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修辞学的文本分析方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文本论文,方式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1)02-0056-05
科学修辞学兴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于90年代，涌现了大量的分析案例。科学修辞学的主要研究进路是针对具体的科学文本进行修辞分析，但是目前修辞分析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同时进行，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也来自多个分散的学科。虽然都是在修辞分析这一大的进路之下，但是它们的分析传统来自多种学科：英语系、修辞传播、科学哲学、科学史等等，进行的方式也各有不同。
对于这一复杂的局面，国内外的学界都还没有进行相关宏观上的研究。也就是说，修辞学的方法和观念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在实践的层面上已经非常繁盛，然而这些分析却缺乏理论上的深入探索。科学修辞学的理论研究多数集中于学科的合法性论证上。这样使得科学修辞学既不容易被总体把握和了解，也不便于进行反思和开拓。
该类型研究的缺位，一方面是因为这个领域还在复杂地发展着，没有明显定型的派别和路线；另一方面，正如柏拉图所说，以一种很轻松随意的方式而不是严格审视地去用一个词，一般而言，并不标志着一种恶性地成长。反之，过于准确反而会压制生长。不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和分类，保持一种模糊性对于让这个学科保持一种创造性而言非常重要。但是，要想更有效、整体地了解修辞学研究、并且更深一步地继续进行探索，一种分类学的研究是非常必需的，尤其是在国内对于这个领域还相对陌生、研究刚刚起步的现状而言，这种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本论文正是要填补这一空缺，为科学修辞学的文本分析方法提供一幅理论地图。
本文认为科学修辞学从分析对象的视距可以大致上分为三种：宏观的建制研究、中观的社会研究、微观的策略研究。这种分类并不仅仅简单地因为研究对象的规模，在这一分类标准的背后，同时也暗合着研究方式、理论倾向的重要分野。下面将对这三种研究形态逐一进行分析。
一 宏观的建制研究
在科学修辞分析中，特别是在早期，有许多研究倾向于对一系列的文本进行分析。这些系列文本往往跨越比较长的历史阶段，相对而言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典型的是对于科学杂志的历年出版物或者科研机构的长期记录来进行分析，例如对《哲学学报》或者法国科学院记录文本的分析，也就是说对于科学建制的某种研究。因此，将这一类的研究称为宏观的建制研究。
（一）主要研究人员、代表作品
这类研究的源头实际上可追溯到默顿创立的科学社会学。默顿本人就做过类似的工作，他在《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有一章就通过参照17世纪英格兰唯一的科学杂志——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对其中发表的论文内容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来分析当时从事实际工作的科学家的认识兴趣中心的转移。后来以这种方式来进行修辞学分析的学者也大多来自科学社会学的方向或者是正统的科学史研究者。
《科学论辩的文学结构》是宏观建制研究的典型性论文集。在这个集子中，布诺曼(Thomas Broman)追溯了德国著名科学杂志《生物学档案》(Archiv fur die Physiologie)的发展进程，从它1795年由J.C.Reil创立，到1815年它的变身《德国档案》(Deutschies Archiv)及五年和以后的发展。布诺曼阐明了随着《自然哲学》和布鲁诺主义的到来，在该杂志中开始重视形态学，使它成为一本经验性的研究杂志。在详述这种转变时，他阐明了杂志主要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类型与当时的历史语境之间的联系。罗斯纳(Lisa Rosner)关注了18世纪的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共同体对于实验的态度，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实验不是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发展的工具或者证实或证伪现存的假设，相反地，它的功能是教的和修辞的。科学史家霍尔默(F.L.Holmes)的《科学写作中的论证与描述》(Argument and Narrative in Scientific Writing)比较了17世纪英国皇家学院的《哲学学报》和法兰西科学院的纪要，关注“论证”和“描述”在两个权威机构的科学报告中的比例和功能，例如皇家学院的报告以描述性为主，而法兰西科学院以论证为主。这样的写作风格是与两种科学机构不同的建制特征直接相关的，例如科学机构的资金来源、奖惩机制，科学家的职业化与否、信任关系等等。
