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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科学”或“自然科学”（本文在同一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近来竟然成了问题[1]，这看起来有些滑稽。
事情的起因，源于80年代以来一些捍卫“国粹”者的极端行为。他们极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古代科学），用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大加渲染，说全世界兴起了“中国文化热”云云。有的说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是受易经的影响，有的说64种遗传密码与易经的64卦相对应，有的认为气功学远远高出现代科学，甚至说易经里面已经包含着制造原子弹的方法。
这些人的用意是为了提高传统文化的地位，但其效果却适得其反，招致了一些现代科学家的反感，以致有些科学家走向另一个极端，提出了“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理由是：科学的主要特点是系统化，而中国古代虽然有一些涉及科学的东西，但缺乏系统化。例如物理学，《墨子》中虽涉及到一些物理学的内容，但并不构成一门物理学。至于“国粹者”们的那些说法，这些科学家们认为都是“伪科学”。甚至于有些人进一步怀疑中国古代是否有哲学和逻辑学。
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都走向了极端，都是片面的。这两种观点的共同错误，是忽视了科学发展的阶段性、多元性和相对性。
首先，把中国古代的某些思想和科学成就等同于、甚至看作高于现代科学，是错误的。
那些推崇中国传统文化和科学的人，大多乐于引用李约瑟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据。李约瑟认为：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即使未能促成产生自欧洲并持续发展到今天的近代科学，但有可能为未来的新科学开辟道路[2]。李约瑟把近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科学看作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是以机械世界观为基础的，这种科学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一架机器，从而割裂了世界本身的有机联系。他认为现代科学将会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新阶段所出现的“新科学”的主要特点是以有机论、整体论的思想为基础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已经预示着这个发展方向。中国古代的有机论和整体论思想，将为这种“新科学”开辟道路。
可以看出，李约瑟并没有把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和科学传统等同于未来的“新科学”本身，而只是说这种科学思想将为新的科学作出贡献。就这个观点而言，它并没有错，中国人的非机械论的世界观有着独特的价值。错误的是某些人对这个观点的误解，他们把这些话理解为中国传统科学高于现代科学，把中国古代的某些思想等同于科学本身。
中国古代确实有许多伟大的发现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比如被马克思认为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产生基础的四大发明就是一例，李约瑟先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以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近代科学的许多成就，最初起源于中国。但是，绝对不能因此就把中国古代的这些发现等同于现代科学，因为正如李约瑟所说的，它们尚处于经验的阶段，与现代科学是不同的[3]，还没有达到数学化、公理化、系统化。 我们只能说，那是一种古代科学。
同时，中国古代的有机论和整体论思想虽然对于当代甚至未来的科学发展仍有积极作用，但这些思想本身并不是科学。思想只是一种想法，与科学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思想好比是种子，但种子并不等于大树。即便有一些说法与现代科学相同，也不等于就是现代科学。比如，古希腊时就有人说过人是从另一种动物变来的以及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决不能说这就是进化论和太阳中心说，因为这只是一种说法，并没有经过确证。
其次，有些人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有的具体地说没有物理学等学科，这种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对“科学”或“自然科学”的理解。
第一、如果这里所说的“科学”是指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那么当然可以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但是，这种意义上的科学不仅中国古代没有，而且西方古代也没有，因为那时候全世界都没有这种科学。这种科学还没有产生，我们怎么能说它有呢？在古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医学等，有的只是占星术、炼金术等前科学的东西。虽然它们已涉及到一些现代科学的内容，但还不具有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的意义，因为它们往往与其他一些非科学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比如医学，往往和巫术、宗教等联系在一起。
因此，如果用上述标准来衡量，那么西方古代也同样没有科学。
第二、把科学狭隘为“现代科学”，这种划分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因为这就等于取消了科学的起源，科学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学显然并不是到了近代才突然产生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幼年期。如同人一样，如果没有童年期，它怎么可能会有成年呢？作为人，我们不能说他的童年不是人；科学也同样，我们也不能说科学的“童年”不是科学。
这里有必要引入“科学的多元性”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李约瑟先生把科学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古代科学、现代科学和未来科学，我认为这种划分方法很有意义。我把这种思想加以扩展，将其称之为“科学的多元性”。科学的多元性主要是说，科学首先是一种文化，它的存在和发展形式要受文化的深刻影响，是与一定时期、一定民族的文化相关联的。这就使科学具有多元性的特点。这种多元性包含以下一些内容：
1.科学发展的阶段性——这是时间上的多元性。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学有着不同的特征。比如，古代科学除了具有上述混合性的特点外，还具有不系统的特点，通常都没有达到公理化，存在着许多虚幻的成份，很多命题是以想象为基础的，炼金术就是一个典型。同时，古代科学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与哲学还没有分开，那时哲学家大多也是科学家，科学家大多也是哲学家。直到牛顿时代还是如此，他的著作就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把他的自然科学成果看作是自然哲学。现代科学则有着不同的特征：系统化、公理化、定量化、纯粹化，独立性比较强。科学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处于发展过程中，由此就可以推断，现代科学不可能是科学的终极形态和唯一形态，它只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阶段罢了，未来的科学肯定与现代科学有着本质性的不同。
因此，如果只把科学某一发展阶段的特征当作是科学的唯一特征，当作衡量一切科学的标准，显然是不合理的。
