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福兹：阿拉伯文学的一座金字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论文,一座论文,金字塔论文,马哈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12月11日，是马哈福兹83周年高龄诞辰之日。1988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中，曾引述作家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不能不放弃写作，我希望那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作家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半个多世纪，他勤奋笔耕，不断探求，奉献出50余部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把阿拉伯小说创作推上了新的高峰。
一
马哈福兹从开始文学生涯起，就充满使命感，把自己的创作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三十年代，他取材古埃及传说，创作了《拉多比斯》等三部历史小说。借古喻今，表达对殖民占领的不满。四十年代中期，他从埃及现实生活攫取题材，写出了《新开罗》、《梅达格胡同》等四部现实主义之作。
五十年代，马哈福兹的力作三部曲《宫间街》、《思念宫》、《甘蔗园》问世。作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通过一个家庭三代人的命运，描绘了本世纪初以来近半个世纪埃及社会生活的广阔历史画卷。作品着力刻画了家长阿卜杜·贾瓦德这位中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形象。他既有爱国激情、对英国殖民占领反抗的一面，又有动摇、软弱的一面。作为一家之主，他是一个既具人情味，又威严专制的家长。儿孙们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寓意着他们在埃及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成长。二次大战后，第三代人有的左倾、有的成为狂热的宗教徒，有的彷徨、迷茫，表现了作者对埃及向何处去的命运的思索。
三部曲完成后，作家曾搁笔五年。1952年埃及革命后，作家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曾犹疑不决，经历了一个观望、等待、探索的过程。然而，社会中的种种弊端和不公，特别是阶级、贫富之间的巨大差异，及由此产生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使作家不得不重新握笔。1962年，《小偷与狗》出版。主人公赛义德从狱中获释。他的妻女已被伙伴伊利什占有。他找到曾教导过他“为争夺自己权利而斗争”的老师拉乌弗，此时作者已是一家报社的所有人。拉乌弗对他充满敌视。赛义德心中油然生起复仇怒火。他走上了向恶人、向不公社会抗争之路。他通过亲身经历体会到，社会应划分为贼与狗。贼，因暴虐而违法。狗，是制法者，他们只对付穷人，实际他们是最大的“贼”，穷人要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不过，铤而走险果真是出路吗？赛义德向伊利什和拉乌弗复仇，两次都打死无辜者。作家所要揭示的是：社会不公，引发反抗。但在存在强大的“恶”的社会里，个人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子弹不能射中真正的仇敌，而且会碰得头破血流。小说不仅尖锐揭示了社会矛盾，其启示意义也是明显的。
马哈福兹不否认他的创作与政治有密切关系。他说：“我是一个现代作家。政治激情和感情是我艺术实践的一个基本源泉。”
1967年“6.5”战争中，埃及惨败。马哈福兹像所有埃及人一样，悲愤、伤痛之余，走向深刻的自省。他先后写出《卡纳克咖啡馆》、《雨中情》等小说，对战前战后整整一个时代进行深刻剖析。一群对革命充满信仰的活泼大学生，遭到权力中心以“革命”的名义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和扭曲，失去对生活和革命的信心。“当人民没有自由时，祖国怎会有自由？”作品在再现普遍存在的失望、苦闷、缺乏责任感的同时，塑造了为祖国荣誉坚韧不拔工作的青年军官和普通人形象。希望并没有丧失，祖国前途仍充满光明。
