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智识阶级”与“真的知识阶级”——鲁迅关于知识阶级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论文,鲁迅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对于那些有着优越感、自命为“特殊智识阶级”①的正人君子、文人雅士，鲁迅是把他们排除在知识阶级之外的。他在《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中说过：“至于有一班从外国留学回来，自称知识阶级，以为中国没有他们就要灭亡的，却不在我所论之内，像这样的知识阶级，我还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1]卷八，229“现代评论派”②的那些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一面自称“特殊智识阶级”，一面又将鲁迅等异己者称为“学匪”。对于中国读书人的这一套以名定罪的伎俩，鲁迅早已看得分明：“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1]卷三，285“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学界的打官话是始于去年，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徒’、‘学棍’的称号。”[1]卷三，220真是顺我者“通”，逆我者“匪”。“他们之所谓‘暴徒’，盖即刘百昭之所谓‘土匪’，官僚名流，口吻如一……‘投虎’‘割席’，‘名流’的熏灼之状，竟至于斯，则虽报以恶声，亦不为过。”[1]卷三，176鲁迅干脆把自己的书屋称为“绿林书屋”③，而语丝派人也以“土匪”自居、自豪。“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这也是祝《莽原》恭维《莽原》的话，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总不愿意以‘绅士’‘学者’自居。”[2]208可看出《莽原》的定位就是在“野外莽原”呐喊、反抗、作乱，以示英雄本色。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论争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不依附于任何权势的知识分子与受统治者青睐的“特殊智识阶级”的斗争。王富仁分析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中鲁迅与陈西滢的矛盾对立，认为其实质上体现了“现代社会人生原则与中国传统儒家的个人道德修养原则的对立”[3]10。“如果说传统儒家的社会观念和国家观念就是让全民服从皇帝一人的管辖，现代社会观念和国家观念的主要特征则是把社会和国家看作是全体国民共生共存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一个社会阶层的愿望和要求都有在合法的形式下得到表达的机会，而法律则理应成为社会各阶层表达自己愿望和权利的保护者……在这蝉联发生的两次斗争中，鲁迅的态度是立于整个社会人生的立场上看待它们并对之做出相应反应的。他在青年学生的行为中看到了充分利用自己应有的合法权利而表达自己社会愿望和要求的新的社会行为趋向，而对当权者非法镇压学生运动的行为进行了抗议。”[3]9现代的社会人生准则是利用自己应有的合法权利表达自己的社会愿望，和那些依附权势、免不了帮忙帮闲命运的所谓特殊知识分子是不同的：一种是反抗的，以自我为中心；另一种是把自己仍然纳入统治者的权力轨道，看权力者的眼色和利益行事。而在这之中，反抗权势、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成为鲁迅最能显示出现代知识分子本色的特征。现代评论派追求的是息事宁人，闭着眼自欺欺人，做事最好不要超越常规，无非是为权力者粉饰太平。格里德尔认为：“五四知识分子向社会权威的传统准则发起了正面攻击，这预示着在一种思想基础上最终重建革命运动，这一思想基础的动力来自一种反偶像崇拜的社会学说和战略：‘民众’文化和唤起‘民众’的概念。”[4]206在女师大风潮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学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所表现出的反权威的五四精神。陈西滢就认为女师大学潮中学生做得太过分了，失了体统。就是这个体统，正是真人君子们要维持的，而鲁迅喜欢做的事就是要揭穿他们的假面，破坏他们死守的体统，甚至于因此感到一种被人呕吐的报复的窃喜。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欺辱压迫，就不能体会被压迫者那种哭诉无门的境地。对于下者、弱者、幼者，鲁迅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
对于胡适等提倡的整理国故、学生应专心读书等宏论，鲁迅认为这是对现实的漠视和逃避。“古来就这样，所谓读书人，对于后起者却反而专用彰明较著的或改头换面的禁锢。近来自然客气些，有谁出来，大抵会遇见学士文人们挡驾：且住，请坐。接着是谈道理了：调查，研究，推敲，修养……结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则，便得到‘捣乱’的称号。我也曾有如现在的青年一样，向已死和未死的导师们问过应走的路。他们都说：不可向东，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说应该向东，或西，或南，或北。我终于发见他们心底里的蕴蓄了：不过是一个‘不走’而已。”[1]卷三，154如果有谁走得快一点，或者不听指挥自己探索着走，就会得到一个“捣乱”的名，只有装死一动不动最安全。鲁迅认为中国应兴起一股社会运动，而不是躲进实验室能研究出来的。历史的发展也印证了鲁迅的推测，一个大的时代将会到来，不管它是以一种什么方式或形态出现，这个大的时代是一定要到来的。这是鲁迅的敏锐，大时代绝不是以往就有的在实验室埋头做研究，在象牙塔里发议论，做几篇文章就可以的，鲁迅一直都在寻求一种思想启蒙的最有效的契机，就是在一场大的社会运动中实现自己的启蒙理想。包括鲁迅曾意图和创造社结成统一战线以及加入左联，包括鲁迅一直在呼吁的青年不能读死书，要走出社会，参与社会实践等，都表明鲁迅是一个不仅有思想而且重在把思想灌输给民众的启蒙家。这很像葛兰西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定义。
