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辑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编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辑学的研究，目前在我国规模空前，方兴未艾，据著名编辑学家邵益文先生的统计，早在1990年，编辑学学术论文已发表了上千篇，专著二三十部，且形成了一支“不大不小”的队伍。[①]据我们统计，6年以来，学术论文数又翻了一番，专著几乎也翻了一番，特别是在1995年新闻出版署组织专家编写了“专业系列教材”，并作为国家教育“八五”规划来完成，这套全国首次较系统编写的编辑学教材，现在已基本出全，近20种，这在我国是空前的，也说明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编辑人员的培养和编辑学学科的建设，也说明“编辑有学”，编辑学作为一门系统科学，它与其他学科并驾齐驱，屹立于众学科之林已不是什么梦人呓语，而已成为现实了。同时也意味着编辑“无学”的帽子已经或即将彻底摘掉了，编辑人员的担子大大加重了。下面仅就编辑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作一思考。
一、“编辑学”名称的由来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早在1993年就作过探讨，当时我们认为，“编辑学”第一次出现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6年翻译苏联专家K·И·倍林斯基教授著的《书刊编辑课教学大纲》时，由于翻译不太准确，误将“书刊编辑课”译成了“书刊编辑学”。但作为真正有意识地把“编辑学”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是80年代初以后才开始的。即使是这样，“编辑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也是首先在我国出现的。[②]我们认为其标志就是80年代初以来全国编辑研究掀起了空前高潮和编辑学书、报、刊雨后春笋般的创办和涌现。这其中有个问题需要改正，最近有学者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1950年翻译了倍林斯基的《书刊编辑课大纲》。[③]我们认为这个时间是错误的，有必要更正，因为这个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新中国新闻出版高等教育事业的发端。有关资料表明，中国人民大学是由政务院1949年12月16日作出《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于1950年10月3日举行开学典礼的，而人民大学新闻系是1955年才设立的，[④]该系设立以后才从苏联请新闻出版方面专家的。所以，正确的时间应是1956年，而不可能是1950年。关于“编辑学”，该学者发现，早在1949年我国就已有正式的《编辑学》专著了，该书是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丛书之一，作者是李次民，出版者是位于广州市昌兴街4号2楼的自由出版社，出版时间是中华民国38年4月，即1949年4月。全书共有22章，主要从新闻编辑的角度来谈编辑工作的意义、编辑工作的过程、编辑人员的职责、编辑工作的技巧等，只是最后一章讲杂志编辑的方法。另据该书作者称：“1947年的秋天，笔者曾承广东国民大学新闻系陈教授锡馀及卢教授豫冬二位先生之约，讲授该系‘编辑学’一科”。可见，在我国至少1947年就已有“编辑学”概念了，1949年已有《编辑学》专著了。[⑤]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作为一种现象，这应是我国“编辑学”概念的最早由来。但是，这还仅是个别现象而已，因为它对我国的新闻事业，在当时及后来影响的范围太小，几至湮没。作为被全社会承认，形成规模、涵括所有出版行业的编辑学的出现，还得算80年代初以后，准确地说，是由著名编辑家、河南大学教授宋应离在1983年率先呼吁开展编辑学研究的，并于1985年，在他主编的《河南大学学报》上，在国内报刊中第一家开辟了编辑学论坛，使“编辑学”首次在我国登上学术报刊的殿堂。[⑥]所以，我们的结论是：“编辑学”一词作为一种现象，40年代末，在我国已存在，但真正被社会认可，在全社会普及是当今的事情。
二、编辑学研究的功利性问题
研究和创立编辑学的目的应当是为了系统、科学地总结人类通过编辑手段来缔构文化的历史，研究编辑活动的发展及其规律，优化人类文化功能，并以此来提高出版物的质量，繁荣社会文化，促进科技的进步与发展，而不是为建立编辑学而去研究编辑规律。在出版界以至在知识界的大部分领域里，编辑学已被认可。与任何学科一样，编辑学有抽象的一面。然而，编辑学更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也就是说，它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在编辑学界似乎有一种倾向，为写编辑学文章而做文章，研究缺乏针对性和应用性，例如，在“编辑学者化”问题上至今纠缠不清，其实，为什么没有人去争论科研人员、教学人员学者化问题呢？无非认为这些人员天经地义是学者。需知，国内外在编辑技术职称设置上，与科研、教学人员一样，也有初级、中级、副高级、正高级设置。在编辑学或其他某一学科上有所建树的编辑人员均是学者，我国文件对出版业的正、副高职称与其他系列一样，均在学术上有较高的要求。诚如刘少奇同志所说，编辑工作也是一种高级劳动，也是百花园中的辛勤园丁。问题显而易见，没有必要无休止地争论，正如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博士生导师杨焕章教授所说：一个编辑，如果困惑于要不要成为学者，实在是荒废光阴，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含糊犹豫[⑦]。所以，许多无为争论，就使得编辑学研究缺乏活力，从而导致编辑学在一定程度上缺少整个社会的认可度。
