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中国共产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1）01—0064—06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 “说到革命的准备， 1921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1]（P402），要求把辛亥革命看作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条件。本文意在从辛亥革命入手探讨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关系，进而揭示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在完成20世纪历史任务上的承传关系。
一、辛亥民族意识的大觉醒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启蒙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抵抗到自觉起来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而斗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块界碑。它所激发的民族意识和宣扬的民主革命精神，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启蒙教科书，促使他们挣脱旧的枷锁，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中不断深化，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求强”、“求富”，再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留下了一串串探求民族出路的奋斗足迹。但是，与辛亥革命相比，这一切还只是序曲，它们积蓄到辛亥革命，终于引发了民族意识的大觉醒，使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意识，无论在认识深度上，还是在传播的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阶段。（1 ）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结合起来，厘清了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揭示出20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和历史使命。（2 ）形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观念，明确未来中国的图景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工业化国家，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王朝更替的超稳定封建体系。（3 ）民主革命的思想宣传与夺取政权的武装起义相结合，奠定了以暴力革命的手段扫除现代化发展障碍的基础。（4）呼吁救亡、 宣传民主革命的爱国者群体和理解、接受、响应这些爱国者的群体，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代。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觉醒，从深度上看，把摆脱外来侵略的民族独立与推翻君主专制的民主革命以及建立富强的近代化国家紧密地结合起来，扣住了20世纪的历史主题，为振兴中华的后继者确立了新的历史起点；从广度上看，上述爱国主义理念经过长达十几年的宣传鼓动，在广泛的阶层中形成了普遍的影响，从而极大地扩大了民族自觉者群体。因而，它不仅塑造了一代人，而且启迪了一代人，早期共产党人就是这些人中的杰出代表。
早期共产党人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1）亲自参加了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继续探索中华民族解放的出路，选择了“以俄为师”的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朱德等。（2）受过辛亥革命的深刻影响， 在辛亥民族意识大觉醒的潮流中，产生民主革命的思想，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从党的一大代表看，在12位代表中，除去叛党的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外，其余8人， 只有李汉俊在日本求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他或参加过辛亥革命（董必武），或受过辛亥革命的感染、读过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书刊（李达、毛泽东、邓恩铭、王尽美），或接受过同盟会会员的启蒙（何叔衡、陈潭秋），都吮吸着辛亥革命的反抗精神和民族意识，产生了爱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
从党在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看[2]（P859）， 他们无一不受辛亥革命的影响。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读书时，他的老师白毓昆是革命党人，参加滦州起义被俘牺牲，对李大钊的影响很大。瞿秋白、张太雷读书的江苏常州府中学的校长屠元博是同盟会员，该校的几个教员也都是留日学生或同盟会员，他们在学生中进行民主革命宣传，讲孙中山、章太炎的思想，讲邹容、秋瑾和黄花岗烈士的故事，还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张太雷就在这时读了《革命军》，瞿秋白在武昌起义前就带头剪掉了辫子。赵世炎的二哥赵世珏是同盟会员，向警予的大哥向仙钺是同盟会员，他们在哥哥的影响下早早就有了进步思想，进入新学堂就成了学生骨干。蔡和森敬佩孙中山，把他当成自己效法的楷模。以后到长沙读书他先后与毛泽东、邓中夏同学，又受同盟会员徐特立和留学英、日的杨昌济的影响，成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李立三是湖南醴陵人，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幸存的同盟会员潜伏下来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读书的会馆里就有个叫孙小山的同盟会员。李立三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秋瑾、徐锡麟等人的事迹，了解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含义，较早受到民主主义启蒙教育。苏兆征是孙中山的同乡，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直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活动。
从第一代党中央的主要领导者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5人中，除任弼时在辛亥革命时期年幼， 余者都受到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熏陶。
早期共产党人在接触新思想时，只要是封建旧学中没有的，只要是呼吁救亡的，他们统统拿来，兼收并蓄。许多人最初读的是维新派的书籍或文章，还有一些人既读革命的，也读维新的。恽代英最早接触的就是康、梁的改良主义思想，用心研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常常吟咏谭嗣同的狱中七绝，以激发自己的爱国意识。毛泽东先读了《盛世危言》，以后又读了《新民丛报》合订本，以至于他在首次发表政见的文章中提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请孙中山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当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3]（P115）。 这一方面说明青年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分清孙中山和康、梁的政治分歧，另一方面也说明康、梁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周恩来开始思想转变时，同时受两个人影响“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给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4]（P6 ）。然而，尽管如此，他们都没有在维新、改良的园地里驻步不前，这一方面是由于清王朝在最后的日子里彻底暴露了它“洋人的朝廷”的真面目，另一方面则不能不归功于辛亥革命长达十年的民主革命宣传和推翻君主专制政体的巨大影响。在那时，以革命的手段废除旧的君主制，建立适应世界进步潮流的民主共和国，已成为觉悟了的爱国者的共识。正是在这样的潮流中，早期共产党人有了爱国救亡的意识，就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首先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身分站在的时代的潮头，而后又在反思辛亥革命的激流中，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者转变。因而，辛亥革命激发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民族意识，使共产党人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
