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初中历史课本如何写古代农民战争的历史考察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战争论文,课本论文,如何写论文,古代论文,初中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①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人们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用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人们，把毛泽东所说的“在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实质上误解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总结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的几个原则问题》谈到历史教材的基本线索，它和政治史、经济史的联系问题时，认为：“在阶级社会，必须掌握阶级斗争这条基本线索，而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前，则应以生产斗争为基本线索。政治史和文化史的材料要适当地结合，但不能当作两条平行线来叙述。”②1955年至196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初中历史课本第一、二册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总字数9.7万，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提到的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讲到了，还补充了一些毛泽东没有讲到的农民起义，如羌汉人民联合反抗东汉的斗争、西晋氐人齐万年领导陕西西部各族人民的起义、清朝前期回族人民起义、苗族人民起义、汉族人起义，等等。这样一来，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被一次又一次农民战争的历史所取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正常教育秩序被搞乱。后来，学校“复课闹革命”，但没有统一的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重政治活动，轻文化学习。中学历史课先是受林彪鼓吹的唯心史观影响，宣扬政变史，后是受“四人帮”影射史学影响，搞“批林批孔”，讲儒法斗争。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亲自抓教材建设。1977年，教育部以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为主，调集各方面专家召开“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承担各科教学大纲和教材的编写任务。历史学科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苏寿桐主持起草《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根据这个“历史教学大纲”，1978年3月和8月，先后编写出讲述中国古代史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初中课本<中国历史>》第一、二册。这两册课本基本上肃清了林彪鼓吹的唯心历史观的政变史和“四人帮”炮制的儒法斗争、影射史学的流毒，但在如何反映农民战争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影响。这两册课本讲述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秦末农民起义、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东汉羌汉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西晋流民起义、北魏来年沃野镇起义和河北人民起义、隋末农民战争、唐末农民战争、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南宋钟相、杨么起义、元末红巾大起义、明末农民战争、清朝前期贵州、湖南苗族人民起义和自莲教起义。每个时期，甚至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写到了，内容繁琐、重复，缺乏新鲜感。
1980年对1978年版《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进行修订，课本随着修订，并于1981年11月和1982年6月《中国历史》第一、二册先后出版。课本修订情况：一是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过程与评价进行简化，例如叙述陈胜、吴广商量起义的过程就简化不少，对秦末农民战争的评价也删去“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和毛泽东有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话。再是将“王莽改制”由小字变为大字，既由阅读课文变为正式课文，要求理解、记忆。三是增加“五代十国”一目。总体上看，“以农民战争史为纲”的情况略有改观。
1982年，课本再修订。修订的总体情况是进一步压缩农民战争史内容，增加政治、经济、文化史内容。比如《中国历史》第一册，“陈胜、吴广发动的秦末农民战争”一课，删掉陈胜部将吕臣率领起义军反攻秦军，处决杀害陈胜的叛徒庄贾这个内容，同时把“楚汉战争”另立一目，增加刘邦占领咸阳后，宣布废除秦朝的严苛法律，与老百姓约法三章和项羽入关大搞分封的内容。再如原课本以“西汉的强盛”为课题，下面列三个题目：“中央集权政治的巩固”、“西汉同匈奴的战争”、“西汉同西域的关系”。修订时，将这一课拆为两课，第一目标题变为课题，下面列“王国问题的解决”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目，内容充实了，使政治史在全书中的分量加重了。这课的二、三两目作为一课内容，以“西汉同匈奴、西域的关系”为课题，下面列“西汉同匈奴的战争”和“张骞出使西域”两目，内容也适当充实了。此外，“王羲之的书法和顾恺之的绘画”由小字变为大字，讲南北朝时期民歌内容也由小字变大字。《中国历史》第二册，新增“从武则天的统治到开元盛世”、“土尔扈特万里归国”等内容。由于政治和文化史内容增加较多，农民战争史内容再次删减，所以，农民战争史内容在全书的比重下降较为明显。
根据邓小平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指示，教育主管部门1986年颁发《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大纲”规定初中增设世界史课程，中国历史课程减少一学期。“大纲”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理”里，将传统原则“在阶级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集中地体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历史教材应该体现这一原理”中的“直接动力”改为“直接动力之一”。③这一更改是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体现。这对克服历史课本在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上的“左”的倾向有巨大指导意义。
