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经济问题讨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虚拟经济问题学术界已经讨论几年了。这一问题在近期得到普遍重视，则是因为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为了进一步理清思路，深入研究，这里对虚拟经济问题的讨论综述如下。
一、虚拟经济的涵义
国外虚拟经济一般用"fictitious economy","virtual economy","visual economy"等表述。fictitious economy是指证券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virtual economy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进行的经济活动，也有称之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visual economy是指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广义虚拟经济是指除物质生产活动及有关的一切劳务以外的所有经济活动，包括体育、文艺、银行、保险、房地产、教育、广告业等。狭义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1]
对虚拟经济的具体定义，最有代表性的是成思危的观点，他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李晓西认为，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而虚拟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包括银行信贷信用如期票和汇票，有价证券如股票和债券，产权、物权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等。王国刚认为，虚拟经济不仅包括证券业、资本市场、货币市场，而且包括银行业、外汇市场等，是一个涵盖金融业的概念。曾康霖则认为虚拟资本存在的前提是生息资本，它把资本自行增值的观念牢固地树立起来了。他认为所谓的“虚拟经济”应该叫做“权益经济”。[2]
王爱俭则认为，虚拟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条件下，通过金融创新使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动的经济形态，目前其总体规模已经超过了实体经济。在虚拟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成本降低，资源配置动员充分，使投入具有了“溢出效应”和“报酬递增”的特点。但虚拟经济的发展在给世界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又由于其虚拟性和高风险性，致使世界金融业发展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性。[3]
蓝庆新等认为，虚拟经济是一个与实物经济相对的理论概括。债券、股票及其衍生物就其最基本的意义来说，仅仅是一种债权关系和产权关系的契约。但是当这些契约被资本化，也就是在证券的二级市场买卖的时候，人们发现在它们的价格波动中，往往会获得高额的收入，预示这些本来是契约关系的凭证就获得了财富代表的性质。它们毫无使用价值的本质被掩盖了，只有遇到金融危机或信用紧缩导致虚拟财富大幅缩水的时候，人们才明显地感觉到它们的虚拟性质。这种特性造成了虚拟资产特殊的定价方式和特殊的运作方式，也造成了从事虚拟资产经营的企业和机构的特殊活动，这些与虚拟资产的经营密切相关的经济活动所形成的领域就是虚拟经济。概括而言，虚拟经济是强调经济系统中价值关系的作用，并突出强调虚拟资产定价方式及运作方式对整个经济影响的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4]
钟伟认为，虚拟资本是一个比较含混不清的概念，如果希望利用此概念得出其他推断，那么就必须明确，虚拟资本到底确指什么？如果指的是金融资本，就直接使用金融资本的称谓；如果指的是虚幻资本，那么就直接使用虚幻资本。两者的差别是：前者是中性称谓，后者则包含对金融资产生息的谴责。因此，不能将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虚拟资本(virtual capital)、虚幻资本(fictitious capital)混为一谈。同时他指出，不能将货币经济、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统统等同于虚拟经济(virtual economy)，更不能将实质经济(real economy)和货币经济(monetary economy)对立起来。目前在我国所进行的相当部分的所谓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的研究，其所指的虚拟资本更接近于虚幻资本，即否定金融资本的自动生息过程，其所指是货币信用化背景下，货币经济与实质经济偏离的那一部分形态，已经超出了对虚拟经济的讨论，更接近于将虚拟经济等同于泡沫经济了。金融发展和货币经济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不能以虚拟经济相对于真实经济存在巨大的、潜伏危机的倒金字塔为理由，将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对立起来。虚拟经济是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不是病态，我国虚拟经济尚处在萌芽阶段，有待深化和扶持。[5]
张宝林等认为，符号经济、货币经济、金融经济、泡沫经济等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现代经济虚拟性的一面，是与虚拟经济相近的概念。他们同意刘骏民的观点，认为虚拟经济是指虚拟资本的运动与虚拟化的货币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相对独立于实际经济的虚拟资本的价格决定过程和相对独立的运行过程。他们认为虚拟资本是与真实资本相对称的，以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能给持有者带来预期收入的资本，如股份公司发行的股票，企业或国家发行的债券等。以营利为目的的虚拟资本是虚拟经济的运动主体，其本性就是要在运动中获取虚拟的价值增值；虚拟经济与资本价值形态的独立运动密切联系，资本的基本形态是价值形态，而货币的虚拟化又为资本价值形态独立运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虚拟资本脱离实物经济并以价值形态独立运动是虚拟经济虚拟属性的最根本体现。[6]
二、虚拟经济的形成机制
