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对儒家道德遗产及其现代相关性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相关性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遗产论文,儒家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儒家学说的许多方面都与特定的历史阶段紧密相连，其道德规范的许多要求也仅仅在特定的条件下才适用。例如，儒家的政治观与等级制密不可分：儒家的家庭伦理以家长制为基础，要求幼从长、妇从夫；而儒家的社会纲领则深深植根于小农经济之上，并且与之相辅相成。当现代政治、现代家庭关系、大规模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取代了封建政治体系与制度的时候，儒家传统中的绝大部分思想便变得过时、累赘，至少不再是重要的了。
20世纪的发展变化不仅削弱了儒家思想体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而且使这一体系本身脱离了现实与社会生活。儒家传统根基的丧失，致使很多人接受了列文逊的观点，他认为儒家思想仅仅是“一种博物馆里陈列的传统”或“历史的纪念品”，就像古埃及的金字塔和古代的玛雅文明一样，已随历史的迁移变得僵化，它“引发了（而不是灌输了）一种对过去的虔诚”，只有那些热衷于研究人类历史与考古学的人才会对它感兴趣。难道儒家学说仅仅作为一种历史的遗迹走入21世纪吗？或者说，在飞速变化的社会中它还能否为有意义的生活作出贡献呢？儒家传统中有哪些要素能够使其避免成为一种僵死的文化或过去的传统，继续在社会中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发挥作用，理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且自觉地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呢？
一、儒家思想的现代相关性
从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儒家思想在东亚政治、社会和经济舞台上的全面撤退，儒家思想的影响便只局限于学术研究这一极小的领域，它似乎仅仅活在那些思想保守的人的心中，并成为其言行举止的社会与心理基础。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管他是否进行学术研究，儒家思想代表着过去的阴影，它是中国落后、无能和软弱的象征和原因。与此相关，儒家学说便发生了三个不可逆转的变化；儒家思想的体系与制度消失了，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丧失了，儒家思想中的礼也不再具有精神性价值。儒家思想似乎落魄为仅仅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或说教，一种对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的古老的影象。
然而，这只是儒学在21世纪的一个方面，儒家传统与当代中国之间的脐带是不可能被轻易剪断的。在儒家思想遭受重创的很多年之后，自80年代初，它在东亚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尽管隐藏在儒学热背后的原因与动机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无论如何，儒家思想的复苏，绝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儒学那里，也不是古老的实践行为与学说遗产的大甩卖，而是一种文化上的综合创新与遗产的扬弃转化，使之能够重新阐释文化的基本特征，指导社会与经济发展。在探索、寻求儒学的新形式的过程中，传统的儒家思想被有意识地划分为两大部分：“作为道德价值源泉的儒学”和“构建传统社会结构的儒学”。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两部分与尼南·斯马特划分的儒学的“学说向度”和“政治向度”相对应，或者与当代新儒家所划分的“儒学的传统”（或“理想主义的和文化上的儒学”）和“儒学的中国”（或“构成王朝和社会的儒学”）相对应。研究儒学思想的学者都同意，尽管古老的儒学赖以生存的社会结构已经消失，但是它的道德学说与理想价值却在中国人的心理情感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构成了东亚人民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的基础。
在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上仍然存在着许多批评意见与警告，然而儒学却已经悄悄地在人们的生活中以及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恢复着它们曾经有过的重要影响。作为一个传统的学说体系，儒家思想中那些与旧的社会制度和古老的社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不会再受到推崇，但是，儒学的价值却再一次发挥作用，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例如，“修身”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已经为当代学生广为认可并接受。儒学价值观与现代品德的结合也为企业家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儒商”，以表彰现代工业或商业界的领导者们在商业交往中所拥有的儒家的美德，如人道（仁）、诚信（信）、忠诚（诚）和利他思想。当一些人因为在东亚经济的实际状况中看到儒家思想与自由市场经济和谐地融为一体，而谈论资本主义的儒学或儒学的资本主义（儒教资本主义）时，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伴随着对儒学的性质与作用的新的理解，人们正努力恢复儒学体系的地位与声望，人们对于儒学的教育思想、考核制度及为学之道的兴趣也在日益增长。