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文化语境的转换与中国文坛对意识流文学的译介与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流论文,语境论文,文坛论文,中国论文,社会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6425(2010)05-0049-07
中国现代文学从发生期开始就置身于世界文学的多元格局中。从林纾等大量译介西方文学作品开始，一个完全不同于旧文学的崭新世界呈现在国人眼前。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借由《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等刊物，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先后涌入中国。在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和文学理念中，正盛行于西方文坛的意识流文学，以其先锋姿态吸引了中国文学家的视线。中国文坛对意识流小说的介绍和研究开始于1920年代后期，而中国文坛的主流文学思潮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于意识流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形成了一系列有意味的“误读”。
一
作为意识流小说代表性作品之一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1922年2月刚一出版，便引起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注意。正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的徐志摩对《尤利西斯》给予由衷的称赞：“这部书恐怕非但是今年，也许是这一时期里的一部独一著作，……可厌的符号一起灭迹，也不分章句篇节，只有以大股清丽浩瀚的文章排傲而前，像一大匹白罗披泻，一大卷瀑布倒挂，丝毫不露痕迹，真大手笔。”[1]这一年的11月，《小说月报》主编沈雁冰在第13卷第11号的“海外文坛消息”中，及时向中国现代作家推介乔伊斯的这部新作。这大概是中国新文坛对西方意识流文学的最早介绍。
在1920年代后期，对意识流小说的介绍和研究开始展开，其中最为着力的是赵景深。1929年《文学周报》第8卷发表了赵景深翻译的John Cawathevs的论文《现代英美小说的趋势》，借助西人的研究成果，正式向中国文坛介绍西方正在盛行的意识流小说。现代英美小说的趋势是从客观向主观发展，代表作家就是乔伊斯和伍尔夫。1929年8月，赵景深的论文《二十年来的英国小说》发表在《小说月报》。这是中国现代学者向现代文坛介绍自己对意识流小说认知的最早论文之一。此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郑振铎撰写的《文学大纲》，第一次提到法国意识流代表作家普鲁斯特；而上海联合出版社在1929年出版了由冯次行翻译、日本人土居光知撰写的《詹姆士·朱士的〈尤利栖斯〉》。1930年12月，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张我军翻译、日本千叶龟雄等撰写的《现代世界文学大纲》，对意识流小说的艺术手法作了初浅的介绍。
这一时期对意识流小说的推介，尽管在理解的深度、视域的广度上大相径庭，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评价的方式。赵景深的《二十年来的英国小说》分析乔伊斯和伍尔夫的特色，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鲁斯特对乔伊斯影响巨大，而伍尔夫的创作则受到契诃夫和普鲁斯特的共同影响，二者的创作都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在承认其创作手法的复杂性之后，赵景深却又很快将其简单化：乔伊斯的作品“看起来虽没有头绪，其实他是想把心中的表现与过程如实地翻刻在纸上”，而伍尔夫把“人性和神性，意识和潜意识都混合了起来，用这种方法来显示人生”[2]。然而，比起那“一切技巧镕为一炉”的复杂性，赵景深对“如实地翻刻”和“显示人生”更有兴趣。这种兴趣在解读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理论文章《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夫人》时表露无遗：“此文大意谓写小说必须心理与周围并重，写一个人的个性也可以从别人或环境里暗示出来。班奈特是只知道创造人物的本身，而布朗夫人，小说的象征人物，却注意到人物的周围”。而伍尔夫的独特在于“她所写的人物并不限于个人，还注意到周围”。这样的解读可以说是与原文背道而驰。赵景深将伍尔夫反对现实主义只注重外在物质而忽视内心世界的主张彻底颠覆，“如实地翻刻”、关注与心理对应的“周围”最后达到“显示人生”的结论，这一切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对，“现实主义”。赵景深从“现实主义”出发，将意识流小说所着意表现的“意识之流”仅仅视为对“现实主义”表现内容的一种丰富。