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齐桓公创霸的条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论文,齐桓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齐桓公之所以能够开创春秋霸政新时期，是因为他及当时的齐国具备了首霸的素质和条件。
《孟子·公孙丑上》说：“霸必有大国。”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不够全面。笔者以为，似乎还可以再补上一句：霸必由富国和强国。
齐国始封时并不大，仅限于国都临淄周围方圆百里的一块小地盘内，正如《孟子·告子上》说：“太公之封于齐，为方百里。”后来在不断吞并周围小国的过程中，疆域逐渐扩大。到了桓公时期，齐“地南至于
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东至于纪酅。”[1]或曰：“（齐）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2]俨然东方一个泱泱大国了。
桓公时期的齐国不仅是一个大国，还是一个富国。
齐国地处黄河下游，华北平原的东部。南枕泰沂山脉，北抱渤海，东与东南临黄海。在这海岱之间，南部和东部为鲁中丘陵和胶东丘陵地区，北部是近海平原。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山上拥林木之饶、矿产之富，海中有渔盐之利。水路、陆路四通八达。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众所周知，先秦齐国素以工商业发达而著称于世。太公封齐伊始，便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确立了优先发展工商业的基本国策，并收效于当时，远披后世。正如《史记·齐太公世家》中所说：“太公至国，……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盐铁论·轻重》亦说：“昔太公封营丘之墟，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蓄货殖，世为强国。”这一优良的经济文化传统，后由桓管发扬光大。《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
管仲任政相齐，为了发展工商业，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为了稳定工商队伍，提高工商业者的生产技巧和经营能力，管仲使工商业者分居定业，“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为商。”[3]
为了促进商品的流通，扩大外贸，管仲采取减轻关税、优质服务等措施。“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4]“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5]“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6]
管仲的工商业政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而鲜明的特点，就是加大了国家对工商经济的调控力度。要者有四：
其一，国家任官设职，具体管理工商业者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乡，工立三族。”[7]此之谓也。
其二，国家控制铸币权。管仲继承太公时由国家铸币的历史传统，“设轻重九府”，即九种掌财政货币的官，由国家牢牢控制铸币权。国家垄断货币铸造的数量、质量、流通量，以此为打击囤积、平抑物价、调节供求的手段，从而达到干预商业、增加国家税收的目的。
其三，国家控制自然资源。水中之鱼盐，山中之林木、矿藏，都是发展工商业的重要因素和条件。凡此自然资源，若操于百姓之手，则利益将归入少数人，当非国家之福，故必由国家所有所管，即“官山海”。管仲设官以管理之，“泽立三虞，山立三衡。”[8]并制订严格的法律以维护之，“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9]
共四，盐、铁国营。盐、铁是山海中最重要而又大宗之财富，且是人们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销售面最广，销售量巨大，获利丰厚，与国家强弱安危及民生大计息息相关。管仲深知“山泽林盐，国之宝也。”[10]是以不得任由人民取得，必须由政府管制经营乃可。于是他采取盐铁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措施，使国家掌握盐铁这两大富源，从而为齐国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总而言之，发达的工商业是当时齐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富齐的重要因素，也为齐桓公的称霸诸侯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如《汉书·地理志》说：“太公以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
