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是否能给制造企业带来竞争优势:本地化企业与国际企业的比较研究_企业经营绩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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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7-9556(2015)10-0066-13

       DOI编码:10.13781/j.cnki.1007-9556.2015.10.007

       一、引言

       面对个性突出的消费需求、日渐缩短的生命周期、频繁出现的技术变革,以有形产品为核心的差异化与低成本策略,难以成为传统制造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如何通过转型升级寻求价值创造模式的新突破,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制造企业共同面临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十多年来,西方国家的制造企业不断增加服务,以提升市场地位与经营绩效。Sawhney(2006)[1]和Lusch et al.(2007)[2]以及Wise and Baumgartner(1999)[3]等的研究都表明,服务化似乎已成为制造企业“击败”现有或潜在竞争对手、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Bowen et al.(1989)[4]认为,制造企业服务化就是将服务作为产品的重要要素,在公司业务、经营理念以及组织架构中体现服务导向目标。例如,Neely(2008)[5]究发现,罗尔斯—罗伊斯航空发动机公司(Rolls-Royce)不仅出售航空发动机,还会为顾客提供一整套的服务系统,顾客可以向公司只购买“引擎传送能力”;与此相似,通用电气公司(Generlal Electric Company)是这样描述公司竞争优势的:“GE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帮助顾客解决所面对的挑战”。①

       在经营环境不断波动、产品竞争压力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制造业与服务业边界模糊化必将成为一种趋势,“那些只提供有形产品的制造企业已经很难生存”(Neely,2008[5])。实践界的一些成功案例以及学术界的支持性观点使得服务化成为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制造企业克服成长“瓶颈”的重要手段。Neely(2008)[5]在对25个国家10634家制造企业的一项调查中发现,30.5%的公司发生了服务化现象,在美国这一比例高达59%,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0.97%。因此,面对成长动力不足、经济附加值低的问题,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的需求与空间较大,科学揭示“服务化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内在机理与效果”,对于推动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的进程,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尽管服务化对于制造企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但它并不是解决制造企业成长问题的“灵丹妙药”,现实中不乏一些服务化转型的失败案例,例如,Sawhney(2003)[6]等和Fang(2008)[7]等分别研究了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的网络电视服务和波音公司的金融服务,两者都以失败告终。更值得关注的是,Neely(2008)[5]针对212家已破产的制造企业调查后发现,发生服务化行为的公司高达53.3%。

       面对上述关于服务化的重要价值以及频频失败现象的“悖论”,“什么样的企业更适合服务化?”便成为学术界与实践界普遍关注的问题。IBM、西门子(Siemens)、施乐(Xerox)等大量国际化企业的服务化行为,似乎表明,相对于本土化企业而言,凭借着更为丰富的市场空间、服务技术、创新资源等内外部环境优势,国际化企业可以更加容易地实施服务化行为。与此相似,2014年中国企业家商学院的一项调查指出,②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国际化的企业都是围绕着“中国制造”这一主题、以获取核心产品技术为目的展开的,而在2013~2014年,提升“服务水平”逐渐成为中国国际化企业的新主题。基于此,分析与检验“本土化企业与国际化企业服务化效果的差异”,对于揭示服务化竞争优势创造效应的权变机制,推动企业国际化与服务化的战略协同效应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文在分析制造企业服务化影响竞争优势内在机理的基础上,以中国制造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揭示了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现状与趋势,检验了服务化程度及类型对企业外部市场绩效与内部经营绩效的影响,以及本土化企业与国际化企业服务化效果的差异。与国外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从新的视角划分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的两种类型——标准契约型服务化与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并比较了两种服务化类型对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差异性;第二,从外部市场绩效与内部经营绩效两个层面,相对系统地分析了服务化对制造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并分别基于两个层面的绩效指标比较了服务化效果的差异性;第三,将国际化企业所面对的特殊环境纳入制造企业服务化效果的权变机制,分析与检验了本土化企业与国际化企业服务化对竞争优势影响的差异性。论文研究结论不仅为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推进提供理论依据与经验证据,而且可以指导企业根据内外部环境特征科学选择服务化的时机与方向。