葛兰西把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指在社会变动过程中，凭借文化的持续传承而保持相对稳定地位的知识群体。由于这种稳定性，从表面看来，他们似乎可以超越具体的社会和阶级而独立存在。“每个从过去的经济结构中走上历史舞台并作为该结构发展之表现的‘重要’的社会集团，都发现(至少在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知识分子范畴早已有之，而这的确好像代表着一种历史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甚至未被最复杂和激烈的政治与社会变革所打断。”[5]2葛兰西把局限于精英圈子、不能把影响扩展到大众中的哲学称为“内在论哲学”(immanentist philosophy)，认为它的最大缺陷就在于不能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整体性。相反，“有机的”知识分子则是那些把自己与大众结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哲学来引导大众的哲学(常识)的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也就是说，只有在知识分子有机地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知识分子，只有在知识分子把群众在其实践活动中提出的问题研究和整理成融贯一致的原则的时候，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个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5]240所以，“有机的”实质是指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是真正的哲学运动。“被恰当地称做哲学运动的，到底是那种致力于在狭隘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创造一种专门文化的运动呢，还是那种在制定一种高于‘常识’、在科学方面融贯一致的思想方式的过程中，永远不忘记同‘普通人’相接触，并且确实在这种接触中发现它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的源泉的运动？只有经过这种接触，哲学才变成‘历史的’，才能洗掉自己身上个人性质的知识分子要素而变成为‘生命’。”[5]240－241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6]25我们可以把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解为现代型知识分子，而鲁迅是最具有自由民主意识的现代型知识分子之一。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而不是关在实验室里实验的社会，也不是几个知识分子的权利专享的社会，还必须与大众紧密联系。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批判即在于他们西装里面隐藏着的旧中国士大夫灵魂，他们充当的仍不过是帮忙帮闲的旧文人角色。“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诞生了一种所谓‘特殊智识阶级’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E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④，还有所谓‘特殊智识阶级’。”[1]卷一，216知识阶级还有“特殊的”，鲁迅敏锐地看到了知识、知识人的不平等。留学英美回来的知识阶级的绅士架子、做出来的温柔敦厚的假脸、背后有权力依附的所谓“公理”和“正义”，让鲁迅看到了他们骨子里的那种优越感，这也是鲁迅深恶痛绝的。引发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是《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上发表的西滢(陈源)的《闲话》。在陈源教授看来，这次女师大风潮“闹得太不像样了”[7]10，竟然出现“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召集教员会议的奇闻”，“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还说“如果过在学生”，当局定要严厉“整顿”，万不可姑息下去，并暗示此次女师大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7]10。陈源这些教授摆出的是所谓“公平”的面孔，实际上透露出的是对学生的歧视和压迫。对于无权无势的学生，权势者的一句话就可以叫他们失学或死亡，对弱小者的同情使鲁迅更能体恤学生被欺压得无路可走的愤怒。《现代评论》第1卷第2期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的文章，认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三种：一是握有兵权的军队首领；其二是实际从事政治活动的政党，他们代表的是武力之外的政治势力；其三，是“在社会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8]7。如果要使善后会议“成个有效力的机关”，必须有“智识阶级的领袖”参加，他们将以其“政治上之实力与人格上之权威”让善后会议有“相当之成就”[8]7。这些负有指导者责任的“智识阶级”指的就是那些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指“东吉祥派诸君子”⑤。黄修己先生认为：“能够代表《现代评论》的自由主义倾向的，是陈西滢的杂文。”[9]209同时还认为“鲁迅与陈西滢的斗争，不是文艺论争而是政治斗争”[9]210。黄修己把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置于语丝派与自由主义的对立背景中，也给予我们另一种思考的启示。
