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出路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当今的社会发展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借鉴西方社会发展的实践和理论，结合中国的实际，研究中国社会发展问题也尤为迫切。今年夏天，几位专家会聚到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讨论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问题。应本刊编辑部的邀请，他们从不同角度撰写了文章，于是便有了以下一组笔谈。本刊将不定期地开辟专栏，欢迎各方面的专家参加这一理论问题的讨论。
首先须说明的是这里从广义上使用“社会发展”概念，因为我们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已进入全面、整体、系统地推进的时代，仅仅从狭义上理解“社会发展”，不仅无助于学术研究，限制研究思路，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发展实践，容易造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因此有些学者提出“社会发展”这个概念已过时，须由“可持续发展”或“人类发展”来替代，而我们认为只须从理解上作些拓展就可以了，因为历来对“社会发展”有广义和狭义理解之别。所以更确切地说，我们是在探讨我国的发展问题。
自七十年代末我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经历十多年的努力，确实取得了很大的并可引以为豪的成就：不论从国家综合实力还是从人民的生活水平上看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一直保持着同一时期世界上罕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西方一些学者乃至政治家预言下个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但我们提醒国人不要因此飘飘然起来，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在肯定成就的同时，要面对现实，不应过分乐观，实际上也不容乐观，一些严峻的社会发展问题已现实地摆在我们的面前。
第一，人口问题。这是今后半个世纪甚至整整一个世纪我国社会发展将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据一些专家预测，到下世纪三十年代后我国人口增长才趋于缓和，那时我国总人口预计达到16亿之多。不论这样的预测是否准确，但大家在这一点上是有着共识的：今后半个世纪我国人口仍将增长。人口过多、素质偏低以及老龄化加快相并存，成了我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社会现象。它们一方面给我国土地、环境、能源、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等增加了巨大压力，降低了我国社会发展条件，有人认为我国国土及其他资源条件只能养活16亿人口，那么人口问题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严重挑战是可想而知的；另一方面冲减了我国社会发展速度，并使我国社会发展质量难以得到很快的提高。实际上人口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个数量问题，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与它密切相关，或随它而生，比如贫困问题、教育问题、城市化问题、生态问题等等。因此，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人口问题已成了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好，社会发展则无从谈起。当然社会发展反过来有助于人口问题的缓和，但是人口问题已在影响我国社会发展速度、质量了。
第二，效益与公平问题。协调效益与公平的关系应是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所应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从理论上看效益与公平并不相斥，但在实践中两者却经常互不相容。目前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就出现两者严重脱节的问题：一方面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效益，但各种损害社会公平的现象则层出不穷，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社会秩序和稳定。一类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一类是牟取暴利、欺蒙拐骗等不正当竞争和伤风败俗现象，它们损坏了社会公平，以致一些人产生社会无公平可言的误解，反过来强化了各种不正之风。再一类不公平现象是国有企业和单位仍然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干好干坏一个样的现象仍相当普遍、体现不出能力差别在报酬上的反映。最后一类便是两极分化扩大。据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教授对全国150个县市的问卷调查表明， 我国吉尼系数已达0.44，已超过美国（0.37—0.39）和我国台湾省（0.28—0.29），贫富相当悬殊，并且最令人不服的是最少数人致富方式既不合法又不合情，结果导致“不捞白不捞”、想尽办法或不择手段地去捞的社会心态。由于这样一系列社会不公现象存在，人们并没有因生活水平随经济发展提高而感到满意，相反我们整个社会、不同阶层的人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满，而且还普遍存在不负责任的心态。这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我们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这样的效益时，不应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而社会公平一旦受损，就不可能像经济那样很快地从损坏中恢复过来。
