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改革镜诠
刘建涛，艾志强
(辽宁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摘 要： 较之“革命”，改革是在生存条件范围内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深层的改革本质上也是一场社会革命。改革与自我变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变革的自我是复数的现实个人，即从事感性的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和力量之源。同时改革又是历史必然性和伟大斗争性的统一，改革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必然，而且也是一场伟大的斗争。
关键词： 改革；感性活动；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斗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1]35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既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又涉及到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因此，改革是指全方位的改革，由于改革的复杂性、系统性、协调性，要求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统揽各方、有序推进。
1.6 上斜肌减弱延长术手术 所有患者均术前被告知手术风险，由本人或监护人签署手术同意书。4例儿童患者在全身麻醉下手术，1例成人患者在局部麻醉+监护麻醉下接受手术。所有手术均由同一医生完成。术中先行上斜肌牵拉试验显示阳性。作术眼颞上方球结膜Parks结膜切口，打开球结膜和Tenon氏囊，暴露颞上象限术野，钩取上直肌，分离节制韧带及肌间膜，沿上直肌向外缘向后，紧贴巩膜前进，勾取上斜肌，将上斜肌同肌鞘分离后用两根5-0不可吸收线线将上斜肌延长4-10mm。
一、改革本质上是一场社会革命
马克思认为，社会革命在内涵、性质等方面迥异于改革，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是用新的社会制度替代旧的社会制度的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生活方式、生存条件的根本改变。譬如从封建主义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场社会革命，因为人的生活方式变了，在封建社会生存的条件是土地，土地是人与人联系的核心纽带，谁占有土地谁就占有统治的感性力量。但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把人联系在一起的核心要素不再是土地，而是资本，土地降为资本增值的一种手段，因此，马克思指出：“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2]49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它不仅统治着物质生产过程，而且也统治着人与人之间的感性交往。因此，从土地到资本的转变是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条件的根本转变，这是一场社会革命。由于对土地私有权的占有也是一种统治人的力量，是对抗性的，马克思称这种对抗性的力量为物质力量，因此，要从土地转变到资本必须运用暴力的手段。因为土地私有权是一种对抗性的力量，只能用另一种对抗性的力量来消灭它，而资本恰恰就是另一种对抗性的力量。正因为如此，社会革命不是青年黑格尔派所宣称的靠观念的批判就能实现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3]11而物质的力量是被一定的阶级所利用的，因而社会革命一定会通过政治革命来实现，核心就是夺取国家政权。但并不是任何政治革命都可以称之为社会革命，倘若政治革命没有带来人的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则只能称之为政治权力的转移。比如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其中朝代更替不断，但它没有带来人的生存条件的根本改变，仍然在土地私有权的范围内，因此这不能称为社会革命，只是政治权力在不同朝代之间的转移。而这种转移的根源就在于以土地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封建等级制权力结构吸取社会剩余劳动的周期性波动。
改革不同于社会革命，它不是人的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而是在社会制度代表的社会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的自我调整和完善，是不同于社会革命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又一重要动力。古今中外，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尤其如此，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4]改革能够有力地打破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等障碍，促进社会生活的自我批判，从而为发展注入新活力、新动能。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恩格斯在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601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更是一场伟大的改革，因为它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深层的触动和调整，涉及的深度、广度、力度、层次、领域都是前所未有的，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都被纳入到改革的轨道，对我国的发展战略方向有重大的影响。我国正是从不断改革中释放发展的不竭动力，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改革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人最鲜明的精神标识。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虽不是生存条件的根本变革，但它从根本上改革了旧的经济体制，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极大地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对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判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6]1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的改革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矛盾、新的条件、新的挑战，改革触及的利益之深、范围之广、难度之大世所罕见，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与上通下达的强大的执行力。面对新时代改革的复杂性、繁重性、艰巨性，习近平重申了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重大判断：“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7]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截至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82.7万亿元，且从1978年至2018年这4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5%，比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增长多出6.6%左右，赢得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优势。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改革迈入了新起点，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与时俱进性决定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高质量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更加需要改革，更加需要通过改革释放、解放生产力。
