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研究
闽西苏区时期乡村社会变革述论
张 强
(龙岩学院 福建龙岩 364000)
摘要： 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闽西苏区的土地革命，引起了闽西土地、经济关系的深刻变革和文化教育、社会风尚等领域的变迁。中共在闽西苏区执政的重要尝试，论证了苏维埃革命的正义性与进步性。
关键词： 闽西苏区；社会变革；土地革命
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而民主政权则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人士长期追求的目标。在土地问题上，以邓子恢、张鼎丞等为领导的闽西苏区是全国最早进行土地分配探索的地区之一，为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宝贵经验。本文以闽西苏区时期农村的土地变革、权力重建引起的经济社会变迁为考察对象，梳理相关文献资料，探寻历史，进行理论思考，论述苏维埃革命的正义性与进步性。
一、苏区革命之前的闽西乡村社会
闽西地区由于地理环境所限，其经济发展水平一直低于省内其他地区。在明代中叶以来全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下，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人口流动的活跃，闽西与外界交流日益频繁，商品经济获得明显的发展。[1]而在20世纪20年代苏区革命之前，闽西经济社会呈现的却是一片衰败景象。
(一)帝国主义侵略、军阀统治给闽西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土地革命之前的闽西，经济有分散的个体农业、手工业和中小商业，以小农经济为主体。闽西地区的土产条丝烟、土纸本来销路很广，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致使闽西“手工业濒于破产，洋布战胜土布，洋纸打倒土纸，洋烟排挤了条丝烟”，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陷入极度贫困。货运断绝，苦力运输工人失业，影响到沿途的商店、客店，小贩的歇业倒闭，又使约3万人失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无以为生，铤而走险，上山为匪，流氓无产者占全区总人口的25%。[2]5
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同样给闽西人民带来无尽灾难。1913年，北洋军阀李厚基入主福建，开始了在福建长达14年的黑暗统治。其军队“横征暴敛，奸淫杀掠，极军阀统治所有之惨劫”①。驻扎在闽西各县的军阀因经济、政治背景的不同形成各派，为了争夺地盘，勾心斗角，连年混战。在1922年到1925年间，闽西大小军阀混战达三十多次。
反动军阀横征暴敛，欲壑难填。1925年盘踞龙岩的军阀张毅搜刮各种捐税250多万元，其中田赋已预征到1930年。盘踞汀属八县的军阀李风翔，“其军队之狠毒，既为全省各部之冠，故其搜刮苛刻，也最为残忍。”[2]61925年一年之内，他下令勒索捐税七次之多，加上各种“罚款”、杂捐，总计搜刮230多万元。军阀大肆卖官鬻爵，而豪绅地主则买官纳职，官衔成为商品。
(二)土地问题严重，广大农民受地租、高利贷、田赋捐税的繁重剥削
土地革命前，闽西的土地问题集中表现为地权高度集中。据龙岩、永定、上杭、连城、武平、长汀六县调查，“田地平均百分之八十五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有田地平均不过百分之十五。”②绝大多数的族田，其土地所有权名义上属宗族共有，实质上完全为地主豪绅所把持和侵占，是地主经济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土地革命发生后，随乡村政权出现的，是群众性社团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闽西苏区的群众性社团组织，有工会、贫农团、青年团、妇女会等，组织工农政治生活和维护其基本权利。此外，还有合作社、互助社、耕田队等生产、经济类组织，赤卫队、游击队等军事自卫组织，以提升农民群众的政治权力。
地租是地主剥削的主要形式。农民为了生存，向地主租种土地。地主凭借对土地的占有，要农民交纳占收获量60%～80%的高额地租。 除正租外，还有各种各样的额外榨取，如典当、青苗、“大斗收租”、“请租饭”、“年节送礼”等附加剥削。
高利贷剥削。这是封建地租剥削的延伸，也是造成农民长期依赖，甚至终身附于地主受奴役的重要原因。农民往往因为缴不起高额地租，无可奈何向地主借债。地主便趁机勒索高利，利息“龙岩每月二分为最低，连城、武平、长汀均三分，上杭、永定均二分半，最高利息各县有到十二分的。”②
繁重的苛捐杂税。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统治人民的政权机关与军队的庞大费用，想方设法向广大农民敲诈勒索。多如牛毛的赋税，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捐税有百种之多，而且税率非常高，不论纸张、烟丝或其他产品，从生产到销售都要缴纳十几次捐税。
从表5测量结果可以看出，所测得这几类岩石的极化率、电阻率参数变化范围较常规情况变化大，几何平均值也较常规值大。追寻原因，存在以下几点情况影响了标本电性参数测量结果：矿区标本采集未散布矿区；标本未经过加工，形状不规则；标本浸泡时间不够；测量标本使用面团加入过量硫酸铜，导致面团极化率增大。
根据陈翰笙《中国农民负担之赋税》一文的附表，民国十五年(1926)秋，闽西汀州的田赋已预征到民国二十年(1931)，预征了5年的田赋。另据上杭县志载，1926年，上杭县的田赋已预征至1933年。据《岩声》第24期报道，在1925年8月份一个月中，“龙岩县杂捐便有防务捐、土药捐、盐捐、烟酒捐、印花税、屠宰税、纸槽捐、硝磺捐等八种。以上八种捐税，达一万四千元左右。”[2]9-10