于是意识流小说变成了一种特殊的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达到“显示人生”的效果。在乔伊斯和伍尔夫之间，赵景深承认在文学史意义上，乔伊斯更为重要，但就小说本身而言，他更偏向伍尔夫。赵景深说：乔伊斯“把自己完全交付给潜意识的潮流”，使其最终只能是一个“神秘小说家”。而伍尔夫则“选择有力的最激动情感的地方来描写”，她的小说是“英文小说中最好的例证”[3]。结合赵景深将俄国现实主义大师契诃夫列入了伍尔夫的创作渊源这一观点来看，显然他所谓的“选择有力的最激动情感的地方来描写”，强调的是伍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尤其是早期小说中包含的既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因素。这才是他肯定伍尔夫的原因所在。
叶公超对伍尔夫的评价方式与赵景深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提出就“写实”而言，伍尔夫比一般现实主义作家更有发言权。因为“伍尔夫的技术完全是根据这种事实（作者注：指现代心理学所谓的人类的下意识活动）来的”[4]。
赵景深、叶公超对意识流的评价方式在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坛很有代表性，反映了这一时期的中国新文坛对现实主义思潮，对“写实”、对“为人生”的尊崇。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以来一直占据着文坛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更使得中国文坛在对意识流的评价和接受时，受到了极大的制约。1920年代后期的新文坛，“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仍然是文坛主流，浪漫主义文学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则刚刚开始萌生。进入1930年代，受到了国内外政治格局与社会关系变化的直接影响，左翼文学思潮渐趋上风。尽管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在创作中也有了确实的展现，但是中国文坛对现实主义的尊崇倾向也愈加明显。欧洲的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成为中国文坛翻译、推荐和学习的重点。框架更为狭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在慢慢成型，浪漫派与现代派逐步向现实主义归趋。因此，1930年代中期出现的对意识流文学的集中讨论，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深刻的时代痕迹。
二
进入1930年代中期，《现代》杂志成为推介意识流小说的主力。1934年9月1日，《现代》第5卷第5期刊登了由赵家璧翻译的Hughwa1 Pole撰写的《近代英国小说之趋势》。1934年11月，《现代》第5卷第6期出版了一个“美国文学专号”，刊登了叶灵凤的《作为短篇小说家的海明威》、赵家璧的《美国小说之成长》、凌昌言的《福尔克奈——一个新作风的尝试者》等。1935年2月，《现代》的主编施蛰存还撰写了短文《从亚伦坡到海明威》。这些文章虽然以美国近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但不约而同地都把乔伊斯作为对比分析的对象，并对意识流小说以及小说家的艺术和流变以及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影响加以讨论。其他比较突出的还有1934年4月《人世间》第2期登载的彭生荃的评价伍尔夫小说体传记《狒拉西》的书评《弗勒虚》；1935年5月6日的《申报·自由谈》第17版，刊登了周立波的《詹姆斯·乔易斯》以及发表在《杂文》第4号（1935年12月15日）的石凌鹤的论文《关于新心理写实主义小说》以及1936年8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出版的赵家璧撰写的《新传统——现代美国作家论》。
与此同时，意识流小说潮流迅速进入文学史著作。上海神州国光社于1931年出版的金石声编写的《欧洲文学史纲》，1934年8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由胡雪翻译、成濑清撰写的《世界文学小史》，还有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2月出版的金东雷撰写的《英国文学史纲》等文学史著作都将意识流小说潮流纳入视野，尽管整体而言对于意识流的论述显得粗浅而浮面，但对意识流这种新的小说形式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一时间，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福克纳等意识流小说家作为当代“最权威的小说家”，吸引了众多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研究者的眼光，以至于叶灵凤曾经不无夸张地慨叹道：“现代作家可说是没有一人不直接或间接受过乔伊斯的影响。”[5]