       本研究其他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主要包括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内涵与类型划分、服务化对制造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理、国际化企业所拥有的内外部情景因素对服务化竞争优势创造机制的替代与互补效应分析;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主要包括样本的选择、服务化与分类及控制变量的测量、样本的分布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最后为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内涵与类型

       Claude and Home(1992)[8]和Kotler(2003)[9]认为,纯粹的有形产品与服务通常是企业供给的两种极端形态。现实中,大部分企业的供给形态处于两个端点之间,例如,Kotler(2003)[9]的研究在两个端点之间提炼了三种供给形态,分别为伴有服务的有形产品、有形产品与服务平等性的混合状态以及伴有少量有形产品的服务。制造企业服务化则是由纯粹的有形产品供给向另一个端点移动的行为,即从单一有形产品向有形产品与服务系统集成的渐进性转变过程(Vandermerwe and Rada,1989[10];Oliva and Kallenberg,2003[11]),服务性业务收入所占比重反映了制造企业的服务化程度(Fang,Palmatier and Steenkamp,2008[7])。

       根据上述概念不难看出,IBM、施乐(Xerox)、斯奈克玛(Snecma)、普惠发动机(Pratt & Whitney)等西方知名企业,以及青岛海尔、中联重科等国内大型传统制造企业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着服务化的过程,但从微观层面上看,这些企业不仅在服务性业务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其所选择的服务业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涉及研究开发、检测、维修、仓储、物流、金融、问题解决方案等多种形式。不同形态的服务,其内嵌的特征、对既有战略的冲击,以及对组织的要求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从而影响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效果(Fang,Palmatier and Steenkamp,2008[7];Antioco et al.,2008[12])。因此,根据服务业务的差异,科学划分制造企业服务化的类型是深入探索制造企业服务化问题的基础。

       服务化给传统制造企业带来的重要挑战在于,其与顾客之间契约内容的非标准化问题(Bowen,Siehl and Schneider,1989[4]),因此,以市场契约的标准化程度为视角划分服务业务的类型,将有助于显著地区分制造企业服务化的差异。现有一些学者对制造企业服务业务的划分结果,在一定程度也体现了市场契约的标准化程度,例如,Antioco et al.(2008)[12],Cova et al.(2000)[13],Mathieu(2001)[14]以及Tukker(2004)[15]等学者在其研究中均提炼了产品导向型服务(SSP)和顾客导向型服务(SSC),其中,产品导向型服务(SSP)是指以支持顾客科学、有效、低风险地使用企业既有产品的服务行为,包括产品保养、维修、安装、检测、回收等,其在产品功能相对稳定的背景下,市场契约的标准化程度较高;而顾客导向型服务(SSC)主要通过频繁的服务接触满足顾客的个性化需求,包括融资、培训、咨询、解决方案的供给等,其更加强调企业与顾客的互动关系,市场契约的标准化程度较低(Antioco et al.,2008[12];Cova et al.,2000[13];Mathieu,2001[14];Tukker,2004[15])。结合概念的可操作性以及核心属性特征的可区分性,旨在从内涵上突出下文中的理论逻辑,笔者在产品导向型服务(SSP)和顾客导向型服务(SSC)分类思路的基础上,经过视角的调整,以市场契约的标准化程度作为服务业务的划分维度,将制造企业的服务化类型划分为“标准契约型服务化”与“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前者指企业可以通过大规模复制与移植,以满足非个性化市场需求的服务行为;后者指企业通过与消费者频繁的“接触”以满足市场个性化需求的服务行为。

       (二)服务化对制造企业竞争优势影响的内在机理

       根据现有研究结果,服务化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服务化对企业外部市场绩效——即销售收入的影响;其二,服务化对企业内部经营绩效——即盈利水平的影响。