还有四人曾被册立为太子但在死后没有获得谥号，分别是唐高宗的长子李忠、唐玄宗的次子李瑛、唐敬宗第六子李成美、唐昭宗长子李裕，他们被废黜太子之位以及没有获得谥号的原因相当复杂。“没有获得谥号的四人尽管可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也说明他们生前的事迹没有值得赞赏或者怀念和悯惜之处，也可以说是对他们一生的否定。曾为太子而不能获得太子谥号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其后人则会因为谥号一事而深感遗憾，也就出现了李承乾死后将近百年之时他的孙子李适之向唐玄宗讨要封谥的之事，足见谥法制度在古代社会中的影响之大。”唐代太子死后能否获得谥号既与他们生前的品行有关，也存在在任皇帝对于他们的感情因素。
第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医院实际情况,完善妇产科抗菌药物用药制度,规范抗菌药物使用,加强职业教育,强化医护人员责任意识,秉承着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以饱满的热情,投入至工作中,高效开展日常工作,确保妇产科抗菌药物应用的安全性,充分发挥药物疗效促使患者早日康复。
(三)土匪活动猖獗
苏区乡村政权的行政方式与制度设置，最主要的是建立代表会议制度和委员会制度。代表会议和委员会制度，是乡村政权行政的主要方式，它将乡政权的议事和执行权力集中到代表会议和委员会，将工农群众有效地结合到政权体系中，保证了政令与民情的畅通。[4]46
在总结以往教育方针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31年4月21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强调了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提出“学校是穷人自己的学校”的口号，鼓励工农接受阶级的教育，提高政治和文化水平，会议通过了一个重要决议，即加强教育部门对教学内容的审批和编订，站在意识形态的角度，指出“共产主义的教育与目前实际斗争的教育两者密切联系起来”的原则。1931年7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各县区文委联席会，会议认识到意识形态的转变对于教育工作的意义和作用，指示要“通过学生自己的组织力量来推动儿童入校读书”，“经过宣传后自觉制定学习纪律，反对无故旷课”。[8]
根据业界权威的Cimdata的定义，PLM是应用于单一地点的企业内部、分散在多个地点的企业内部，以及在产品研发领域具有协作关系的企业之间的，支持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信息的创建、管理、分发和应用的一系列应用解决方案，它能够集成与产品相关的人力资源、流程、应用系统和信息［2］。它针对制造业，以网络为基础，提供全生命周期（包括市场需求调研、产品开发、产品设计、销售、售后服务）的信息管理，并在一定范围内为产品设计和制造以及维护建立一个并行的协作环境。不同部门，不同角色的使用者随时随地共享、使用产品数据，并将其应用到新产品的开发，快速响应市场。
这一时期闽西匪患形成的原因，既有闽西险要复杂的地理环境，灾害、瘟疫等自然因素；而外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政局动荡、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等，则是闽西匪患产生的经济社会根源，是更深层的原因。[3]
闽西苏区在文化教育、社会风气等领域的变革，还表现在破除封建迷信，禁烟、赌等封建恶习陋规，树立社会新风尚等方面。这些社会改造，均取得了良好效果，使闽西苏区“社会上盗匪绝迹烟赌肃清，生产上大大增加，真正实现了夜不闭户野无游民的现象”。[5]215
二、苏区革命引起的闽西乡村社会变迁
(一)土地关系的深刻变革
在摧毁农村社会旧制的基础上，闽西苏区建立了贫苦工农主导的农村政权，其过程大体经历了农民协会、革命委员会到苏维埃的三种形式、三个阶段。农民协会仅存在于土地革命兴起后的最初几个月，即很快被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所取代。各乡村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比较充分地发挥了临时政权的职能：发动群众斗争；扩大工农会组织；收缴反革命武装，组织赤卫队；肃清反革命势力；没收反动派财物分与贫民；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与贫民；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宣布取消苛捐杂税。1929年7月，中共闽西一大对建立从革委会到苏维埃的政权组织步骤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当乡村中斗争胜利，广大的群众已经起来，党有相当的领导力量，政权已经相当巩固时，可组织苏维埃。一区中有三个乡苏维埃以上，即可成立区苏维埃。一县中有三个区苏维埃以上，即可成立县苏维埃。[6]18-19闽西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大体上按照这一步骤进行。随着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在进行土地革命的闽西各地农村，完成了政权的转换，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以政权转换为中心，农村社会形态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随着土地革命的兴起，以改变土地所有关系和农村权力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社会变动，在革命所及的闽西农村渐次展开。