第三，社会整合问题。全球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把社会融合或整合（social integration）列为当今世界三大社会发展任务之一。同样，我国社会发展也面临着艰巨的社会整合或融合任务。我国社会正处在剧烈的社会变迁和分化之中，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在不断地调整和分化，从过去的同质性变为异质性，变得更为多样。随之而来的是原有调节或整合机制发生失效，从而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紧张、冲突 、 失序和无序等社会整合问题。比如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人口与城市社会存在一定的磨擦、冲突等问题；东部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造成东中西之间的地区紧张问题（特别在一年一度的人代会上表现得很明显和直接）；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利益和权力分割问题；新旧阶层之间缺乏认同而造成一定的紧张问题；行政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发生冲突等等。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些关系没有得到充分的整合。如果让这些整合问题继续恶化下去，就有可能危及我国社会发展，如目前地方保护主义这样的整合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发展。
第四，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失衡问题。一方面我国人口过多，人均资源和生存空间都很有限，另一方面自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乡镇企业的崛起大大地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它们大多是耗能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因此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的破坏相当厉害。据有关部门调查表明，我国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深受沙化危害，许多地方出现沙进人退现象。目前我国北方有1300万公顷农田受风沙危害，约1 亿公顷草场严重退化，全国近4 亿人口生活在荒漠化及受其影响的地区。近几年西北甘肃、宁夏等地连续遭沙暴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财产受破坏等重大损失。城乡居住环境和条件在恶化，城市排水设施严重不足，80%以上污水未经有效处理就排入水体，造成严重污染，危及城市饮用水源和居民健康，农村还有3000万人得不到饮水保障，有一半人口饮用不合标准的水。自然资源特别是像煤、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性资源浪费严重，许多动植物濒临灭绝境地等等。
当然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不只是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它们却是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基本并最急需解决好的社会问题，因为它们事关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稳定和基本物质条件的问题，也就是事关我国社会发展的出路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都有可能危及我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为此，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我国社会发展出路问题，旨在促进我国社会顺利发展。
（一）实现人口的数量控制向质量控制的转变，使人口控制落实到提高人口素质的层面上。
虽然我们提出了“优生优育”的口号，也旨在同时解决人口的数量控制与人口素质提高两个问题，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人们有意和无意地把人口控制与数量控制等同起来，虽收到较好的暂时效果，但无法解决人口自控问题。而我们的目标应是使人口实现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自控和自我调节，这样才能达到长久的计划生育之要求，否则暂时的数量控制无法实现长远的人口控制。因此我们应转向人口的质量控制。人口的质量控制对策应立足于这样三方面的工作展开：首先是普及教育，将计划生育寓于教育之中，并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改变多子多孙是福的传统观念，变目前作为他律行为的计划生育为自律行为；其次，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变目前我国农村的家庭保障为社会保障，降低生儿育女的“利润”，提高其生育成本；最后，加快城市化与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使更多的农民转化为现代工薪阶层，从而有助于改变他们的传统生育观。以往我们对社会结构的转变对生育观的影响重视不够，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
（二）调整社会政策，建立确保社会机会均等的社会机制。
机会均等是衡量社会公正程度的一个最主要指标，近年来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眼下许多社会不满都出自于机会不均，因为许多社会差别（特别是收入差别）并不是社会成员的能力差别的直接反映。“会干不如不会干，干的不如不干”，学历越低，则收入越高，“胆小的不如胆大的”等现象仍普遍存在，这些都是机会不均或机会被垄断所致，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平。按理想来说，我们要建设的是机会均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但过去我们忽略了这一点，用结果均等取代机会均等，以此表明社会主义优越性，造成极端的平均主义，实际上是把一种表面上似乎公平实质上并不公平的形式当作公平来信奉。改革正是旨在抛弃这一虚假现象，企图肯定能力差别及其产生的社会差别，但事实上正并不尽然，因而再次损害了社会公民。
当然机会均等并不是毫无条件限制的，因为每个人的起始条件并不一致，这有可能影响机会均等的实现。但是一个社会必须做到以下两点，才能表明机会相对均等，才能确保社会公正：（1）不论起始条件如 何，每个人都有权去竞争各种机会，一个社会应有这样的确保机制，以免每个人因起始条件不同而受到不同的限制，也就是说国家制定的任何社会政策不应基于公民的起始条件，否则极有可能破坏社会信奉的公平原则。（2 ）尽可能从制度和社会政策上限制和减少起始条件对每个人获取机会的影响，而尽可能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竞争的各种条件。为此，我们应尽快调整这样一些社会政策：城乡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就业政策等等，相应地要建立一些确保社会机会均等的机制：①公开的竞争机制，确保所有社会机会都面向所有社会成员，即每个成员都有权参与竞争；②严格的监督机制，即通过法律、舆论、道德等手段监督任何破坏公开竞争机制的行为；③合理的分配机制，确保社会实现按劳和能力分配原则，而不能仅仅执行按劳分配原则。
（三）重塑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以有效地调节社会分化及由此产生的新社会关系特别是利益关系。
