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诗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毛泽东的诗词素养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战略家，而且也是极富个性和影响力的伟大诗人。他一生读诗、写诗、评诗，对旧体诗词美学理论作了较长时间的探索和多方面的阐发，其理论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旧体诗词乃至中国新诗的创作。这些理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总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毛泽东具有极为广博、深厚的中国古代诗词素养，一生与古代诗词结下了不解之缘。由张贻玖编，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毛泽东评点圈阅的中国古典诗词》一书，附录了毛泽东建国以后二十年间评点圈阅的诗词曲就有1662首。这些诗词曲起自上古，止于现代，涉及风格各异的400多位诗人，其中既有历代名家名作，也有无名之辈的佳作。毛泽东不仅对这1662首作品作了圈点，而且还随手写下了大量的批语。简则一二字，如“好”、“很好”、“略好”；多则为数百字的评说鉴赏。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经常索要的古代诗集有《楚辞》、《古诗源》、《全唐诗》、《唐诗三百首》、《初唐四杰集》、《唐宋名家词选》、《词综》、《曲选》，以及唐、宋、元、明、清五朝诗歌的“别裁集”。毛泽东时常如痴如醉地游弋在中国古典诗词的汪洋大海中。1975年，在他已经不能亲自看书的时候，还向人建议：“现在没有书，咱们搞一部吧。选它500首诗，500首词，300首曲，30篇赋。”[1]
对于古典诗词曲，毛泽东不仅读得多，而且能背诵的也不少，显示出他喜爱的深切和惊人的记忆力。198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收录了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所手书的117首古诗词墨迹。那些诗词都是他在工作、读书之余，一时兴之所至，凭记忆书写的古诗词名篇。毛泽东能背诵的诗词曲，显然还不止这些。
为了欣赏和创作的需要，毛泽东还对古代的诗话、词话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毛泽东中南海故居藏书中，不少古代诗话、词话集子，他都翻阅圈画过。圈画得比较多的是《历代诗话》、《全唐诗话》、《西江诗话》、《升庵诗话》、《香祖笔记》、《分甘余话》。他最爱读的是清人袁枚的《随园诗话》，收集有多种版本，并在上面多处圈点勾画。
毛泽东还十分注重对诗词创作相关的音韵学、语言学的研究。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璧》，还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分别为清版木刻和石印本，其中都有不少的圈画和断句。这表明他对古诗词的音韵、平仄等格律作过认真研习，并从我国古代诗词美学理论中汲取过丰富的营养。这些都为毛泽东独具特色的诗词理论和诗词创作实践奠定了坚实丰厚的基础。
二、毛泽东评说诗人诗作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鲜明地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采取不同的态度。”[2]毛泽东正是运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历代诗人诗作进行评价的。他说过“杜甫是站在小地主阶级立场上的人”，同时又认为他的诗“是政治诗”。[3]在读白居易《琵琶行》时，则批注道：“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4]毛泽东曾凭记忆手书长诗《琵琶行》，足见其喜爱程度，但他赞赏的不是该诗的艺术技巧，而认为诗的“高处”在作者与下层沦落人“有平等心情”，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而艺术价值则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认为，诗作者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对其创作有决定性作用。他多次指出，古代的大作家大诗人，大多不是进士出身，并列举了很多实例来证明这一观点。他认为真正有创造力和才智的诗人，总是身处逆境的人。在他的阅读中，密加圈点和批注的，便是那些遭受环境压抑不得志的诗人诗作，如屈原、贾谊、王勃、李白、罗隐、李贺等人的诗作。他评论屈原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因为丢了官，‘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5]
对于历代诗人诗作的选择和品评，毛泽东不仅看重作者的政治目标、事业功绩，而且十分欣赏作者的独特人格意志、宽广胸襟和浪漫情怀。最能满足他审美情趣的，是曹操的气势沉雄、李白的豪放不羁，李贺的奇诡幽峭，辛弃疾、陆游的慷慨豪迈和岳飞、陈亮、张孝祥的激昂悲壮。毛泽东曾草书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说曹操“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6]曹诗被历代文人誉为“有吞吐宇宙气象”、“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毛泽东的盖世名篇《沁园春·雪》，亦被人评为有吞吐宇宙气象、时露霸气，可见作为政治家和诗人的曹操，其人其诗对毛泽东影响之深。
在现代诗人里，毛泽东喜爱柳亚子。1945年10月4日《致柳亚子》信中说：“先生诗慨当以慷，睥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7]毛泽东十分欣赏“慨当以慷”的诗词，将“建安”以来的这类作品视为高格，在自己的诗中也有“天翻地覆概而慷”的句子，因为这类作品“读之使人感发兴起”。毛泽东很看重鲁迅的旧体诗，并作过很高的评价。在写文章或演讲时，常引用鲁迅的诗句，还多次手书鲁迅诗赠与中外友人，尤其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8]
毛泽东曾坦言自己对旧体诗词的欣赏情趣和习惯：“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9]中国传统诗歌美学中，将诗词的艺术风格分为豪放、婉约两派，毛泽东认为这两派风格“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这样在阅读时可以得到调剂，使欣赏情趣不会生厌。但作为欣赏个体，却各有偏好。毛泽东的兴趣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这豪放与毛泽东作为政治、军事领袖的崇高理想、博大胸怀和英雄本色是十分投合的。毛泽东的诗词作品，也是以豪放为主要风格，只有少数几首儿女情长的婉约诗。