与其他苏区一样，闽西苏区大体经历了打土豪分财产、减租抗租，到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再到确立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么三个步骤、三大过程，使苏区农村地区千百年不变的土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动员千百万农民群众投入革命斗争，提供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春夏时，各处如火如荼爆发的群众斗争，其中心口号是“分谷子”。谷子一分，米价马上便宜，更使一般的穷人明白过去土豪操纵米价之恶，而相信共产党的主张真正为了穷人。各地的斗争，一开始便是杀土豪、缴枪，接着便是分谷，烧田契、债券。龙岩、上杭、永定三县赤色乡村中，“土豪杀的杀，跑的跑，虽然不敢说完全肃清，然大部肃清是可以说的。”③
1928年10月，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领导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确定以乡为区域单位，实行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和以劳动力为标准两种分配土地山林的办法。1930年2月7日二七会议通过的《土地法》(二七土地法)，增加了“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分田后由县苏维埃或区苏维埃发给耕种证等内容。永定暴动后，成立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邓子恢、张鼎丞和农民代表共同研究制定了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按人口平分，地主富农和贫中农一样分田；分田以乡为单位；抽多补少。1930年6月，毛泽东在上杭南阳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决议案，根据闽西分田的经验，在抽多补少的分田原则中，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办法。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最终形成为中央苏区比较完善的分田办法。
用药错误（Medication Errors，ME）是指合格药品在临床使用全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可以防范的用药不当[1]。用药错误可发生于处方（医嘱）开具与传递，药品储存、调剂与分发，药品使用与监测，用药指导及药品管理，信息技术等多个环节。其发生原因可能与专业医疗行为、医疗产品（药品、给药装置等）、工作流程和系统有关[1]。
1931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九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富农策略》，指出，农民是小私有生产者，他们热烈地起来参加土地革命，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必须使广大农民在革命中取得了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闽西苏区在溪南分田时，就曾明确提出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1931年4月16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土地委员扩大会议，作出土地问题决议案，确定了土地农有的新政策，“农民领得田地即为自己所有，有权转租或变卖抵押，苏维埃不禁止”，“田地山林分配给农民之后，死亡的不收回，新生的不再补”。该决议还规定，“农民分得之田，政府应登记清楚，并由县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④确定土地权属，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我曾经有段时间寄居在朋友家，朋友是台州人，嗜食海鲜。她母亲每次来小住，必定满桌海鲜佳肴。临行之前，因为担心我们在外面吃得不好，朋友妈妈还会煮上一大锅腊味焖饭。米饭里夹杂着腊肠、豌豆、香菇、土豆丁、萝卜丁、玉米粒，当然不能少了干贝这样的鲜美之味。这一锅焖饭五彩斑斓，圆润的米粒里吸收了腊味的咸香，萝卜、豌豆和玉米粒味道各异，每一口嚼下去都是惊喜。所以，我们俩抱着饭锅吃了几天的腊味焖饭，也丝毫不觉得厌腻。
在苏区确定农民土地所有权，对农地产权农民私有进行明确认定，在近代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地权为核心的土地的没收和分配，革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地权由集中到大体平均、“耕者有其田”的近代民主革命的目标要求，成为苏区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富有革命意义的深刻变动，根本上促成了苏区农民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的改变。苏区政府作为确定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政府，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
(二)社会关系和权力格局的剧变
1.社会关系、政权基础的深刻变革