此外，巴扎曼(Charles Bazerman)的《塑形书写的知识：科学中研究性文章的文类和活动》(Shaping Written Knowledge:The Genre and Activity of the Research Article in Science)也是重要的代表作品。其中“物理学实验报告的现代演化”一章就是对《物理学评论》这一杂志进行长期考察，从而分析实验报告这种特殊的文类的形成过程，为什么会形成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制式形态，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和环境。实验报告写作方式的转变的同时，关于“实验”等概念的理解，对于科学方法论的理解，社会对于科学的态度等也随着在改变，并且与前者存在着因果的互动。
（二）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式
宏观的建制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跨越长时段的一系列文本，事实上，研究对象和源头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方式。
根据默顿在《科学社会学散忆》中所言，科学社会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汲取了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最后形成科学社会学的专门的研究方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借鉴了社会学的量化的内容分析方法和历史学的人学研究方法。量化的内容分析就是对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分析，“人学就是通过对历史上某一行动者群体生活的总体研究来探索其共同的背景特征。这种方法被用来确立一个要对其进行研究的领域，然后被用来询问一组统一的问题。”[4]
宏观的建制研究充分借鉴了科学社会学的方法，即充分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对众多的文本对象进行分类和量化处理，用数据来突出地讨论一组论题。一方面由于选择的分析对象的数量巨大，不可能做类似于后面要提到的两种研究模式那样的逐一的细致分析，统计学的量化分析方法是较优化的选择；另一方面，研究者选择以这种方式来进行文本分析的时候，意图在于探索文本与社会建制等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在于某一文本内部的具体问题。
虽然在方法上看上去是一脉相承，修辞学进路的宏观建制研究却与默顿的研究有着很大的区分。默顿的相关研究中，完全无视单个的文本，他的考察几乎不涉及任何一篇具体文本，数据完全掩盖了一切。然而宏观的建制研究中，却在宏观的统计学研究之下，有着对具体文本的深入精读。巴扎曼在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时的论述可以很好地表达这种特征：“应用［文体上］统计方法以揭示大面上的格局和倾向性，同时以精细的、条分缕析的阅读区考察整体格局的内在结构，以及那些倾向性的表面意义和内在寓意。统计方法可显示有某些事情正在发生，而运用精读方法则可发现这些事情究竟是什么。”[1]另外，在基本的科学观上，修辞学进路的宏观建制研究也是与默顿的研究区分开来的。尽管宏观的建制研究会有很多与传统观点一致的结论，例如科学是一项理智的、累积的、合作的事业，在这些结论上它是相对温和的，但它坚持的不同点在于，它认为对科学的认识中，语言、修辞以及各种社会性因素和手段都有着深刻的认识论意义，而不是需要克服的外在因素。
二 中观的社会研究
科学修辞分析有另一个兴趣点在于分析集中于某个事件一段时期的一系列文本，例如一段科学争论双方的文本、实验室中某一个科学研究阶段的文本等。这种研究是一种相对中观的研究，主要通过语言的分析来探讨科学知识形成过程中的社会性因素。因此，将这一类研究称为中观的社会研究。这类研究与后文中的微观研究构成整个修辞学进路的主流研究形态。
（一）主要研究人员、代表作品
从事这一类研究的学者以来自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为主，更准确地说，是从开始关注文本、开始微观研究方式的70年代末之后的第二代SSK学者，如巴黎学派等。
SSK中的文本研究是整个SSK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马尔凯和吉尔伯特提出了“话语分析纲领”，将SSK方法与后现代文本分析技术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文本分析学派。马尔凯在文集《科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总结了自己的文本分析方法。这一学派进行的具体案例分析的代表性著作有《词语与世界》、《打开潘多拉的盒子》(Opening Pandora's Box: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Scientists' Discourse)等。《词语与世界》中主要讨论了两位生物化学科学家之间的书信辩论，分析了两位科学家各自如何表述自己和对方的研究中事实和观点的区别，以及这些书信中持续的不对称结构是如何导致解释失败的。