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的一些华人社区中，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儒学组织，旨在恢复儒家学说的精神价值；例如，孔教学院、孔教会乃至儒教的礼拜学校，这些组织都把儒家的经典著作作为它们的教科书。对于儒学来讲，仅仅宣扬它过去的光辉形象或许是不够的。然而，没有人能够否认，它正逐渐地再一次与当今社会的、个人的和宗教的生活发生联系。有很多明显的迹象表明，儒家伦理的许多方面依然是有用的和有价值的，儒教的独一无二的特质被认为是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向度，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儒学的思考也被认为是有助于地球村的健康发展的。过去，如果说没有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就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人、东亚人及其社会；那么现在，如果不把儒家思想考虑进去，对于中国和东亚的理解就更是片面和肤浅的了。
使得儒学与现代生活和现代社会密切相关的那些情况可能与以前大不相同，一些人把儒家的家族主义作为它与现代相关性的唯一原因。的确，儒家的家族主义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心理上对于东亚社会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在认同家庭观念对现代社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重要影响的同时，却不应当把儒家思想等同于家族主义。家族主义决不是儒学与21世纪发生联系的关键，其原因有二：首先，亚洲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家庭模式不可能满足现代社会流动性、灵活性、平等性和民主性等特征的需要。儒学的家族主义是个人生活与家庭生活现代化的明显障碍，因此它肯定会在21世纪遭到淘汰。第二，在促进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家族主义已经显示出了太多的负面影响，例如政治上的徇私舞弊、社会上的不公平、经济上的贪污腐败以及家庭关系上的紧张。在儒学的家族主义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结构与现代社会的根本原则是相悖的。因而，使儒家学说历久弥新的并非家族主义，而是其道德和精神遗产；儒家学说对道德责任的关心，对价值传承的重要性的强调和对生命的人道主义的理解，依然是其与21世纪密切关联的最重要因素，这有助于强化责任的伦理观，有助于推动全面的教育体系的建立，也有助于人们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探寻到其终极价值。
二、责任的伦理观
人类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动物，而且还是道德动物，有选择的自由和责任感，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不但关注行为的过程，而且关注其动机和结果。在某种含义上，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现存的传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怎样维持权利和责任之间的平衡。然而，由于存在着文化方面的差异，一些传统较为关注选择的自由和权利，另一些则更为关注责任。儒家文化便是一种更为关注人类责任的传统。
自由选择是现代社会的基石，也是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但是，没有责任约束的自由不仅会将导致社会网络的崩溃，造成个人与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而且还会导致人们为了满足暂时的需要而牺牲未来的幸福。这已经构成了对人类智慧和人性完整的严重挑战。在这方面，儒家思想能够为新的道德感、新的生态观和地球村的新法则作出贡献。儒家伦理坚持认为，个人处在关系的中心，并非为了谋求自身的权利，而是为了强调自己的责任；与之相应，那种以家庭为模型的社会信任感，也并非把他人排除在外，而是把家庭内部的情感推广到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按照儒家的理解，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必须严格遵循礼的基本规范，这不仅仅是对个人的严格要求，更是为了培养人们心中的神圣感与使命感。教育对于塑造一种优秀的人格来讲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对于提高人们体格的力量去战胜未知的东西来讲是基本的，而且有助于培养人们与他人合作以及与自然和宇宙和谐共处的能力。
儒家构建责任伦理学的努力与其对世界的认识的发展是一致的，这一点已经成为指导21世纪人类社区生活的普遍伦理学研究中国际合作的一部分。旨在解决当前世界性道德问题的一系列措施已经开始计划并付诸实施。例如，19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宗教会议，签署了由瑞士神学家孔汉斯起草的《地球伦理宣言》。1995年由德国前总理维里·勃兰特领导的地球管理委员会颁布了一个名为《我们的地球邻居》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地球公共伦理”这一概念备加推崇。联合国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号召，通过提倡地球伦理来保护世界各民族的创造性、多样性，并以此来增强人们对地球村的认同。在这种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成立了普遍伦理学行动小组，探讨了再次由孔汉斯起草的《关于人类责任的世界宣言》这份普遍伦理学宣言的可能性。迄今为止，该小组已经于1997年3月和12月举行了两次会议，众多的政治家、哲学家、宗教界人士以及有不同文化和传统背景的代表前来参加，其中有两位来自现代新儒家阵营，这就是哈佛大学的杜维明先生和香港大学的刘述先先生。这个行动小组能否制订出所谓的普遍伦理学并不重要，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它表明人们对于世界的关注已经开始从以权利为基础的道德观向强调责任的伦理观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儒家伦理思想将起到非常有帮助的作用。