马哈福兹在针贬社会弊端时，从不掩藏自己的观点。他确信，“为了和革命站在一起应该提醒它的错误，站在监督和批评的立场。因为批评是纠正社会进程的必备条件之一”。在马哈福兹看来，社会的真正进步并不在于历史经历了某个突发性的场面，如朝代更替等，也不因为某些暂时性的辉煌革命就大功告成。社会矛盾、冲突始终存在。表现和揭露这些矛盾、弊端，是一个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
二
马哈福兹早年毕业于开罗大学哲学系。哲理的思索成为他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六、七十年代，他写出多部反映知识分子苦闷、彷徨和失落感的作品，如《皖鸟和秋天》、《尼罗河上的絮语》等。作品中知识分子作为个人和群体，似乎他们整天关心和谈论的都是一些形式上的问题，就像他们乘坐的尼罗河上的浮船一样，飘忽不定。这正反映了社会剧烈变革中知识分子的心态和他们为自己定位并苦苦求索最高精神价值的似乎徒劳的努力。《乞丐》写一个律师欧默尔，只40岁出头，却对一切产生厌倦。欧默尔不是“乞丐”，他有显赫的地位和富有的家庭。但他却像乞丐一样不断乞求——祈求，要找到和得到需要的东西，这东西不是物质，而是能支撑他生活下去的精神。他企图通过女人——性、通过独处——伊斯兰苏菲主义苦行来寻找这种精神，以求对困顿现实的解脱，他未成功。欧默尔寻找的这种精神是什么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思索。《道路》则将哲理的探索和精神的追求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它叙述一个寻父的故事。萨比尔母亲临终时嘱咐他去寻找离去30年的父亲，并告诉他：“只有通过寻找才能肯定他的存在。”他经过多方努力未寻找到他的父亲。他与一旅店老板娘发生暖昧关系，并合谋杀死老板。等待他的是法律制裁。这里的寻父，实质是在寻找自己的根和本源。寻父，即寻本、寻真、或寻求崇高的神性。寻找它们，是一个长期的甚至永久的过程。萨比尔一旦堕落、走向恶（与老板娘私通并害命），便失去了寻父——求真的资格。在作者看来，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价值无疑是存在的，需要人们不断探求。寻真的过程，也是一个心灵净化的过程。现实和寓意，真实和象征，使马哈福兹的作品具有了新的意蕴。他的《平民史诗》、《千夜之夜》等都是融现实与象征于一体的力作。在创作上，他博采众长，独僻蹊径。他不仅把现实主义创作推向高峰，在借鉴西方创作手法上也达到很高成就。他中后期创作的一个明显特点是风格多样化，或借用历史、神话，或运用荒诞、象征，大量使用意识流、内心独白，拓展了表现空间，加深了小说内涵。他由描写某个家庭、阶层或街区的人物群像，到集中表现作为社会主体的独立的人，突出“人”的思维、意识、行为和追求。他还表现了对更高的人类精神价值的响往和求索。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使他进入世界优秀作家之列。他是无可争议的阿拉伯散文文学的优秀代表。而“最重要的是可以把它们（指小说）视为作者对其生活环境提出的深邃、睿智、几乎是预见的评论。”
三
马哈福兹1959年完成《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创作。作品以开罗近郊一个街区为背景，现实中含象征与寓意，表现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和思索。这是一部引起很大争议的作品。30年来，围绕它的争论始终未停。小说描写杰巴拉维街区几代人的故事。祖父杰巴拉维让次子艾德海姆掌管家产。引起长子伊德里勃不满。他怂恿艾德海姆妻子让他丈夫潜入祖父房子偷看文卷中是否明文取消了他的继承权。艾德海姆偷看文卷时被发现。祖父一怒之下将他逐出家园。杰巴拉维子孙后代不一，贫富悬殊，互相斗争。街区先后经历了杰巴勒、里法阿、高西睦几代人。马哈福兹以宗教为背景进行创作。小说中对事件的描写和人物的塑造，寓意着人类社会的某种发展和进程。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授奖决定直言不讳地指出：“非同寻常的小说《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题材，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永恒探求。亚当、夏娃、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以及其他先知、使者，还有近代学者，都稍为改头换面地出现了”。颁奖词也说：“它就象人类的一部精神史……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伟大人物——尽管呼之欲出——却把自己伪装起来应付各种紧张情况”。小说中的关键人物是杰巴拉维。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街区经历了多少代，这位老祖父还活着，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他虽隐居在大房子里，却对外界发生的事无所不知。