仅仅是举行沐浴祓禊的仪式，而是把它当作宴饮游玩的好时光，更免不了赋诗行令。达官贵人或文人墨客还把酒杯放到弯曲环绕的小水渠，让它随波泛流，流到谁的面前谁就取来喝掉杯中酒，称之“曲水流觞”。如王羲之《兰亭集序》记的就是他和朋友们三月三日水边宴饮的盛况。至唐，皇家与民间都重视祓禊日的活动，皇帝经常在这一天赐宴、赐钱给文武百官，并且官修游船画舫，以助游兴。唐人为配合游赏、宴饮等活动，还改造引进了《祓禊曲》、《回波乐》、《上巳乐》等曲子，此“回波”即是“曲水流觞”之意。《隋唐嘉话》、《本事诗》、《朝野佥载》、《乐府诗集》、《唐两京城坊考》等典籍都有记载，唐人诗赋如王勃、卢照邻等人的《三月曲水宴得烟字》、张籍《流杯渠》、徐凝《流杯亭》、韦处厚《渔杯渠》、姚合《泛觞泉》、陆瑰《曲水桮赋》等多有生动描述。只是身在飘零中衰老的杜甫来写此俗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重阳节也是一个祛灾祈福、充满温情和诗意的节日。其起源，没有明确记载，其故事的流传可以追溯到西汉。刘歆《西京杂记》记，戚夫人的侍儿贾佩兰嫁给扶风人段儒为妻，常谈起她在宫内时，每到九月九日，佩茱萸、吃蓬饵、饮菊花酒等习俗。而吴筠《续齐谐记》将其事叙述得更为明白，费长房谓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灾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日：‘此可代也。’”由此可知重阳节的主要活动有登高、佩插茱萸、饮菊花酒等，其原始用意在于驱邪避灾，后又演化出插菊枝、赏菊花、游赏、怀思的内涵，杜甫九日诗无一不切合此俗，如“缀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晚来高兴尽，摇荡菊花期。”（《九日曲江》）“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岑生多新诗，性亦嗜醇酎。采采黄金花，何因满衣袖。”（《九日寄岑参》）“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源。”（《九日》）“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莱萸子细看。”（《九日蓝田崔氏庄》）“缀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九日曲江》）杜诗这类诗中咏及陶渊明“采菊东篱”、“白衣送酒”的雅兴、趣谈且不论，菊能益寿延年、祛病去灾的自然属性，杜甫自有重视；茱萸的特性：“九月九日熟，味辛色赤，拆其房插头，可避邪气。”（《荆楚岁时记》）衰病中的杜甫也应该有比常人更深的体味吧。
中国传统节令中的祛灾功利往往与祈祥、祝福密不可分。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首先表现在元日习俗中，杜诗说：“飘零还柏酒，衰病只藜床。”（《元日示宗武》）此“柏酒”即是椒柏酒，元日饮此酒具有祝人长寿、祛病的功效。崔實《四民月令》说：“元日进椒柏酒。椒是玉树星精，服之令人却老。柏是仙药，能驻年却病。尊卑列次，以年少者为先，各饮毕，遂献尊长寿。”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说：“正月一日进椒柏酒。凡饮，次第从小起。”汉人以为“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轻却老，柏是仙药。”（《荆楚岁时记》）因此饮椒柏酒，预祝人们新一年身体健康。《晋书·列女传》记，刘臻之妻，曾于正旦献“椒花颂”祝节，词中“标美灵慈，爰采爰献。圣容映之，永寿于万。”其所以“从小起”，是因为过年对年轻人而言是增加一岁，所以先饮酒贺之，对老年人来说，是又少了一年，所以后饮酒。杜甫在“飘零”、“衰病”中、在不平凡的日子饮此酒，就更意味深长了。