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史学论文,修养论文,中国新闻论文,状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29【文献标识码】B
当前，中国新闻史学界十分热闹，方汉奇先生在《新闻与写作》杂志上撰文，对“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情况进行系统总结；丁淦林、吴文虎、李彬、黄瑚、黄旦等五教授在2007年的《新闻大学》春季号上专门组织了一次“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这些大家们在肯定中国新闻史研究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从更高的要求看，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方先生的文章，丁先生等人的笔谈，各抒谠论，探询打开中国新闻史研究新局面的路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思路。尽管他们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国新闻史研究急需从现在的高原地带，走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中国新闻史学界的这种自省和期待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不同的学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出现过这种危机意识和自省过程，实际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撰文探讨新闻史研究革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当历史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这个议题再次引起学术界瞩目，是好事，而非坏事。这说明学者们对新闻史这门学科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和高度的学术期待。
的确，当前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学术内卷化”。何谓“学术内卷化”？借用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杜赞奇的说法：所谓“学术内卷化”，是指在当下，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在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和方汉奇、宁树藩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后，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都有一个感受，我们所做的研究，只能是在其规定的历史情境中发问，只是在重复他们的工作，而无法为新闻史研究增添知识和学术含量。方汉奇教授也说，现有的研究“成果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这一点在教材类的成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统计，已出版的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之类的书名命名的教材和与之配套的‘大纲’、‘文选’、‘数据’等辅助教材，已接近60种……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水平的重复，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方汉奇，2007：P37）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内卷化”状态令新闻史学界呈现出一种“集体焦虑”。“焦虑”的情绪是积极的，反映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处于一个新的爬坡期，看似一种“山重水复”的境地，实际孕育着“柳暗花明”的契机。当然，光是焦虑于事无补，我们要冷静下来，思考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内卷化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
我们以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出现“学术内卷化”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新闻史研究人员史学意识不强，功力不足；二是学术视野呆板，研究范式单一；三是对研究对象缺乏透彻的认识，新闻史观不明确。因此，应该有针对性解决三个问题：从学科属性上搞清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探索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认识中国新闻史的特殊性。
一、 “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新闻史是什么？从学科属性来看，有两种回答，或曰：新闻史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是新闻学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这种回答肯定了新闻史的新闻学属性。或日： “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是历史研究中的专门史（方汉奇，2004：P13）。立足于“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上来思考中国新闻史研究，便可看出当前中国新闻史学界存在若干缺陷。
第一，研究者缺乏史学意识，误以为新闻史不是历史研究，尤其是不注重史料发掘。在这些人看来，新闻史研究似乎不需要下工夫做史料工作，只需要弄点二手、第三手、甚至若干手材料组合一下就行了，还堂而皇之日“整合创新”；甚至有人说，注重考证考据，“只提供了许多新闻领域的基本知识与一般常识”，其成果只是“资料汇编”。事实上，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现状，不是“考据之风”太甚，不是“史料堆积”太多，恰恰相反，是“浮躁之气”太甚，不愿意“坐冷板凳”，不愿意“钻故纸堆”，新史料太少。君不见，所出版的几十部新闻史教材和所谓专著，其中的史料大多都是来自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和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以及方汉奇、宁树藩主编三卷本《中国新闻通史》！可谓是“豆腐一碗，一碗豆腐”。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学风。