对诗词的欣赏和研究，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见解。例如对李商隐的《锦瑟》一诗，历来就有不同的解读。有说是情诗，有说是咏史诗，有说是“自伤”，有说是“悼亡”、“寄托”……有人请教毛泽东如何看，毛泽东说：“不要做烦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只要感觉文采非常美，徜徉迷离，给你一种享受就行了。这首诗为什么流传得这么久？自有它迷人的魅力。不要整天说它是悼亡还是托言，怎么说都可以，总之是寄托了作者内心中的一种惘怅。”[10]“诗无达诂”，解读诗词不是作自然科学研究，不必求其真，不必求其准，“不要做烦琐的钻牛角尖的研究”。许多诗歌在艺术上具有模糊性、朦胧性，意旨难以确指，读者只需作总体的思想艺术把握，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即可。毛泽东谈的是对古诗词的解读，同时也启示我们对现代新诗的解读。
三、毛泽东论诗艺
1945年9月在重庆谈判时，诗人徐迟向毛泽东请教怎样写诗，并请他题词，毛泽东当即写下“诗言志”相赠。[11]1957年，应《诗刊》社之请，毛泽东也题了“诗言志”三字。这既是他关于诗的一种见解，也是他对诗人的一种主张和号召。《毛诗序》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12]“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论对于诗歌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是中国诗歌最基本的审美原则。毛泽东继承并推崇这一原则，强调诗歌是作者情志意绪的表达方式，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一种积极反映。
对于诗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经过多年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牢固的观点。他认为：“一种新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了个性。同样的形式，千多年来真是名诗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13]这段话勾勒了旧体诗演变的过程。形式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形成的，形式又是为内容服务的。老瓶装新酒，旧的形式可以容纳新的时代内容。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指出：“艺术离不开人民的习惯、感情和语言，离不开民族的发展历史。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14]毛泽东在这里十分强调文艺的民族性问题。每一个民族的文艺都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古老的中华民族更是这样。表现形式愈有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这样的作品才愈有世界意义。
毛泽东认为今人创作旧体诗词，必须严守格律，即遵循传统的艺术形式。1957年，毛泽东接见对词曲颇有研究的冒广生老先生时指出：“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辈的人要搞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15]1965年在给陈毅的信中，谈到陈毅呈送他修改的几首诗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时，又特别强调：“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16]旧体诗词形式之所以为历代文人所采用，正是由于它有规律而又相对自由，重法度却又不失灵活。严格的对仗和平仄增加了审美效果，确定的句型也可以表现不同的内容，使各种风格自由发展。
毛泽东曾经从创作思维的角度，对唐宋诗歌的高下做了理性的判断分析，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因而“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17]是否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被毛泽东视为作品是否有诗意、诗境的一个重要前提。因为毛泽东认为比兴导致形象思维，赋则导致直说。唐人善用比兴的形象思维，“宋人多数不懂形象思维”，一反唐人规律，用赋的手法，如散文那样直说，故宋诗味同嚼蜡。
旧诗有各种体裁形式。毛泽东强调诗人选择诗体，要发挥自己的优越性，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长处来考虑。一个诗人有自己擅长的诗体，也有自己不擅长的诗体。他举例说：“李白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他一首也不写。”[8]“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19]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现代新诗本应更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和欣赏趣味。但毛泽东一生的艺术审美欣赏、在文章中的引用以及自己的创作实践，总是旧体诗词。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倾向：喜爱旧体诗而不喜白话新诗。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他说，现在的新诗不能成型，我反正不看新诗，除非给100块大洋。[20]
四、毛泽东论诗的发展方向
1957年1月毛泽东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21]
1958年春，毛泽东与梅白谈诗，谈到旧体诗词时，梅白问：“主席为什么说怕谬种流传，误人子弟？”毛泽东回答说：“那是针对当代青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22]