与意识流小说的推介和研究相比，对意识流小说家的作品和论著的翻译则显得薄弱：
1931年《新月》第4卷第1号刊登了叶公超翻译的伍尔夫的《墙上一点痕迹》。这是笔者目前所见意识流小说在中国的最早翻译。
1934年5月，《学文》第1卷第1期刊登了卞之琳翻译的伍尔夫的论文《论英国人读俄国小说》。
1934年3月，《文学》第2卷第3期发表了傅东华翻译的乔伊斯的《复本》。这大概是乔伊斯作品在中国的最早的译本。
1934年6月，《文艺月刊》第5卷第6号登载了胡琴子翻译的乔伊斯的《爱芬》。
1934年9月，《文艺月刊》第6卷第3号刊登了范存忠翻译的伍尔夫的《班奈特先生与布朗夫人》。
1934年11月，《现代》第5卷第6期“美国文学专号”刊登了福克纳短篇小说《伊莱》，翻译者名为江兼霞。
1935年1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石璞翻译的伍尔夫的《狒拉西》。
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卞之琳的翻译著作《西窗集》中选译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一段《史万家一边》以及乔伊斯的《爱芙伶》、伍尔夫的《在果园里》。
这一时期对意识流文学思潮的讨论，与192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一样，深受中国新文坛与生俱来的“现实主义情结”的影响。译介者在讨论其新奇的写作技巧以及风格之后，都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不同的是，1920年代的意识流评介常常把“下意识”列入“现实”之一种，认为意识流文学的重要贡献在于对“现实”的拓展。随着现实社会和政治环境的演变，中国文坛的“现实主义情结”越发鲜明起来。在确定了“现实”的社会性内涵之后，1930年代的意识流评介把“为人生”的写作目标放到了更高位置。基于这种情结，在众多意识流评介中，来自现代派的声音竟不约而同地将“现实性”、“社会性”等作为评判标准。
在《作为短篇小说家的海明威》中，叶灵凤认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对小说创作影响巨大，“他的风靡一时的精微的心理描写，将小说里主人公的一切动作都归到‘心’上，是对于19世纪以来，专讲故事和结构的所谓wel-madenovel的直接的反抗”。他认为，海明威的小说，从严格意义上讲，其“机构是出于乔伊斯的流派”。二者间的差异在于“乔伊斯是由思绪的积体来暗示一个人的行动，而海明威却是用琐碎的行动和整个的活动来暗示他的思绪”。叶灵凤认为海明威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小说也不专讲结构和故事，但是他们同时也不爱那晦涩平冷的心理分析，他们所要的只是动作。人是表现在动作上，而不是表现在思想上”。显然，最终决定了叶灵凤取舍的还是“现实世界”，是“谁更能展示现实世界”。
施蛰存的《从亚伦坡到海明威》比叶灵凤更为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取舍。他也认为海明威深受乔伊斯等人的影响，海明威小说中那些“虽说崭新，实则极旧”的技巧与爱伦坡、乔伊斯一脉相承，但海明威比前辈更胜一筹。海明威之所以能够写出“划分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的作品”，归根结底在于海明威与他们“到底有一个分别”，那就是“社会的”和“心理的”不同。即海明威创作的目的是“社会的”、态度是“现实的”，题材是“写实的”[6]。
来自左翼文学圈的旗帜鲜明的否定和批判之声在这一时期的意识流评介中也颇为响亮。1920年代后期的意识流评介中常见的那种充满迟疑和困惑的研读姿态，被左翼文学界那种略显武断和主观的彻底否定所取代。傅东华在他翻译的乔伊斯的小说《复本》的译者序言中，借西方研究者的评论含蓄地表达了对乔伊斯的不屑：虽然“代他辩护的人给他的解释是”，如实再现人类的下意识，“以期和人生得着更密切的接近”，但是“如Gerald Gould在《英国小说论》里所说”，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简直是字纸篓”。最后，傅东华解释自己翻译这部作品的原因，不过是“聊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罢了”[7]。乔伊斯作品的最早译本竟然是以这种方式进入读者视线，让人感慨万千。刚刚加入左联的周立波对乔伊斯基本持否定态度，其论点与当时苏联文艺批评界对英国文学史论述如出一辙。他比较客观地介绍了乔伊斯的生活道路及其创作的流变与发展，然后明确地否定了其作品的社会价值：“他的‘潜意识的实现’和‘内在独白’的方法……是与文学应当有新鲜的内容和崇高的目的相违反的”[8]。左翼剧作家石凌鹤在《关于新心理写实主义小说》一文中用明显的阶级划分来评论意识流小说。他批评说，正因为“内心独白正表示着没落阶级的作家们对于内容空虚的小说作品在形式上加厚粉饰的作用”，所以“在形式上它虽然使传统的写实主义深刻化，但实际上却舍弃了写实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观念形态”，于是便“对于现实不能保持正当的客观态度，不能将客观的真实正确的在艺术上表现出来”，相反只是“企图在个人内心领域里颓废的强化，显示着没落过程中热病的奇矫而已”[9]。