桓公时期的齐国，不仅是一个富国，而且还是一个军事强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管仲进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军政改革，从而建立了寓兵于政、军政合一的制度。他“叁其国”，在分设的十五个士乡中，配套以三军，每军一万人，全国便有三万足额的常备军。三军分别由齐桓公、国子、高子统率。这样便保证了齐国的兵源。
这些兵士是不与农、工、商杂居的，他们住在士乡之中。平时，父兄之间讲忠孝敬悌，邻里之间讲信修睦，联络培养感情；春秋两季进行军事训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如《国语·齐语》中载：“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子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同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乘；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其欢欣足以相死。居同乐，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强。”“春以蒐振旅，秋以弥治兵。”“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旅。”管仲认为，有这样一支三万人的常备军，便可以横行于诸侯国，无敌于天下。
其二，如果说管仲“叁其国”，十五士乡组成三军，解决了兵源、军队问题的话，那么他通过“伍其鄙”的改革措施，则解决了军赋和军备问题。《管子·乘马》中载：
方六里，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马也。一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车辆。器制也。
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黄金一镒，百乘一宿之尽也。无金则用其绢，季绢三十三制当一镒。无绢则用其布，絟暴布百两当一镒，一镒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则所布之地六步一
，命之曰中岁。
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保证军赋和军备的来源，管仲又进行了农业方面的改革：一曰“均田分力”，意即将土地公开折算后，租于农民，使其分户耕种之。二曰“无夺农时”，从而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三曰“相地而衰征”，意即视土地好坏而分等级地征收地租。
另外，管仲还推行用甲兵赎罪的措施，扩大军备的来源。史载，齐桓公问：“齐国寡甲兵，为之若何？”管仲说：“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皮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宥间罪，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甲兵大足。”[11]其结果，不但国内犯罪人数少了，军器供应也相应地得到解决，“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12]
其三，军事科技进步，武器精良。先秦齐地齐国素有尚武习俗，兵学传统，故而军事科技和武器制造也一向发达。比如早在龙山文化时期，齐地先民东夷人就发明并掌握了冶铜术，从而完成了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一大革命。齐地还是弓箭的故乡。东夷人还是弓箭的发明者。“夷”字分开是“大”和“弓”。《说文》云：“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
延至桓管时代，王室式微，诸侯力政，其时代的主旋律就是加强军事力量，争夺霸权。而“为兵之数……存平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这是因为“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13]在这种形势下，齐国对军事科技的发展和武器制造更加重视。
大概在这一时期，可能在工匠陈完的主持下，由齐国那些文理兼通的管理人员和官方经验丰富、技艺高超的工匠们，汇集了前人和当代工艺技术的精华，加以理论升华，编撰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手工业工艺技术典籍《考工论》。这部集大成之作，总结了那个时代青铜冶铸、战车和车战兵器的登峰造极的制造技术，并部分地上升到较为精湛的科学理论。比如：“首次见于著录的‘金有六齐’之中，‘戈戟之齐’、‘大刃之齐’、‘削杀矢之齐’和‘斧斤之齐’就是不同种类的兵器的合金比例配方。有了统一规范的配比标准，就能保证兵器生产质量的稳定性。在兵器的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青铜兵器的形制、性能和品种都有所变化，《考工记》中出现了刺（矛）体（戈）联装的戟；剑的长度分为上、中、下三等，有加长的趋势。传统兵器镞、戈、矛的外形也都有改进……同时，为了适应车战的需要，青铜兵器经过不断的改进，在《考工记》中已与其他车战兵器形成整套组合。如远射的弓矢，格斗的戟、殳、戈、矛，护体的剑，以及防护装备皮甲等，这些均已规范化和制度化。”[14]确实代表了当时军事科技的最高水平。