陈郧山将虚拟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与实际的资产（或物）相分离，仅仅是实际资产（或物）的代表或者说是虚幻的影子；二是完全虚幻的凭空制造出来，并不代表任何价值的资产（或物）。人们常见的虚拟投资工具有债券、股票、资产抵押证券和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形式。虚拟投资有三种形成机制，一是虚拟投资的储蓄吸附机制。只要虚拟投资的收益足够高，作为理性的个人投资者，就追加虚拟投资规模，减少生产投资规模，而所有单个投资者都遵循同样的投资逻辑，最终结果必然是泡沫经济膨胀—生产受挫—泡沫经济破灭—虚拟投资和生产投资均下降—经济被迫调整，开始新一轮经济周期。第二种形成机制是投资性货币需求驱动的货币供应机制。在实质经济总量稳定的情形下，投资性货币需求引致货币创造乘数加大。若虚拟资本多于社会实际总资本，虚拟资本增加会带动货币供应增加，但其影响弱于货币乘数。若虚拟资本少于社会实际总资本，虚拟资本增加带动货币供给增加的幅度会更小。虚拟投资交易的活跃程度并不受限于货币供给，货币当局控制货币供给只可能对虚拟资本量稍有约束。第三种形成机制是虚拟投资的自我衍生机制。一是虚拟投资工具不断创新，二是虚拟投资资本市值虚增，三是虚拟投资工具增量自发供给，四是虚拟投资标的物范围扩大，五是虚拟投资信用强化过程中虚拟投资资本膨胀。[7]
从世界虚拟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看，刘骏民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摆脱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朝着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转变。随着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削弱和对经济管理的放松，金融自由化迅速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末为了回避金融监管而发展起来的金融创新在80年代达到了鼎盛时期，新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将虚拟资本的虚拟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金融系统的运行状况，依赖于虚拟资本的运动；同时，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大大超过了其实际GDP数倍。这些金融资产，包括货币和庞大的金融证券，在本质上是没有价值的虚拟资本，它们与房地产业、收藏业和博彩业等一起形成了虚拟经济，其过度膨胀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虚拟化。[8]
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的发展历程有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闲置货币资本化，即私人间发生商务借贷行为，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二阶段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产生虚拟资本，也就是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时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就是虚拟资本；第三个阶段是有价证券的市场化，即有价证券可以根据其预期的收益而自由买卖，从而产生了进行虚拟资本交易的金融市场，例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第五个阶段是国际金融的集成化，即各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间的影响也日益扩大，随着因美元脱离金本位而导致浮动汇率制的形成、金融创新的增强、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流量越来越大，从而使得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增大。[9]
从中国股市虚拟资本的形成看，骆涛等认为，股市资本的虚拟化程度表现为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分离程度。从量上看这种分离程度可以用虚拟资本的价值和现实资本价值的偏离程度来衡量，这里虚拟资本的价值包括发行价值和交易价值两部分。如果虚拟资本的价值和现实资本的价值的偏离程度越大，则虚拟资本的虚拟化程度越高。从横向一级市场来看，股票的溢价发行使得虚拟资本的资本积累作用显现，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价值偏离。此外，股票面值大于实际净资产、发行价格大于股票面值、上市价格大于发行价格、上市公司盈利能力逐年下降也不断强化了我国股市的虚拟化程度。[10]
三、虚拟经济的特点
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具有五个特点。第一，复杂性。虚拟经济系统是一种复杂系统，其主要组成成分是自然人和法人（投资者、受资者、金融中介者），他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在金融市场中进行虚拟的经济活动。虽然在系统中由于组成成分之间的非线性作用而容易产生混沌现象，但由于系统的自组织作用而可以呈现一定的有序性和稳定性。第二，介稳性。介稳系统是指远离平衡状态，但却能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系统，在系统科学中称之为具有耗散结构的系统。虚拟经济系统就是一种介稳系统，必须要靠与外界进行资金交换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第三，高风险性。虚拟经济系统的高风险性来自其本身的复杂性与介稳性，它在具有高风险性的同时，也有带来高收益的可能性。第四，寄生性。虚拟经济系统是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的。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联系紧密，在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的风险，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失稳；而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如股票指数大落、房地产价格猛跌等，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第五，周期性。虚拟经济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周期性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息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场、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地向前推进的。[11]