这一“从小起”的风俗又诱使杜甫写下了《又示宗武》一诗，这诗不是专训子的，还包含着长辈祝子孙富贵、聪明的习俗，只是表现不俗而已：“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试吟青玉案，莫羡紫罗囊。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二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觅句摊书，武已知学，为漂泊中的老杜带来了不小的安慰。“青玉案”，本为珍贵食器，出自《文选》卷二十九张平子《四愁诗四首》其四：“美人赠我锦绣缎，何以报之青玉案。”这里谓古诗，老杜诲其子“应须饱经术”，于此亦可见一斑。“紫罗囊”，一种纨裤子弟的服饰。《世说新语·假谲》记：“谢遏年少时，好着紫罗囊，垂覆手。太傅（谢安）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谢遏即是在淝水之战中大败苻坚的谢玄。老杜这里很巧妙地引用此典来诲其子。而后六句更以孔子弟子曾参与游夏相激励，嘱托只有饱经术、法先贤方可升堂入室，方能达贵，老杜屡用诲人典故，其用心显见，那祝子富贵、聪明的习俗亦不难窥知。元稹的《酬复言长庆四年元日郡斋感怀见寄》与杜甫此诗表达了同样的情怀：“富贵祝来何所遂，聪明鞭得转无机。休看稚子先拈酒，怅望平生旧采薇。”其“富贵祝来何所遂，聪明鞭得转无机”其下自注云：“祝富贵、鞭聪明皆正旦童稚俗法。”明确道出，这一风俗是侧重于童稚的：祝愿自己的孩子聪明、富贵，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特别是老子“飘零”、“衰病”，“怅望平生”、“艾发衰容”的当儿，在一年复始的元日作出这样的祝福，中国味也就特别浓了。
人日，俗称“人展”，又称“人胜节”，“人生节”，指农历正月初七。相传伏羲、女娲开天辟地之时即为元正，遂于正月初一造鸡司晨，初二造犬看门，初三初四造羊猪供食，初五初六造牛马犁地拉车，初七造人主宰六畜，于是这一天成了整个人类的“生日”。晋人董勋《问礼俗》说：“正月一日为鸡……七日为人。正旦画鸡于门，七日贴人于帐。”（《荆楚岁时记》注引）传为东方朔《占书》说：“七日人，晴明，民安，君臣和”，是占世道，若占谷物，“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阴则灾”。杜诗说：“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人日二首》其一）正是天宝离乱，四方云扰， 人物岁岁俱灾的现实的反映。这还嫌不足，诗人又写道：“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樽前柏叶休随酒，胜里金花巧耐寒。”（《人日二首》其二）柏叶休随，言元日已过。此中道出了皇家元日赐柏叶的习俗。朝会这天，天子必赐柏叶给亲近大臣，以示恩赐。柏叶，乃取其避鬼祛邪、祝人长寿意。例如，唐中宗景龙四年正朔，中宗赐柏叶给近臣，赵彦昭、李乂、武平一等都有应制诗，三诗分别是：“器乏雕梁器，材非构厦村。但将千载叶，常奉万年杯。”这里以“雕梁器”、“构厦材”衬托“柏叶”，突出其“千载”、“万年”的喻意。（赵《元日恩赐柏叶应制》）“劲节凌冬劲，芳心待岁芳。偏令人益寿，非止麝含香。”在道出“柏叶”“凌冬”特质的同时，突现“偏令人益寿”的象征内涵。（李乂《元日恩赐柏叶应制》）“绿叶迎春绿，寒枝历岁寒。愿持柏叶寿，长奉万年欢。”（武平一《奉和正朔赐群臣柏叶》）也是在抓住“柏叶”“历岁寒”特点的同时，以“柏叶寿”喻示“万年欢”。而“胜里金花”又展示了这样的风俗：“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缕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相遇。”（宗懔《荆楚岁时记》）杜公赡注云：“剪彩人者，人入新年形容改从新也。华胜起于晋代，见甲充李夫人《典戒》云：像瑞图金胜之形，又取像西王母戴胜也。”