土地革命，是一场中国共产党规划的全盘解决土地与政治、社会问题的整体性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中共通过摧毁传统农村的“社会旧制”，打破地主阶级、宗法制度对农村的传统治理模式，清肃威胁社会秩序的会党土匪。在苏区按照新的制度设计，建立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政权组织、群众组织、经济结构和文化组织，使国家权力深入农村，全方位地实现农村的权利转移，使农村社会关系和政权基础发生剧变，成为中国农村发展中的巨大进步。[4]33
在闽西苏区，在革命的冲击下，地主乡绅或被杀、外逃，或参加革命、归顺苏维埃政权。地主阶级作为经济意义上的一个阶级，在革命根据地被消灭，他们所把持的农村权力，被推翻而转移到革命农民手中。作为构成地主阶级权力重要支撑的地主武装，受到了红军的重点打击。至1929年冬，闽西“最反动阶级——地主豪绅阶级在财产上人力上武装上都削弱到极点，他们没有力量来恢复统治价级的地位”[5]162。
随着担任族长等宗族首领的地主乡绅的被打倒、族田的被没收分配和祠堂的被征用，宗族制度失去组织功能、经济基础和活动场所，而被完全废除。
2.人民当家作主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农村和土地问题认识上，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农村农民和土地的现状及其解决的办法，大会通过《土地问题决议案》，对土地占有状况进行了量的分析，对农村经济和社会性质进行了整体估计，详细地分析了农民的经济生活及其困境，明确提出了以变更土地所有制和取得乡村政权为基本内容的“农村革命”主张。八七会议拟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独立领导土地革命的革命战略。以八七会议为标志，中国革命正式进入到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
1930年3月18至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县省立第九中学召开，大会通过了《宣言》和军事、经济、财政、文化、建设等五个问题决议案，讨论制定了苏维埃政府组织、土地、山林、工会、保护青年妇女、合作社等16个法案和条例，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任主席，形成闽西苏区。1932年3月18日，在长汀成立了张鼎丞任主席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1931年9月，随着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苏区与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形成中央苏区。
土匪是民国时期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20年代的闽西，农村社会危机严重，匪患猖獗。如永定，“土匪的数量是怪惊人的，坎市、抚溪两区的人口不下三、四万，土匪占了大半。尤其是抚溪，除了土匪，什么也没有”“永定的男子大半是土匪，至少与土匪有关联。”①
在敦煌遗书中，潘重规先生整理、编著的《敦煌变文集新书》载录的《伍子胥变文》有4个写卷，分别为：P.3213，仅存故事的开端，有27行；S.6331，仅存12行，其中有6行为断行；S.328，保存了故事的主要部分；P.2794，仅存2节。[3]858这是《伍子胥变文》写卷的基本情况。《伍子胥变文》讲述春秋时期伍子胥的复仇故事，其故事最早记载于《左传》和《国语》两书，是伍子胥故事的源头，其对伍子胥的记载分散零碎，只有简洁的只言片语，为后人深化伍子胥故事留下无限的创造空间。
上杭县下才溪乡苏维埃政府下设拥护红军、优待红军家属、查田、选举、土地、劳动、山林、逃兵归队等8个委员会和1个耕田队，下才溪乡下边的村的委员会和委员也按需设立。下才溪乡从1931年开始实行代表主任制度。每个村有十多个至二十多个代表，从中产生一个代表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三进才溪，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充分肯定了才溪区苏维埃政府和下才溪乡苏维埃政府以及村级政权的政权建设和民主管理，作出了很高的评价：“村的代表主任制度及代表与居民发生固定关系的办法，是苏维埃组织与领导方面的一大进步。才溪乡，是同长冈、石水等乡一样，收得了很大效果的。……使全村民众像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长冈、才溪、石水等乡的办法，应该推行到全苏区去。”充分肯定下才溪的民主选举，作出如下结论，“上下才溪的选举是一般成功了的。他们的选举宣传，他们的组织候选名单与发动群众对候选名单的批评，他们的联系选举与别项工作，他们的组织工人与女子当选，都充分执行了中央政府的选举训令，成为苏区选举运动的模范。”[7]333-336
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使闽西苏区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为了保卫革命胜利果实，苏区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努力生产建设，积极支援前线，为革命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Logistics and the Conception of Logistics Systemin Henan Province: based on the Case of Zhengzhou
(三)文化教育、社会风尚等领域的变迁
伴随着土地、经济关系变革的，则是闽西乡村在文化教育、社会风尚等领域的变迁。
1.重视意识形态教育