毛泽东指出诗歌“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这是顺应文艺发展的潮流。我国“五四”以来的新诗多受外来诗歌的影响，远离了中国诗歌的传统形式和风格，毛泽东是很不满意，很不欣赏的。他内心深处喜爱并陶醉的是中华传统诗词，以及自己从幼小时就受到过熏陶的民歌。所以在1958年3月22日的成都会议上，当谈到民歌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看新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要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重，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23]1965年7月给陈毅的信中又强调：“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24]从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看，毛泽东的观点是有依据的，因为各种文学体裁大都来自民间，我国诗歌无论四言诗，五、七言诗及后来的词、曲，皆起源于民歌。白话新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于是毛泽东想到了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鲁迅曾指出：“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25]毛泽东与鲁迅的观点是一致的。
对于旧体诗，毛泽东尽管担心其“谬种流传，贻误青年”，但是，作为他这一代人的文学素养、欣赏习惯，特别是他的个人偏好，以及对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他坚信它的价值和作用。认为旧体诗一要继承，二要发展。“以新诗为主，旧体诗可以写一些。”这是他对当代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基本构想。因为新诗自“五四”以来事实上已成为现代诗坛的主流。旧体诗词虽然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个性，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它的格律形式对于表现当今的社会生活确实是一个束缚，在当今它只是一种少数人吟赏的艺术，只能作为非主流的文艺样式“写一些”。
毛泽东深深地懂得：“新诗的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26]但毛泽东又对创造新体诗歌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为了在韵脚上有所规范，“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总之，“诗必须有诗意，要含蓄”。[27]“有诗意，要含蓄”、“精炼”，这对于旧体诗和新诗，都是一些基本的要求。至于新诗是否“有韵”、“整齐”，争议是很大的，它不能作为新诗的创作原则。“编一本现代诗韵”，似乎没有必要，事实上也没有人去尝试这项工作。毛泽东对新诗的三点要求，主要是从传统诗词和民歌的特点中提出来的，同样忽略了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的影响。
五、毛泽东谈自己的诗词创作
毛泽东在书信和谈话中，论说别人的诗词时也常兼及自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理性的评估。
在诗风上，毛泽东与豪放派认同。他称赞柳亚子的诗“慨当以慷”，认为自己的诗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28]他评陈毅的诗是“大气磅礴”，[29]又说“陈毅的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30]对柳亚子和陈毅的评语以及对自己诗风的认识，表明毛泽东有意识的创作追求：那就是豪放奔腾、大气磅礴。“诗言志”，毛泽东的诗风，与他的豪放个性和通过革命实践使理想抱负逐步实现的豪情密切相关。或者说，他的豪放诗风，是他“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崇高信念和实践在诗中的反映。
毛泽东曾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而他自己的诗词创作也有明显为政治服务的倾向，特别是建国后的作品。1958年7月1日在致胡乔木的信中说：“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31]同日，在《<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中写道：“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32]1959年9月1日写信给诗刊主编，寄去新作《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准备在《诗刊》上发表，以“答复”“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和“全世界反动派”的“咒骂”。[33]1959年9月7日、13日，写信给胡乔木，说这两首诗(《到韶山》、《登庐山》)“主题是为反右倾鼓干劲的，是为了惩治反党、反总路线、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的。”[34]1963年12月5日致信田家英，认为自己六十年代以来的一些诗词是“反修诗词。”[35]毛泽东在建国后，明确地把诗词创作当作政治生活中的“个人武器”和宣传工具。事实上毛泽东每有诗词公开发表，便会和诗如潮，注家蜂起，在中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于创作中诗体的选择，毛泽东坦言自己的偏爱。1965年7月致信陈毅说：“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36]1996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共收诗词67首，其中“正编”42首，收词30首，诗12首。“正编”的41首诗词，都经毛泽东本人校订定稿，是他最为满意的作品，其中词占了70％的比例。毛泽东喜爱并擅长错综开阖的长短句的词。词这种形式更适合表达他旷达奔放的性格才气和天翻地覆的社会生活。总体而言，毛泽东词的成就胜于诗。
毛泽东也曾谈到创作的体会。他说：“诗难，不易学，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37]毛泽东觉得填词驾轻就熟，写诗则难，曾两次写信给胡乔木请把诗稿送给郭沫若“审改”。他自述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其实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诗就写得很不错。说不满意，一是自谦，二是相对自己的词作而言的。诗难，难就难在强调格律声韵、强调形象比兴。“冷暖自知”，一是说创作过程的甘苦唯有自知，二是自己诗作中不合格律声韵之处自知。为了内容表达的需要，诗人不肯以辞害意，以就声律。作为十分尊重、讲究诗词传统形式的诗人，用过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便自觉不满意，所以在《毛泽东诗词集》的“副编”25首作品中，诗就占了20首，词只有5首。“副编”中的诗词大都是他不愿正式发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