编辑学是一门研究编辑原理和业务的科学。它着重研究编辑活动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规律，编辑活动与社会生活的联系，特别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文化领域的编辑实践过程、工作的一般原理和特殊要求，以及编辑组织、编辑队伍、编辑管理等课题。大规模地编辑学研究在我国起步仅有10余年时间，它无疑是一门新兴学科。不过，由上我们可以看出，编辑学有两个基本任务，即研究编辑学的基本理论和编辑实务，即业务操作。不论从这两点来看还是上述诸环节来看，编辑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编辑人员在编辑方面的素质（包括编辑理论素养、技能培训和政策水平等），而其落脚点更重要的是提高编辑活动对象——出版物的质量。因此，在研究编辑学时，应首先明了这一点。
也许有人会说，编辑学在我国只有10余年历史，而编辑实践的历史却有几千年了，[⑧]古今中外不是照旧产生了大量优秀的学术、历史、文学等著作吗？事实的确如此。但是，仅凭这一点并不能否认建立编辑学的意义。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建立之前，均是先有实践史（不论其是长还是短），先存在这一行业，并随着这一实践的深化和行业的成熟，经验的不断积累，然后与之相应的学科才会出现和日趋成熟。例如政治经济学，它是一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相互结成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因此生产关系至少存在几百万年了，而真正研究生产关系的科学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才开始萌芽，完善的政治经济学直到17世纪才出现，正如马克思所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开始的。”[⑨]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发展到当代，从其母体已孕育产生了近800门经济学科，它们对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行起了多么巨大的指导作用，这种作用无论估计多高都不会过分。试设想一下，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若离开了经济科学的指导，将出现什么局面。其它学科的产生、发展也大致如此，像物理学、化学等等。所以，我们应当把前面说的先有编辑历史，后有编辑学视为一种正常现象。因此，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相反的结论。可以肯定地说，成熟、科学的编辑学能更快、更合理地引导社会出版业的发展，从而对社会经济、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信息社会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归功、依赖于出版事业的发展，事实也证明，信息社会离不开编辑与传播。例如在科技、文化还不太发达的我国，今天就已经拥有报纸2000余种、广播电台1000座，电视台六七百家、期刊8000余种。相应地，这一行业也已经成为现代化社会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日趋扩大的行业。所以，研究这一行业的发展规律，提高信息传播的科学性、时效性，提高该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成为势在必行的任务，编辑学的尽早创立和成熟也已成为当务之急。这也应是建立编辑学的根本宗旨。
三、编辑学学科的建设问题
目前我国的编辑学研究，在宏观方面，诸如它的定义、学科性质、学科体系及其范畴、研究对象及其内容、学科分类等，均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和明显的分歧。这一点，在学科发展史的初期是无可避免的，这同时也说明，在编辑学研究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症结。正因为如此，还必须承认，我国的编辑学研究，正如有的学者说的，从总体上看，还比较浮泛、一般化，流于“散”、“浅”，学科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形成。我们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真正地建立起科学的编辑学学科理论体系，以下几方面措施不容忽视。
第一，我们知道，编辑学是揭示人类文化活动之一——编辑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体系。这种体系的建立是以真正掌握人类这一活动及其规律为前提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创立编辑学之前，首先充分收集、整理和研究古今中外的编辑历史材料，研究其中的著名编辑家的思想和实践，当然，首先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编辑实践和理论。并且，这种收集和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为指导。这一领域很宽泛，从时间上看，跨越二三千年，从地域分布看，包括中国及欧亚其它国家。其中比较突出的编辑家有孔子、刘向、鲁迅、邹韬奋、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等。他们均是卓有成就的编辑家。虽然他们没有专门写过“编辑学”著作，但是，从他们的编辑实践里、从他们的著作思想里，不难发现含有丰富的编辑学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正是因为在这些有价值的科学编辑思想引导下，使他们成为著名的编辑家和思想家，又因为他们的编辑理论、编辑学思想在存在形式上是零散的，所以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收集、整理和研究。当然，这种“史”的考察的直接结果是“编辑实践史”和“编辑思想史”的诞生。“编辑学”的诞生只有在前两者之后，否则是不现实的。