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思维方式与党的群众路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方式论文,群众路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3)03－0157－06
一、问题的引出
《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是：“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1]并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1](P67)。可以说，自觉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基本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那么，党的群众路线制定与实行的哲学依据是什么？答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或者说马克思开创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用语)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哲学依据。如果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来梳理或寻找，我认为这具有多方面的具体依据：一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唯物论，特别是“从物质实践出发”(马克思用语)或“从实际出发”(毛泽东用语)的原理；二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相互对象化、实践主体与实践主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运动的原理；三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特别是“以实践为基础”、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的原理；四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特别是人民群众对历史起决定作用和杰出人物的伟大历史作用的原理等等，至此仍可继续梳理、寻找并作出说明与论证。本文在此不一一展开说明与论证，本文在此要揭明与论证的是在党的群众路线制定与实行的哲学依据中，除有以上梳理出来的实践唯物主义四个方面具有实质性思想内容的哲学基本原理之外，还有一个蕴存于它们之间一旦运用起来便张显得十分明晰而具有程序性操作意谓的实践思维方式。
马克思开创实践唯物主义的同时所开创的实践思维方式，简略地说，就是基于实践“解释世界”(马克思用语)的思维路径与回到实践“改变世界”(马克思用语)的思维路径相统一的辩证运动的思维方式，其间包括一系列基本思维方法与一系列基本思维形式的运用与互动[2]。这一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内容与这一实践思维方式方方面面深深地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毛泽东1937年完成的《实践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代表作之一，也可以说是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实践思维方式中国化的典范与集大成之作。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心内容就是《实践论》为代表作的认识论，即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能动的认识论。这就是基于实践“认识世界”(毛泽东语)与回到实践“改造世界”(毛泽东语)相统一的辩证运动的思维路径。《实践论》的最后一段抽象结论，可视为我党的群众路线得以制定与实行的最一般的哲学依据，即“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3](P296－297)
1943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首次谈到党的群众路线时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是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他同年在《组织起来》中接着指出：“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而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4](P933)实际上，这既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的一种集中阐明，又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实践思维方式的一种集中阐明，或称对二者有机融合的阐明，只不过是在语言表达上有多有少或有明显与内蕴之别罢了。
二、以实践思维方式把握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的多维关系
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的一个关键问题或本质关系就是党群关系问题。以下试从内蕴于实践思维方式之中的逻辑思维形式与形象思维形式来把握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着两大维度的关系。