即所谓人胜是人形的饰物。“贴人于帐”是人日的标志性习俗。据新的研究发现，人日“剪纸和金箔人，则具有求子的目的。”（宋兆麟、李露露《中国古代节日文化》文物出版社1991版，第20页）而人胜的具体图式，如“抓髻娃娃”、“人日童子图”，“抓髻娃娃”等明显表示鸡人创世神话：莲、梅、桃形的“人胜”以莲喻女，表现莲生子，以梅、桃喻子，都是求子与生殖崇拜的象征，“金乌负日”人胜，表达创世意识，包括自然界的创世与生物的创世，并强调祈求生殖的意识。二者相合深化了人日创世神话的主题（参见常建华《中国古代人日、天穿、填仓诸节新说》，《民俗研究》1999年第2期）。 杜甫在兵荒马乱中展示此期望人丁兴旺的风俗，其苦心可见！
立春为四时之始终，标志着冬季的结束、春季的开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令，此日礼俗甚为丰富，杜甫的《立春》为我们展示了“吃春盘”的习俗：“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全盛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所云“春盘”，即取生菜、果品、饼、糖等，置于盘中为食，取迎新、迎春之意。皇帝于立春前一日以春盘并酒赐群臣；民间也有相互馈赠。《摭言》：“晋李鄂，立春日命以芦菔、芹菜为盘，相馈贶。”《四时宝镜》：“唐立春日食春饼、生菜，号春盘。”“生菜”、“青丝”都指韭菜。其所以言韭菜为“青丝”，得从这一风俗的源起找原因。从东汉开始就有皇家东郊迎春的礼俗，祭礼的对象是青帝（东方之帝、司春之神）及其助手勾芒。在迎春礼仪中参祭人员要穿青衣、戴青帻，所用礼曲在汉为《青曲》，在唐为《青郊迎神曲》，这样青就成了春天的象征，谓韭菜为“生菜”、“青丝”就暗示着春意。这与《十月一日》所记蒸裹焦糖盘相似。秦时以此日为岁首，当为佳节。蜀沿秦俗，以此节物相馈。“蒸裹如千室，焦糖幸一柈。兹辰南国重，旧俗自相欢。”便记夔州民俗。“幸一盘”，以满盘遗赠为幸。《齐民要术》：“蒸裹方七寸准，豉汁煮秫米、生姜、橘皮、胡芹、小蒜、盐，细切熬糁，膏油涂箬，十字裹之，糁在上，复以糁屈牖纂之。”“煮白餳，宜缓火，火急则焦气。”《四民月令》也记：“十月先冰冻，作京餳，煮暴饴。”（以上引文俱参仇注杜诗）杜甫在淳朴民俗的描写中表达出美好的祝愿。
七月七日，也称“七夕”、“双星节”、“巧节”、“女儿节”。不管其起源如何，它的涵义与活动方式，从现存文献中可以缕出脉络：“即由全民参与，由登高、曝衣、晒书、乞富、乞寿、乞子等活动，逐渐归一化为仅由妇女们穿针引线，向织女乞巧、向月亮祷祝，以此诉说她们的隐曲深哀。”（参见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起码，南北朝时期， 此俗已趋单一化，至唐虽没有大发展，然已变成名副其实的女儿节（同上）。杜甫的《牵牛织女》是他初至夔时亲见乞巧活动而作。虽以“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何必秋遂逢”否定了牛女相会之俗传，他还是将其所见之乞巧活动生动地记了下来。“称家随丰俭，白屋达公宫。”言贫富、朝野皆预，“膳夫玉鸣”言贵贱皆然。宗懔《荆楚岁时记》云：“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杜诗“竭力机杼中”和“敢昧织作功”是写穿针、机杼之巧。在男耕女织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机杼之巧也是女子必备的。“蛛丝小人态，曲缀瓜果中”是写蛛网乞巧。“曳月扬微风”和“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终”是写拜月乞巧。当然，这种乞巧活动不管多么认真，多么用心，总还是“秉心郁忡忡”，怀有愁怨。其所以如此，因为女子的乞巧直接关系到她们的最为切身的利益，与她们欲求将来婚姻之美满、家庭之幸福直接有关。正基于此，她们才向纺织能手织女乞巧，才向象征爱情忠贞、万古不渝的牛女双星拜伏祈祷。杜甫的“竭力机杼中”正可以看作对天下女子的祝福与勉励。