在1986年颁发的《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指导下，人教社历史室编辑将原中国历史课本有关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内容进行认真修改。修改大致情况有三种：第一种，删掉南宋方腊、宋江起义；清朝前期白莲教起义和贵州、湖南苗民起义。第二种，对比较重要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采取删减枝杈，突出主干的方法，仅保留最主要的内容。像隋末农民大起义，原来的课本讲四支起义军，修订后的课本删掉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对王薄领导的长白山起义军，仅突出它率先起义这一点，具体内容不讲，连王薄的名字都不出现，只重点介绍瓦岗军一支。而对这支起义军，也只突出其特点，即攻占隋朝粮仓，开仓济贫，瓦解隋朝统治；删掉原来讲到的荥阳大海寺战斗、起义军发布讨隋朝文告、李密杀害翟让篡权等内容。第三种，精简了仍旧保留的、历史地位次要的农民起义的原因和过程。像写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原因，原课本用了9行大字，修改后只用了6行大字，精简三分之一文字。像写北魏河北人民起义，只交代了起义爆发的时间、地点、领导人、规模，然后说：“到528年，这次起义又失败了。”非常简单，把原来葛荣率起义军包围相州，由于轻敌，把兵力分散到宽广几十里的阵地上，迎击北魏军队，结果遭到失败，葛荣被俘，在洛阳就义这些细节都删去了。这次修订课本，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删减较多，受课时限制，增加的内容只有“晋楚争霸”。晋楚争霸战争长达百年之久，重要战役，如城濮之战、邲之战都发生在这期间，留下很多如“退避三舍”、“问鼎中原”等著名的成语故事。初中学生了解这些史实，知道由这些史实概括出来的成语故事，有利于提高文化素质。通过这次修订，初中历史课本以农民战争为纲的色彩大大减弱。就是这样的修订，当时有一些教师还提出修订后的“大纲”和课本对农民起义的内容是否删得过多，是否编者又走到另一个极端。
从1986年秋开始，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组织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教学大纲的起草工作。大纲初稿于1988年春经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历史学科审查委员初审通过，供全国各地实验使用。根据大纲初审稿，国家教委组织多套教材编写。这就改变了全国使用一套统编教材的状况，出现了“一纲多本”、竞相争艳的新气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对历史的研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来越重视经济史、文化史。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大纲初审稿在“处理教学内容的若干原则”中明确规定：“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集中地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历史教学要用较多的分量讲述政治方面的内容，并阐明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教学中也应有所反映。”同时还规定：“历史教学应当重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容。”“历史教学也应该重视文化方面的内容。”
在大纲初审稿指导下，人教社历史室编写的义教初中教科书(实验本)《中国历史》第一册和第二册于1989年10月和1990年4月相继出版，并于1990年秋季供全国各地的实验点使用。这两册课本写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与以往大不相同。它的特点是，抓两头，带中间，留大去小。所谓“抓两头”，就是突出中国封建社会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阶级的武装斗争——秦末农民战争和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斗争——明末农民战争，各用一课时专门讲它们。“带中间”，就是把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那几次对历史发展推动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斗争，在介绍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介绍出来，讲得比较简单，像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瓦岗军起义、黄巢起义和红巾起义都是这样处理的。“留大去小”，就是保留对历史发展起过显著推动作用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去掉规模较小、对历史发展影响较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以往课本上写到的西晋流民起义、北魏沃野镇起义、北魏河北人民起义、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北宋方腊、宋江起义、南宋钟相、杨么起义、清朝前期白莲教起义和贵州湖南的苗民起义，在义教《中国历史》实验本中都删去了。这样，给加强经济史和文化史内容留出了不少篇幅。
2001年，国家教育部组织以大学历史系教师为主的专家制定出《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标准”提出历史课程“使用学习主题的呈现方式”，在中国古代历史“内容标准”中涉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内容，只有“知道陈胜吴广起义”一项。根据这个“标准”，人教社历史室编写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下两册专门讲述中国古代史，整个中国古代史只有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11课“伐无道，诛暴秦”是讲述秦末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除人教版外，华东师大版、四川版、中华书局版等，同样都是只讲秦末农民战争。这是新中国历史课程改革中初中历史课本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最少、份量最少的一次。