第二，研究者史学功力不够，缺乏应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我们从事新闻史研究的队伍中，真正史学出身的很少，平时教学任务繁重，也没有时间进修历史学的课程，所以写出来的新闻史著作不象或不大象历史著作，很难被史学界所认可。加上历史学科本身的复杂性、高深性，使得没有受过系统史学训练的新闻史研究者更加难以适宜（适应）。最近，吴廷俊拜读了南京大学历史系陈谦平写《抗战前知识分子在自由理念上的分歧——以（独立评论）主要撰稿人为中心的分析》、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张太原的《“强有力的中心舆论”： （独立评论）的社会影响》等几位历史学家写的新闻史方面的文章，自愧弗如。
治新闻史的学者的史学意识不强，史学功底的明显不足，是当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瓶颈。黄旦调侃而又尖锐地说： “作为历史的一个部分，报刊史似乎从来就不存在学科合法性的危机，哪怕一点点疑问。新闻有学无学的争吵，即便沸反盈天火烧连营，受牵连的也只是新闻理论，报刊史悠悠然隔岸观火。其中的缘由自然多多，但不能说与报刊史背靠历史学这棵大树无关。史学的源远流长德高望重，不仅为报刊史学提供了百毒不侵的金钟罩，同时也使地位、价值不证自明。”（黄旦，2007：P51）现在看来，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新闻史的学科地位得益于史学，目前受到质疑的也在史学。因此，2007年5月在南京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吴廷俊曾建议中国新闻史学会可发一个倡议，倡导新闻史研究人员花点时间和精力，学习一点基本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从史学中吸取营养，将历史学科业已成熟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到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上。增强史学意识，提高史学功力，这恐怕是新闻史研究上新台阶必不可少的一步。
增强史学意识也好，提高史学功力也罢，第一步要做的应该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工作，即史料工作。虽然史料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构件，是研究历史的凭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可以这样说，无史料即无历史研究，科学的历史研究是建立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之上的，从这一点上看，历史学是通过史料研究历史发展过程的科学。所以，我们以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当下最重要的是提倡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做一翻史料的发掘和考订工作。
中国史学界历来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订。傅斯年在“五四”时期曾说：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合的史料。”（傅斯年，1996：P174）持傅斯年相同观点的还有蔡元培等人。傅、蔡等人的主张，虽然比较偏颇， “走入极端”，但是，重视史料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当时和后来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也不能不这样看。 周谷成说，蔡元培的观点虽不正确，但是他呼吁重视史料是值得肯定的， “治史的人往往轻视史料，其实离开史料，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谓‘史学本是史料学’，至少有纠正空疏之弊的作用。”（周谷成，1957：P2）
在中国新闻史学界，老一辈新闻史学者都十分重视史料，还是在1985年，方汉奇先生就强调，研究历史必须要“充分地占有第一手材料”，他说： “‘史料挂帅’当然不好，但也不必讳言‘史料’。……没有‘史料’，还搞什么历史？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过细研究，没有对重要的关键的‘史料’的考订和甑别，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地分析和论断的。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作法，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也是新闻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 （方汉奇，2004：P15）1992年在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向全国新闻史研究工作者再次呼吁要“重视新闻史料的积累”。他指出： “搞新闻史离不开有关的资料。没有必要的资料，新闻史研究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和无米之炊，是难以为继的。” （方汉奇，2004：P78）方先生把史料的重要性强调到了极至，可是，我们很多人似乎不以为然，继续冒犯历史研究的“大忌”。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内卷化，就是方先生说20多年前所说的冒犯“大忌”所造成的“三无”（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和无米之炊）。