       1.服务化程度及类型对企业外部市场绩效的影响机理。服务化对外部市场绩效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于,其使企业相对于竞争者与潜在进入者更好地控制市场,增加企业的销售收入。根据“服务化”概念提出者Vanderwe et al.(1989)[10]的观点,服务化对企业外部市场绩效的影响机理,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即潜在竞争者的进入障碍;顾客的锁住(Lock-in)效应;产品的差异化。

       第一,服务化为制造企业塑造了“资源位障碍”,有效地阻止了潜在竞争的进入。根据资源基础理论所提炼的核心资源属性,相对于有形产品而言,服务将成为企业更具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资源(Matthyssens and Vandenbempt,1998[16];Vargo and Lusch,2004[17])。因此,服务化为制造企业构建了进入障碍(Donaldson,1986[18]),从而促进企业的外部市场绩效。

       由于“非标准契约型服务”所形成的核心资源是在顾客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是各种资源元素(技术知识、顾客关系、创意思维等)的有机融合,其可以产生更为突出的“认识隔离”效应,即竞争对手难以理解与模仿其核心资源的构造;与此相反,“标准契约型服务”主要以产品技术与市场为基础所开发的衍生资源与能力,其竞争优势相对容易复制。因此,相对于“标准契约型服务”而言,“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可以为制造企业带来更为明显的“资源位障碍”,塑造更加突出的外部市场绩效。

       第二,服务化提升了制造企业顾客的转移成本,从而牢牢地“锁住”了既有顾客。在传统的有形产品交易中,顾客与供应商处于一个彼此相对独立的状态,企业的生产与传递系统是分离的,而服务的生产、供给与消费同时完成(De Brentani,1991[19]),它是顾客与供应商之间的互动过程。顾客与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与知识共享程度是完成服务的重要环节,服务使顾客深深地嵌入了交易之中,因此,服务化增加了制造企业顾客的忠诚度(Fang,Palmatier and Steenkamp,2008[7];Rust,Lemon and Zeithaml,2004[20]),从而产生顾客的锁住(Lock-in)效应,促进企业外部市场绩效。

       制造企业服务化所产生的“顾客锁住”(Lock-in)效应来源于稳定与牢固的顾客关系。Antioco et al.(2008)[12]相关学者指出,以产品为基础的“标准契约型服务”对关系的依赖程度较弱,而以顾客为基础的“非标准契约型服务”所产生的价值更加依赖于顾客的知识,从而有助于塑造更加稳定与牢固的关系。因此,相对于“标准契约型服务”而言,“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可以为制造企业带来更为明显的“顾客锁住”(Lock-in)效应,更为显著地提升企业外部市场绩效。

       第三,服务化实现了产品功能的进一步延伸,成为企业产品差异化的重要来源(Bowen,Siehl and Schneider,1989[4];Levitt,1969[21])。随着产品传统功能的同质化,具有多样性功能(Van Biema and Greenwald,1997[22])以及快速回应市场能力(Bowen,Siehl and Schneider,1989[4])的服务业务能够为顾客带来更为个性化的消费体验,从而提高产品对顾客的吸引程度与顾客转移成本,为公司创造更高的市场份额。

       服务化的差异化收益根源于服务业务满足了顾客独特需求,从而使顾客愿意接受产品的额外加价。相对于“标准契约型服务”给顾客带来的满足感而言,“非标准契约型服务”能够产生更为个性化供给(如整套问题解决方案),消费者所感知的附加价值更高,从而带来更为突出的市场绩效。

       根据上述关于服务化对制造性企业外部市场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以及相对于标准化契约型服务化而言,非标准化契约型服务化的突出优势,提出研究假设1与研究假设2。

       假设1: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与企业外部市场绩效显著正相关;

       假设2:与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相比,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与企业外部市场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更加突出。

