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社会主义”——从毛泽东给博古等的一封信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古论文,封信论文,个性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收入毛泽东在1920年到1965年期间的372封书信，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不少书信的内容涉及党的重要政治原则、理论观点、方针政策以及党性修养、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学习方法。不仅对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理论素质以及各方面知识，都有重要意义。该书出版不久，一位著名学者在一篇文章中提到372封书信中最重要的一封是毛泽东1944年8月31日写给博古等人的那一封[1]237－239。它重要在哪里？作者没有说。在我看来，这封信的重要意义不外下面两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第一次从生产力方面分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和经济结构。他分析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脱离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社会活动孤立地进行，而必须和革命斗争、群众运动联合起来。进而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业，而不是农业、手工业。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他说：“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毛泽东在这里十分明确地提出要发展生产力，走工业化的道路；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不能停留在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上，而是通过发展机器、发展工业，最后到达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同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1]37－239 一年后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并且深刻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区别，指出：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毛泽东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所以，“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2]322－323这些精辟的论述，极大地丰富了1940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因为《新民主主义论》着重从生产关系方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结构，而对生产力方面的论述则有欠缺。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和启迪。
第二，这封信更重要的意义还表现在毛泽东在信后附加的一段话：“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1]237－239 这段附加的话只有70个字，但内容却十分深刻。毛泽东在这里鲜明地提出革命就是对个性的解放，是个性的张扬，而不是个性的压抑，同时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明确提出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结论。这样就从政治上、思想上把革命和个性解放联系起来，把民主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这是1979年邓小平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重要理论的渊源。我们党十三大制订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把民主和富强、文明“三位一体”地并列为奋斗目标；2006年10月通过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总任务从“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建设的“四位一体”，政治方面的民主建设仍然是我们今后长期奋斗的目标。因此，毛泽东在1944年提出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其深刻的理论意义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知道，个性解放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在早期著作中就特别强调个性解放，如1917～1918年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的：“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3]152－152 而实现自我、发达个性乃是每个人不可推卸的神圣义务：“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3]235－236 显然，毛泽东此时的思想还没有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那么近30年后给博古等人的这封信，对个性的认识，已经经历了一个历史的飞跃。这也是不言自明的。
（二）
一年后毛泽东对个性问题的认识又有了发展。由于大批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党的队伍不断扩大，但另一方面党内思想也更为复杂，个性问题成为革命阵容中一个带有倾向性的思想认识问题。所以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口头政治报告”的第三个大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中，第一个就讲“关于个性与党性”[2]336－341 问题。毛泽东一开头就说：“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当时，全国人民正在艰苦地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把解放个性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联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而且这种解放是全面的，“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2]322－323 政治上，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之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经济制度上，要不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文化上，要促进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的发展。必须看到，在这里毛泽东是把个性和民主、党性和统一作为同一意义的词语使用的。他在1944年6月《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中说：“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2]169 毛泽东这里指的显然不仅是对当时国民党而言的，而且也是包括共产党内部而言的，因为他说“党务民主，就是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关系”[2]170。这就是我们党内的集中与民主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互相监督”的关系。毛泽东紧接着专门阐述了党内集中与民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他强调党内不同，因为党是一个严密的组织，要有统一的纪律，要有民主集中制。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党员要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愿意自我牺牲。所以党员除了个性外还要有党性。党员要到哪个地方就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说，我们要生产，减轻边区人民的负担；要整风，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我们的党现在比较统一了，可以说是空前的统一。”“我们还需要更高的统一，更高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