其实，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曾宪明曾撰文说： “如果再想推出更高级更完善的新闻通史成果，很有必要在目前相当一个阶段内进行扎扎实实的分项研究，即中国新闻史研究应进入新的周期。我们现在研究的主流不应是‘合’而应是分，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到比较薄弱的专项史研究和个项史研究中去，全面开垦新闻史研究的‘荒漠’区，丰富其‘低产区’，匡正旧有史实和评价的误区，这就是我们目前研究的主攻方向。”（曾宪明，2000：P105）关键在于付诸行动，从做个案史着手。最近，方汉奇先生又寄语青年新闻史学工作者： “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面上的研究，前人之备述矣。再投入力量，近期内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希望大家多花一点力气改做基础性的工作，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打深井，意味着开掘要深，要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多做个案研究，指的是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与报人的个案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开拓出新闻史研究的新局面。”言之谆谆，意之切切，说到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内卷化的要害处。
二、探索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
这些年来，讨论“范式”革新成了中国新闻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新闻史研究者大都感到，我们所做研究，从研究本体、历史分期，到研究范围，都只能在传统范式中打转转，呈现典型的学术内卷化现象。因此，必须探索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范式。
2005年，李彬、杨芳将中国近百年的新闻史研究归结为三种范式：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民族—国家范式。（李彬、杨芳，2005）这种划分方法，既包括通史，也包括断代史和个案史，其划分的标准模糊而显得效度不够。2007年初，丁淦林先生根据美国哲学家库恩（Thomas Samual Kuhn）的科学研究范式理论，明确提出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两范式”的观点，他说： “戈公振和他的《中国报学史》代表了一种范式，流行于20世纪20—40年代。1956年大纲草稿和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代表了又一种范式，盛行于20世纪50—70年代，影响至今。”（丁淦林，2007：P28）与此相类似的观点徐培汀先生、陈力丹先生都曾提出过。本文作者之一的吴廷俊2006年12月27日在方汉奇先生80寿诞庆祝会上，比较详细论述了“两范式”的观点：
以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为代表的研究范式——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这种范式的以“报史是报纸自身发达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报纸”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经营”为关注重点。
上个世纪50年代受到苏共报刊史的影响所形成的、影响至今的研究范式——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50年代以后大陆的新闻通史著作都可归于此一范式之内。这种范式以“新闻史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为新闻史观，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以媒介的“政治功能”为关注焦点。 （吴廷俊，2006）
我们一方面肯定，在“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下，中国新闻史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在我国新闻传播业在理念和实务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为现实提供借鉴的新闻史研究也应该有新的范式出现。在2004年4月，在开封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2004年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上，丁淦林教授指出，中国新闻史 “从教学内容到理论架构都较为陈旧，不能满足培养当代大学生的需要。”他急呼“探讨新的历史分期法，建设新的理论架构，这是中国新闻史教学面貌实现根本变革的关键。”他进一步指出：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架构，它既不同于戈公振提出的第一个理论架构，也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采用的第二个理论架构，而是全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三个理论架构。”（丁淦林，2005：P31）当年8月，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举办的全国新闻史青年教师培训班上，吴廷俊以《谈谈“中国新闻史”理论架构的建立》为题做了专题讲座，针对中国新闻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不足，提出了建构中国新闻史的理论架构任务。丁淦林、吴廷俊等人当时提出的理论架构就是后来说的研究范式。由于“政治与媒介功能”这种主流范式太强大，在往后的几年里，虽然不少人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实践中为建立新架构做了许多努力，但收效甚微。于是，到了2007年， “范式突破”任务又一次提到了议事日程。方汉奇先生最近明确说， “要在新闻史研究的范式上有所创新。首先应该突破传统的与各时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范式。”（方汉奇，2007：P37）丁淦林先生根据库恩科学研究的范式理论，明确提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两范式”观点后也说，我们需要在“盛行于20世纪50—70年代，影响至今的这个范式的基础上，创建新的范式。我们期待这一目标的尽快实现。”（丁淦林，2007，P32）