2.科学的相对性。不存在绝对的、终极的、唯一的科学，任何科学都是一定时代的人们所达到的相对的、近似的认识。科学的相对性在于：就科学定律本身来说，它总是适用于特定条件的规律，不存在无条件的规律，即使那些最普遍的科学定律，也是如此。比如牛顿定律只适用于低速运动状态，而相对论定律则适用于高速运动状态，在低速运动状态下，相对论定律可以忽略不计。这就决定了不存在绝对的科学，不存在一切条件下都适用的普遍规律。其次，任何科学都只是特定的个人的认识成果，也就是说，是依赖于科学的发现者而存在的。一切科学成果都是一个一个的个人做出的，即便那些公共知识，最初也都是某一个具体的个人发现的。这就注定打上了他个人的烙印——他的禀性、知识结构、爱好、思维习惯等，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他自身的局限性。这些科学成果是寄生在其发现者的能力等特性之上的，换句话说，是受发现者的能力限制的。这就意味着，科学成果总是相对于发现者的能力等特性而存在的。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这些已有的科学迟早要被改变。第三，科学知识总是特定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认识，但这最高认识是受其时代的各种条件限制的，就是说，科学是相对于其时代条件而存在的。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些科学早晚会被改变。
如果把现有的科学当作是唯一的，那么，当我们回头看科学史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牛顿定律在相对论产生之前还是绝对的、唯一的真理，但从相对论产生的时候起，却突然成了谬误！这显然是荒谬的。
既然科学具有这种相对性，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把某一时代所达到的科学认识当作唯一的科学来衡量其他时代的科学。
3.科学的民族性。科学既然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认识，那么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对这个世界就会有不同的认识，从而决定了科学的多元性，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科学。比如中医和西医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中医和西医比较典型地代表了西方人和中国人的不同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特征。这两种医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它们各自有不同的概念系统和治疗方法。医疗实践已经证明，这两种医学各有千秋，不能用其中的一种代替另一种。换言之，我们不能说其中的一个是“科学”，而另一个就不是“科学”。如果用其中的一个去代替另一个，那就意味着取消不同民族对这个世界的不同认识，取消另一个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反对“中医现代化”的提法，因为现代化就意味着西医化，是以西医来代替中医，所以“中医的现代化”就等于中医的消亡。
科学的民族性不仅是由于不同民族的思维特点所决定的，而且还是由于事物性质的多样性所决定的。一个事物的性质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甚至可以说是无限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民族往往只能认识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方面，而不能认识其一切方面。不同民族的科学就代表了不同民族所认识的事物的不同方面。比如，同是人体，中国人和西方人所认识到的性质就大不相同，于是形成了不同的医学。
总之，科学的民族性是由人类认识的多元性和事物性质的多样性所决定的。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科学呢？当然不是，虽然每个人对于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但这些看法不一定都会进入“科学”这个概念，因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或社会现象，“科学”概念的含义是由一定时期的社会规范决定的，或者说，一种发现是否是科学，取决于社会的约定，如果它符合当时社会所约定的“科学”概念，那么就是科学，反之就不是科学。这种约定类似于库恩所说的科学范式。这种约定或者说范式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因而在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被认为是科学的，在另一个时代或另一个民族也许就被认为是不科学的。
再次，根据以上提出的这些观点可以判定：中国古代有自然科学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古代科学一样，都是科学发展的“初级阶段”，因而具有与现代科学不同的许多特点。相比较而言，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古代科学之间，比与现代西方科学之间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比如，都有处于经验发展阶段，不系统，尚未定量化，并且与哲学、宗教、巫术等混合在一起。但是，与此同时也已经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西方早已出现了公理化的数学系统，而中国古代没有。但中国科学在当时并不比西方落后，相反，一直到文艺复兴之前，中国的科学在很多领域都处于领先的地位。如果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那么就难以理解李约瑟先生为什么花毕生的精力来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他是一位有着相当科学成就的科学家，总不会不懂得什么是科学吧？既然一位西方的科学家撰写出了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既然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明明白白地摆在这本书中，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呢！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然科学，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都是讲不通的。从中国古代科学中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中国古代科学有着与西方科学不同的特点，这都是事实，但这不能成为否定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论据。
这里仅就中国古代科学的成就略举几例。据李约瑟的研究，现在全世界普遍使用的星位坐标系是中国人创造的。723 年天文学家南宫说和一行所组织的大规模的大地测量活动是整个中世纪中最惊人的一次有组织的大地测量，确定了子午线、日影的长度和极地的高度。瓦特以后所有蒸汽机、内燃机中的连接杆和活塞杆的结构，是1300年中国的王祯在他的冶炼水力鼓风炉中首先使用。巴斯卡三角由中国的朱世杰于1303年发明，而欧洲到17世纪才由巴斯卡发明。望远镜上的赤道仪装置和机械钟，由中国的一行和梁令瓒发明，比西方早6个世纪。李约瑟说， 中国人对科学技术有着卓越的贡献，“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3:123]。
列举上面这些，并非为了炫耀祖先的贡献，而是为了否定那种不承认中国古代有自然科学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尊重应有的历史事实。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当代中国的科学还很落后，这些都不能成为否定中国古代有自然科学的论据；同样，中国古代无论取得了多么大的科学成就，都不能改变现代中国在科学上落后于西方这一事实。如果把中国古人的科学成就大吹特吹，甚至片面夸大，说我们现在虽然落后，但我们的祖先曾经超过西方一类的话，是毫无意义的，这只能让人想起阿Q的精神胜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