由上可知齐国军政制度的改革和军事科技的进步，成为齐国争霸的重要军事基础。
桓公称霸的第四个前提条件是内附国民，外亲邻国。民不附，邻不亲，则霸不高。
附国民，属于内政。称霸为什么一定要附民？怎样附民？《管子·霸形》中载：
管子对曰：“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变躬迁席，拱手而问曰：“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桓公曰：“寡人闻仲父之言此三者，闻命矣，不敢擅也，将荐之先君。”于是令百官有司，削方墨笔。明日，皆朝于太庙之门朝，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管子·戒》中亦有类似的记载：
管仲曰：“昔先王之理人也，盖人有患劳而上使之以时，则人不患劳也；人患饥而上薄敛焉，则人不患饥矣；人患死而上宽刑焉，则人不患死矣。如此而近有德而远有色，则四封之内视君其犹父母邪！四方之外归君其犹流水乎！”……于是管仲与桓公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关几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正也。”……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东践乘。
齐国的百姓，不仅是齐国立国之基，也是桓公称霸之本。立国称霸，动其基伤其本是愚蠢的。通过宽政缓刑、轻税薄敛、使民以时的方法和手段，达到固本而称霸的目的，确是很高明的举措。其实这一举措与《管子·立政》中去民“四恶”（恶忧劳、恶贫贱、恶危坠、恶灭绝），从民“四欲”（欲佚乐、欲富贵、欲存安、欲生育）的主张是一致的。并且也符合一般政理，如周公旦所言：“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15]
亲邻国，属于外交。称霸为什么一定要亲邻？怎样亲邻？《国语·齐语》中载：
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桓公曰：“若何？”管子对曰：“审吾疆场，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具体实施步骤亦如《国语·齐语》中载：
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鲁为主。反其侵地棠、潜，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诸，环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对曰：“以卫为主。反其侵地台、原、姑与漆里，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诸，环山于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诸，环山于有牢。”四邻大亲。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河，东至于纪酅，有
八百乘。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
《管子·小匡》中也有大致内容的记载。可见，近交远攻，团结邻国，是管仲制订的称霸外交方略，亦为其称霸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从历史上看，齐国早就感染了称霸的基因。西周初年封建之始，周天子便把经验丰富、智勇双全、功劳卓著的太师吕尚分封到殷商旧势力最雄厚的东夷地区建立齐国，以便作为一道强有力的屏障拱卫王室，同时也给予吕尚很崇高的地位。《史记·汉兴以来诸侯年表》中载：“周封……太公于齐，兼五侯地，尊勤劳也。”
周成王时，管蔡助武庚作乱，淮夷亦随之叛周，这时齐国又取得了讨乱平叛的特权，并进而为齐国以后的对外扩张树起一面合理合法的旗帜。如《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叛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
自太公姜尚之后，十二传至齐庄公。其间，齐纪交恶，哀公被烹；胡献构怨，内壁操戈。内乱迭起，外患杂错，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庄僖继立，方现转机。庄公在位六十四年，僖公当政三十三载，父子连续治齐近百年之久。政局相对稳定，元气渐复，国力日增。征伐异国，主盟诸侯。据史载，齐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768年）灭祝。齐僖公十一年（公元前720年），齐、郑盟于石门。齐僖公十四年，齐鲁盟于艾。齐僖公十六年，齐、宋、卫盟于瓦屋，齐僖公调解宋、卫与郑之间的矛盾。同年，在郑庄公的陪同下，齐僖公朝觐王室。齐僖公十七年，齐、鲁之君应王命会于防。齐僖公十八年，春，齐、郑、鲁会于中丘，继而盟于邓，商讨伐宋事。夏，齐、鲁、郑联军会于老桃，以伐宋，宋败。冬，齐、郑联军伐