老一辈新闻史学家已经把任务提得非常明确了，全国的新闻史学工作者都要努力去做。范式创新很难，要突破现在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主流范式，亦非易事。本文作者虽然没有这样的能力创新范式，但是又十分赞成创新范式。为了响应方先生、丁先生的号召，本文作者之一吴廷俊近年来与一些博士生一道，尝试性地做了一些努力，如博士生阳海洪《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视野》的博士论文已经开题，试图就新范式创新从理论上做点探索。下面就此谈谈我们的一些初步设想。
田秋生2006年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重写中国新闻史：必要性及其路径》的文章，提出了创建“媒介生态环境模式”问题。作者以为，之所以提出媒介生态环境模式， “是因为媒介生态环境所关注的正是媒介与社会系统、媒介与个人、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受众生态环境、媒介制度和政策环境、行业生态环境、广告资源环境等不同的角度出发，能够更为有效地解释新闻史上的各种现象，进入历史的深处。”（田秋生，2006：P82—83）应该说，论者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极有启示意义，注意到要把媒介及其生存的整个系统作为整体来进行认识，虽然作者没有看到媒介生态学思考的核心是媒介生态系统，而媒介生态系统由媒介生态与媒介生存环境组成，只从媒介生存环境来考察新闻史，提供的视角不够完整，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文章本身的启示意义。
在田文的启示下，我们试图从理论上探索一种“基于媒介生态视野的范式”。
众所周知，媒介生态（media ecology）概念由麦克卢汉最先提出来，是生态学在传播理论中的延伸。麦氏的“媒介生态”论是以人为中心，思考媒介技术及其所营造的信息环境及其对人的社会化影响；而在中国，“媒介生态”研究一开始就出现了不同的思路。从1990年裘正义发表《论媒介生态》，到2001年邵培仁发表《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 《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中国的媒介生态研究明确地把关照的中心放到了“媒介”，思考媒介如何才能良性运行。2004年，崔保国在清华大学给学生做讲座时，用了“媒介是条鱼”的比喻，把北美的“水”媒介（把媒介视为人生存的“水”）转变为中国的“鱼”媒介（把媒介视为社会大海中的“鱼”），把关怀的目标由“人的生存”转向“媒介生存”，他说： “媒介生态学应该是研究媒介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学问。”所以崔保国明确指出： “媒介生态学在我们国家的研究来自于中国传播学者的自觉，属于原创，不是从国外引进的。”（崔保国，2004：P259）可以看出，中国的“媒介生态”理论是以媒介为本体，以媒介生存作为考察重点，以媒介可持续发展作为研究目标，把媒介生态系统作为社会系统中的独立畛域，在媒介与生存环境的互动中审视媒介。
2007年5月，吴廷俊在南京大学幸会到中国当前麦克卢汉学派著作的主要翻译者何道宽先生，向他请教中国和北美关于“媒介生态学”研究不同思路时，他说，这是翻译界的责任，应该把北美的将“媒介作为人生存环境”的研究取向的“media ecology”意译成“媒介环境学”；中国学者笔下的“media ecology”才是真正意义的“媒介生态学”。据何介绍，美国媒介环境学会副会长林文刚博士也有同样的观点，林还主张：“为了维持理念上的一致和清晰度，我建议把迄今为止我的一切中文著作里media ecology的译名从媒介生态学一词更名为媒介环境学。”（何道宽，2007）
中国媒介生态理论，援用生物学中“生态”、“生态系统”等概念来建构媒介生态理论，使其有了作为新闻史研究的理论视角基础。生物学中的“生态”，表述的是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态系统”是指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一个动态平衡系统。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新闻史，就是研究媒介群落之间、媒介个体之间竞合以及与生存环境之间动态平衡的发展史。我们将媒介生态作为一个视角引入新闻史研究，重新确定新闻史研究的对象本体、关注焦点和新闻史观，希冀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探索出一种新范式来。
其一，基于媒介生态视野的新闻史研究新范式认为，“媒介”是新闻史研究的对象本体。新闻生存是新闻史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原初事实，只有在新闻媒介现实存在的情况下，新闻传播才有可能。从此种意义上看，一部新闻史就是一部新闻媒介生存发展的历史。当然，我们所谓的“媒介”，不仅仅是指“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诸如书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信息载体，而且还应包括在此基础上的新闻生产、媒介管理和新闻观念。因此，我们所谓的“媒介”，是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把媒介作为生命之物来进行思考，作为主体来看待，而将维持媒介生存的诸因素作为客体看待，并将媒介主体、环境客体联系起来，探讨媒介生存的规律。作为生存的主体，作为生命的有机体，媒介的生存、发展有它自己内在的规律，如马克思所说： “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不应该从外部施加任何压力，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我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它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由于专横暴戾而丧失掉。”（马克思，1985：P107）长期以来，我们只是把媒介仅仅看成只是具有物性的客体，只是人们（不是新闻人）为实现自己目的而可任意支配和使用的工具（包括新闻人），这种认识方式，在媒介之外预设了一个主体，把媒介看作客体，一个可以利用的客体，媒介只是依附于外设主体而生存，一切活动只能是听命于外设主体。这种研究视角，容易造成“本体缺失”。如果我们把媒介作为有生命的有机体来看待，媒介基于生存的需要而与世界交往，媒介这个主体的生存历程就是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历程，新闻史的研究本体就自然凸显出来了。