二、归情与乐心
杜甫的节令诗还表现出浓郁的归乡、思家之情及对安居乐业的渴望。如至德二载寒食时作于长安的《一百五日夜对月》，《杜臆》的题解甚为深透：“诗题不云寒食对月，而云一百五日，盖公以去年冬至弃妻出门，今纪其日，见其已久也。”本诗所云“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正表现对妻儿的思念之苦。寒食，因节日期间只吃冷食，又称“冷节”、“禁烟节”，而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寒食节俗经上古至魏晋始成熟。唐代寒食风俗活动俱备，朝野士庶都视为重要节令。寒食的来历不管与介子推有无关系，其禁火习俗则是普遍的、共同的。去冬至以百零四日，民间称为“私寒食”，一百零五日为“正寒食”，一百零六日为“小寒食”。这三天为法定禁火日。因此到“私寒食”，便“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沈佺期《寒食》）“处处无烟火，人家似暂空。”（许裳《奉天寒食书事》）这种禁火是约定俗成的，不用法定，不用人教的，所谓“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伍唐珪《寒食日献郡守》）“日日冒烟尘，忽忽禁火辰。”（薛逢《禁火》）当然，这种悲凉冷寂的基调有时会与人生的飘零连在一起更加浓悲凉的气氛，如杜甫《小寒食舟中作》：“云白山青万馀里，愁看直北是长安。”仇兆鳌评之：“兴己之飘零，伤己之淹泊。”这与上诗表达了同样的情怀。
八月十五又作中秋节，俗作八月半，因“十二度圆皆好看，其中圆极是中秋”“月到中秋分外圆”，故又称月节。中秋起源于何时文献上找不到答案。有人以为与“秋报”（祀土地神祈求丰收）有关，可能是“秋报”的遗俗。有人以为中秋节源于古代祭月之风。中秋节是太阳经过秋分点最近的一个满月日，在秋高气爽的夜晚最宜赏月，先人把这一天定为祭月的日子。家人团圆的习俗可能是后起的，却极受看重，所以我们审视杜甫的《八月十五夜月二首》（其一）就会更添几分怜意，因为人间盼望团圆，可是该团圆的时候却偏偏得不到团圆： 身在夔州如“转蓬”的杜甫，仰望“满目明镜”，顿起思乡之情，但“归心折大刀”，又归不得，只好在“水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的凄凉中眺瞻白兔，“直欲数秋毫”了。
中秋节不得团圆，守岁之夜怎样？《荆楚岁时记》云：“岁暮，家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这里的“宿岁”即守岁。《帝京岁时纪胜》云：“高烧银烛，畅饮松醪，坐以待旦，名曰守岁，以兆延年。”“酣饮”，《通俗编》卷三引《风土记》云：“除夜祭先竣事，长幼聚饮，祝颂而散。”唐人为此留下了大量的诗篇，杜甫《杜位宅守岁》：“守岁阿戎家，椒盘已颂花。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四十明朝过，飞腾暮景斜。谁能更拘束，烂醉是天涯。”又《除夜乐城逢张子容二首》其二：“续明催画烛，守岁接长筵。”也都能切合这些习俗，只是不能与家人与长幼“聚饮”、“酣饮”而为客他家。一年将尽，新岁将始，人之老矣，事业未就的悲愁油然而生，正道出了这种乡愁的普遍性，极易产生共鸣。因为除夕家人团圆自古以来就是以情境为中心的中国人最讲究的。