所以我们既要集中，又要民主，这就要坚持党性，承认个性。毛泽东最后从哲学高度概括了党性和个性的关系：“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他强调：“个性不能强同”，“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等等，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2]322－323 把党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分析得十分透彻，十分深刻。
（三）
更有意义的是，在毛泽东口头报告后不久，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对这个问题作了发言[4]66－78。陆定一讲了两个问题：第一，团结问题；第二，路线问题。在团结问题中主要就是谈党性与个性问题。他说：“我觉得毛主席在口头报告里面，解决了历史上一个很大的问题。他讲了党性与个性问题。如果我对他所讲的理解不错的话，我觉得，他讲的意思就是要‘加强党性，承认个性’。”陆定一对毛泽东关于党性与个性的讲话作了这样的概括：“因此，增强党性，承认个性，在我们党内是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础。”把党性和个性的统一提高到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础，陆定一是第一人，毛泽东在给博古等的信中没有这样提，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也没有这样提。陆定一把毛泽东关于党性和个性统一的思想发挥了，发展了。陆定一为什么作出这样的概括呢？根据他在七大的发言，我把它归纳为下面四点：第一，陆定一首先对党性、个性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党性是什么？党性是共同性。个性是什么？个性是差别性。……关于个性这件事，过去很多同志理解错了。如果说，这个人的个性很强，那就等于说他党性很弱。党性与个性，是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开的。”第二，他指出正确认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过去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都强调党性，抹杀个性。……他们强调党性，把个性抹杀了。其结果怎样呢？其结果，他们说，我是党性，你们要都照我这样来。其实还不是个性？！照小资产阶级的个性来改造党，名字叫做‘党性’，实际上不是党性，实际上党性很差。那是不对的。”第三，陆定一的发言紧紧联系当时延安的实际，他说：“以后在延安有自由主义，那时王实味强调个性，反对党性。他们不要党性。他们说，党性没有，只有个性。这是发展了个性，降低了党性。毛主席在那时提出了整风运动，生产运动。……整风是为的增强党性，生产是为的承认个性；不生产，就饿死了，还有什么个性？我们不但要生产，而且要整风，这样，党性的问题也就解决了。”第四，联系到党内，陆定一最后结论说：“加强党性，承认个性，这个原则用到我们党内来，就是承认有民主；没有民主，就是否认了个性。党性和个性要联系一致。加强党性，承认个性，在党内才有民主集中制。因此，增强党性，承认个性，在我们党内是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基础，它也是‘治病救人’的理论基础。”他举例说：“他有病，我没有病，就是差别；但都是党员，这是共同性。”“我们对有病的人要负责，不是打击他，或者对他的病马马虎虎。如果是这样，就不能治病，或者不能救人。”只有加强党性，承认个性，我们才能团结，才能进步。这样陆定一就很自然地得出党性和个性的统一是党内团结的理论基础这样深刻的结论。他说：“这个问题，在过去没有哪个人解决过，现在我们在理论上解决了，这是这次大会一个很大的收获。因为，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想巩固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在我们党内的领导，是会有困难的。”
说到这里，问题已经讲得很透彻了。但陆定一紧接着又对个性同个人主义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说：“我们党的组织路线，党内生活方针，应该加强党性，承认个性，那倒不是说，你既然承认了个性，老子就个性一番。个性也可以分析的。个性有对人民大众有利的，有对人民大众有害的，也有没有什么利益、没有什么害处的。把那不利的去掉，这就要学习、修养，使我们的个性与党性能够一致。不要认为党承认有个性，就发展个人主义，这是很危险的。”讲得太好了。我党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陆定一半个多世纪前讲的话，今天仍旧是那么新颖、那么深刻。陆定一的这个发言，《陆定一文集》没有收进，《陆定一传》也未提到。但陆定一1982年6月3日给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复信：“看了我在七大的发言，想了很久。现在稍加修改，送上。”[4]66－78 可见本文的发表是得到陆定一同意的。
在庄严、隆重的全国党代会上专门谈党性和个性问题，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之所以要这样，这是因为党性与个性问题，是民主与集中问题，在当时知识分子集中的延安是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来说，又是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和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党的历史上有些人之所以犯“左”、“右”倾错误，从认识论根源来说，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共性与个性、党性与个性、集中与民主的辩证关系。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党性与个性的关系，服从党性，发挥个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毕生努力追求的。我们知道，七大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七大生动地全面地体现了党的先进性质。这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不断进行思想理论教育是分不开的。这个极其珍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纠正了“左”的错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民主旗帜高扬，学术讨论热烈，广大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了很大发挥，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累累。但在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在党性与个性问题上，也存在“矫枉过正”现象，对历史持虚无主义态度，如有的认为“今不如昔”，认为解放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甚微；有的反对再提党性，认为党性束缚个性，一些本来很有成就的人入党后聪明才智反而被扼杀了；也有的以解放个性为名，行个人主义之实。这些思想都是十分错误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回顾历史，看看我们党和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党性与个性的。从而增强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强的思想理论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