回顾半个多世纪初中历史课本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演变过程，给我们留下这样一个轨迹——从1955年至1965年，这十年间，初中历史课本把中国封建社会史变成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从1966至1976年，十年动乱，先是中学历史课被冲击，停开，后是大搞“批林批孔”，大讲儒法斗争，历史课被严重歪曲。“文革”结束后，恢复历史课，1978年初中历史课本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基本上延续了“文革”前初中历史课本的框架；经1980、1982、1986年三次修订，趋势是初中历史课本中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内容一删再删，但只是量的减少，而没有质的变化，现在看来，删得还不够多、不到位；与此同时，经济史、文化史方面的内容逐渐增加。1989年10月、1990年4月，人教社出版的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本第一、二册相继出版。这两册书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留大去小”的方法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同时增加了不少经济史、文化史的内容，克服了讲述中国古代历史以农民战争为纲的“左”的思想影响，产生了质的变化，这两册课本使用了十几年。2001年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的教学“内容标准”中只有“知道陈胜吴广起义”一项。所以，按“课程标准”编写的几家课本都只讲陈胜、吴广起义，比旧中国初中历史课本讲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少，在新中国初中历史课本编写史上，这是一次更令人注目的质的变化。
回顾走过的路，是想更好地奔向前程。在回顾的时候，我们发现，初中历史课本“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变成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不对；然而，讲述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只让学生“知道陈胜、吴广起义”，也不对，现将其不对的理由陈述如下：
第一，求真务实是历史科学的生命，也是历史教育的生命。古代中国以农业为基础，农民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但是，农民遭受封建统治者残酷的政治压迫和沉重的经济剥削，为了生计，他们被迫铤而走险，奋起抗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史上所仅见的。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相比，统治阶级实行的改革运动，次数要少得多，影响要小得多，可是，根据2001年“课程标准”编写的《中国历史》七年级上下两册课本正面讲述的改革有商鞅变法和孝文帝改革，提到的改革有隋文帝改革和姚崇改革；而对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讲述，只有陈胜、吴广起义一次。这是真实历史的反映吗？不是，绝对不是。
第二，新中国历次颁布的历史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都强调历史课要对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有没有规律呢？答案是肯定的。
1945年，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他与毛泽东展开了一场石破天惊、意味深长的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④
在“窑洞对”中，黄炎培寥寥数语，提出“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它虽然不是经过严密论证的系统理论，但是那种穿透历史的洞察力，却足以振聋发聩，令精通历史的一代伟人毛泽东敬佩、折服，并毫不含糊地做出正面回答。
纵观中国封建王朝，都有惊人的相似历程，即兴盛——停止——衰亡，旧王朝被新王朝所取代。国祚长的不足三百年，如唐、明；国祚短的不足二十年，如秦、新。尤其是国祚短的，更能印证“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说法。“王朝兴亡周期率”的提出，可以说洞察到专制政体下一条铁定的政治规律。
历代封建王朝的兴亡都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有关系。关系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封建王朝末期，政治腐败，赋税繁重，引发农民起义。旧王朝要么被农民起义直接推翻，像秦朝、明朝那样，要么遭受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后，迅速崩溃瓦解，像东汉、唐朝那样。新的王朝，一般情况是经过大规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击，靠武力夺取天下的，国势会强盛些，国祚会长一些，像西汉历时215年、东汉历时196年、唐朝历时290年、明朝历时277年；而靠美名“禅让”，实为政变，夺取天下的，国势会较孱弱，国祚会短很多，像新历时15年、曹魏历时46年、西晋历时52年、隋历时30年。由此可见，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跟中国王朝兴亡周期率是有关系的。
那么，初中历史课本要对学生进行社会发展规律的教育，讲中国古史就不能绕过王朝兴亡周期率，就不能绕过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第三，历史的女神从来都是在现实大地上起飞的。“现实中的许多问题与过去的历史有联系，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历史经验可以有助于我们找到现实问题的答案。现实生活不断发展，提出许多新问题、新经验，使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看得更清楚了一点，需要重新认识或从更高的水平上去认识。有些过去感觉不很重要但在今天看来却比较重要的问题需要再加以研究”。⑤这就是历史和现实的辩证关系。
现在我国有13亿人口，农民占9亿，这是基本国情。这个国情决定解决农民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从2004年到2007年，连续四个中央一号文件都锁定“三农”工作，可见中央对农村、农民、农业的重视，同时彰显出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道理很简单，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别看农民占我国人口的2/3以上，但是农民是个弱势群体，这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因此，了解历史上农民的生存现况、苦难遭遇和愿望要求，对于深刻理解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方针政策是完全必要的。要真正完全实现民主确保中国人民的政权跳出王朝兴亡周期率，从这个意义上讲，初中历史课本只讲陈胜、吴广起义是不够的。
