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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社会资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一点。各国通过对这一资源的开发以促进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等各项事业的发展，这些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展行政。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近二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众所周知，这一切发展成就的取得，都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伟大的发展战略分不开的。邓小平同志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行政思想。这一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地研究邓小平的发展行政观，不仅对拓展发展行政学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中国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以行政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在推动社会发展、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走了各不相同的道路，这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经过较长时间的自由发展实现了现代化；一类是在二战之后的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强化行政管理走上现代化之路。“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基础及其所处的世界环境，是不允许也不可能经过漫长的“自由经济”的发展而走向现代化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地选择了强化政府行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道路。改革是这一道路的历史起点。
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突破口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政府改革了对农业资源、农业生产资料的管理、配置方式，是政府行政职只能改革的一部分。在这之前，政府的职能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几乎深入到微观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僵化的计划管理和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行政效率、社会效益都极其低下。对农村经济的改革，是对政府经济职能的优化，是对政府行政效能的强化。其后而至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同样具有这深层次的本质。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并全面展开的，但在这之前早已开始实施。1982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报告。这个报告集中体现了邓小平改革行政体制的思想。事实上，在十三大报告提出并实施了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主体还是行政体制改革这一问题。政治体制要改革，矛盾不在于根本的政治制度，而在于行政体制上，所以改革的目标主要是通过改革体制提高管理的效率。
通过近二十年的改改革，政府下放了一部分权力，强比了一部分权力，同时逐步调整了行政体制。行政权力进行了优化配置，初步实现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目标。依靠强化的政府工作系统，中国已初步实现了迈向现代化的阶段性战略目标。行政的发展正在造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这个政府也正以积极的政府行为推动着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邓小平发展行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其一、发展行政的主体是政府。邓小平提出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改革，而“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感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并且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从此可以看出，邓小平认为发展行政的主体是政府。80年代末，邓小平把这一思想具体化，提出在这场改革中，中央政府具有核心地位，要加强中央的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地方政府一方面要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一方面又要适度地下放权力，从而有效地增强行政系统的活力。
其二、行政发展的基本思想。行政发展是社会螺旋上升的主要原始动力。行政发展的根本途径是行政改革。行政改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是职能转变。邓小平关于职能转变的思想首先体现在政府职能重心转变的问题上。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在政府职能重心转变的同时，邓小平提出政府职能实现方式的调整：实现党政分开，还行政权于政府；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从管理的非规范化向规范化、法制化转变。第二是结构调整。职能要转变，政府的行政管理结构必须调整。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是精简机构，那种“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的现象必须改变；同时，又要改变干部人事制度特别是干部人事结构，按照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标准调整人事结构。
其三、改革政府经济职能，发展社会经济。邓小平在这里提出三个主要思想内容。首先，他认为经济职能是政府的主要职能。经济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也是其他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政府行政管理千头万绪、任务繁重，“许多事都要搞好”，“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繁荣国民经济”。发展经济，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生产力，同时要不断完善社会生产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其次，他提出要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过去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缺乏活力、没有效率，必须彻底改变。他认为，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帮助建立完备的市场体制。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社会主义既有计划也有市场。再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的经济职能具有强化趋势。他提出，政府退出微观经济领域、有条件地将管理权力下放给企业，并非是政府不干预经济生活，而是为了更好的发挥政府管理经济的功能。政府管理经济的好办法是给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政府必须强化对社会环境的整合功能。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导下，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强化了政府的经济功能管理效率，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三步战略目标，第一步已提前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在一些地区也已提早实现。整个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四、改革政府的社会功能，有效地促进科技、教育等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管理科技、教育是政府的一项基本功能。科技、教育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文明程度提高的基础。在邓小平同志的发展思想中，关于科技、教育的发展，他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教育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调整发展”。