三、对教育的全面理解
在平衡稳定与变化、革新与继承、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方面，教育被证明是最重要的方式。尽管宗教传统与非宗教传统对教育是什么和怎样进行教育这些问题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两者都肯定了教育的价值。儒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学习和教育的传统。孔子在中国首倡“私学”和“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从而使教育成为一种社会制度。作为官方的正统思想，儒学在“前现代中国”奠定和规范了传统教育的基本架构。然而这一点并不一定意味着，儒家思想无法对“现代”和“后现代”的教育和学习观作出巨大的贡献。
就学习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而言，20世纪的教育已经彻底“现代化”了；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非洲，学校的课程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教学内容无外乎科学、技术、商务、历史和人文，而这些均源自于欧洲文化。在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教育”被誉为推动人类前进的唯一“正确的”不二法门，而包括儒家教育在内的一切传统教育则均被贴上了落后和伪科学的标签，如果不是反科学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教育的方法和内容，以及作为特殊意义上的儒家道德教育，与现代人和21世纪的价值是否还有联系呢？20世纪早期的批评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儒家教育的暗淡而压抑的图象，在这里，人性遭到扭曲，人类的知识仅限于记住几本过时的经典著作。儒家教育当然存在着它自身的缺点，在处理现代课程时也有其不足之处，甚至在用技术工具把人们武装起来去解决现代问题时它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试图用儒家的道德训练来代替现代教育显然是一种天真的甚至是愚蠢的想法；拒绝现代的教育方法论而过多强调传统的教育方式也是很外行的。然而，人们通过理性的思考依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儒家教育思想中可以不可以抽出一些有用的成分，帮助我们达到全面教育的目标呢？
很多研究儒学的学者们并不因为儒学的不完整和片面性而对它简单地横加指责。相反，他们正在对现代的和前现代的教育一面进行观察一面进行重新评价。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过去对于传统教育的研究过多地以亚洲的落后性与西方的先进性这两个假设为基础，他们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表明怎样用现代的教育态度与方法来代替传统的态度与方法。现在，随着“现代性”本身被认为是得益于对传统态度的坚持，对后者也必须重新作出评价。与这种重新评价相伴随，儒家教育再次引起了教育家与学者的关注。
教育的目的决不仅仅是传播知识，它也传播和运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讲，传统教育的所有形式都是相互关联的，儒家教育对于现代学校教育来讲是一个有用的和有价值的补充。儒家的学习决不意味着仅仅是学术上的运作，它还扩展到了实践的领域，也即把对个人、家庭、社区以及社会的理解付诸实践：价值的核心集中在自我修养、家庭稳定、公共道德和社会责任的精神上。儒家教育是一种基本的成人（即使人成其为人）教育；其目的是教育人们学会做一个完整的人并成为相互信任的社区中合格的成员；其基本方法则是强调自我修养，发扬一个人内在的对自身、对家庭乃至对社会的责任感。
在儒家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教育或多或少地被界定为那些能够从口头和书面著作中获得的东西。因此，孔子及其弟子全身心地致力于研究历史、诵读诗歌、遵守礼仪是毫不奇怪的。这些行为旨在陶冶人们的品格使其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在“学而优则仕”之后再进一步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从《诗经》中看到了道德教育的超凡价值，他把这300余首诗的主题归结为一句话，“《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孔子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在教育弟子时强调要以一种开放的精神来看待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丰富和完满。照此看来，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当时孔子给弟子们教授《诗经》，不仅把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课程，如心理学和社会学，而且也把它作为一门自然科学课程，如生物学。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不仅如此，传统的儒家教育不单是一套新一代官僚或政治家从政的必备学说体系，而且也是一个古代文化得以传承、新的道德品质得以积淀的知识发展过程。这两个任务都预示了古代学说传承的真实可信性。这种传承不仅仅是已经由文字记载下来的代代相传的东西，它还包括运用这些传统来培养一种使命感和思想精神上的成熟完满。儒家教育相信所有个人的可塑性和完美性，从不断地接受教育到教育的完成，从可臻完善到至善是一个与生命同等的漫长过程。一个人的完满的人性只有在他或她自觉地把自己融入社会和政治的转变过程中才能够得到明确的体现。尽管儒家学说经常被人们当作一种个人在社会上立身扬名、光宗耀祖的工具，但是在儒学内部确实存在着“为人之学”和“为己之学”的明确界限。前者是为了获得利益和声誉，而后者则是为了消灭自己的私欲、培养自己的美德。在自我修养的学习过程中，道德价值和古代的智慧被当作蓝本用来形成和改造人们的态度，并指导人们的行为。