第一，从逻辑思维形式把握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着多维关系。这里的逻辑思维形式包含普通逻辑思维形式与辩证逻辑思维形式的运用与整合，它们都是内在于实践思维方式的逻辑思维形式。其一，从实践思维方式就是基于实践“解释世界”的思维路径与回到实践“改变世界”的思维路径相统一的辩证运动的思维方式来看，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的“党”和“群众”之双重实践主体所面对的是同一实践客体，即面向处于同一实践活动过程的客体即客观世界，因而党和群众在实践活动过程中面临的是共同或同一的任务，其目的也是共同或同一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或“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特别或主要是“认识中国”(毛泽东用语)与“改造中国”(毛泽东用语)，这是一种双重实践主体的前提与目标相统一的关系，抑或一种追求真理与创造价值相统一的关系，体现了党和群众在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面前相统一的关系。其二，从实践思维方式来看，就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的“党”和“群众”之双重实践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而言，二者是同一实践活动过程有同有异的主体间性关系。党这一主体，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相对群众而言，无疑是处于上层领导者这种主体地位与上层组织者这种主导作用，是居领导地位起组织作用的实践主体，而广大基层群众无疑是处于被领导与被组织这种主体地位，是基层的一线的直接认识与改造客观世界特别是认识与改造中国的实践主体。其三，从实践思维方式来看，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的“党”和“群众”的主体间性关系，又是一种“先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相长关系。毛泽东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中指出：“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5]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也指出：“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6]
从逻辑思维形式看党和群众的上述三种形式的关系之中，虽然其一是主体面对客体的前提性、同一性关系，其二是主体间性有同有异的关系，包括其三由面对客体而发生的主体间性的关系转换为师生关系，都属于从普通逻辑思维形式与辩证逻辑思维形式的运用与整合来把握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的多维关系。如果从正面价值取向的话，它们都属于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有机融合关系，因而在本质上为规定党和群众的关系步入良性运行提供了可能性。如果从负面价值取向的话，它们就属于一种单一对立而难融合的矛盾关系，因而在本质显现的可能是党和群众的关系滑向不良轨迹乃至步入恶性循环的境况。
第二，从形象思维形式把握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着多维关系。这里的形象思维形式包含着直观性形象思维形式与整体性形象思维形式的运用与整合，它们都是内在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形象思维形式。其一，从实践思维方式来看，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的“党”和“群众”的关系可以形象比拟为“鱼水”这种直观性与整体性关系。毛泽东曾把党及其领导的红军比喻为“鱼”，把井冈山人民比喻为“大海”，这就是后来人们一直把党群关系、军民关系都比喻为鱼水关系的思想源头。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进一步指出：“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7]。其二，从实践思维方式来看，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的“党”和“群众”的关系也可以形象地比拟为“种子与土地”这种直观性与整体性关系。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8]其三，从实践思维方式看，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的“党”和“群众”的关系还可以形象比拟为“血”与“肉”这种直观性与整体性关系。这种比拟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一系列讲话中。江泽民多次讲话中讲得最好的一段是：“我们党有许多优势，根本的一条是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人民群众中生长、成熟和发展起来，始终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这是我们党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源泉所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现在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是这样。”[9]胡锦涛多次讲话中讲得最好的一段是：“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10]
从形象思维形式看党和群众的上述三种形式的关系中，一种形式是以植物(种子)的生命离不开土地，一种形式是以动物(鱼类)的生命离不开水体，一种形式则是深入到动物生命机体内部的血液离不开肌肉，以此来形象地阐明党和群众的关系如同自然生命价值或意义一样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所具有的社会生命价值或意义。如果从正面价值取向的话，党和群众之间就像种子不离土地那样必然会生根、开花与结果，就像鱼不离水那样必然会源源不断地承传着鱼自身的生命再生产，就像血液不离肌肉那样必然会让生命的血液不断进行新陈代谢从而使生命充满活力，因为土地、水体和肌肉始终是“支持和拥护”种子、鱼类和血液的。如果从负面价值取向的话，党和群众之间就像种子离开土地那样必然不再是作为生命的种子而会死种，就像鱼离开水那样必然不再是作为鲜活生命的鱼而是死鱼(或者就像人们把某些恶化了的党群关系比喻为油与水两相分离的关系、火与水难相容的关系)，就像血液离开肌肉那样必然不再是作为生命的源泉而是败死之血。
总而言之，党的生命由群众所系，党始终不脱离群众，其生命就可能永葆，一旦逐步或严重脱离群众那就会缩短生命乃至快速亡命。那么，如何才有可能使党的生命永葆，下文继续以实践思维方式来做探讨。
三、以实践思维方式把握党的群众路线的路径、形式与环节