正如马克思创作不朽政治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一样，如果马克思不对人类（特别是西欧）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作一番详尽的考察研究，不对几千年人类经济思想（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一深入细致地剖析和扬弃（并且这些工作花费了马克思40多年的精力、心血），经典著作人类经济学的集大成——《资本论》的诞生也是不可能的。其它任何学科的发展创立几乎也是如此。所以，在我国，编辑学的创立工作要稳扎稳打，先把外围的、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做好。另外，我们创立编辑学，也不可能像100多年以前的马克思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样，依靠“孤军奋战”。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应当把目前“编辑学”研究中的“各自为战”转向集体“协同作战”，协作会产生新的更大的生产力。只有这样，编辑学的创建才有雄厚的力量保证，它的成熟也才能早日实现。
第二，我国自上而下应承认编辑学是一门科学。旧的传统观点认为“编辑无学”，把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当成“九流不入”之人。近年来，这一方面的讨论基本扭转了这种局面，“编辑有学”基本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其实，在这方面，革命导师早就有过论述，如刘少奇就曾经说过，“应当重视编辑工作，对于编辑的待遇，各方面都要提高。编辑工作也是一种高级创作”。[⑩]编辑工作既然是一种高级创作，就意味着编辑学是一门学问。胡桥木同志生前也强调了“编辑学是独立的学问”这一问题。[①①]既然如此，国家就应进一步扶持编辑学的研究，有计划地将它同其它学科一样列入国家的科研规划，作为国家级攻关项目来对待，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科研攻关，相应地调拨一定的经费作为基金，对在这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专家实行科研奖励政策，对国内一些在编辑学方面知名的科研教学机构，应象对待其它学科里的国家级重点学科或重点实验室一样，予以扶持、重视。
在编辑学专业人材的培养上，要不拘一格，广开成才门路，特别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应适当放宽，给一些有条件有能力培养研究生的学者和单位以硕士甚至博士授予权，从而鼓舞专家学者们为我国的编辑事业献身。
我们国家近些年来比以前大大重视这一工作了，如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国家级的编辑出版方面的研究机构——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并出版了《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等专业学术刊物，还创办了有关的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等）和报社（如《新闻出版报》）等。我们认为这还远远不够，还应进一步加大措施，须知，有力的政府政策支持，对于一门新兴的又是急需的学科的早日成熟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编辑学的建立和早日成熟还有赖于借鉴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现代科学学科大部分都是近现代以来从外国、特别是从欧美引进的。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其它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科都是如此。当然，其中不乏有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改造、消化和吸收，有的还要批判地吸收（如现代西方的不少人文科学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科学成就是使我国文化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重要契机。编辑学的研究也应如此，它能够开阔我们的视野，少走弯路。这就需要我们有计划、有目的地搜寻国外的信息，有选择、有针对性地翻译、介绍国外的有关资料，做到“洋为中用”。
我们认为，上述三个问题是制约我国编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要想尽快使编辑学学科成熟，就应在上述诸问题上下功夫。
注释：
①邵益文：《编辑学研究展望》，《编辑学刊》1990年第4期，第10页。
②尹玉吉、靳霞瑞：《关于加快编辑学建设的几点思考》，《出版发行研究》1993年第4期，第29—30页。
③⑤宗合：《我国从1947年起就有了“编辑学”概念》，《出版发行研究》1996年第2期。第48页。
④《中国高等学校简介》编审委员会编：《中国高等学校简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⑥王衍诗：《生命的红灯亮过之后》，《光明日报》1994年2月20日。
⑦杨焕章：《论学报编辑学者化的必要性和可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第107页。
⑧关于中国编辑史的起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始自于2400多年前的孔子编删《春秋》。周文熙认为这个起点应再提前1000年，始于殷商时代。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4页。
⑩《刘少奇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6页。
①①《叶圣陶研究会刊》，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