从成本构成的角度讲，刘骏民认为，一般来说，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是没有生产成本的，它的价格取决于人们在市场上对它的估价，也就是取决于人们对这类资产未来收入的预期，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类资产的价格看做是由人们的“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所有观念支撑的价格系统（包括地产、证券、无形资产等）构成了虚拟经济系统。而一般产品和一般性服务则是有生产成本的，其价格高低与其成本密切相关，这类产品的价格通常随技术进步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套价格系统反映了实体经济的一切特征。[12]
张宝林等认为，虚拟经济过度背离实物经济是它在当代发展的新特点。虚拟资本的价格和独立运动构成了虚拟经济的主要内容，从而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背离便表现为虚拟资本价值增值程度的不断加深，即原生金融资产价格的膨胀和金融衍生资产衍生化程度的加深。随着价值独立化表现形式即货币的不断发展，价值增值过程也在外化，虚拟的价值增值的外化和虚拟化便是虚拟资本发展的本质。根据价值增值过程外化和虚拟化的程度，虚拟资产又可以分为原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资产。原生类金融资产及其交易，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基本吻合与对应。原生类金融资产包括借贷资本、外汇、公司债券、政府债券、股票等，来自金融资产股息、利息的部分与个别资本价值增值有关，其价格变动引起的收入则与整个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它们的价格的过度膨胀将大大增加经济中的虚拟成分，但却直接代表实际资产并始终与它并存。衍生类金融资产及其交易与发展，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存在过度背离。此类金融资产包括各种证券化资产、共同基金及金融期货期权等，它们是在原生金融资产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可作为纯粹为金融衍生交易服务的衍生类金融资产。美国经济学家林顿·拉鲁什指出，目前每天的金融交易中，只有2%与实体经济有关。虚拟经济与实物经济的过度背离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成为货币危机爆发前所潜伏的最典型的特征。[6]
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彭卫民等认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首先，虚拟资本最初是从实体经济中产生的剩余资本转化而来的；其次，实物资本或实体经济是虚拟资本存在的依托；再次，实体经济是虚拟资本的利润源泉。第二，虚拟经济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有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第三，虚拟经济中的长期资本又会以某种方式与产业资本融合，以实体经济形式存在。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对实体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可以为实体经济的融资提供便利，有利于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经济效益的改善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但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发展容易造成泡沫经济，使经济发生动荡和危机的可能性加大，也可能扭曲资源配置，降低市场配置效率。[13]
刘东认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实体经济的良性运转将对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另一方面，人类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它所创造和拥有的真实财富，因此，虚拟经济的稳定性归根到底以虚拟资本能够最终转化为真实的社会财富为基础。如果实体经济不能再输送维持整个虚拟经济所必须的日益增长的收入流，虚拟经济体系就有可能出现重大危机。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保持协调关系。当两者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时，虚拟经济的发展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和一国经济增长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当虚拟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实体经济时，便会产生金融抑制现象，导致资金的低效运用和市场分割，并进一步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当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时，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
李翀认为，经济的发展过程可从资源配置方式、主导经济部门等多种角度来划分。从商品交换和资金融通的手段出发，可以将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实物经济、货币经济和金融经济。实物经济是以商品为交换手段和融通手段的经济，它包括从人类社会出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开始，到20世纪30年代商品货币消失即金本位制解体的漫长发展过程。货币经济是以信用货币作为交换手段、资金融通手段和调节手段的经济。它经历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大约50年的时间。金融经济是金融资产趋于虚拟化的经济，这种经济信用货币仍然存在，货币经济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消失，但债务工具和权益工具趋向虚拟化。到20世纪80年代，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已变得十分普遍，这标志着金融经济的开始。从实物经济、货币经济到金融经济是一个经济虚拟化的发展过程，经济在走向进步，但同时也趋于复杂化和虚拟化。[14]
姚先国等对中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并相互促进是一个健康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中国金融体系在支持实体经济实现20余年高速增长后，近年来出现加速与实体经济脱节趋势，加入WTO使脱节趋势更加严峻。这种趋势表现在银行体系、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上，并由此造成对国债市场的巨大压力。[15]