鲁迅对那些信奉西方自由主义、自诩为“特殊智识阶级”的英美派知识分子的所谓绅士架子历来看不惯，对他们的依附权势为虎作伥更是表达了憎恶。由于情感取向、道德伦理的不同，现代评论派满口的从西方搬来的“公理”、“正义”、“宽容”用在中国的现实上其实还是权势者的手杖，这些构成鲁迅与他们的斗争的内在根本矛盾。苏雪林对鲁迅与现代评论派之间的论争有过非常褊狭的评价：“鲁迅在五四时代，赞助新文化运动，诚有微劳，然自女师大风潮之后，挟免官之恨，心理失其常态，转其笔锋，专以攻讦三数私人为事，其杂感文字自《华盖集》至《准风月谈》约十四五种，析其内容，攻击彼个人所怨之‘正人君子’者占百分之九十九。其文笔尖酸刻毒，无与伦比，且回旋缴绕，百变而不穷：知青年之憎恶特权阶级也，则谓‘正人君子’为特权阶级之帮闲者；知青年之憎恶军阀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军阀之哈巴狗；知青年之憎恶帝国主义也，则谓‘正人君子’为帝国主义勾结者之代言人。”[10]165此话是夹带私仇还是鲁迅的确如苏雪林所说是反特权、反军阀、反帝国主义呢？关于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的原因，钱理群先生有过精辟的总结：“应该说，鲁迅参与女师大风潮并非出于一时的义愤，而是有着极为深广的思虑的，其背后有着他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中国的教育以及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的深刻体认，并且有着他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与心理、情感反应。”[11]241钱理群认为更为内在的原因当是：“这班留学英美的教授的自我定位是现代中国的设计者、指导者和中坚力量；而他们(指现代评论派)的现代中国的设计又是很简单的，就是把英美的东西全盘搬过来。而鲁迅恰好要对这样‘现代中国的设计者和指导者’提出质疑，鲁迅始终抓住‘特殊的知识阶级’不放，这可能是更为内在的原因。”[11]241鲁迅不相信他们鼓吹的那一套理念对中国有效，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一系列思潮中表现出的为权势说话、漠视民众的奴才心理，恰好与他们所信仰的西方自由主义理念是相悖的。
林语堂在《祝土匪》中把“土匪”看作新思想和前驱的代表，而反对攻击“土匪”的人往往就是一些当时霸占着权威话语、主流话语的“正人君子”、“文人学士”之类。新的思想往往是从那些反抗权威话语的“土匪”中来，只有他们才会冒天下所谓的正统、主流之大不韪，坚持从另一个思想领域来拓展人类知识、智慧的深广度和限度。林语堂说：“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土匪’‘傻子’过。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来，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稳健。”“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2]209还有一层，土匪不顾所谓的面子，敢于撕破绅士的假面，凭自己的良心来维持社会的正义，而绅士们且不说他们的思想习惯于倾向旧的思维，或者是害怕自己的既得利益受损，单是要他们拉下面孔指责同类或者端下架子露出自己身上的疮疤这件事，也是缺少勇气的。这些正人君子不但害怕有人揭穿他们的假面，而且还会帮助统治者构织罪状罗列罪名以维护统治。
梁实秋多次在文中别有用心地暗示鲁迅与共产党有联系。“革命我是不敢乱来的，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卫苏联’我是不干的。”[12]480“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的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13]486梁实秋应该知道当时如果谁和共产党有联系，就会构成死罪，而他竟然用极平淡的口吻来散布这种与自己无关却会置人于死地的流言，真可谓宅心太不仁厚⑥。而绅士的这种假装平和其实是深藏杀机的虚伪面孔尤使鲁迅深恶痛绝，鲜血往往就在这些虚伪平和中流淌。鲁迅曾经用极富文学性的语言写道：“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1]卷三，76－77正义被虚伪的“美德”践踏，微笑背后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鲁迅的仁慈即在于他在无情地对对方进行讽刺批判时，从不是为了一己私事，而是为了一个思想、一个方法或者一个倾向的不同。他在回想女师大风潮之时与章士钊的抗争时说：“就是去年的和章士钊闹，我何尝说是自己放出批评的眼光，环顾中国，比量是非，断定他是阻碍新文化的罪魁祸首，于是啸聚义师，厉兵秣马，天戈直指，将以澄清天下也哉？不过意见和利害，彼此不同，又适值在狭路上遇见，挥了几拳而已。所以，我就不挂什么‘公理正义’，什么‘批评’的金字招牌。那时，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即自称公正的中立的批评之流，在我看来，也是以我为是者我辈，以章为是者章辈。其余一切等等，照此类推。”[1]卷八，186－187我们一直都认为鲁迅与章士钊以及拥章的现代评论派的纷争源于双方立场的不同，一面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安宁，一面是为了被压迫者的呼吁。鲁迅在这里把它说成是意见和利害的不同，意见不同很好理解，而利害不同即牵涉到鲁迅所说的“党同伐异”。我们可以看到鲁迅的自省意识和前后左右周到的历史意识，他从不敢以公理正义、永远正确自居，即使是一些纷争，他也宁愿把它看作是意见和利害的不同。姑且不论对错，就是鲁迅这种清醒的对事物的认识，使他的思想显得多面、深刻、犀利，这些认识也是鲁迅作为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现实全面体察之后的自省自剖。