叶灵凤曾经感叹说：“普鲁斯特是现代作家中被谈得最多而读得最少的人。”[10]这一方面反映了西方意识流小说家在中国文坛近乎家喻户晓的程度。意识流文学传入中国不久，就进入了大学讲堂。据萧乾回忆，1929年杨振声就曾在燕京大学的“现代文学”课上谈到乔伊斯，美国教授包贵思的“英国小说”课上，也将乔伊斯列入课程内容[11]。此外，国立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6-1937年度的课程也将伍尔夫与乔伊斯纳入。这一情况充分说明了其在中国文学界和文学研究界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中国现代作家对于意识流作品又是陌生的。这二者之间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之时，求新求变成为国人探索民族振兴道路的基本思路。中国文学界迫切期待着了解世界文学、参与世界文学活动，因此，此时正兴盛于西方文坛的意识流小说引起中国文坛的关注是自然而然的。然而，作为西方工业文明高速发展后的社会意识变迁的产物，意识流小说所包含的哲学和社会学内容无法被正处在前现代时期的中国社会所理解，同样也无法为正在寻求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文学界指出方向。二者的错位必然导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出现这种似热非热的状况。
三
从“七·七”事变之后的全民抗战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在面向世界革命文学思潮时，更加突出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与之相适应，马列主义文艺思想与苏联文学构成了译介的主体。
在抗战初期，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抗战文艺运动中，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比较冷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文坛生态开始复苏，文学译介活动日渐活跃，马列文论与苏联文学得到了比较系统的译介，与时代氛围大相径庭的意识流文学的译介也在夹缝中艰难进行着。上海沦陷区的《西洋文学》杂志与陪都重庆的《时与潮文艺》杂志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译介的重要阵地。1940年10月，《西洋文学》第2期刊登了吴兴华的两篇书评：《乔易士研究》（H·S·Gorman著）和《菲尼根的醒来》。1941年3月，《西洋文学》第7期出版了“乔路易士特辑”，包括宋悌芬翻译的《乔伊斯诗选》、郭蕊翻译的《一件惨事》、吴兴华翻译的《友律色斯插话三节》以及张芝联翻译的美国批评家Edmund·Wilson撰写的《乔易士论》。而据“乔路易士特辑”的《编者的话》，伍尔夫特辑也在被列入编辑计划[12]。创刊于1943年3月15日的《时与潮文艺》在其创刊号的《艺文情报》中刊登伍尔夫的逝世消息。文章对伍尔夫的评价非常之高，称其为“英国当代最伟大之女小说家”[13]。半年之后，《时与潮文艺》的2卷1期又刊登了两篇具体介绍伍尔夫的文章：谢庆垚的《英国女小说家伍尔夫夫人》和吴景荣的《伍尔夫夫人的〈岁月〉》。此外，1943年9月，《中原》第1卷第2期刊登了冯亦代翻译的伍尔夫的文论《论英国现代小说——“材料主义”的倾向及其前途》，半年后出版的《中原》第1卷第3期又登载了冯亦代翻译的雷蒙·莫蒂美的《伍尔夫论》等。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意识流译介相比，1940年代初期的意识流译介开始回归到文学本身。吴兴华对于乔伊斯的评价几乎都在小说艺术范畴之内。他细致分析了《菲尼根的醒来》的片段，盛赞乔伊斯的小说文字优美，极富音乐性，“除了乔氏自己特殊的文字，其他哪种文字能产生这样的效果？”除了在语言上所具有的特质之外，乔伊斯对时间的把握也令吴兴华赞赏不已，认为乔伊斯对“时间”调动之大胆，“是其他作家所万不敢尝试的”。而乔伊斯小说曾经备受诟病的晦涩在吴兴华眼中却呈现出另一种阅读快感：“乔氏的文字虽难，是值得我们用心研究的。他是苦思及劳作加上绝顶的天才的产生品。有许多他造出来的字我们敢说将来准会变成英语的一部分的。”[14]谢庆垚与吴景荣的评价同样如此。谢庆走对意识流艺术极为推崇，认为“它替小说技术疆界开辟了新大陆”：“小说——描写人生的艺术——应用‘意识之流法’去写……唯有用是，注写小说方能使读者体会到活的生命”[15]。吴景荣强调了伍尔夫所主张的“内在真实”的合理性，在他看来，“潜意识”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现实，挖掘人类的潜意识更不仅仅是对外在现实的丰富和补充，而且是“探求真理的埋藏所在”[16]。