一方面，党和群众共同面对的是追求真理与创造价值，这里高度概括与整合就是求真务实；另一方面，党和群众相互面对的是“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带领群众共创幸福生活，党群始终保持血肉联系。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内蕴的多维关系中具有核心价值属于关键所在的二重关系或本质规定，那么这二重关系的维系并带动其余关系一并作良性运行的路径、形式与环节应当是什么呢？以下就来阐明这个问题。
第一，从实践思维方式中两大思维路径与党的群众路线中“怎么来”与“怎么去”的结合上看其良性运行必须经历三次飞跃形式。宏观上看，这个良性运行是：基于实践“解释世界”的思维路径与追求真理这个任务同党获得“正确主张”是同一系列的话语，是同一取向的活动，那么“党的正确主张”怎么来，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回到实践“改变世界”的思维路径与创造价值这个目标同“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是同一系列的话语，是同一取向的活动，那么这就迎刃而解地回答了“党的正确主张”怎么去，这就是“到群众中去”。
从中观上看，必须经历三次飞跃形式的良性运行或相继更替：“从群众中来”的“党的正确主张”首先是基于实践实现由感性思维形式向理性思维形式飞跃而来的，这就是要把握好“解释世界”的良性运行；其次是在实现由理性思维形式向构建思维形式飞跃即行将回到实践要对“改变世界”发挥作用，这是一次中介性飞跃，前一端是止于“解释世界”，后一端则步于“改变世界”；再次是“党的正确主张”再“到群众中去”即“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之时实现由构建思维形式向反馈思维形式飞跃，这就是要把握好“改变世界”的良性运行。
第二，从实践思维方式中三次飞跃形式与党的群众路线中“为了谁”与“依靠谁”的结合上看其良性运行必须经历顺序渐进的多个具体环节。这是在宏观上与中观上看之后，从微观上看问题，即更具体、更细致、更深入地看问题。“为了谁”也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明确指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4](P857)，共产党人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并且“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11]。“依靠谁”也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与原则的问题，共产党人就是“一切依靠群众”，“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6](P217)然而，把“为了谁”与“依靠谁”这个问题明确地规定为“一切为了群众”与“一切依靠群众”，这只是抽象地一般规定，还不等于具体地贯彻实行。这个具体贯彻实行必须经历基于实践“解释世界”与回到实践“改变世界”的两大思维路径及多种思维形式之中顺序渐进的多个具体环节，由此来环环紧扣、环环把关，让其环环实现良性运行。
首先是在基于实践实现由感性思维形式向理性思维形式飞跃中，前一形式中有感觉、知觉和表象三个具体环节，后一形式中有概念、判断和推理三个具体环节。那么，在贯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第一次飞跃中，党和群众如何一同通过前后六个具体环节来把握这次飞跃的相关内容呢？就前一形式中三个具体环节而言，由于人民群众是基层或一线的直接实践主体，他们亲身参加改造世界的不同领域与方方面面的内容，对其亲身经历的生产或工作、生活或享受的种种现象的内容之感觉、知觉和表象最直接最真实最全面，因而就会对种种现象的内容作出分析之后进行综合，即在后一形式中如实地形成概念、作为判断、进行推理，得出符合事物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定的朴实结论。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相对而言属于不同层次的上层或二、三线等间接实践主体，不可能事事亲历实践，他们在提出党的带有理性的一般指导意见之时，必须了解基层或一线的直接实践主体亲身参加改造世界的不同领域与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这既不能只凭已有理论照“本本”而来，也不能只凭已往经验套用过来，即使是像毛泽东、邓小平这些经验丰富、智慧高超的中央领导人，他们都承认与相信“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需要从人民群众那里获得不同领域与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从而提出党的带有理性的一般指导意见。正是在这个前一形式向后一形式飞跃的前提性问题上，毛泽东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4](P790)
其次是在实现由理性思维形式向构建思维形式飞跃中，即由形成概念、作出判断和进行推理三个具体环节之后，进到构建思维形式中的决策、设计和实施这三个具体环节。那么，在贯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第二次飞跃中，党和群众如何一同通过这后三个具体环节来把握这次飞跃的相关内容呢？继前，在提出党的带有理性的一般指导意见之后，那就是党带领和组织群众想什么问题？办什么事情？在这个阶段党和群众共同面临的这就是理性决策、精心设计、努力实施三个具体环节。在这三个具体环节中，决策是首要的关键的一环，毛泽东对此早就说过：“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4](P1012－1013)这两条原则至今仍不失为我党开展决策这一环的指导性原则，这其中还包括党领导群众实行改革必须充分考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决策这个首要的关键的环节，党中央从开始提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到后来反复强调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就为决策制定了更多的具有时代要求的指导性原则。胡锦涛在新世纪新阶段谈到决策这一环时指出：“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决策的根本依据，使各项决策既体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又代表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既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普遍愿望又照顾部分群众的特殊要求。”