鲁迅将中国文人的不敢正视现实斥为“瞒和骗”，而他正是要撕碎现实的、绅士背后的旧意识的假面，让人和现实赤裸裸地展示出来，鲁迅认为这才会有真的新的文艺、新的中国和中国人的出现。对于被绅士认为是“学匪”、“学棍”的言行举止，鲁迅并不以为悔，而且他还嫌自己不够毒辣勇猛。“我正因为生在东方，而且生在中国，所以‘中庸’‘稳妥’的余毒，还沦肌浃髓，比起法国的勃罗亚——他简直称大报的记者为‘蛆虫’——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使我自惭究竟不及白人之毒辣勇猛。”[1]卷三，259鲁迅认为，“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1]卷三，161，这固然一部分是鲁迅嫉恶如仇的性格原因，而最重要的是鲁迅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做斗士一样的摩罗诗人。如果说在早期鲁迅崇尚摩罗诗人是因为民族解放的需要，那么后来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深刻阐释，特别是在《关于知识阶级》这篇文章里用的是一种相对犹疑的语言，则让我们看到鲁迅对知识分子思考的多面性、复杂性。可以说，鲁迅已经非常敏锐地看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特征，即在不满反抗中寻求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以及与平民接近、理解平民的苦痛。
鲁迅说：“记得幼小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而下等人不大感谢时，则斥之曰‘不识抬举！’我的父祖是读书的，总该可以算得士流了，但不幸从我起，不知怎的就有了下等脾气，不但恩惠，连吊慰都不很愿意受，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这种疑心，大约就是‘不识抬举’的根苗，或者还要使写出来的东西‘不纯洁’。”[1]卷三，158不识抬举是因为疑心他们的假面，所谓的“不纯洁”正是“正人君子”们不敢正视自己内心的另一种遁词。就像陈西滢所说的：“我不能因为我不尊敬鲁迅先生的人格，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也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我觉得他的杂感，除了《热风》中二三篇外，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14]241看似在褒鲁迅的小说，实际是把其大量作品轻易抹杀。所以鲁迅说，他不愿接受绅士的小恩惠，他们其实是意在让你失去更多的有价值的东西。鲁迅对于上层社会其实是为了更加麻痹、压迫你而施舍的一点薄恩尤其表现出警惕。
林语堂希望借《莽原》揭竿作乱，与鲁迅当初主张办《莽原》都是同一个思想，意在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对一切旧的腐朽的文化和现时的弊病给予批判和揭露。“《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总不愿意以‘绅士’‘学者’自居，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2]209这些以“土匪”自居的人绝不是当代人所欢迎的，他们发出的是被人们视为不吉利的乌鸦声，被一些人视为社会安宁的破坏者、故意滋事的捣乱者。鲁迅即使语言再辛辣，但从来都是为了某一件事而发议论，而不是为了评判某一个人。而那些一下笔就把异己者当成什么“棍”什么“匪”的，其实从这些称呼中已透露出他们居高临下、似乎随时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权势面孔来。鲁迅对那些飞向他的权势棍棒历来都保持着他坚决的抗争方式，这也是那些权势者亦畏他三分的原因。毛泽东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就在于他的从不向权力者献媚，始终保持着对下等人的同情心和对世间万事万物的独立思考。有一次，李立三要鲁迅写文章骂蒋介石，虽然鲁迅同情共产党，但他并没答应李立三，因为他认为他骂了蒋介石，他就不能继续战斗了，等于他一直期盼的为中国革命奉献终生的愿望就可能落空。鲁迅希望自己一直战斗下去，而不能像图一时痛快而赤膊上阵的许褚。保存生命即在于能更好地更有利地战斗。
二
关于鲁迅对知识阶级的看法，冯雪峰有这样一段回忆：“先生自己虽并不曾给知识分子以一定的确定的定义，可是他经常要提起对某一类知识分子的警惕，是因为非常有教训的意义。例如他一提到被他加了引号而称为‘正人君子’或‘学者’的人们，他总感到寒心，而在笔尖上将他们作为卑劣与阴险的实例；又提到后来他给他们命名为‘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美术家’的人们，则连连地摇头，说靠不住，不能信任。”并说：“这些，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或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有历史的社会的根据，是他长期的观察与接触的所得。”[15]749“正人君子”和“空头文学家”是鲁迅否定的知识阶级，也即假的知识阶级，而对于真的知识阶级，鲁迅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中有具体阐释：
然而知识阶级将什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像今天发表这个主张，明天发表那个意见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进步；只是真的知识阶级的进步，决不能如此快的。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因为这也是旧式社会传下来的遗物。[1]卷八，226－227