早期研究儒家思想的西方学者在儒家教育的目的与方法上看出了问题。例如，马克斯·韦伯指出，儒家教育旨在培养一种能够与他人和谐相处的人，他可以仅仅为了与他人和谐相处的需要而理性地指导自己的行为，因此儒家学说并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仅仅是一个具有有用性和特殊性两大特点的复合体。在列文逊看来，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儒家教育在反对职业划分方面或许是世界领先的，它寻求创造一种不受职业限制的具有高文化层次的自由的人，他在受他人操纵的制度体系中可以自由地摆脱个人的束缚。这一点导致了儒家学说轻视专业学科，轻视科学，轻视理性的和抽象的合法的经济系统，并轻视历史进步的观念。
韦伯的观点并没有说到点子上，因为儒家教育并非只停留在人类行为的表面。对一个儒家弟子来说，学会怎样与他人和睦相处，学会怎样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儒家教育强调个人的内心世界，认为一个人内心的动机要比外部的适应更为重要。列文逊认为儒家教育必然贬低现代科学和经济，必然反对历史进步的结论也是错误的。早期的儒家代表人物非常关注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并由此把人民生活的富裕放在道德教育之前，例如，在《论语·子路》篇中，孔子主张对待百姓先要“庶之”、“富之”然后再“教之”。孟子也主张“有恒产而有恒心”，并进一步指出“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儒家关于世界大同的思想则表达了对于人类未来的历史乐观主义，尽管这种理想仅仅被看作是对古代黄金时期的反映。儒家教育从定义上来说是不科学的，但是在它的原则与方法中决不缺乏科学精神的存在。儒家思想正是通过教育人们如何掌握内部世界和鼓励人们学习未知的东西来培养人们的科学精神。这样做首先能够促使人们深入思考，其次可以导致人们思想开放。思想的深刻性与开放性对于现代科学发展的精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人类知识的进步和延续也具有根本的意义。不仅如此，现代教育的重点已经从纯粹的积累知识转变为培养人们运用知识的能力。因此，教育已不再仅仅意味着知识的继承传播，它意味着在创造中继承传播和在继承传播中创造。孔子坚持认为，他是一个知识的继承者而不是一个知识的创造者。然而，正是在继承传播知识的过程中，他创造了对世界和人生的新的理解，按照锡渥特的观点，“孔子把其思想归结为‘仁’的观念，正是在这一点上，孔子是一个创造者而不仅仅是一个传承者。”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孔子在继承传播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些新东西。在这方面，儒家教育在新知识与旧知识、在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在书本知识与独立行动和思考的能力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关系。
教育是一个多维度的事业，它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个人生命里程的各个阶段。遵循早期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新儒家探讨了教育方法学，并通过大学的研究与讨论，将其制定为一个旨在建立自愿和社会互惠的计划，并通过设立国家公共课程和私人研究学校来平衡精英主义和平等主义、普遍性和片面性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教育的理解包括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不同关系，它由基础教育、成人教育以及公共教育很多阶段组成。例如，朱熹把终其一生的教育划分为两大阶段：初级教育和高级教育，二者都旨在培养高尚的人格但各有侧重。在朱熹所做的《小学》的前言中，他为儿童设计了培养方案，该方案包括专门的和具体的行为方式，既符合实际生活要求又符合礼仪规范，目的就是按照儒家的美德来训练儿童，使他们知道如何行为处世、如何待人接物。只有经过这样一番训练之后，他们才能够进入更高阶段，追求《大学》的目标，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初级教育作为漫长的道德修养之基础的思想，在以后的800年间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也对韩国、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考顿所说的，从它对中国和韩国的儒学精英之基本道德结构与模式的深远影响来看，或许再不会有别的著作能够与出现于公元1187年的《小学》相提并论。