二、传统社会的总体危机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基础
辛亥革命打破了封建大一统的格局，中国社会进入大变动时期。在旧价值体系被冲开、新的价值体系尚待建立的动荡、惶惑中，新的社会力量增长了，政治活动的空间相对宽松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社会基础也就在这其中生成了。
观察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应当有两个视角。一个是通常强调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昙花一现，而后是袁世凯篡权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革命非但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结果，相反随着政治的逆转，社会状况空前恶化。孙中山曾痛苦地说：“夫去一满洲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5]（P104 ）这个视角表明，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却没有触动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没有改变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它告诉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实现民族的复兴，不仅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有时还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忽视了这一点，就无法有力地说明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无法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要性。从第二个视角看，辛亥革命虽然没有结束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清朝灭亡后，代替的封建军阀统治再也建立不起堪与匹敌的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从而松懈了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控制和束缚，使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危机时代伴随着一个充满了希望与生机的更生时代，同时出现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
首先，民族资本主义高速发展，使新社会力量特别是无产阶级的力量急剧壮大。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章程和则例，以立法的形式大力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另一方面，孙中山等人带头投身实业，促动了实业救国的热潮；再一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在广大民众中掀起的倡导国货运动，也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辛亥革命推动下，中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兴建近代企业的浪潮，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始进入“黄金时期”。
长期以来，许多论者认为，1914年才开始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而且对于此期民族资本发展的原因只强调战争使列强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并对中国商品有了部分需求，有的还补充上191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这些原因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是，深入一步来认识，这一发展势头的内在动力仍然是辛亥革命。（1 ）辛亥革命开发的社会风气、促成的兴办近代工业的浪潮，由于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并不会在短时期内消失。（2）辛亥民族意识的大觉醒、 南京临时政府对国货的提倡与1915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一脉相承。（3）袁世凯虽然很快篡权， 但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所创造的条件，却不是袁世凯政权所能任意改变和否定的，而且，袁世凯要笼络资产阶级、摆脱财政困难，在经济上也不能完全排斥资本主义的发展。（4）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 代替的各个封建政权，都无力全面控制经济，特别是现代经济，客观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提供了活动空间。因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经济的增长，应该看作是辛亥革命促发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浪潮，在减轻了阻力后，掀起的一个更大的浪头。否则我们就会失掉事物的本源，也难以触及问题的实质。
现代经济的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到了一个临界点，开始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新的社会力量。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经济力量增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变得更具有发言权。虽然他们惧怕和排斥下层人民剧烈的社会革命，但其政治指向始终反对外来侵略与封建压迫，以其为阶级基础的新文化运动更猛烈地鞭鞑旧世界，呼应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阶级，在辛亥革命前不足60万，到1919年已达到200多万。 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新兴工人阶级的民族意识大增，多次参加资产阶级组织的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壮大及其在政治斗争中的表现，使中国社会终于有了觉悟了的代表新生产力的下层社会力量，有了中国共产党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新兴知识分子阶层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现代教育大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是社会各阶层中受新思想影响最深、民族意识最强烈的一部分。在中国，他们一直站在政治救亡与思想启蒙的潮头，充当民族复兴的鼓吹者和发动者。辛亥革命后随着这一群体在数量上的剧增，他们的影响面更加广泛。虽然由于在价值观念、政治信仰上的认同差异，他们发生了分化，但他们的主流仍密切地关注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为实现民族的复兴寻找理论方案及其实现的社会动力，早期共产党人大都是这个群体中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其次，建立民国，打乱了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使中国出现了相对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考察中国的历史我们发现；从辛亥革命到2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各种政治声音并发，各种政治组织并立，各种政治思潮迭起，表现出一种相对的政治上的宽松与自由。正是在这样一个少有的历史时期，经过一系列反侵略、反复辟的政治斗争，经过各种探求出路的新思潮的广泛传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探求这一现象的成因，其动力源仍然是辛亥革命。（1 ）辛亥革命的成果民主共和国，在名义上一直保留着，而有民国这个名号，人民就要争取这个名号下应有的权益，并利用这些权益同一切违背民族利益的势力斗争。辛亥革命以后发表声明、集会游行，以至于罢工、罢课逐渐成为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形式。正如董必武所说：“三十年来每次带群众性的各种各色的运动，都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有关……民主运动已自辛亥革命开辟途径。”[6]（P77）（2 ）辛亥革命打乱了封建主义的统治秩序，使之无法形成在政治上的严密控制。辛亥革命后的军阀统治没有形成清政府那样集权全国的一体化的严密政治统治，客观上为新思想的传播、新政党的组建，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政治环境。新文化运动得以广播其影响、马克思主义能够不断争取信仰者、“五四”爱国运动能够掀起那么大的波澜，都得益于这一时期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再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使探求新出路成为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见贤思齐是一切不甘落后、勇于进取的民族的共同特点。