二、改革与自我变革的统一
生产力的发展一定会导致它在其中运行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的变革与发展，它的根据在哪里？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在人与人的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对自然的占有、改造，而生产关系就是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若生产力发展了，它在其中运行的社会形式也必然要发展，否则生产力创造的财富就难以保存，更不用谈财富的发展和增值了。马克思以封建社会末期第三等级即商人为例进行了说明，商人在行会制度、各种特权下利用国内和海外贸易积累起来大量的超出生存需要的货币财富(这是生产力的具体表现)，建立了殖民地，并从这种动产的积累中产生了用货币战胜土地的历史愿望，即产生了第三等级的新的感性意识。正是这种新的感性意识使得商人意识到生产力在其中运动的社会形式，即封建生产关系及其政治代表对于他们的个性与发展来说是一种束缚、偶然。因此，代表未来社会原则的奔向动产自由的新的感性意识一定会把商人锻炼为资产阶级，一定会推翻封建的生产关系，进而去建立适合资本增值的生产关系及其政治制度，否则他们创造的财富，即发展了的生产力就会停滞不前，财富也会很快消失。但当生产力没有发展到彻底改变生产关系性质，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全方位深层变革的时候，原先的生产关系的形式也要随之改变，而这只有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进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就属于这一类。因此，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也一定要随之改变，但这种生产关系的改变必须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在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内的改变，而不是要彻底改变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点是不可更改的，否则社会主义的性质就变了，这不是我们改革的初衷。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1]。
基于以上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如何调整生产关系就有了明确而清醒的认识。生产关系是复数，在一个社会当中绝不会只存在一种生产关系，比如我们国家既存在公有制的生产关系，也存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还有外资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生产关系。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称之为经济结构，这种经济结构同时就是物质利益结构。因此，对生产关系、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这种文明的果实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形式中发展并取得的。公有制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有两种，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它们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具体的实现形式，因此，切近地说我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取得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存在着问题，并且日益明显，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政府权力和资本高度融合的形式中发展的，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并且还形成了种种的既得利益集团干扰经济生活秩序，这必然会导致市场活力的衰减和资金的外逃。因此，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就必须改变这种政府权力+资本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式，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压缩政府权力，下放不必要的政府审批权等各种权项，释放市场空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而这恰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之一。其实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通过不断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如图1、图2、图3所示。
革命、改革、自我变革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3]567-568交往形式是生产关系的存在论表述，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同一活动的不同方面，即感性活动的不同表达，感性活动自然性的一面是生产力、社会性的一面是生产关系。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绝不是两个独立的不相干的实体，没有纯粹的脱离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没有纯粹的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两者本是一体性的存在，犹如硬币的正反面。生产力创造的财富以生产关系的社会形式予以保存，因此，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是生产力的实现方式。两者都是感性活动的产物，都是人的感性存在，都是感性的自然界。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命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3]532只不过感性活动的一方面决定另一个方面，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感性活动真正揭示了生产的存在论内涵，即生产是生产人的感性存在的力量，不断地把人的感性存在重新再生产出来。
因此，从哲学的严格意义上说，动物、植物乃至自然界是无历史的。历史只属于人，人领会着命运，而在感性活动中生长出的对命运的领会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发展。正因为人类的命运自身，所以我们不能把发展的前后阶段、改革开放的前后30年对立起来，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或者以后30年否定前30年。这种错误的认识就在于不懂得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感性活动(实践)的历史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命运。改革前为改革后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制度基础、工业基础等，并为后面的改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而后来的改革正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的继承、坚持与深化，二者是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本质上都属于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既有理论上的迷雾，也有政治上的企图，因此，必须坚定地予以澄明。习近平深刻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10]因此，深入理解改革和自我变革的一致性、深入理解感性活动(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同步协调地推进改革和自我变革，以自我变革的精神、勇气、力量推动旨在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改革。