总之，笔者认为，现在正推行的实验历史教材(包含“课程标准”和依据它编写的几套课本)，在写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问题上矫枉过正。
反思矫枉过正的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顶峰，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从事的一切罪恶活动，均借“革命”名义以行，革命被玷污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道路上，改革开放的凯歌高奏，捷报频传。它们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实惠，使人们对改革开放倍感亲切，反思昔日，厌倦“革命”情绪逐渐萌生，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确有极少数人利用我们党纠正“左”倾错误的机会，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提出“告别革命”的错误理论。他们宣称：“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⑥他们声明：“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为(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⑦他们说：“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很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这样，我就否定了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业绩。”⑧这些提出“告别革命”的理论家连辛亥革命都否定，都认为是不必要的，那么，包括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内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就不用提了。笔者认为，这种错误理论对2001年颁布的“历史课程标准”的制订有影响。如果不相信，请翻看这部“历史课程标准”，在规定的“内容标准”中连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太平天国运动都不提了。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出现错误是难免的。找出产生错误的原因是改正错误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那么，初中历史课本应当怎么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呢？
从教材编写经验上看，像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本那样，抓两头，带中间，留大去小的做法比较好。当然，这只是从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次数和分量上考虑的。如果从选择的内容和论述的重点上看，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历史课本还有改善的必要。
例如秦末农民战争，课本强调陈胜、吴广起义的革命首创精神，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的革命首创精神不仅表现在首创揭竿而起、首创建立农民政权上，还表现在首创“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上。尽管课本提到这个口号，但缺乏对这个口号的分析。这是一个反对天命论的伟大思想解放口号。它为西汉初年“布衣王侯将相”的政治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础。楚汉战争期间，为了战胜项羽，刘邦先后分封韩信、英布、彭越等异姓七人为王。这些异姓王割据一方，拥兵自重，与朝廷分庭抗礼，渐成统一王朝的隐患。刘邦果断地剪除异姓诸侯王，维护了西汉的统一。他晚年号召文武百官到太庙议事。在露台上，刘邦与百官斩白马，饮血酒，立盟宣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这是对陈胜首倡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背叛，从而给予天下人重新戴上天命论的枷锁。天命论的枷锁对后世影响很大。200多年以后，绿林军起义，新市、平林、下江几支起义军的首领皆自称将军，无人敢称王。为了统一指挥起义军，他们共同商议，欲立刘氏以从人望，最后让刘玄当皇帝。两千多年以后，辛亥革命首义的勇士们，居然考虑自己资历太浅，缺乏号召力，无人敢坐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硬把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从床后拉出当都督。可笑的是，黎元洪头天夜里还杀害过起义士兵。这样一比，雇农陈胜首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其思想解放意义不可低估。实际上，农民阶级如果不能推举出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有智慧有能力的领袖，不能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就不能彻底改变弱势地位。
上面举的只是一个例子，关于初中历史课本应当如何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值得研究的问题。笔者撰写本文，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期望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注释：
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588页。
②1980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7页。
③1986年《全日制中学历史教学大纲》，同上书，第449页。
④黄炎培：《延安归来》，《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148-149页。
⑤胡绳：《历史与现实的几个问题》，《历史经验与现实改革》，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⑥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第66页。
⑦同上书，刘再复序，第4页。
⑧同上书，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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