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一直走学西方救中国的道路，可是，“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辛亥革命历经十几年的武装斗争、民主宣传，并最终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可是，这个民国如同水上浮萍，并不能在古老的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反而成了军阀们任意玩弄的工具。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7]（P1470）人们感觉到“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8 ]（P109—110 ）既然从西方拿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状况，中国社会要发展、中华民族要进步，就必须有新的东西来取代它。从这一点来说，辛亥革命是一场试验，它以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整个演进过程，证明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行不通，客观上要求寻找新的道路，以继续它的事业。正是适应这种要求，后继者才在新一轮的探索中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从这第二个视角我们看到，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实现它的终极目标，但却结束了君主专制政体，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的新动向，在经济、政治、思想意识各个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忽视了这一视角就无法说明新民主主义的酝酿和中国共产党的孕育过程。
三、继续辛亥革命事业的探索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受过辛亥革命洗礼和由辛亥革命激发起来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在继续孙中山事业的探索中，受到十月革命的启发和五四运动的推动，接受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经过长期酝酿的、具有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没能实现既定目标，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带来巨大影响，促成一系列深刻的连锁反应。新文化运动就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它在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之间，起着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作用。首先，从动因上看，新文化运动是为辛亥革命补课，补思想启蒙这一课。一批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和在辛亥民主革命思潮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爱国知识分子，面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逆流，进行深刻地反思和艰辛地探索。他们认为民国之所以徒有其名，是因为辛亥革命对封建主义批判的力度不够，没能从观念上彻底清除纲常名教对人们的束缚，致使大多数国民缺乏自由民主的觉悟和国家主人翁的意识。陈独秀指出：“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条件。”[9]（P107 ）而“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因而，“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9]（P206）。 李大钊也认为要改变辛亥革命后的混乱状况，使中国获得新生，必须形成一种新的“中心势力”，取代军阀、投机政客们对政治舞台的把持，而要做到这一步“自今而后，国民宜速自觉醒”[10]（P385），同样把唤醒民众作为今后的任务。
其次，从内容上看，新文化运动宣传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辛亥革命一脉相承，新文化运动所涉及的问题，辛亥革命时期都提出来了。辛亥革命在宣传民主的同时也批判封建思想道德。邹容在《革命军》中从天赋人权的观念出发，强烈地呼吁“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由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游学译编》在1902年就把矛头指向儒学，认为“中国之所谓儒者，并非孔孟，乃人君假之以为奴隶之介绍者，故惟不儒然后可以办事，儒则熏心于奴隶也。”[11]（P275）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存在白话文运动，从1901到1911年白话文报刊已有120—130种。另外，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要人物如陈独秀、蔡元培、鲁迅等，在辛亥革命时期虽然革命活动不显著，但在文字宣传方面确表现突出。正是他们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倡导者和参加者。可以说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宣传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再次，从成就上看，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达到那样的深度和广度，是与辛亥革命摧毁封建专制，造成价值体系失衡相关联的。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下经历了二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的可怕的因袭重担。以这种君主专制制度为核心，形成了分散的、个体的自然经济机制，集权的专制的君主专制制度，忠君的泯灭个性的纲常伦理。它们互为因果，相互依托，如同一个壁垒森严的堡垒，合力支撑着传统的中国社会。因而，皇帝就如同封建社会的头，辛亥革命砍掉了这个头，传统社会就失去了中枢；没有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和行政贯彻，传统的伦理道德、价值信仰也丧失了原有的权威性和社会价值轴心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激进民主主义者掀起新文化运动，对失衡的价值体系大加挞伐，才使这场思想解放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深度和广度。
因此，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继续和深入。虽然，它还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但它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深刻程度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也是空前的。它的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障碍，打下了基础。许多进步青年都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进一步觉醒，才在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辛亥革命演进了共产党诞生前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民族复兴方案。作为一次社会革命它虽然并不彻底，但正如孙中山所说“清帝退位，系帝制消灭，非止虚名”。由此引发的中国社会一系列深刻变革，催生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新因素，使复兴中华民族的新生力量在中国社会内部孕育、积蓄。作为完成20世纪中国历史任务的一种尝试，它虽然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实践证明其路不通。经过辛亥革命洗礼和由辛亥革命激发的一批爱国主义者，不得不痛苦地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选择新的救国方案。因此，无论从辛亥革命成功的一面还是失败的一面，都埋下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种子。历史充分说明，辛亥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内在生长点。着眼于这个生长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这个母体中的发育过程，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共产党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收稿日期]200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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