闽西属于客家聚居区。客家人有着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但因经济、社会等原因，土地革命之前，闽西文化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农民很多都不识字。闽西苏区时期，中共高举无产阶级文化旗帜，领导进行了一场如火如荼的教育革命。闽西苏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意识形态教育。
1930年7月24日，闽西苏维埃文化部教育委员会通过决议案，明确目前的教育，包括养成“在革命环境中所需要的革命工作的干部人材”，“普遍而深入的提高群众阶级觉悟、政治水平、文化程度”。⑤
闽西土匪有不少为失去土地和工作的无业游民，他们穷困潦倒，被迫做了土匪。按类型来说，土匪多为积匪，专门从事抢劫、烧杀，绑架勒赎活动的惯匪。所到之处，不分青红皂白，不分贫富良莠，洗劫一空，使百姓陷于悲惨境地。也有兵匪，大多是些被裁撤或溃败的军队或是哗变的士兵，因生活无着落而沦为土匪，郭凤鸣部、陈国辉部属此类。还有会匪和教匪，赣南、闽西的三点会、红枪会等，它们也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这类组织往往被地方乡绅所控制。
她还在跟易太太讨价还价，他已经走开了。她费尽唇舌才得脱身，回到自己卧室里，也没换衣服，匆匆收拾了一下，女佣已经来回说车在门口等着。她乘易家的汽车出去，吩咐司机开到一家咖啡馆，下了车便打发他回去。
2.妇女解放运动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村妇女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压迫，在政治地位、经济生活和婚姻等方面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中共历来强调妇女的平等权利、巨大力量和作用。“党的最大任务，是认定农民妇女乃最积极的革命的参加者，而尽量的吸收到一切农民的革命组织中来，尤其是农民协会及苏维埃。”[9]1929年，闽西特委发现各级政府和下级党组织，把妇女解放看成只是单纯地帮助妇女离婚，立即提出批评，指出这是错误认识，要从反对旧礼教的束缚、经济不平等、政治地位的低落方面，来帮助妇女“真谋解放”，同时也要使妇女彻底明白，压迫妇女的自由的，不单是妇女的家庭，更有旧的礼教，“妇女要彻底解放，应与男子一致参加革命，彻底地从旧礼教之下解放出来。”[6]691-692闽西妇女平等独立权利的初步实现，表现在政治地位的提高，参与政权和社会的管理；经济地位的独立，与男子一样分配到土地和山林；文化教育权利的平等享受以及男女关系上的解放等方面。中共闽西特委认为，自从1928年开始妇女解放运动以来，各处妇女“多是热烈的”起来参加农会，参加政权组织，赞叹“真是妇女进步之表现”。⑥
作为妇女解放模范的上下才溪的妇女，处处显示出的巾帼不让须眉，时时刻刻表现出自身解放后的主人翁精神，对各项工作的开展做出的可圈可点的贡献，让前来调查的毛泽东同志发出由衷的感叹。[7]336-337
盘锦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2014年7月重组，现有干部职工171人。2009年被评为辽宁省食品安全工作先进集体，2015年荣获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突出贡献奖”，2014～2015年连续两年获得市直文明机关荣誉称号。市局机关绩效考核连续3年位列一档，市局党组被评为优秀班子。
三、余论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我们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它的建立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培养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组织、管理人才。”[10]中共在闽西中央苏区的实践，切实将土地和农民问题摆在了革命和执政的实践上，使这常被提到的社会问题，走上了根本解决之道。土地革命也影响了国民党和全社会，加深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各界人士对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关注。[4]354红军长征后，国民党虽然恢复了地主阶级对苏区农村的统治，却无法逆转革命造成的社会关系变化。事实上，中共闽西地方党组织领导农民进行保田斗争，使龙岩、上杭、永定等县的15个区、83个乡、14.6万人口的地区，约20万亩土地一直保留在农民手里，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11]以有效制度设置保证工农大众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人民当家作主，形式上彻底改变了千百年来乡村社会的土地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具有明显进步性的民主实践，符合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因而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热烈支持。
3.创新工作方式。开展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必须与社会组织的日常经营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为社会组织所需要，为党员所欢迎，为职工所拥护，为所有者、经营者所理解和支持”的原则，如针对其从业人员流动性比较强的特点，要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改进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服务”要求，探索“一方隶属、多重管理”模式，并注意为其党员办理好流动党员证，针对其场室有限，可安排在附近社区活动等。实行分类指导、网络化管理的党建工作方式和“小型、业余、灵活、多样”的活动方式，增强党建工作的时效性和吸引力。