。齐僖公十九年，齐会郑、鲁之师伐许，许庄公奔卫。齐僖公二十一年，齐、鲁、郑会于稷，谋平宋乱。齐僖公二十二年，春，齐、鲁会于赢。夏，齐、卫胥命于蒲。齐僖公二十四年夏，齐、郑同聘纪，意欲伐之。齐僖公二十六年，齐会郑、卫之师伐盟、向，周迁二国于郏。齐僖公二十九年，齐会卫、郑之师伐鲁，战于郎，鲁败。齐僖公三十年，齐、卫、郑、宋盟于恶曹。齐僖公三十二年，郑以纪、鲁之师伐宋，齐、卫、燕三国助宋。连年的征战、盟会、排难解纷以及朝王之举，大大地提高了齐国在诸侯间的地位，故而《国语·郑语》云：“齐庄、僖于是乎小伯。”韦昭注：“小伯，小主诸侯盟会。”庄、僖小霸局面的开创实乃桓公霸政的前奏。
庄公卒后，襄公继立。他借助庄、僖二世之余威，大动干戈，伐郑、灭纪、亡鄑、平郚，并干涉卫国内政。对此顾颉刚先生说：“齐襄公这样替各国维持秩序，并不专为自己的利益打算，着实有些霸主的作风，而且齐国在中原各国中最为强大，也已取得了领袖资格。可惜他们忽然发生内乱，襄公被杀死了。”[16]顾先生的话是对的。襄公、无知之乱，不仅葬送了齐庄、僖以来的霸业，而且把国家闹到“日不引、月不长”，即将崩溃的境地。然而正是庄、僖小霸及襄公之乱的巨大反差，才激起桓公摆脱困境、再造辉煌的雄心，这便构成了桓公称霸的第五个前提条件。
桓公称霸的第六个前提条件是，他周围形成了一个足智多谋、团结实干、坚强有力的政治集体。其主要成员有：管仲、宁戚、隰朋、鲍叔牙、王子城父、宾胥无、东郭牙、公子举、曹孙宿、弦子
、商容、
尚、审友、季友等，还应包括国子和高子。这个政治集体具有如下几个显明的特点。
其一，成员来自不同的国度、阶级和阶层。如国子、高子乃齐国世袭贵族，天子命卿。隰朋是公室后裔、齐庄公之曾孙。而宁戚则是卫国的一介平民。因此，这个政治集体就有可能集中不同国度、阶级、阶层的各具特点的聪明才智和能力。
其二，成员各有特长。比如：鲍叔牙为人好善、好直；隰朋为人好上识而下向，聪明捷敏；宁戚为人能事；曹孙宿为人善言；宾胥无坚强以良；季友为人，恭以精，博于礼，多小信；蒙孙博于教，而文巧于辞……[17]这样，成员间就便于取长补短，从而有效地发挥群体优势。
其三，商人政治势力在桓公政治集团中占了主导地位。春秋时期，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以贱买贵卖而致富的商人，其经济实力足以拟王公，甚至倾王公，于是也和贵族地主阶级一样，积极地参与和从事政治活动。例如子贡以贸易致富，便以商人的身份兼营政治活动，每到一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齐国是一个工商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其商人势力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商人是一个活跃的、能动性较大的阶层，它的从政无疑给传统的贵族政治机体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管仲、鲍叔牙出身于商贾，由商入政，作为商人阶层的代表，进入桓公政治集团并占据核心主导地位，刷新了齐国传统政治的局面。
其四，桓公政治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够量才而用，各得其所。《管子·小匡》中载：
管仲曰：“升降揖让，进退闲习，辨辞之刚柔，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子城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胥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桓公曰：“善。”
较之于五子之立，管仲相齐更是至善至美。对此，《管子·小匡》中又载管仲语：
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为也。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
这绝非管仲自夸之语，请听鲍叔牙的心声吧！《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载鲍叔牙语：
君（桓公）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
数百年后，大史学家司马迁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极冷静而客观地分析了史实后，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他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