进入1940年代后期，意识流小说再次吸引了中国文学界的视线。萧乾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包括《小说艺术的止境》、《詹姆斯的四杰作——兼论心理小说之短长》、《詹姆斯掌故录》、《小说家的技巧小论》、《〈焦点〉与〈黑碉〉》、《伍尔夫夫人》等，对意识流小说展开深入探讨。“京派”的后起之秀汪曾祺的论文《短篇小说的本质》更是在向伍尔夫的致敬中阐述了自己对短篇小说的认识。此外，1946年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李儒勉翻译、J.B.Priestley著的《英国小说概论》。1946年，《文讯》第6卷第11号刊登了白桦翻译的罗曼·罗兰的文章《伍尔夫传》。商务印书馆于1946年12月出版了吴达元编著的《法国文学史》。1947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柳无忌、曹鸿昭翻译、英国莫狄·勒樊脱著述的《英国文学史》。由上海大东书局于1948年出版的柳无忌的著作《西洋文学的研究》对意识流小说艺术给予详细解析。1948年10月1日，《文潮月刊》第5卷第6期登载了陈尧光的《伍尔夫夫人》。对于意识流作品的翻译仍然零落，而且主要集中在伍尔夫身上，包括：1945年11月，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谢庆垚翻译的伍尔夫的《到灯塔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在1947年6月出版的王还翻译的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1948年4月，北平文谭会出版的燕之的翻译著作《老女之面包及其他》，其中收入了乔伊斯的《叶妃玲》。
在萧乾对谢庆垚翻译的伍尔夫夫人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到灯塔去》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1940年代后期的意识流小说译介更进一步向文学艺术本身回归这一趋向。谢庆垚翻译的伍尔夫的《到灯塔去》是“中英文化协会文艺丛书”之一，在译本封面清楚地注明“谢庆垚译述”。萧乾认为伍尔夫夫人是英国当代作家中最值得介绍的一位，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其小说中包含的强烈的实验精神，在艺术风格上表现为技巧纯熟，感觉深邃，文字优美。然而，谢庆垚的译本只是“述其大意”而“根本未去领略、传达原作精神”，结果完全违背了“原著的艺术风格”[17]。这样的翻译对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而言也许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对于意识流小说则会产生致命的伤害。对于现代派文学来说，艺术表达的特色与内容的传达息息相关，因此，展现作品的艺术风格远比叙述故事情节重要。有趣的是，尽管译本确实存在着“违背原著艺术风格”的缺点，但是在《到灯塔去》的“译者序”中，谢庆垚反复强调了伍尔夫意识流小说艺术的独特性。他说：“欣赏她的作品，就同欣赏美术一样。如果你的兴趣偏于古典派或写实，那你当然不会爱好她的作品。假如你对蒙奈(Claude Monet)或苏拉(Seurat)的绘画发生兴趣，那你也许就会爱好伍尔夫的小说。”他细致分析了伍尔夫小说“连续意识”的技巧和“透视力”，并将意识流的文学史地位无限拔高，得出了在意识流这一“新浪潮的澎湃中，小说界的未来发展是未可限量”这样超乎寻常的结论。
在1940年代后期的意识流小说译介中，萧乾最为引人注目。1939年—1944年，萧乾曾先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授课，后入剑桥大学攻读研究生，英国心理小说正是他的研究课题，乔伊斯、伍尔夫、亨利詹姆斯、福斯特等意识流小说家的作品都曾出现在他的书桌上；1945年归国前夕，萧乾还曾在乔伊斯的墓前追思、凭吊。在意识流的故乡阅读原文、直面作家，使得萧乾与之前的译介者和评论者有着显著的不同：他对意识流小说具有整体的把握，同时也具有更为开放的视野。首先，从小说艺术的角度上说，他强调意识流小说的“勇敢的试验性”：伍尔夫的小说“篇篇是不同的实验”，乔伊斯试验的脚步走得更远。“小说艺术要进步，小说家必须变成有意识的作家”，萧乾认为正是这种“勇敢的试验性”推动了小说艺术的发展。萧乾敏感地意识到了意识流小说在小说写作技巧上的跨时代意义，肯定了意识流小说艺术在小说史上的重要意义：“自有小说写作以来，从没有比过去三十年更注重技巧的了”[18]。意识流对于小说写作最大的贡献在于它捕捉了生活在人们心灵上的投影，通过内心探索实现了“小说史上空前的统一和深度”[19]。因此，在从剑桥寄给胡适的明信片里，萧乾大胆断言道：“这本书如有人译出，对我国创作技巧势必大有影响，惜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20]其次，从其现实性来看，萧乾意识到这一新的小说创作思潮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工业革命以及后工业时代旧伦理体系的崩溃与时间焦虑、现代孤独感的产生、商品经济的重压下的“通俗”与“严肃”之争、现代哲学与心理学的发展，还有非洲原始艺术的发现等等。这种认识使得萧乾能够跳出既有的思维定势，保持客观立场，历史地看待其价值和意义。萧乾回忆自己1940年代在英国研究意识流小说时的心境时说：“我心里也一直很明确，这不是中国作家要走的路。我们还太穷、太落后，搞不起象牙之塔。我们的小说需要更贴近社会、更贴近人生。可同时又觉得在中国从事文学写作或研究的人，应该知道西方有这么一本书，了解它的艺术意图和写法。”[21]换句话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并不是小说创作的唯一标准，只不过在目前中国社会状态下这类小说更能令人接受。这种将艺术历史化的研究态度，显示出一种横向的思想的开放性和纵向的历史的客观性的结合，可以说远远超越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诸多译介者。