同时，以媒介为本体研究新闻史，以媒介自身的变化进行历史分期，即根据“鱼”的生长变化为历史分期标准，不是以“水”质、“水”量的变化为历史分期标准，也就符合黄旦教授所说的从“历史的报刊”转变到“报刊的历史”了。
其二，基于媒介生态视野的新闻史研究新范式认为， “媒介生态”是新闻史研究关注的焦点。前面已经提到，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理论的核心概念，分为内外两个层面，一个是媒介经过竞争而形成的媒介生态位，一个是媒介生存环境。在这种视角下考察新闻史，首先是考察媒介生态位，即考察每一时期各种新闻媒介的竞争与发展情况，包括媒介种群间和种群内个体间的竞争。无论是种群间的、还是种群内的媒介竞争，都会受到“优胜劣汰”规律的支配，所以媒介生态位是变动不居的。其次考察媒介的生存环境。媒介生存环境由调控媒介活动两种主要形式“社会”与“国家”组成。从社会方面来看，影响媒介生存的因素有经济发展、文化传统、教育交通；从国家来看，主要有政法制度、新闻政策、政权稳定性等。此外，还有地理环境和国际关系。在人类新闻活动的古代时期，受其地理环境的影响很大，而在生产力发达的现代社会，则国际关系对形塑媒介生态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以媒介生态系统变化为中心来叙述新闻史，既有纵向的发展，又有横向的展开；既看到媒介自身的演变和发展，又看到媒介的演变、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也许有人会说，这与新闻社会学视野差不多， “新”在何处？我们说，从表面看，媒介生态学视野与新闻社会学视野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注意到了媒介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的关系，但仔细比较，这两种视角有很大区别：新闻社会视角主要关注的是新闻媒介的社会作用，探讨媒介在什么情况下社会功能得到最好的发挥；而媒介生态视角主要关注的是新闻媒介的生存及其可持续发展，探讨在何种环境中，媒介能得到健康的生存和良好发展。
其三，基于媒介生态视野的新闻史研究新范式认为，媒介生态系统本就是个历史范畴，所谓新闻史就是研究媒介生存的科学，即媒介之间的竞合及其与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不断调整、不断平衡、协调发展的科学。简言之，一部新闻史就是一部新闻媒介争取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一部新闻媒介为争取开展正常新闻传播活动而斗争的历史。
这里要说明一点，是我们提出媒介生态视野下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既非超越、亦非取代前面说的这两种传统范式，它只是为了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闻史言说方式，在和谐的语境中，多元的言说方式或许会帮助我们更可能地把握到历史的本真。
三、中国新闻史的政治性
这些年，在讨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传统范式时，有人对当下流行的主流范式冠之以“革命史范式”的帽子。且不追究这种命名的缘由，但是其内涵是明确的，即“中国新闻史无论在史观、整体思路、历史分期、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吴文虎，2007：P33）这种学习苏联报刊史时形成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范式，的确存在用政治史、党史、革命史来统帅新闻史、使新闻史成为政治史、党史、革命史的附庸的局限性。这种范式的新闻史观认为，新闻事业在本质上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从这个本质主义的前提出发，把新闻媒介化约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新闻史等同于阶级斗争史，从而无法让新闻史显示自己的主体性与丰富性。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开始至今，就不断有人对这种模式进行反思。王中是最早意识到这种模式流弊的学者，早在1963年他就试图突破那种把报刊史写成政治史、思想史的苏联模式，努力从新闻事业本身的角度研究新闻史，但随着政治运动的兴起，不仅他的研究中断，而且他本人也遭了灾难。20年后，1982年，方汉奇结合自己撰写《中国近代报刊史》的体会，谈了对苏联模式新闻史研究的看法。他认为，按照政治运动分期写新闻史，虽然论述起来比较方便，但是也有缺点：“首先是新闻业务自身的特点不容易突出，容易形成先时代背景、后宣传了什么，最后是新闻业务上的改进，这么一个三接头式的新套套”； “其次是营垒的划分比较牵强……按政治运动来写，报刊自然要分别归档，这就容易牵强，容易简单化”。 （方汉奇，1991：P24）又过了20年，本世纪初，更多的还在谈论同样的话题，还在重复过去的话，但实际上写起来，万变不离其宗，基本上还是采用了按政治运动分期的那种体例。
原因何在？是反思不够深刻吗？不是。是行动不够积极吗？也不是。可能是与其中存在一些误区有关。
一方面对于在苏联影响下形成的研究模式的反思有误区。有人以为摆脱传统模式，就是要“淡化政治色彩”。其实，从王中到方汉奇，他们只是反对按照政治史的框框来写新闻史，反对把新闻史写成政治史，反对用阶级斗争眼光，将新闻媒介和新闻界人物按照政治立场划分，牵强归档，并没有反对写新闻史的政治内容，并没有说要“淡化政治色彩”。
一般来讲，新闻传播与新闻事业本身就是政治性很强的领域。从媒介生态的角度来看，政治是影响媒介生存的重要因素。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争取新闻自由就是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统治者进行政治斗争的突破口，新闻自由本身就是作为一个政治概念被提出来的，是地地道道的政治。马克思也是从抨击普鲁士书报检查令、争取出版自由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在他看来，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西方新闻理论家，以新闻自由为核心建构他们的新闻理论体系；在西方新闻史家眼中，一部新闻史就是一部争取新闻自由的历史，在中国很受读者欢迎的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著的《美国新闻史》，在自序中写得很明白： “新闻史就是人类为了传播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历史，即发掘和解释新闻并在观点市场上提出明智的意见和引人入胜的思想的历史。公众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和思想的流动，而为了冲破那些阻止信息和观点流动障碍，人们进行了持续的努力，这部历史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以此为主题的。而另一项不受重视的单独使命，便是一些新闻工作者从内部与曾经使新闻事业备受困扰的偏向性和自我检查进行斗争。”（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2001：P1）