飘零中的杜甫在抒发归情的同时表达出对安居乐业的渴望，杜诗“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清明二首》其一）包含着多少期待！首句首先道出的是“改木迎新燧”（张说《奉和圣制寒食作应制》）的习俗。这是在小寒食日取榆柳木钻火赐近臣戚里的习俗，《岁时记》云：“唐于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顺阳气也。”唐人在承继原型风俗，如《论语阳货》：“旧縠既没，新縠既升，钻燧改火斯可已矣。”与民间尊仰介子推奉主而辞荣华相结合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内涵，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例如王起《钻燧改火赋》有这样的描述：“乾坤设兮，其仪有二：寒暑运兮，其序有四。圣人则天而顺气，故改火钻燧。大矣其功，博哉其利。智以济物，时以作事。”又说：“冠五行以斯用，审四时而是取。司方守赤，以备乎南北东西：利物济人，用配乎金木水土。……日月其逝，春秋相推。取舍有常，必假于人力。新旧迭用，无垂于天时。惟火之用， 其则有顺。 ”（《文苑英华》卷123）揭示了钻燧改火的三层意义：则天顺气、利物济人、 弃旧图新。也正是在这则天顺气、利物济人、弃旧图新的时候，杜甫无家可归，所谓“无家对寒食”，只能在“客船”上空想这种“惟新之恩”（武元衡《寒食谢赐新火及春衣表》）了。
不仅如此，杜甫面对着寒食、清明众游人的恣情欢乐：“著处繁华矜是日，长沙千人万人出。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齿膝。”“金镫下山红日晚，牙樯捩舵青楼远。”（《清明》）他在流露艳羡之情的同时，想到的是“弟侄虽存不得书，干戈未息苦离居”。此一“苦离居”既显出离居的根源与无奈又表达了团聚的渴望。可是，在家破人散、“此身飘泊无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的悲苦中，他还是想到了“蹴踘”“秋千”两种娱乐活动：“十年蹴踘将雏远，万里鞦韆习俗同。”（《清明二首》其二）这里荡秋千之俗无需多说，只辨一下蹴鞠之戏。此戏春秋战国时期已有，如《史记·苏秦列传》记：“临
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芋、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营六博、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以步打足踢为主。而击毬（或云打偓）则是乘马杖击，隋唐之际自西域传入的，如《封氏闻见记》卷6说：“太宗常御安福门， 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毬，比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臣街里打毬，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骋为之。以此思量，帝王举动岂宜容易，朕已焚此毬以自诫。’”此游戏以骑马杖击为主。然而唐人记载多将二者相混，如蔡孚《打毬篇》序说：“臣谨按，打毬者往之蹴鞠古戏也。黄帝所作兵势以练武士，知有材也。”便将外来的打毬与我国固有的蹴鞠相混。也有将打毬混为击鞠的，如《新五代史》卷13梁家人传载：“太祖（朱温）东归，留友伦宿卫，伺察昭宗所为，友伦击鞠，坠马死。”而《资治通鉴》卷243 《唐僖宗纪》载：“上好鞠毬，斗鸡，尤善击毬。”则是明确将二者分开了。不管怎样，都是以竞技、娱乐为主的。可是这些娱乐活动给“将雏远”的杜甫带来的只是“寂寂系舟双下泪”，因为这种娱乐已离他太远太远了。
三、唐特色宫俗
端午节的主要礼俗是“蓄兰沐浴”，故又称“浴兰会节”，本是民间驱除瘟疫的传统节日，自屈原于五月五日自沉汩罗后，又与纪念屈原挂上了钩。唐代此节主要习俗活动如赛龙舟、吃粽子、插艾蒿、饮艾叶酒、斗草、赐公服、赐金鱼、赐团扇、赐彩丝、荐衣扇、借裙襦、进龙镜、造百索等，对传统习俗有所发展，与日常生活都很切要。杜甫乾元元年五月端午在拾遗时所作的《端午日赐衣》就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赐衣习俗见证：“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自天题处湿，当暑著来清。