在话语分析学派之外，其他很多SSK的学者都有涉及修辞研究。例如拉图尔(Bruno Latour)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1979年出版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拉图尔的《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诺尔-塞提娜(Karin Knorr-Cetina)1981年出版的《制造知识》等著作中都对科学文本有修辞学的分析。《实验室生活》在开头两篇中就分析了实验室中涉及的各种文本：记事簿、文献记录、科学家谈话等等。《科学在行动》中，拉图尔集中关注修辞集中体现的争论中的语言和实验室中实际构成知识过程中的语言。《制造知识》中塞提娜则明确提出了“作为文学推理者的科学家”的概念。
但是最为典型的从修辞学角度来分析的还是迈尔斯(G.Myers)1990年出版的《书写生物学：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文本》以及史蒂芬·夏平(Steven Shapin)和西门·沙弗尔(Simon Schaffer)的《利维坦与空气泵——波义尔、霍布斯与实验室生活》。《书写生物学》试图解答文本究竟如何建构了科学的权威。迈尔斯关注了两位进化生物学家的成果，从面对同行的项目计划书到面向公众的普及性写作，到回应各种争议的文本等等。他假定科学的权威不是源于它认识论上的特殊的力量或者非语言性的实践的功效，而是指出报告中的修辞如何细致地为每个阶段不同的受众而剪裁。《利维坦与空气泵》中提出了科学中的三种技术，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文学技术(literary technology)，即修辞。在波义尔和霍布斯这场争论中，作者重点考察了在最终的胜利中，波义尔的修辞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二）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式
在这种研究类型中，研究对象最为复杂和开放，也就是对于“文本”的理解分歧最多。有传统的科学期刊的发表物、出版物文本，有科学家的学术笔记、书信，还有科学家们的谈话、演讲等都作为研究的对象出现。不仅突破了传统科学史中的文本概念，甚至有的主张包括科学实践等一切在内都是文本。而话语分析学派的一个要旨就是探索不同的新的文本类型。但是这些对“文本”概念的理解并没有在研究者中取得共识，仍在不断的讨论中。
中观的社会研究在研究方式上也主要是采用SSK中从社会学中移植过来的人种志(ethnography)研究方法、话语分析方法等。总体而言，它与默顿式的规模样本、统计测量、变量分析不同，而是主张描述主义的经验研究方法，更加强调研究者的参与、局外者身份、细节分析等。
马尔凯曾给了话语分析方法一个说明：“我们不得不放弃想对所研究的社会行动领域提出单一的、经验上被证明了的模型这个传统的社会学目标，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认为更真实的研究目标，即对研究者如何建立他们关于社会世界的不同看法作出描述，并把研究者话语的变化与发生这些变化的社会环境因素联系起来，其他别无选择。我们把这一研究战略称为‘话语分析’(DA)。”[3]在提出这种方法时，研究者希望将科学家的语言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研究的资源／工具，来对科学本身有更好的认识。科学文本是科学家对自己的实践和成果的解释和表述，它事实上是变化不定的，是随着各种语境、各种社会情境而变动的。采用这些文本来理解科学则陷入了一个圈套，反而，来研究这些变化的文本能够了解科学家们如何对其实践的解释进行社会建构、如何通过语言构建科学展现出来的形象，才能够理解科学的性质。因此，话语分析方法背后的倾向是以分析语言为手段来揭示科学知识形成中社会建构过程。
人种志的方法为话语分析提供了无穷的文本的可能。人种志的方法要求分析者深入到实验室等“田野”中进行实地的参与性的考察。而实验室中所出现的科学家们在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笔记、草稿、实验报告、最后发表的论文、同事之间的讨论、项目申请书、不同实验室或者科学家之间的争论等等不仅是很好的分析对象，也反映了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受众对象下对科学实践的不同解释。
因此，中观的社会分析热衷于研究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关于同一个研究事件的文本的各种变化。通过关注这些变化，联系引起变化的社会因素，来达到认识科学的社会建构性的目的。背后的论证思路是，在一个研究实践事件中，对于同样的所谓科学事实（观察、实验结果等）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分别有效、成立的解释，也就是说无论哪种解释都存在着自身的替代性解释，而不同解释的出现是因为社会利益、共同体惯例等因素的影响。
三 微观的策略研究
科学修辞分析中还重点关注著名科学家的公开及私人文本、科学史上的经典著作等单个的文本。例如牛顿的《光学》、伽利略的《对话》等。这种研究多采用一种逐段逐句的精读方式来分析，重在分析文本中通过何种方式达到了最后的修辞效果。因此，称这类的研究为微观的策略研究。
（一）主要研究人员、代表作品