伴随着土地、经济关系变革的，还有闽西乡村社会在文化教育、社会风尚等领域的变化。革命前的闽西社会，已然一去不复返了。
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应具有实际可操作性，要考虑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以及可收集性，数据最好是统计部门在同一时段按同一口径、同一标准收集的公开资料。
当然，苏区时期我们党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也犯过一些错误。如在土地问题上一度实行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反复分田与查田；夸大游民土匪的革命性，对游民土匪不讲原则、一味迁就；教育方面也出现过“强制教育”的问题，等等。由于激烈、残酷的战争环境，苏区所控制区域的变化、不稳定，苏维埃政权只能是一种战时体制，主要目的是应付战争、争取生存环境。因而，苏区时期不具备从根本上解决乡村问题的客观条件。乡村传统社会结构具有巨大的弹性，对乡村的改造、建设，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艰难实践过程才能完成。
注释：
①《北洋军阀统治下福建军事政治概况》(1936年7月8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一辑，第92页，246页，1981年12月。
②《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二辑，第141页，1982年7月。
③《中共闽西特委报告——闽西斗争形势和组织状况》(1929年8月28日)，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1928-1936)，第127-128页。
首先，政府需要深刻认识乡村旅游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其次，深入了解当地固有的自然资源，探索如何将其优势实现最大化；再者，根据如今乡村旅游业的现状，分析潜在游客市场，进行全局统一规划，指导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④《土地委员扩大决议案》(1931年4月20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五辑，第169-170页，1984年7月。
⑤《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教育委员会之决议案》(1930年7月24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三辑，第402页，1982年10月。
⑥《中共闽西特委报告——闽西斗争形势和组织状况》(1929年8月2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特委文件1928—1936年，中央档案馆馆存本，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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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ural Social Changes in West Fujian during Soviet Area Period
ZHANG Qiang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Fujian 364000, China)
Abstract :The Soviet Area in West Fujia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the Soviet Area of West Fujian resulted in profound changes in land and economic relations as well as changes in culture, education, social customs and other fields in West Fujian. The important attemp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governing the Soviet Area of West Fujian demonstrates the justice and progress of the Soviet revolution.
Key words :Soviet Area in West Fujian; social change; agrarian revolution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629(2019)04-0009-06
收稿日期： 2019-04-26
Doi: 10.16813/j.cnki.cn35-1286/g4.2019.04.002
作者简介： 张强，男，福建永定人，龙岩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苏区史、客家文化。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央苏区闽西农村经济社会研究”(FJ2016TWB005)；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2016年规划项目(S2016013)。
〔责任编辑：江清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