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此“宫衣”为宫人所制之衣，也即所赐之衣。大历三年在荆州所作的《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又为我们留下了大臣进奉御衣的习俗，而且“麒麟图画鸿雁行，紫极出入黄金印”更道出了汉唐服饰之演变。其所云“金印”即是“金紫”，具有很长的演变历史。《后汉书·冯衍传》记冯衍感慨自己的生平时说自己“经历显位，怀金垂紫”。而韩偓《怀恩叙恳诗》“声名煌赫文章士，金紫雍容富贵身”。这两处的“金紫”都代表高官显室的服章，但两朝却不一样：汉代指金印和紫绶，唐代指金鱼袋与紫袍。汉唐史书中都有记载，如秦末项氏叔侄起义入会稽时，“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再如新莽末年，商人杜吴攻上渐台杀死王莽后，首先解去王的绶，而未割去他的头。可见王莽的绶比他的头还重要。汉代官员必有一印，一印必随有一绶。唐代服饰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和《新唐书·车服志》规定甚细，屡有变动，然而三品以上始终服紫，而且佩有相应的金鱼袋。鱼袋之制宋以后已湮没无闻，明清人已不识此物了。由于唐朝以前与以后的“金紫”变化如此之大，所以读书时不可不辨。
冬至节在中国非常受重视。这天，太阳在某个时刻经过冬至点黄道最南端，所以又称“南至”，如《左传·僖公五年》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冬至之日，日南极。”处于北半球的中国此日昼最短，夜最长。从此日起，昼夜的比例开始朝相反方向变化，所以又称“长至”，即冬至以后，日长一日。如《礼·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又《史记·律书》：“气始于冬至，周而复生。”即是阴阳、日月、万物向其对立面转化的契机。唐人对冬至日非常重视，无论是皇家还是民间。皇家主要表现在先早期，如杜诗《至日遣兴奉寄北省阁老两院故人二首》其二所记：“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玉几由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后“祀昊天于圜丘”（《唐会要》卷九上），其礼仪十分隆重又繁文缛节，如只所配乐章就有八首：《豫和》、《太和》、《肃和》、《雍和》、《寿和》、《舒和》、《凯安》。《豫和》即所谓的《祀圜丘乐章》（见《全唐诗》卷10）从贞观二年定下律令，经历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有唐一代终不衰歇。
腊日本是以祭祀、驱傩（驱逐疫鬼）为主的节日。唐人更讲实用，发展出如杜甫《腊日》诗所记朝廷赐“口脂”的特殊习俗：“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仇注引《景龙文馆记》说：“帝于苑中，召近赐腊，晚自北门入于内殿，赐食，加口脂腊脂。又《酉阳杂俎》：“腊日赐口脂腊脂，盛以碧缕牙筒。”又《太平御览》：“《卢公家范》，腊日上澡豆及头膏、面脂、口脂。”观仇氏所引，可知：唐代朝廷在腊日召近臣，赐口脂面药，即一种防口唇龟裂的油膏香药，并以精制的翠管银罂盛起来。
太岁日，是一个并不常见的节日，其具体来历已不清楚。太岁本来就是古天文学中假想的一颗星，与十二年一周天、将黄道分为十二等分、自西向东运行的岁星（木星）作相反运动的星，以每年太岁所在部分纪年，又配以十岁阳，六十干支纪年。杜甫此诗作于准备由夔州沿江而下时的大历三年正月初三，可知今年太岁日在正月初三，而且与太岁神禁忌相联系，从汉代起，数术家就认为太岁神所在方位及与之相反的方位，均不可兴造、移徙、嫁娶和远行。诗以《太岁日》为题，证明唐代尚有此俗，从“阊阖开黄道，衣冠拜紫宸”可以看出此日大臣们要进宫向皇帝贺岁，其目的主要还是为了消除不祥。杜甫作此诗时，只因离朝廷兴盛遥遥无期，故在异地回想起当年在朝中太岁日进宫时的荣幸，感叹良多：“病多犹是客，谋拙竞何人。”这诸多感慨恐惧与太岁日这一特定的不宜远行的节日习俗有关，因为此时的诗人正流滞夔江，行将老矣，而且“病多犹是客”。