微观的策略研究的研究者主要来自修辞学背景的学者，他们熟悉已有的修辞分析模式和术语。代表性的作品有论文集《科学修辞学的标志性文献》(Landmark Essays on the Rhetoric of Science)、《说服科学：科学修辞的艺术》(Persuading Science：The Art of scientific Rhetoric)。前者收录的坎贝尔(John Angus Campbell)对于达尔文著作的分析、葛洛斯(Alan Gross)对于牛顿光学著作的分析都是非常典型的研究。
葛洛斯和普赖利(Lawrence J.Prelli)分别的经典著作《科学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Science)和《科学的一种修辞》(A Rhetoric of Science:Inventing Scientific Discourse)中的案例分析部分也非常具有代表性。《科学修辞学》中格罗斯用DNA模型发现过程传说式的历史说明了科学中类比的作用，用牛顿的光学思想受到的不同的修辞效果中风格、编排等修辞方式的作用，通过用戏剧方法来分析DNA重组的研究历史来探讨科学中的社会建构。
（二）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式
事实上，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修辞理论和修辞分析模式，集中地体现在《修辞学》这一著作中。亚氏时期的修辞主要是针对演说文本而言，他将演说分为三个主要类别：政治演说(deliberative)、诉讼演说(forensic)、典礼演说(epideictic)。他指出修辞有别于证明的推理和诡辩的推理，主要是一种辩证的推理，以或然性的原理为前提得出结论。最为核心的是“修辞式三段论”(enthymema)，即“省略式三段论”。这种推理在逻辑上并不是必然成立的，因此，在推理中，需要充分运用“信誉”(ethos)、“情感”(pathos)和“逻辑”(logos)这三个重要元素。修辞学的原则包括构思(invention)即通过选择材料发现思想主张；谋篇布局(organization)即把通过构思所发现的思想组织起来；演说技巧(elocution)或文体风格(style)，即演说者的语言选择；演说风格(delivery)指演说者的表演；最后就是演说者的记忆。之后，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的发展，特别是进入现代之后，修辞学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在修辞的分析方法上，特别是在这些核心概念上，仍然很大程度上沿用着亚氏的体系。
当修辞学家们开始分析科学文本的时候，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将亚氏的修辞学体系改造、升级之后借用过来。典型的是科学修辞学的代表人物葛洛斯在《科学修辞学》中的方法论构建，后来的修辞学家如普赖利等都是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他重新沿用了经典修辞学文献，特别是亚里士多德、西塞洛、昆提连，还有近代的佩雷尔曼、伯克、普洛普、哈贝马斯、巴特，但是在运用到科学文本中他赋予了新的涵义和指向。
首先，葛洛斯认为可以将科学发现(scientific discovery)用修辞学中的“发明”(invention)这个词来描述，这不仅可以将这个概念引入对科学文本的分析中，更重要的是，在科学观上，科学发现指的是，科学是发现自然界中本身就存在的东西，而发明指的是创造性地提出新的事物，用invention这个词来描述科学发现是对科学传统权威的一种挑战。
葛洛斯还重新诠释了stasis的体系，原本在古典修辞学中，stasis指的是构思中的一个部分，即为了达到说服的目的，通过一组问题来了解所处的情境；包括争论的事物是否发生；事物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例如是否构成一个犯罪；事物是否以某种方式得到了正确的评判。而运用到科学中，问题则可以指向实体是否存在，假设实体存在，那么它们的性质是什么，假设事物的特性保持着一贯性，那么描述这种特性的定律是否唯一。[4]
科学文本中同样要依赖逻辑、信誉、情感三个要素。在逻辑这一要素中，古典修辞学有一些固定的主题(topic)，如对比、原因、定义等等，这些方面都是论述要重点展开的部分，而科学文本也是在这些方面着力。观察、预测和数学化这些方面同样也是论证的资源。信誉要素在科学中普遍表现为依托权威，情感要素在科学中体现为谦逊等品格特征。
科学文本的编排和风格也是重要的分析部分。例如实验报告划分为简介—材料和方法—结论这三个部分并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编排，背后暗含的是培根式的自然哲学观，是有其修辞意图的。科学发现所使用的模型方法等也与修辞中的类比、隐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 小结
本文为科学修辞分析的文本分析方法勾勒了一个大致的框架，依据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四个关键要素划分成三大类：宏观的建制研究、中观的社会研究、微观的策略研究，为以后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整个修辞学进路中，这四个要素是准确地一一对应的。它们只是在大的趋向上形成了这三种模式，有时这四种要素会在三种类型中出现相互交叉。正是这种交叉与碰撞才构成了以后修辞学进路的理论和实践的新的生长点。
【收稿日期】2010-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