我国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方面事业，都属于政府行政管理的范围，并形成专业的行政管理体制。象旧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一样，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存在严重弊端。邓小平认为，教育、科技能否尽快赶上去的关键是政府的管理是否有效。他认为政府在这些管理活动中，“还有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领导者必须多加探索，“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根据邓小平的指导思想，政府大力进行了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的改革。在科技、教育的运行机制、组织机构、人事制度诸多方面的改革，极大地增强了活力、提高了效率，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其五，发展行政的评价系统。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真正积极有效、是否真正地推动了社会的全面发展，这还需要作出客观的评价。发展行政的评价系统，涉及到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谁来评价，即评价的主体问题；二是如何评价，即评价的标准问题。关于这两点，邓小平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观点。邓小平认为，改革的路子对不对、社会发展得快不快，关键是看群众如何评价，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评价标准问题上，邓小平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主要还是看群众是否满意；根据管理科学的基本原理，则看是否能增强行政管理体制的活力、提高行政效率、调动行政管理主体和管理对象的积极性。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下讲话时，把这一标准具体化为三项指标：政府行为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三、邓小平发展行政思想的特色
发展行政的开创性决定了它没有普遍适用的模式。有的国家因此而获得了成功，如韩国、新加坡，而有些国家还在进一步的探索中。邓小平的发展行政思想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正推动着中国社会迅速向前发展。邓小平的行政发展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
第一，理性和个性的的矛盾统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但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走了许多弯路，尤其在政府管理活动中依然延续着许多传统的管理方式，特别是还保留着简单的、机械的军事化管理方式。这导致管理活动中失误频频、效率低下。象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决策失误就是这种“非理性”管理方式的产物。改革开放是一个大转折。“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拨正了中国大社会前进的航向。邓小平作为一位具有丰富经验的杰出的政治领袖，是这场革命的组织者、发动者。他首先把握了时代的脉博，领导人民实现了价值观的转变。在管理方式比较落后、组织体系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转型之初，一种新思路、新的发展战略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邓小平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高品位的政治素质和决策水平，即他个人的政治品格、个人魅力。作为转型社会的杰出领袖，他以个人的独特的政治品格合乎大势地营造了一个新时代。不仅如此，邓小平的高超之处还在于他能超越自身。他认为中国的发展不能建立在个人权威的基础上，不能搞个人崇拜。“非理性”的政府行为—人治—只能葬送中国目前的大好形势。所以，他提出社会发展要依靠一个懂管理的权威的政府。这种权威是由民主和法制来保障的。正如他1992年南下讲话时所说：还是要搞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在邓小平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非法理型权威资源的消耗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起点，非法理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的转化，是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有机统一。许多发展中国家未能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主要就在于政府在推进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未能积极有效地控制社会不稳定因素。60年代军人政府控制的巴西社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邓小平在阐明其发展战略的同时，就非常重视社会稳定这一问题。他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是需要稳定。”“要改革开放，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他提出稳定是发展的基础，而发展也会给稳定提供保障。邓小平还就在保持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具体设想：一、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提高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对社会发展的认同感；二、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努力消除社会发展中的两极分化现象；三、增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教育和公民对本国国情的认识，以使人们能正确看待发达国家的成熟；四、加强人民民主专政，镇压一切蓄意破坏社会发展的行为，消除不稳定的因素。事实证明，邓小平的发展行政思想是正确的。中国在近二十年的改革中，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中国社会始终保持了相对稳定。
第三、行政发展目标的独特性。从逻辑上看，行政发展是发展行政的生长点。邓小平发展行政思想的独特性还在于其具有独特的行政发展内容。行政发展是一切政府都面临的课题。由于各国社会环境的差异，各个政府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有所差别。随着市场体系的建立和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的增加，西方发达国家早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发展思想。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有着其特殊性，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参加国际经济循环的能力。所以，邓小平认为必须积极开发行政管理资源，加速社会发展步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邓小平提出行政发展的独特思路：在外延上缩小政府，在内涵上扩大政府。外延上的缩小，即是精简机构，减少行政管理的投入；内涵上扩大，则是强化政府的经济功能、扩大社会功能、优化功能结构等，增加行政管理的产出，这样大力提高管理效率。中国这十多年的发展表明，这一富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思想是行之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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