特殊地讲，中国新闻事业更是如此。在中国新闻史上，有影响的主要为政治报刊，有影响的报人也主要是政治报人，这是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不可以回避的问题。
19世纪70年代，中国资产阶级刚刚诞生，经济基础相当薄弱，中国还不具备创办近代报纸的经济条件，但是，在政治上早熟的民族资产阶级对西方传进来的近代报刊之所以情有独钟，主要看中报刊能够宣传政治主张，所以在商业报纸取代教会报纸发展成为在华报纸主流时，中国国人自办近代报刊走了另一条发展道路：从政论报刊到政治报刊再到政党报刊的发展道路。中国国人办报，或出于一种高度的爱国情怀，对国家、民族高度的责任感，或出于一种政治斗争的需要。王韬办报为“立言”，梁启超从“报馆有益于国事”的角度办报，孙中山从“舆论之母”的角度认识报纸。在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推动下，中国国人办报出现两次高潮，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因政治斗争的需要创办，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起伏；为政治斗争而生，为政治斗争而死，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到了国共两极对立时代，报刊更是如此。
那些非党非派的私营报刊，其中有影响的，打的也是“政治牌”。 《大公报》之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那样重要的地位，就在于它是一张刊登国内外政治新闻、发表真知灼见政论的政治性很强的报纸；还有那些试图远离政治、企图念生意经生存的报刊，离得开、又存得了吗？《新闻报》、 《申报》最后不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吗？“树欲静，而风不止”啊！黄旦以为， “报刊史家研究的是报刊的历史”。（黄旦，2007：P52）中国的报刊史家面对就是这样一些政治报刊，研究它们，写出它们的历史。
政治报刊、政治报人之所以能在中国新闻史上唱主角，是有其独特的“生存环境”的，是对这种生存环境的生态适应的结果。
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政治色彩，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十分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族兴衰，全国处处充满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以爱国为底蕴的政治情怀。这是政治报刊生存的文化基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疯狂瓜分以及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着灭顶之灾，鸦片战争后，全国一直充满着“救亡图存”的呼喊。这是政治报刊生存的现实环境。中国的民主政治与新闻自由是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政党进行思想鼓吹的结果，是政治力量推动的结果。可以这样认为，自王韬、康有为、梁启超以降，至孙中山、毛泽东，关于新闻媒介的思考都从民族、国家等宏大话语的角度来立意的，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百年忧患中，民族、国家是一个无法化约的绝对价值，新闻媒介自它产生之日起，就承担了过于沉重的政治责任。尽管期间，新闻人有过专业主义的努力，但在这种宏大话语面前它只能处于边缘。中国的新闻媒介一直生存在政治家为它划定的疆域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中国新闻史就是一部政治家办报的历史，就是一部政治家报人如何运用媒介充当喉舌、进行舆论宣传的历史。
所以，我们以为，探索新范式并不是要在中国新闻史研究中“淡化政治色彩”，而是要转换研究视角，把新闻媒介不仅当成新闻史研究的对象，而且让其成为新闻史的本体和中心。黄瑚“将新闻事业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诉求相结合”，认为中国新闻史似可以分为了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近代报刊的诞生与初步发展阶段（1815年至1895年），第二个阶段为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的日趋兴旺与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1895年至1927年），第三个阶段为两极新闻事业的出现与发展阶段（1927年至1949年），第四个阶段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阶段（1949年至今）。（黄瑚，2007：P44）不论他的分期是否合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就是他想力求转换角度，从政治新闻学角度转换为新闻社会学角度。我们在前面一个部分“关于新探索范式”的论述，也只是想提出新的研究视角。如上所述，新闻自由本身就是个政治命题，新闻媒介的发展与政治斗争息息相关，加之中国报刊史本身的特点，政治性是不可以回避的，问题是报刊史家的立足点在哪里，是从报刊看政治，还是从政治看报刊？当前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范式完全从属于政治史，并且把政治仅仅看成阶级斗争、政党政治的需要，使其视阈过于狭窄，“让新闻事业史围绕一个个政治思想斗争、一个个政治任务来展开，把中国新闻事业紧密相连的发展过程分解为许多孤立的零碎事件，而把政治思想斗争当作串联这些零碎事件的线条”。（宁树藩，2004：P155—156）一部生动的新闻事业史约化为了一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史，转换研究视角，就是要把中国新闻史写成中国新闻史，而不是其他什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