[10](P874)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我们作出的决策、采取的举措、推行的工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10](P535)这两段论述言简意赅，不仅是对我党历代领导人有关决策思想的继承、丰富与发展，而且包含着构建思维形式中三个具体环节的连贯性阐明，其“作出的决策”为首要一环，其“采取的举措”可视为“设计”这一环，其“推行的工作”可视为“实施”这一环，并从中强调这三个具体环节的相关内容都应一环一环地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这就是环环都要实现客体尺度的内容与主体尺度的需要达到辩证统一，这就为理性思维形式向构建思维形式的飞跃在其内容与需要的良性运行上，提供了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可靠保证。
再次是在深化实践实现由构建思维形式向反馈思维形式飞跃中，即由理性决策、精心设计、努力实施三个具体环节之后，进到反馈思维形式中的审视、评价和修正这三个具体环节。那么，在贯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第三次飞跃中，党和群众如何一同通过这后三个具体环节来把握这次飞跃的相关内容呢？续前，党提出的主张是否是“正确主张”？“群众自觉行动”完成后的效果如何？这必须看主观认识形式是否与客观实际内容相符合，客观效果是否满足主观愿望与需要，这就有待于党和群众一同如何审视、评价和修正。我这里仅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一系列指导方针、政策与措施在决策、设计、实施后在社会上进而在党内高层的反映来看，在最初十余年，正如邓小平所说：“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12]在随后十余年，正如江泽民所说：“我们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对不对，做得好不好，要有一个根本的衡量尺度，这就是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9](P193－194)。在最近十余年，正如胡锦涛所说：“人民群众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主体。科学发展取得了多大成效、是否真正实现了，人民群众感受最真切、判断最准确。推动科学发展，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做到谋划发展思路向人民群众问计，查找发展中的问题听人民群众意见，改进发展措施向人民群众请教，落实发展任务靠人民群众努力，衡量发展效果由人民群众评判。”[12](P579)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无论是党或是群众，都必须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实行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审视，进行评价，正确的有益的就坚持不动摇，错误的不利的就坚决修正，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个标准，坚持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利益相统一这个原则。
最后必须指出，在贯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中，党的领导与组织的主导作用不可忽视，群众的主体地位与决定作用不可忽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还要在对上与对下的关系问题上保持一致性。这样一来，就存在着非常现实又得妥善处理的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其一是从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对中层领导干部，中层领导干部对高层领导干部，高层领导干部对党中央领导干部，这样一种层层对于上级的指示、上级的文件怎么理解与怎么执行；其二是从党中央领导干部层层往下直至基层领导干部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与愿望、利益与要求怎么采取与怎么满足。我认为，从党的基层领导干部层层对上而言，一般都应认真贯彻实行上级指示与上级文件，但又不能不顾当地当时当下条件等实际作机械地贯彻与硬性地实行，要体察当地当时当下群众的意见与愿望、利益与要求，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贯彻实行，还是陈云说得好：“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3]。同时不能在群众面前搞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我还认为，从党中央领导干部到基层领导干部，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一般都应认真听取正确的意见与愿望、尽力满足合理利益与要求，但又不能不顾全局、整体和长远，对少数群众不正确、不合情、不合理的意见与愿望，特别是某些集体乃至某个行业的利益群体不公正不公平的利益要求，不能简单采取一应满足了事，同样也不能在群众面前持民粹主义倾向或做群众的尾巴。对此也应当说：不唯下、不唯民、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在这个党内上下关系与党群关系问题上，对上有“不唯上、不唯书”，对下有“不唯下、不唯民”，这是既有区别的对待又都是正确的对待，两个向度中唯独既是无区别又属正确对待的就是“只唯实”，这就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一同想问题要实事求是，办事情要实事求是，也就是上上下下方方面面既要求真又要务实。可以说，坚持求真务实这个核心思路，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根本利益，坚持个人、集体和国家三者利益相统一这个基本原则，坚持统筹兼顾这个根本方法，这是贯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四大真谛。
收稿日期：2013－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