萧乾对意识流小说的评介是在对意识流的反思中进行的，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反思更多的还是在小说艺术层面进行的。在萧乾看来，意识流存在着两个主要的缺点：其一，尽管意识流小说在表现人生的深度上是一次飞跃，但在表现人生的广度上，可谓是“交了白卷”。意识流小说把积累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对于表现生活的各种印象视为生活的真实，其结果便是“褫夺了小说中的人生丰富知识，一个个人物都仰了惨白的脸，对月自语”[22]。当小说完全集中到人物心理时，小说也就脱离了血肉的人生。其二，小说在表现力以及对读者的感染力方面大打折扣。从纯粹个人反映的角度写人物对于生活的主观印象，“使我们通过某人物去看他所要我们看到的事物”[23]。然而“把观点缩成一对眼睛，易于写肃杀孤寂的秋意，却难以描绘万物的蓬勃”。萧乾批评这类小说中除了作为主要视角的主人公外，其他人物以及整个生活状态都“朦胧如远景”，无法“形出扶疏或丰翠的印象”[24]。由此，萧乾总结道：“在一个生活经验少（如伍夫人），或行动不方便（如普鲁斯特），心理小说是一条路，但对于一个充满了生活经验，而且性情好动的人，作品里尽量加进心理成分还是比专写心理小说更为适宜。”[25]
1940年代后期，中国文坛对意识流小说的引介还包含着更深沉的期待：将以意识流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派文学看作是世界文学发展的趋势，是文学进步的标志，因而充满了迎头赶上的冲动和渴望。1945年任教于西南联大的卞之琳组织学生翻译六种英文小说[26]。尽管卞之琳说自己的目的是要“藉此在国内翻译界多少树立一点严正的标准与风气”[27]，但他为各译本所作的序言却表明了他的目标在于要为中国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参考，促进小说表现方法的“多样性”[28]。当整个世界战火纷飞之时，萧乾正在剑桥皇家学院的书房里，研究着《尤利西斯》。萧乾回忆说：“当时一边读得十分吃力，一边可又在想，不管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它总是本世纪人类在文学创作上的一宗奇迹”[29]。他进一步对中国的小说创作提出新的希望，鼓励中国的小说家们大胆地借鉴西方小说创作的经验，创作心理小说，“探索一下新领域”[30]。
萧乾在《小说艺术的止境》中指出：“横在我们眼前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晚近三十年来，在英美被捧为文学杰作的小说中，泰半是以诗的形式，以心理透视为内容的试验作品。”萧乾认为这种文学试验活动的兴盛正体现出艺术的进步和发展，体现出一个时代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慨叹道，对于“杌陧不安”的中国来说，这一切是无法想象的[31]。他接着号召道：“中国不妨有人试写纯心理小说，应该有人（性格和文学观点相近的）碰碰这硬钉子，为同行探索一下新领域，正如中国应该有人研究原子，探险喜马拉雅极峰和试验起死回生术一样。有气度，真正关心中国小说前途的批评家，可以严格地检查试验者的成绩，却不必去挫折他们的勇气，阻挠他们的尝试。”[33]萧乾等前辈文人在意识流文学译介中传达出的对于文学试验的鼓励和支持，在青年文人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书评《从封面的素描像谈起——读萧乾先生的〈珍珠米〉》中，毕基初明确表达了“探索新领域”的愿望，他说：
也许我们中国人不适合写心理小说，但问题不在是否适合我们，而是“横在我们眼前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晚近三十年来，在英关被捧为文学杰作的小说中，泰半是以诗的形式，以心理透视为内容的试验作品”，我们没有理由遮住自己的眼，坚持自己的传统，既不认识也不接受新的空气和血液[33]。
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的变更，意识流文学的译介陷入低谷。从英伦回国的萧乾不无惊讶地说道：“1949年来到北京，没过多久就发现，意识流小说可万万提不得。”[34]外国文学的译介出现一边倒的局面，苏联文学是主流，至于西方文学基本上只介绍那些揭露资本主义丑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苏联文学研究界对意识流的评价成为中国意识流评介的主要参考。直到新时期的到来，意识流文学才终于得以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
［收稿日期］2009-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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