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与伟大斗争性的统一
作为自我变革的人不是黑格尔讲的作为纯粹精神的人，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讲的抽象的生物性的人，而是复数的现实的个人，即从事感性的实践活动的人民群众。因此，人民群众是历史实践的主体，是社会改革的主体和力量之源。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深刻地写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287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福祉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试金石和评判标准。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4]既然社会改革与人的自我变革具有一致性，那么，作为推动改革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也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和一致性，而不是前后相互否定，否则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沼。由于感性活动(实践)的历史性，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社会，社会和人总是处于历史性的统一中。这样一来前人实践活动的结果，譬如环境、资金、生产力、制度、文化等就规定了后一代人实践活动的条件、前提，他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这是一种客观的既得力量。但同时这一代人又在前人活动的结果中改变着这种结果，改变着社会环境和人。因此，这一代人又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改变了前人活动结果的环境，而这种环境又规定了他们下一代的活动条件，这就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历史性，在“受业”的同时又在“造业”。对此，马克思有着深刻洞察，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3]540
当然压缩政府权力不是放任市场不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但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而是要突出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强化国家的宏观调控，导控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是由于生产关系是物质利益关系，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对生产关系的调整不能仅仅依靠观念的批判与进步，不仅要触及灵魂，更要切实阻断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突破地方保护主义、激化冲突的垄断的既得利益藩篱，完善相关法律等。习近平对此有着明确而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15]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经济总量、发展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但这些社会财富要得到保存、发展就必须变革它在其中运行的社会形式，即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完善，否则我国这么多年的改革成果很可能会丧失掉，正如马克思在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的：“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12]由于这一事实就形成了人们的历史联系，形成了人类历史。因此，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观察和分析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时候，绝不仅仅是站在道德、伦理的立场上，而是要看到一个民族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洞察到这个民族发展的命运。中国的改革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的活力之源就在于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必将在改革中完善、发展、壮大，熠熠生辉。
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同时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与人的自我变革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一方面，社会决定人，社会的环境、制度、风俗决定了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又是通过人来实现的，即人也改变了社会。人与社会相互决定的循环悖论其实蕴含着伟大的革命性思想，这里的人与社会应理解为动词而不是名词，人意为人的活动，社会意为人的感性交往，而人的活动就是人的感性交往，它一定会导致社会的改变和人的自我变革，这样人的活动与社会的改变就统一了起来，两者统一于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下文的感性活动和实践是在同等意义上的互用)，是实践不同方面的表达。这就是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即“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3]502的基本洞见。马克思对于社会革命、改革与自我变革的这种基于实践基础上的一致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3]500“一致”就是指同一件事情，环境的改变即社会关系、制度的改革同时就是人的感性活动(实践)的变革，而感性活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人的自我变革，感性活动一方面表示人的不断的自我变革，同时也表达着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变。因此，人的感性活动而不是观念改变着社会环境。观念是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不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不能把先导当成根本原因，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但观念可以使我们领会到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即实践，从而促使社会生活进行自觉的自我批判，给本在自我批判的社会以意义和方向。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意识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认清世界本身的意识，使它从迷梦中惊醒过来，向它说明它的行动的意义。”[8]418