这段对于真的知识阶级的描述有两层意思：一是真的知识阶级不听命于任何权威；二是真的知识阶级发表的是倾向于民众的思想。何以发表倾向于民众思想的就是真的知识阶级？这里面除了对民众的认同外，还有一点就是民众是占大多数的。真的知识阶级的思想应该是为大众的，知识阶级更要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灌输给大众(当然也包括从民众中汲取营养)，让知识成为连接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桥梁，让知识转化为一种社会实践并对社会产生巨大作用。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真的知识分子，这与葛兰西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定义有不谋而合之处，即着重于与民众的联合并在民众中产生效应。除了与民众的联系外，真的知识阶级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去想种种利害并随时预备将来的牺牲，而且真的知识阶级的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作为社会良知和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其心身不可能是平和的。如果知识分子安于现状，或者对新的理论学说充耳不闻或盲目相信，知识分子当不会有苦痛。真的知识阶级的苦痛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永不满足，因为不满足而痛苦，因为想要改造社会解决苦难而苦痛。比如，信哪一种主义、哪一种学说？是流血进行大的改造还是渐进改良救一分是一分？这些都是知识分子需要关心的问题，而在这之中必有挣扎，真的知识阶级的思想不可能天天在改变，天天在进步。真的知识阶级敢想敢做，如不敢想更不敢说，考虑到种种利害，就是假冒的。这种理想的真的知识阶级的状态确是知识分子向往的状态，而鲁迅一生也像堂·吉诃德一样在践履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世，所以，鲁迅也必然会像堂·吉诃德一样处处碰壁。在鲁迅而言，社会处处是壁，到处是鬼打墙；但在有些知识分子看来，社会一切太平，只有风花雪月。
真的知识者是痛苦的，因为思考的问题多，他们不会一下子就改变自己以前的主张而完全接受新的理论主义。真的知识分子应该像鲁迅所说，“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1]卷四，209，通过咀嚼思考获得真理，不经过这么一番经历体验的功夫，只是照搬别国的理论，这样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的知识阶级。像现代评论派起初拥护北洋军阀，后来又集在国民党名下，鲁迅嘲讽其公理是可以随着权势者和指挥刀转移的⑦，甚至嘲笑说：“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1]卷三，475对于革命文学家照搬苏联理论，鲁迅讥之为“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1]卷四，245。真的知识阶级不顾自身的利害，假的知识阶级随风转舵，所以假的知识阶级寿命长，真的知识阶级总是被打压被杀头，统治阶级不但要消灭他们的思想，而且要消灭他们的肉体。每一个时代，凡是先知先觉的真理持有者，在当时往往是不被承认并且被扼杀的。“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1]卷三，184伟人变成傀儡后，他当初的先知先觉也被利用作统治者治人的武器了。比如，孔子死后，“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1]卷六，327。孔子历来被权势者当作敲门砖，待到权势者用民众的血将自己扶上宝座后，就将孔子的那一套仁义道德抛弃，并且屠杀将他扶上宝座的人民，也不给人民他当初的承诺。真正的知识阶级往往在当时被打压而在后代又被利用，当新的知识阶级兴起来时，又会遭受同样的命运。鲁迅就曾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试一攻击社会的一分子的陈源之类，看如何？而况四万万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1]卷三，477知识分子在当时被惩罚不仅来自于权势者，而且还来自于民众。民众的愚昧受欺骗及其民众暴力等往往使先知的知识分子被误解、排斥，甚至受到压迫、献出生命。在鲁迅的字典里，一些权势者比统治者成为更具体的批判对象，大众对批判的先知的“惩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所以，当有人问他怎么不骂军阀却骂军阀的走狗时，他回答说：“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但是，叱巴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1]卷四，171鲁迅认为斥巴儿狗险于斥责狗主人，之所以不骂军阀，即在于政治有时是不好评判的，更无从从道德这方面来评判，而军阀的哈巴狗是与人的品德有关的。所以，斥责军阀的哈巴狗比斥责军阀更有思想价值。军阀没思想，用的是刀，政治有时难分是非，唯有一些永恒的品行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等却是人的品格中永远都值得提倡的。
鲁迅说那些特殊智识阶级并不在他所论之列，真的知识阶级是独立的，也即鲁迅在论到官魂和匪魂之外的民魂。“所谓学界，是一种发生较新的阶级，本该可以有将旧魂灵略加湔洗之望了，但听到‘学官’的官话，和‘学匪’的新名，则似乎还走着旧道路。那末，当然也得打倒的。这来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国魂的第三种。”[1]卷三，222“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1]卷三，222鲁迅所说的“民魂”应该就是“真的知识阶级”。只有民魂是独立的，不依附于官，也不依附于想做官的匪，民魂要发扬却往往被官和匪破坏，民魂的夹缝生存状态就是知识阶级的生存状态。如果说章士钊只能算“官魄”，那么那些拥章的文人雅士就连“官魄”也算不上⑧，只能算傀儡了。所以，鲁迅说那些自命为特殊智识阶级的“正人君子”、“文人雅士”不过是假的知识阶级，他们是顾及利害的阶级，也是会随便变换主子的阶级。真的知识阶级心身是痛苦的，而对于那些无特操的做戏的虚无党似的知识阶级，他们不可能感受到知识分子这种心身痛苦。要消化任何一种理论、学说、主义，还得有以前的生活经历、思想积淀为基础，也就是一个新的知识、思想的回心过程。鲁迅说：“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的，要是如此胆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识阶级了，不衰弱的知识阶级，尚且对于将来的存在不能确定；而衰弱的知识阶级是必定要灭亡的。从前或许有，将来一定不能存在的。”[1]卷八，228只有这些思想转换为自己的血肉，才能成为自己持久不变的精神和信仰。胡风也有类似意思的话：“只有当思想成了自己的生命机能才能算是思想的鲁迅”[16]53。而中国的做戏的知识阶级不是盲目崇尚外来的主义，就是做主义的奴才，或者只是做戏给大众看，一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连做戏的敲门砖也扔了。