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其五，桓公的政治集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就君臣关系而言，高傒自幼与桓公小白友善。鲍叔牙作为桓公的辅佐，在桓公做公子的时候，教导于他；在桓公避难奔劳的岁月，陪伴于他；在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取得政权后，为治国称霸大业计，又主动抑己而荐贤，可谓桓公的良师、战友。管仲作为桓公的政敌，失败后的囚徒，不但未遭杀身之祸，反而被任以齐政，尊为仲父，位列世袭上卿高、国之上，亦可谓君臣知遇。无独有偶，堪与桓公弃一箭之仇、任管仲为相媲美的另一件事是，拔宁戚于饭牛之中。宁戚，卫国人，学识渊博，才华出众，但不为卫国所用。他听说齐桓公有宏图大略，招贤纳士，重用人才，便决定到齐国一展雄才。宁戚便以商人车夫的身份来到齐国，夜宿齐城东门之外。恰值桓公夜出会客，宁戚一只手给牛拌草，一只手拍打着牛角唱道：“南山粲，白石烂，生不逢尧与舜禅；单布短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康浪之水何时粲，中有鲤鱼长尺半，蔽布单衣裁至骭，清早饭牛薄夜半，黄犊上坂且休息，吾将舍汝相齐国。出东门兮厉石斑，上有松柏青且阑，粗布衣兮缊娄，时不遇兮尧舜主，牛兮努力食细草，大臣在尔侧，吾将与尔适齐国。”桓公奇之，载与俱归，任为大司田。就同僚关系而言，管鲍之交自不待言，下逮五子及其他成员，无不是管仲慧眼识英雄，推荐、任用、提拔起来的。这种君臣间、同僚间的至密关系，使得这个政治集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因而战斗力更强大。
总之，以桓公、管仲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是成就其霸业的重要保证。正如《国语·齐语》说：“唯能用管仲、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之属而伯功立。”
桓公称霸的第七个前提条件是他自身具有霸主的必备素质。
就桓公的个人生活作风而言，是不足为训的。他好猎、好酒、好色。《管子·小匡》中载桓公语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返，诸侯使者无所使，百官有司无所复。”“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另外他还好味，喜听阿谀逢迎之词。但是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他也有突出的长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无小知，有大虑，敏而不优。《管子·大匡》中说：“小白之为人无小智，惕而有大虑。”惕，指性急，此指办事果断。《管子·小匡》中载管仲与桓公的对话曰：“（管仲）对曰：‘人君唯优与不敏为不可，优则之众，不敏不及事。’公曰：‘善。’”优，意指优柔寡断。没有小聪明，不搞阴谋诡计，处事敏感而果断，这是成就大事业的基本心理、性格素质。
其二，公而忘私。为国家、为事业计，在公私发生矛盾时，桓公能够做到公而忘私，捐弃前嫌，这是难能可贵的政治品质。设若桓公不能弃一箭之仇，任管仲为相，霸业不能成明也。
其三，求才若渴，举贤任能。桓公从称霸大业出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求才若渴。他可以五访小臣稷，设庭燎以待士。他支持管仲的政治改革，向西周以来的世卿世禄用人制度开刀，行“三选之法”，把官职向士、农、工、商四民开放，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贤者当职，能者在位，用人所长，各尽所能，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
其四，躬身纳谏，从谏如流。桓公并不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而是善于听取和吸收其他人的意见，做到从谏如流。他不仅虚心听取身边大臣的意见，而且设立啧室之议，广泛听取臣民的意见，以增加治国理民和称霸诸侯的智慧和谋略。
其五，充分发挥群体优势，以补己之不足。《管子·小匡》说：“桓公能假其群臣之谋，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度义，光德继法、昭于天下，以遗后嗣；贻孝昭穆，大霸天下，名声广裕，不可掩也。则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其六，对管仲重用不疑。管仲之所以能辅佐桓公成大功立大业，名闻诸侯，光披后世，最得力于桓公之重用不疑。《韩非子·难二》中载：
齐桓公之时，晋客至，有司请礼。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优笑曰：“易哉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闻君人者劳于索人，佚于使人。吾得仲父已难矣，得仲父之后，何为不易乎哉！”
桓公亲信管仲无以复加至此，真可谓无桓公便无管仲；反之，无管仲亦无桓公的霸业，二人相得益彰，互为一体。
注释：
①③④[11]《国语·齐语》。
②⑦⑧[12]《管子·小匡》。
⑤《管子·霸形》。
⑥《管子·轻重乙》。
⑨《管子·地数》。
⑩《左传·成公六年》。
[13]《管子·七法》。
[14]闻人军《考工记导读》，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6—37页。
[15]《史记·鲁周公世家》。
[17]参见《管子·大匡》、《管子·小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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