五、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金融创新、虚拟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联关系。一方面，金融创新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工具、市场和操作手段；另一方面，虚拟经济的深化又反过来对创新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虚拟经济的发展既是金融发展的客观要求，又为金融发展和深化提供了有利的内在支持。因此可以说，金融创新、虚拟经济与金融发展之间是一种螺旋上升的互动关系。适度规模的虚拟经济能够促进金融发展。从微观角度看，虚拟经济可提高金融机构的运作效率；从宏观角度看，虚拟经济可提高整个金融市场运行效率；此外，虚拟经济能够增强金融产业的持续发展能力。但是，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也将影响金融稳定。[3]
李扬认为，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脆弱性向金融危机的转化速度大大加快了。最重要的是，一个经济体受到冲击（特别是投机性冲击）的可能性增大了。以前，一国经济常常是受到实体经济方面的冲击（如农业的大幅度减产、石油冲击），这些实体经济的冲击或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不经常发生，或受自然因素的影响而偶然发生。现在，随着私人资本及机构投资者的崛起，以及各国市场的开放，来自国际资本的冲击已经经常化。全球有一大批投机家以投机为职业，专门寻找“有缝的蛋”，一旦机会成熟，就发起攻击，将脆弱性引爆成金融危机。[16]
陈柳钦认为，金融创新对货币供求、货币政策的影响较为直接。金融创新通过金融商品、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等新的组合，改变货币供求机制和金融体系结构，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在货币政策效果上，金融创新减少了金融机构因市场风险出现危机的可能性，但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信用风险，从而增加了金融体系危机出现的概率和宏观经济波动的频率，使得单一规则性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下降。[17]
刘力耕认为，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实质是金融创新的过程。金融衍生品市场从微观上讲具有规避风险、价格发现、套利、投机和构造组合五个功能，从宏观上则具有资源配置、降低国家风险、容纳社会游资的功能。但是，金融创新的经济基础取决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金融深化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健全程度三个方面。[18]
美国学者爱德华·S·赫尔曼对全球化过程中的金融扩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随着私有化的增强和管制规定的减弱，不受控制的金融势力的力量与政府及管理机构的力量之间的矛盾增加，全球性衰退的可能性也在持续扩大。金融市场对汇率和利率的影响可以说是特别快并且会损害经济。[19]
世界银行专家格·卡普里奥等则对金融自由化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在金融压抑的情况下，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实际利率为负，当国内存款人寻求渠道将其资金存放在国外时，会产生严重脱媒、资本外逃以及本国对国外资金的过度依赖。从发展的角度看，许多国家的经济绩效同样遭受损失。准许新的市场参与者加入到金融服务业，减少金融机构介入的行业限制，取消对金融市场垄断的法律保护，则会大大地改变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以及金融机构治理的激励机制。[20]
六、虚拟经济与泡沫
张露认为，从本质上讲，金融市场是实体经济中用权利交易代替实物交易，以便降低实物交易成本的一系列规则、方法和场所的总和。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是金融市场赖以存在和健康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得以展开的保证。金融工具由于具有虚拟特征，很容易被人为操纵，从而脱离实体经济，出现泡沫。[21]
艾伦·格林斯潘认为，泡沫指的是资产价格高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除非泡沫破灭显出事实的真相，当时你很难判断出这是泡沫。泡沫主要反映了投资者在金融资产定价方面的热情。如果经理和投资者都认识到同等程度的风险，而且都对新技术带来的利润增长有正确的估计，那么股票价格就不是泡沫。当投资者高估了利润的增长，或对预期利润和红利做太低的折扣，泡沫就产生了。当然，泡沫不能永远存在，最后，对未来不切实际的预期证明是错误的。于是，资本价格回归到与它的盈利相匹配的水平，现实不断地改变投资者和公司经理的观念。[22]
周春生等认为，证券市场的泡沫存在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泡沫也是产生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泡沫一旦破灭，金融危机就可能随之而来。他们认为，一个资本市场在以下市场环境中可能存在理性泡沫。第一，在证券的第一个交易日前，泡沫已经存在，而且由于没有替代品，泡沫可以长期存在下去；第二，由于政府的干预行为，使得泡沫可以长期存在；第三，如果缺乏卖空机制，就会大大增加泡沫存在的可能性；第四，由于套利行为缺乏有效性，也会大大降低泡沫破灭的可能性；第五，由于没有有效的红利分配，投资者的主要目的是获得买卖差价，导致内生泡沫的产生。[23]
陈永清等发现，在国内外大量研究泡沫问题的文献中，大部分文献均把金融资产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建立在股利分配基础上，即认为金融资产的基础为未来现金流折扣为现值，另一部分为泡沫部分，即脱离金融资产的基础所现实存在的部分。他们认为对泡沫的不同的研究常常从某一方面入手对泡沫加以定义，他们认为股票泡沫可定义为偏离市场基础的部分，但还要依赖于分析时所建立的模型。他们同意吉恩·M·格罗斯曼的观点，认为金融泡沫与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只有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才能够避免股票市场泡沫破灭。投机与投资的辩证统一使股票市场泡沫始终游离于市场基础。政府在对股票市场的管理过程中，其出发点不应致力于消除股票市场泡沫，而应将管理目标定位于对股市泡沫增长幅度和速率的控制上。他们认为，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政府对股票市场的过度干预都是导致股市泡沫的原因，资金流动则是刺破股市泡沫的“利剑”。[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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