那些假的知识阶级动辄用棍棒威吓人，用权势来吓唬人，说别人是“学匪”、“学棍”，拿背后依靠的权势来治人罪，这样的人还是知识阶级吗？鲁迅不把他们归于知识阶级的队伍，可见，鲁迅对知识阶级的定义里最根本的一层应是知识分子独立不倚的品格。鲁迅后半生在上海卖文为生，与那些依附国民党的教授、学者、官僚不同，这时候的鲁迅应是他一生精神最独立、最强韧的时期。虽有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但鲁迅并不受制于某种权势，他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笔说自己想说的话，他把批判揭露的目标指向国民党的敷衍抗日，对国民党屠杀革命文学青年的义不容辞的揭露等，都表现出了鲁迅作为一个正义的勇敢无畏的真的知识分子的品格。
三
知识分子做事是思考再三的，所以不免有行动上的延宕和犹疑。鲁迅又说他自己是知识分子，所以他对革命虽有向往，但如果让他坐在那里喝一杯别人调好的牛奶，他会更喜欢。他说知识分子什么都做不成，口气里有鄙夷知识分子之气：“还有知识阶级不可免避的运命，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1]卷八，224鲁迅举了一个例子：“唐朝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兵操练很勇敢，就有人对着他称赞。他说：‘兵好是好，可是无思想。’这话很不差。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1]卷八，224－225“譬如中国人，凡是做文章，总说‘有利然而又有弊’，这最足以代表知识阶级的思想……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1]卷八，224－225鲁迅一面对真的知识分子是满腔同情并深切理解知识分子身心的苦痛以及作为先驱者的不被理解的寂寞，一面对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有时又失望。他说：“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1]卷一○，40鲁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既有对知识分子脱离大众的批评，更有对真的知识分子深刻的理解和同情。对于知识分子的自爱与对于知识分子行动能力的缺乏的敏锐感受，形成了鲁迅极为复杂的知识分子观。除了真假知识阶级和“特殊智识阶级”、“学匪”这些概念外，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探索是多重的，感情也是复杂的。就是对真的知识阶级，鲁迅也时常解剖他们身上的多疑多虑。
鲁迅还注意到轻视知识阶级的趋向，特别是当民众发动起来的时候。鲁迅的这种顾虑在几十年后也成为现实，当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发往农村锻炼时，知识分子从未像那个时代一样不值钱，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被剥夺殆尽。鲁迅说：“‘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V.Erochenko)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1]卷八，223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打倒知识阶级”、“要杀知识阶级”势头的忧虑。历史惊人地被鲁迅所预见，随后一系列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压迫政策也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
同时知识阶级也容易腐化变质，鲁迅说欧洲的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所以也同样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待到地位增高了，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一种特别的阶级。现在贵族阶级不能存在，贵族的知识阶级当然也不能站住了。鲁迅提出了知识阶级的贵族化问题，这同知识阶级与大众的关系的问题是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两个基本命题。连鲁迅也感到了阐释的魅惑。一方面知识分子是不满思考的苦痛的，同时知识分子又有矫揉造作的脱离民众的危险，要使知识分子深入民众，保持纯洁勇敢，保持延续这个民族的一切可贵的民间精神资源，知识分子必须与民众打成一片，但其结果可能是知识分子的民众化、去先锋化，知识分子变成庸人，知识阶级成为废墟阶级。关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鲁迅在几十年前就警醒过我们：“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众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1]卷六，104－105知识分子既不做大众的喽啰，也不做大众的主人。这样既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同时也避免了脱离人民的弊病和传统。鲁迅不相信那些称穷人为“饿人”、“破人”的知识分子能真正同情、理解、相信人民，不相信对工农的痛苦生活毫无体验的知识青年能够创作出无产阶级文艺，他劝有教养的青年去体验工农的生活，从生活中搜集题材，学习研究西方的文艺形式。当一个青年表示出对鲁迅无产阶级的文艺态度不满时，史沫特莱是这样写的：“我生平对专业化的知识分子抱有一种对立态度……中国的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从来不从事体力劳动。他们的作品多半是无病呻吟、没有经验的虚构。讲到‘青年’这个词儿对他们来说，就是学生，惟有学生才是青年。对于工人和农民，他们保持一种悲天悯人、寄予同情，但自我超然、鄙视群众的态度。这一时期他们创造出的许多号称‘无产阶级文艺’的作品多半是一些东施效颦、粗制滥造的俄国式作品。”[17]6