困难时刻，他启示杰巴勒、里法阿、高西睦去肩负使命，实现自己的理想。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不时呼唤：“你帮帮我们吧！”有时也会发出抱怨之声：“每个受欺压的人都喊着杰巴拉维的名字。祖父听见了吗？谁也没见他走出门窗紧闭的大房子。难道他不知道经管人怎样挥霍他的钱财？为什么他无动于衷？”小说第五章集中描写阿拉法特（象征科学）与杰巴拉维的关系。阿拉法特决心潜入大房子看个究竟。却见杰巴拉维病在床上。他在与发现他的女仆厮打过程中，杰巴拉维惊吓而死。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阿拉法特“为杰巴拉维或上帝之死承担责任——但也牺牲了他自己”。小说结尾，人们都希望阿拉法特对弟子汉什用魔法使杰巴拉维重新复活。在作者看来，物质和精神、科学和信仰应该是统一的。也许，杰巴拉维（或神——如果读者认为他象征神的话）重新复活后，将会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千千万万子孙后代面前。小说问世后，得到埃及文学界好评，认为它表现了人类的奋斗史，在表现敏感题材方面作出了成功尝试。
小说问世之初即引起激烈争论，以至它在《金字塔报》连载后至今未能在埃及出版。作者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这一争论又重新白炽化。一位宗教长老出版了一部名为《我们对〈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回答》的书，指责马哈福兹在小说中诋毁造物主安拉、诋毁众先知和他们的妻室儿女。指控马哈福兹犯有“背叛宗教罪”，并明确表示，犯背叛罪是可以处死刑的。该书一出，在埃及文艺界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作者在报刊写文章维护马哈福兹和他的作品，指出：“按宗教概念对小说进行断章取义的理解是错误的。”1991年11月号《文学与批评》刊登84位作家、诗人、评论家、大学教授的联合声明《为马哈福兹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开禁》，使这场争论达于高潮。争论中也出现一些对立的观点。一向沉默寡言的马哈福兹对批评家的评论很少发表意见，但偶尔也触及一些敏感问题。他说：“我的心愿是将信仰科学、信仰社会主义与信仰安拉结合起来……一些人认为我是有非神倾向，”“我们宗教界的长老和学者们的态度是难以理解的。这是艺术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小说应当作小说而不是历史来读”，“我是一个穆斯林，绝不会把杰巴拉维当作安拉的替代物而伤害他”。他又说：“现代文明是建立在科学和信仰两大基础之上。人们说小说扼杀了精神价值，恰恰相反，它正是在寻找这种价值。”针对有的宗教长老要他收回这部作品，他果断地说：“人不可能收回他所写的东西”。他表示愿与发出指责的人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
1994年10月14日，即马哈福兹获诺贝尔奖六周年之际，他遭到一名恐怖分子刺杀，幸未导致生命危险。埃及警方称系一伊斯兰极端组织所为。早在这之前，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负责人即发出过要杀害马哈福兹的警告，原因是《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损伤了宗教。关于围绕《我们街区的孩子们》的争论，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争论的意义显然已超出了作品本身。它是当前埃及及国内、甚至地区性的总的文化氛围的反映。目前争论似已趋于平静，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可以预料，一旦时机合适，剑拔弩张的双方或数方，还会发生碰撞。”
在埃及，曾多次发生刺杀知识分子事件。1992年6月6日，埃及著名作家、新闻工作者法尔吉·弗达在办公室被枪杀。马哈福兹就此说道：“观点不同可以通过对话而不是暴力解决，这有损于思想自由。我们宣传用理智和说服来交换观点。”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类确像西西弗斯一样，背负着永远也推不到头的巨石。马哈福兹笔下，是一部包括他自己在内正在经历、并在其中苦苦求索的人类发展史、人类精神史、人类奋斗史、更是一部人类苦难史。
马哈福兹是一位忠于职守、勇于表达自己观点、把一生献给文学事业的作家。他是阿拉伯文学中一座巍然屹立的金字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