但是生产力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发展的根据在哪里？发展的根据在于人是时间性的存在。生产发展的必然性在于劳动积累的必然性，劳动的积累一方面是生活资料的积累，这在当下就被消费掉了，另一方面是生产资料的积累，这在当下是消费不掉的，生产资料要不断地被积累起来。那么生产资料积累的根据又在哪里？倘若一个人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为生存忙碌奔波，比如一天工作11个小时，除了生理的睡眠时间，没有自己自由处置的自由时间，马克思认为这样的人连牲畜都不如。面对这样的生活，人会感到孤独、无聊、生命无意义，当人领会到生命的这种虚无的同时就意味着人也领会到了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人需要自由时间、闲暇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各方面的能力。海德格尔专门写了一部《存在与时间》，去探讨人怎样作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因此，要获得自由的闲暇时间就必须缩短为生产生活资料所需要的时间，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积累生产资料，因而生产资料的积累在历史的发展中占据优先地位。而生产资料的积累及其效率又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只有这样才能缩短生产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为人类提供日益增多的自由的闲暇时间，去发展自己多方面的能力。归根到底生产力一定要发展的依据就在于人是时间性的存在，时间同时就是人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是否有时间来实现合乎人性的发展，就取决于时间。”[3]270
但是生产关系怎么调整？是靠观念的批判与进步吗？为此我们必须厘清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区别。一些学者往往把经济关系等同于生产关系，他们自以为是在讨论生产关系，其实他们讨论的都是经济关系。在生产关系中活动的全都是非理性的物质生活关系，即都是物质利益关系。马克思之所以研究哲学，最初的动因也是碰到了物质利益的问题，“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最初将矛头指向哲学，这是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使然。”[13]并且这种物质利益关系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都是具有对抗性的。如果把这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给予概念、范畴的规定，那么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就变成了清洗掉任何感性内容的经济范畴，讨论经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是在讨论经济关系。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当中明确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3]602因此，经济范畴、经济关系掩盖了社会生活的感性冲突，必须把经济关系还原为生产关系，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关于经济范畴批判的学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断地把经济关系还原为生产关系，以说明工人的感性活动是如何不断地生产出统治自己的感性力量。因此，生产关系的调整绝不仅是靠观念的批判、调整就能解决的，因为它是非理性的物质利益关系，需要社会斗争来调整。这也是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突出强调“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4]之意义所在。
3.实习岗位安排不当。在顶岗实习过程中，实习岗位安排的不妥当以及实习岗位的不足都会影响到学生对于本行业的认识，从而影响顶岗实习的效果，甚至影响到酒店的工作效率。
因此，感性活动把人与社会统一了起来，改革与自我变革本质上是感性活动的不同侧面的表述。感性活动因反映新的感性需要的感性意识的不断产生与历史变迁而使其也具有了历史性，从而呈现出革命性的自我批判。所以，社会与人就具有了历史性。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似乎也把历史性注入到了他的哲学中，但他的哲学中的历史性终究服从于理性、服从于逻辑，为了逻辑性而牺牲了历史性。马克思是真正地把历史性赋予了感性活动，而感性活动的历史变迁同时就是社会变革与人的自我变革的协同推进。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有着深刻的洞识，他指出：“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于伟大的自我革命。”[9]社会改革和自我变革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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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经济基础调整了，那么上层建筑也必须随之调整，无论是思想的上层建筑，还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当前在思想上主要是坚守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此来把握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积累改革共识、凝聚各方力量，协调共振；在政治法律上主要是清理过时的法律，建立新的适应调整了的生产关系的法律体系，建设法治国家，提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近年来我国的立法比较全面，涉及到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网络等各个方面。上层建筑的这种完善和调整，正是为了适应调整了的生产关系，为了完善和巩固决定自己命运的经济基础，进而为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扫清种种障碍，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雄厚的物质条件。
“你这些玉器阴气很重，我看多半是陪葬的冥器。”老道嘴上说着，手上也没停下，他灵巧地调整着那些便宜的玉石珠宝的摆放位置。“从款式上来看，也不像是‘九窍塞’，多半是墓主生前喜欢的器物，死后一起下葬了。大概是墓主死得不甘，内有蹊跷，才使得这批玉器沾染上了晦气啊。”
结语
改革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改革激发了社会的活力、经济发展的动力，40年来我们就是靠改革激发了人民的创新活力，实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在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赢得了比较优势。因此，改革是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强大动力。但社会主义改革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经验可以遵循，为了确保社会主义改革的顺利推进，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性地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领导人民群众推进社会主义改革有序、系统、协调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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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 2019) 05-0045-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的科技与生态互动思想及当代价值研究”(17YJC710048)；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思想研究”(L18CKS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建涛(1983-)，男，河北邯郸人，法学博士，辽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及其中国化；艾志强(1975-)，男，辽宁锦州人，博士，辽宁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
【责任编辑：宇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