鲁迅不想叫别人去牺牲，但又说不要再爬进象牙塔和知识阶级里去，这里是针对知识阶级行动的犹豫所说的。“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从来不叫人去牺牲，但也不要再爬进象牙之塔和知识阶级里去了，我以为这是最稳当的一条路。”[1]卷八，229这是很奇异的，那么知识阶级将安于何地？这也许就是鲁迅所说的知识阶级的苦痛，不仅有来自于自身的苦痛，而且还有是否该唤醒民众，是否赞成去流血牺牲的苦痛。当然，爬进象牙塔鲁迅是坚决反对的，但不做象牙塔里专事研究的学者，是否就应该勇猛地投身于流血的革命运动？不要牺牲、不要躲起来也不要犹豫，知识分子此时的形态有些近似于漂浮的样子，也可以说是一种自由的形态。知识分子的苦痛同时也在这里，大多数时候，知识分子有无所适从的感觉，对各方面不满意，无法让思想处于自适状态。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可芦苇又是随风飘荡的，这也是知识分子不安状态的一种表现。芦苇虽随风飘荡却止于根，思想仍成为知识分子最坚定的安身立命之所。帕斯卡尔把人比作一根有思想的芦苇，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形象，知识分子摇摆于各种思考之间，身心在各种风暴中苦痛，而真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会守住自己的根。芦苇是脆弱的却又是坚强的，是摇摆的却有自己立定的思想，这是知识分子与自身的独立品格相对立也是相对应的一种属于自己的状态。正如鲁迅所说：“还有，知识阶级对于别人的行动，往往以为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先前俄国皇帝杀革命党，他们反对皇帝；后来革命党杀皇族，他们也起来反对。问他怎么才好呢？他们也没办法。所以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这实在是他们本身的缺点。”[1]卷八，225“所以我想，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1]卷八，225这里的“能力”指的是一种集体行动的能力。知识和专制是有冲突的，因为鲁迅认为知识促使人思考，强有力不许知识分子思考，也可以说，知识和强有力的冲突即自由和专制的冲突。专制如压迫自由思想，知识阶级的废墟就会出现。“因为各个人思想发达了，各人的思想不一，民族的思想就不能统一，于是命令不行，团体的力量减小，而渐趋灭亡。在古时野蛮民族常侵略文明很发达的民族，在历史上是常见的。现在知识阶级在国内的弊病，正与古时一样。”[1]卷八，225“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1]卷八，226到底鲁迅是赞成知识阶级还是否定知识阶级，其态度也是矛盾多重的，鲁迅认为知识阶级的思想一自由，民族能力就要减少，这是针对中国当时的现实环境而说的。
鲁迅认为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有两点：思想自由造成行动迟疑，能力减少；与民众脱离。他甚至怀疑“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可他还是在呼唤真的强健的知识阶级，认为衰弱的知识阶级怕吸收新思想，假的知识阶级都不在他的谈话之内。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知识阶级的矛盾态度，但其基本点还是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可，还没到否定、打倒知识阶级的极端态度。知识阶级即使再有缺点，作为知识阶级的一员，鲁迅对于真的知识阶级是理解同情并维护的，对那些甚至要打倒知识阶级的宏论，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的语气里是反对的。
正如鲁迅所说，知识阶级既是思想的先驱者，又是犹疑的行动者。“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1]卷六，104－105这是鲁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既不看轻自己，也充分尊重别人，既不要被人奴役，更不能奴役别人。权势易使知识分子失去骨头，大众易使知识分子失去清醒判断和流于庸俗，成为“大众的帮闲”。“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1]卷六，104－105鲁迅不但告诫知识分子不要做政治的帮闲，更不要做大众的帮闲。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在早期，鲁迅就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抱着怀疑的态度，担心会出现“以众虐独”的危险。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看到革命文学家意欲“获得大众”的强势下，不禁思考盲从大众的潜在危机。不做迎合政治、大众、商业、权势的新帮闲，这是鲁迅一贯坚持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思考成果。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寂寞先知的使命，他们能自由思索、判断、抉择，不依附权势，不断用自己的权利，也不盲目迎合大众。