随着我国社会日趋分化，原有的整合机制出现一定程度的失效。我国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具有这样的特点：①以政治手段为主要整合手段，一切社会关系和活动由政治来挂帅，一切为政治目的服务，全社会政治化。②认同标准单一，意识形态是人们达到相互认同的唯一依据，任何偏离性的认识、看法都会被视为反动的意识而加以批判和除灭。③横向整合薄弱，纵向整合占绝对地位，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单位之间、区域之间几乎不存在功能互赖关系，整个社会似乎只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④社会差别小，同质性强，社会几乎处于“机械团结”的整合状态。显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市场的调节作用日益加强，社会横向联系日趋频繁，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人们的观念和认同标准趋于多样等等，迫切需要新的社会整合机制来融合变化的多样性社会因素，否则不可避免更多的冲突、紧张乃至社会不稳定。我们今后应着力创造和强化这样一些新的社会整合机制：①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的社会整合作用。②建立健全、完善的立法、执法体系，强化社会整合的强制性和公平性。③鼓励民间组织发展，使它们起到凝聚民众、沟通和平衡民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监督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行为等作用，一方面减轻政府管理社会的负担，另一方面使社会更具凝聚力和向心力。总之，今后我国社会应更多地依靠法律、市场、社会组织以及政府宏观调控等多元因素来实现稳定而有弹性的社会整合。
（四）尽快实现发展战略转移，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确实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经济发展必须以一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为支撑条件，如果不考虑后者甚至不顾后者的限制，一个劲地摧动经济快速发展，结果会给我们后代带来的不是财富，而是贫穷，甚至是灾难性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因此，尽快实现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转移（而不是口头上声称的那种转移）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如此众多、人均资源如此之少、生存空间如此有限的大国来说，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不可讳言的是我国自然资源和环境遭破坏的程度业已相当严重。这里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但人为因素起很大作用。首先，如此众多的人口无疑对我国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城市和农村都有所体现，比如一些农村因人口过多，过分开垦土地，造成严重的土地贫瘠化和沙化。其次，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淡薄。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和企业决策者、管理者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据某市的一项调查表明，领导环保意识比市民还低），他们认为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一方面极度地开发、占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另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向大自然排放废物和污水，严重地破坏生态环境和浪费资源。再次，保护和管理体制不健全和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和局部利益至上的观念得不到有效的体制约束，阻碍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实施有效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同时也削弱了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最后，缺乏各类中介性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组织，因此各种与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有关的行为得不到一定力量的监督。
为确保我国顺利实现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转移，必须做到以下几点①加强舆论宣传和监督，使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变成一种社会公德意识，让国民意识到，破坏环境和浪费资源尤如干断子绝孙的坏事一样是极不道德的行为，变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为人们的自觉、自律行为。②国家要赋予环保部门更大的执法权力，参与每项经济项目的审查，凡不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则勒令其停产整治，甚至采取关闭的强制措施，以使破坏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人或单位付出巨大的经济和声誉代价。③加快有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法规建设，强化执法力度。④加快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尽快实行政企分开，以利于政府对企业实行宏观管理，这是有效地实施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⑤发展中介性组织，加强全社会对环境保护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并形成全社会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氛围。
当然，我国社会发展是一个庞大的课题，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则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不是一篇短文所能涵盖的。这里仅仅就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几个主要问题（或者说关键性问题）及其解决出路提出一些看法，愿起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引来更多的学者从不同学科进行探讨和讨论，来深化我国社会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