       2.服务化程度及类型对企业内部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服务化对内部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主要体现于,其使企业相对于竞争者以更低的成本与效率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从而产生更为突出的盈利水平。从公司层面上看,制造企业的服务化行为扩展了其经营领域,在本质上推动了企业多元化战略的实施,相应地,“范围经济”(Penrose,1995)、“内部资本市场”(Weston,1970)以及“风险分散”(Lewellen,1971)等多元化战略优势实现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效率与成本优势。

       第一,“范围经济”来源于企业不同经营领域对知识、技术等资源的共享,从而实现协同效应,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绩效。制造性企业通常会基于既有产品的知识、品牌影响力以及顾客关系等资源进入服务领域,与此同时,服务业务的开展缩短了企业与顾客之间的距离,其市场知识可以外溢至生产领域,形成服务与生产的协同效应(Fang,Palmatier and Steenkamp,2008[7]),实现“范围经济”优势,表现出更强的内部经营绩效。

       根据协同效应的内在化理论(Morck and Yeung,1991),企业通过经营领域扩张所产生的“范围经济”是内部契约替代外部合作契约(如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之间的合作契约),从而实现知识与资源外部共享向内部共享转移的结果。外部契约成本越高,内化后获取的价值效应越突出。相对于“标准契约型服务”而言,“非标准契约型服务”主要满足顾客更加个性化的需求,从而产品与服务所共享的资产专用性更强、交易的频率更低,导致外部契约成本更高。循此逻辑,“非标准契约型服务”更加适用于在企业内部实现协同效应、获取“范围经济”,因此,相对于标准契约型服务而言,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可以为企业带来更为突出的内部经营绩效。

       第二,“内部资本市场”来源于企业资金配置的内部化,即企业通过内部转移的方式实现资金的内部调配,从而使企业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性减弱,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制造企业服务化会为企业内部创造大量的内部交易机会,例如,服务部门会对制造部门的原材料、机器设备、人力资本、技术专利等资源产生交易需求,基于内部交易行为,企业可以根据外部资本市场的“缺陷”,通过内部转移价格、内部贷款、信用政策等机制的设计,进行内部资金的转移。因此,制造企业服务化可以利用服务领域与产品部门的内部交易活动,充分获取多元化战略的“内部资本市场”优势。

       内部资本市场的超额价值表现为,由于信息不对称引发外部市场资源配置扭曲,从而在企业内部配置资源所产生的收益大于各部分资源独立运作产生的收益之和(冯丽霞、肖一婷,2008)。“非标准契约型服务”所需要的核心资源主要体现为隐性的知识与顾客关系等无形资源,这些资源给企业带来的收益隐蔽程度更高,外部市场对该资源价值“误判”的概率更大,利用外部资本市场产生的成本更高;与此相反,以产品为导向“标准契约型服务”其所需要的资源与交易活动更加标准化与可复制化,市场对企业资源价值以及经营前景的判断更加准确。因此,相对于“标准契约型服务”而言,“非标准契约型服务”的制造企业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内部资本市场带来的优势,从而形成更为显著的成本优势。

       第三,“风险分散”源自于不同经营部门现金流的不完全相关性所产生的“共同保险效应”,其增加了企业的抗风险与融资能力。Srivastava et al.(1998)和Mathieu(2001)等相关学者指出,服务业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金流的波动,从而产生财务上的收益。Brax(2005)在其研究中也指出,服务化是企业平衡经济周期的有效手段。因此,制造企业服务化可以利用服务领域与产品部门之间现金流波动周期的差异性,充分获取多元化战略的“风险分散”优势。

       根据投资组合理论,多元化战略的“风险分散”效应与业务单元的非相关程度正相关(Lewellen,1971)。由于“标准契约型服务”主要是以产品为导向的服务行为,其业务的收入水平与有形产品的销售水平紧密相关,因此,标准契约型服务为制造企业产生“风险分散”效应相对较弱;与此相反,以顾客为导向的“非标准契约型服务”为制造企业产生“风险分散”效应相对突出,服务化所产生的优势更加明显。