这也许就是鲁迅心目中定义的真的知识阶级，这才是知识分子的完美人格，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知识分子是人类自由、不断完满的添加剂，没有“有机的”知识分子，就不会有人类文化的生机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我总以为，人类社会所以产生知识分子，就因为它需要有人超越各种狭隘的功利关系，依照整个人类生存的需要来设计社会的蓝图。在这超越和设计的过程中间，知识分子必然会归纳出某种公理，从其中领悟到某种抽象的精神价值。他对这价值看得越清楚，就越会热烈地崇拜它，把它当作自己的守护神。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想征得它的首肯；无论发什么主张，总愿以它为出发点；无论流行风气怎样与它抵触，都虔诚地相信它——我们所以把一个人看作知识分子，就因为他有这一点理智的信仰，靠着头脑中那尊思维之神的鼓励，他能够在世俗潮流的冲击中站稳双脚，不为所动，但在那班识时务的聪明人看来，他正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迂夫子。”[18]39当代学者王晓明把知识分子的品格主要概括为对某种抽象的精神价值即理智的信仰的坚持，这种信仰不因任何流行的风气或主义而改变，是知识分子在人类的生存、生活中总结出来的对某种近似于真理性的价值的信仰。
［收稿日期］2012－05－10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2－10－18
注释：
①1925年2月，段祺瑞为了抵制孙中山在共产党支持下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组织了一个御用的“善后会议”，企图从中产生由他控制的假国民会议。当时有一批曾在外国留学的人在北京组织“国外大学毕业参加国民会议同志会”，于3月29日在中央公园水榭开会，到会者百数人，他们向“善后会议”提请愿书，要求在未来的国民会议中给他们保留名额，其中说：“查国民代表会议之最大任务为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留学者为一特殊智识阶级，无庸讳言，其应参加此项会议，多多益善。”所谓“特殊智识阶级”即指此类留学生，参看鲁迅《春末闲谈》文后注释，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以下不再一一注明版本)
②“现代评论派”教授是指一批欧美归来的年轻教授，他们大部分是《现代评论》杂志的骨干，由于他们主要居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又被称为“东吉祥诸君子”。《现代评论》创刊于1924年12月，正是胡适创办的《努力周刊》1923年10月停刊一年多以后，一般认为《现代评论》是《努力周刊》的继续，“现代评论派”的教授与胡适也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努力周刊》以评论政治为主，《现代评论》则基本是一个以学术文化为主的刊物。参见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1－242页。
③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山(在今湖北当阳)聚集农民起义，号“绿林兵”。后来以“绿林”或“绿林好汉”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劫富济贫的人。1925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辱骂鲁迅等反对章士钊、支持女师大学潮的教员为“土匪”、“学匪”(见《“公理”的把戏》和《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鲁迅因此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参看鲁迅《华盖集·题记》文后注释，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7页。
④1915年袁世凯阴谋恢复帝制时，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F.J.Goodnow)曾于8月10日北京《亚细亚日报》发表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不适宜实行共和政治，应当恢复君主政体。这种“特别国情”的论调曾经成为一些人阻挠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学说的借口。参看鲁迅《春末闲谈》，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219－220页。
⑤主要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
⑥梁实秋论鲁迅杂文有这样一段话：“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梁实秋《关于鲁迅》，见《梁实秋文集》第1卷，鹭江出版社2002年版，第618页)谁宅心不仁厚，历史自有公断。
⑦“段执政有卫兵，‘孤桐先生’秉政，开枪打败了请愿的学生，胜矣。于是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们的‘公理’也蓬蓬勃勃。慨自执政退隐，‘孤桐先生’‘下野’之后——呜呼，公理亦从而零落矣。那里去了呢？枪炮战胜了投壶，阿！有了，在南边了。于是乎南下，南下，南下……于是乎‘正人君子’们又和久违的‘公理’相见了。”鲁迅《“公理”之所在》，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514－515页。
⑧“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色；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头还有‘减膳’执政在，他至多不过做了一个官魄。”鲁迅《学界的三魂》，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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