教育是达到经济进步、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的方法，儒家思想可以通过促进教育和推动社会改革在21世纪发挥作用。孔子所追求的“有教无类”的思想至少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需要达到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富人与穷人、城市居民与农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人口受教育的机会一律平等。传统的儒家教育方案是为前现代社会设计的。但是，儒家教育中所具有的价值与美德可以避免现代教育中的许多消极方面，如实用主义、极端科学主义和利润第一的商业主义。这样，在很多学者眼中，“孔夫子”的教育哲学提供了一种很受欢迎的选择，在很多情况下，它对于过去和当前诸多僵化的、陈腐的教育方法和危险的教育理念来讲是一个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教育决不是无用的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它经过改造之后不仅可以适应于现代生活，而且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后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也是有帮助的。
四、生命的人本主义意义
在孔子看来，一个国家有三种最重要的东西：军备充实、粮食充足和深得人民的信任，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深得人民的信任，在此基础上，国家就能够生存和繁荣。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这里的“信”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客观的“信”是指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相互责任，没有它，就不能公正地执行法则和维系社会规范。主观的“信”是指个人或集体的信仰，它在人们身上会产生持久的影响，使人们在生活中能够忍受正常情况下无法忍受的那种肉体痛苦。信仰是儒家政治、伦理和宗教思想的核心。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其他代表人物都阐述了天命至上的坚定信仰。例如，孔子坚信礼乐典制是从古代圣王那里继承下来的，而这种文化遗产又是上天赋予的使命。（《论语·子罕》）
信仰是一个人、一个社会的基础，但是不同的传统会产生不同的信仰，或者更准确地说，在不同传统中生长起来的人会对其信仰有不同的表达形式。目前，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宗教、文化传统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的一部分，以及神道教、萨满教、道教等都笃信这种信仰。儒家思想的信仰与之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儒家思想的本质是以人作为宇宙的中心，其特点是相信人具有改造世界的能力，以及人的可塑性和可完善性。正是由于儒家的这种独特见解，当论及大多数中国人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应怎样引导他们的精神生活时，儒家思想经常是一个津津乐道的重要话题。如果我们说，信仰对于一个社会来讲是本质的需要，而儒家并不存在这样的信仰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儒家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毫无贡献，我们必须到儒家传统思想以外去寻找精神的源泉。
这种推理方式的弊端在于，它只允许信仰的一种形式的存在，而否认其他不同类型的精神的存在。儒家的信仰就其本质来讲是人本主义的，它认为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和更安乐的未来，其责任不在于超自然的神灵，而恰恰就掌握在普普通通的人的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思想为我们如何正确看待生与死的含义提供了参考。曾子在他即将死亡之时感觉问心无愧，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范仲淹(989-1052)则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名句来归纳总结儒家的生命意义。对一个儒者来说，生命的意义只有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才能得到体现，只有在使自身达到君子的标准、使整个社会实现大同理想的奋斗中才能得到体现。只有当他实现了“立德”、“立言”、“立功”这三不朽时，他才充分实现了自身的价值与使命。
由于人本主义是儒家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关怀，因此，儒家思想既不缺乏先验的标准，又不缺乏形而上学的深刻。在一定程度上说，儒家思想传统中的“天”相当于神学传统中的“神灵”，或者类似于康德思想体系中的“自在之物”，对于现象世界来说它是不可知的。对天和天命的信仰赋予了儒家的政治和宗教思想一种神秘的色彩，从而为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提供了超乎尘世的约束力。为了复兴这种信仰，在现代社会，儒家正全力以赴地与其他传统观念进行对话，以便适应和满足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的精神需要。例如，在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相互作用方面，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一个代表人物，村维明先生试图通过从形而上的来源方面追溯对生命的人本主义的理解，来重构儒家思想关于生命意义的前景，并由此探讨儒家思想在21世纪的精神价值。
（大卫·考可本博士对本文的初稿提出了宝贵意见，笔者在此对他深表谢意）
（本文为“传统文化与青少年品德教育”中英国际学术交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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