中国帝王以生日为节，让普天同庆，据现有资料看，始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设置的“千秋节”（农历8月5日）， 那可真是“献寿成新俗，朝仪入旧章”了（李隆基《千秋节宴》）。每逢这天，全朝文武休假三日或二日或一日，“朝野同欢”。群臣奉上“万岁寿酒”，进贡大量物玩宝自不待说，《新唐书·礼乐志》还记载了上寿时的仪式，一般由侍中代表群臣跪奏：“秋千秋令节，臣等不胜上庆，谨上千万岁寿。”皇帝则举酒答道：“得卿等所献寿酒，与卿等内外同庆。”然后，皇帝按等级赏赐王公大臣金镜、缣彩、珠囊、绢帛、银器等，而且赐宴百官，让他们观赏歌舞百戏，酒酣之时，君臣们赋诗助兴。
杜诗“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罗袜红蕖艳，金羁白雪毛。舞阶衔寿酒，走索背秋毫。”（《千秋节有感二首》其二）所记内容极为丰富：御楼受贺，彩仗迎风，于是梨园奏乐，太真献桃，舞阶之白马衔酒前来，走索之宫人红蕖高露，可谓恣情尊贵之至。两诗所记有特色的活动一是赐金镜：“宝镜群臣得，金吾万国回”（其一）玄宗有《千秋节赐群臣镜》诗：“铸得千秋镜，光生百炼金。分将赐群后，遇象见清心。台上冰华沏，窗中月影临。更衔长寿带，留意感人深。”张说《奉和圣制千秋节宴应制》就是和玄宗上述之诗的：“高居帝坐出，夹道众官陈。朔杖洗清景，磬管迎秋旻。珠囊含珠落，金镜抱仙轮。”此诗一方面描写了玄宗接受朝拜的盛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道出了皇帝颁赐珠囊、金镜的宫庭习俗。二是舞马：“舞阶衔寿酒，走索背秋毫。”（其二）《明皇杂录补遗》记千秋节舞马事：“玄宗尝命教舞马，四百蹄各为左右，分为部，目为某家宠，某家娇，时塞外亦有养马来贡者，上俾之教习，无不曲尽其妙。因命衣以文绣，络以金银，饰其鬃鬣，间杂珠玉，其曲谓之《倾杯乐》者数十回，奋首鼓尾，纵横应节。又设三层板床，乘马而上，旋转如飞。或命壮士举一榻，马舞于榻上，乐工数人立左右前后，旨衣淡黄衫，文玉带，必求少年而姿貌美秀者。每千秋节，命舞于勤政楼下。其后上既幸蜀，舞马亦散在人间。”唐人留下了大量的歌咏舞马的诗章。如张说的《舞马千秋万岁乐府二首》、《舞马词六首》，或写“马舞”——包括马闻乐而舞，闻歌而舞，或写“蹀马”——马必定经过特殊训练，更能登榻而舞，群马应节，动容舞踏；或写“马伎”——设高榻，人引其马或人骑马而上，或人举榻承马；或写人马并舞于榻上，是为马伎蹀马。郑嵎《津阳门诗》有八句（略）描述“千秋节”舞马盛况极为精彩，其自注尤有资料价值：“上始以诞圣日为千秋节，……又设连榻，令马舞其上。马衣纨绮而被铃铎，骧首夺鬣，举趾翘尾，变态动容，旨中音律。”与杜诗所言同妙，杜甫的高明之处在于写出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家国之忧：“湘川新啼泪，秦树远楼台。”“衢尊不重饮，白首独余哀。”（其一）
丹纳说：“作品从属于时代精神与风俗。”（《艺术哲学》页32）杜甫所处唐代的“时代精神”是什么？昔日的浪漫乐观、自由开放、创造包容精神因安史之乱而让位于国破家亡、饥寒交迫、天涯飘泊，简言之就是悲剧时代与悲剧精神，而昔日继承发展起来的风俗的丰富性、开创性、兼容性并没有随战乱而消失，杜甫的节令诗是他所处“时代精神”与唐代风俗很好的写照，即“悲伤的时代，周围的人在精神上给他”的“只有悲伤的暗示”，他的经验常常“限于痛苦的感觉和感情”，并在“微妙的地方”“有所发现”（同上页37）。仅从节令诗而言，杜诗也足能担当得起“诗史”的。
（本文注释中凡未说明出处者均引自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