       根据上述关于服务化对制造性企业内部经营绩效影响的内在机理,以及相对于标准化契约型服务化而言,非标准化契约型服务化的突出优势,提出研究假设3与研究假设4。

       假设3:制造企业的服务化程度与企业内部经营绩效显著正相关;

       假设4:与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相比,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与企业内部经营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更加突出。

       (三)本土化企业与国际化企业服务化效果的差异性分析

       无可否认,服务化已成为制造企业维持或扩大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但英特尔公司的网络电视服务以及波音公司的金融服务等失败的案例,迫使学术界与实践界对制造企业服务化战略的实施条件予以关注(Neely,2008;Brax,2005)。换句话说,服务化所产生的竞争优势能否充分发挥取决于公司所面对的内外部环境(Fang,Palmalier and Steenkamp,2008[7]),其中,与本土化企业经营环境相比,国际化企业所面对的经营环境在市场规模、创新资源、要素流动性、市场不完善程度等方面均存着显著的差异性,这些差异给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效果带来影响。对此,本文基于国际化企业内外部环境的特征,结合服务化竞争优势创造的内在机理,分析本土化企业与国际化企业服务化效果的差异。

       1.国际化企业内部优势对服务化外部市场绩效影响机理的替代效应。如前文所述,服务化对外部市场绩效影响的逻辑,在于其通过资源的控制、顾客的绑定以及差异化的产品,获取更高的销售收入。国际化企业的内部优势对上述三个方面内在机理的需求与意义具有重要的替代效应。

       第一,国际化企业的资源获取优势对“资源位障碍”机制的替代效应。国际化企业拥有更为丰富的资源(包括技术与知识等无形资源),并且这些资源可以在组织内部快速的转移与扩散(Tsai,1998;Tsai,2002),从而替代了企业利用服务化实现获取战略资源的目的。

       第二,国际化企业的顾客关系构建优势对“顾客锁住”机制的替代效应。国际化企业可以凭借着“天生”的人际网络构建能力(Kyvik et al.,2013),以及品牌影响力,为企业塑造顾客关系资源,增加顾客的关系型转换成本(Burnham et al.,2003),从而替代了企业利用服务化“锁住”顾客的需求与意义。

       第三,国际化企业的创新优势对“差异化塑造”机制的替代效应。服务化不是差异化的手段,而仅仅是企业差异化的一种结果(Bowen,Siehl and Schneider,1989[4]),当企业实现差异化的途径越单一,服务化的顾客吸引效应就越突出;与此相反,国际化企业凭借着更为充裕的创新资源,拥有快速识别和响应顾客需求(Fisch,2003)的创新优势,所构建的差异化途径更加多元化,从而替代了企业利用服务化实现差异化的需求与意义。

       根据上述关于国际化企业内部优势对服务化外部市场绩效影响机理的替代效应的分析,提出研究假设5。

       假设5:相对于本土化企业而言,国际化企业服务化程度与外部市场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较弱;

       假设5a:相对于本土化企业而言,国际化企业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与外部市场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较弱;

       假设5b:相对于本土化企业而言,国际化企业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与外部市场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较弱。

       2.国际化企业外部环境对服务化内部经营绩效影响机理的协同效应。正如前文所述,制造企业服务化行为的本质是多元化战略的实施,而企业国际化与多元化战略的协同关系得到了部分学者的支持(Chan et al.,1989;Hitt et al.,1997;薛有志、周杰,2007)。

       第一,市场容量是影响企业“范围经济”效应的重要变量。制造企业的服务化需要大规模的资源与人力投入,充足的市场空间可以降低服务成本(Neely,2008[5]),提升制造企业服务化的成本优势。相对于本土化企业,国际化企业所面对的市场容量更大,更加有利于服务化所产生的“范围经济”,从而获取成本优势。

       第二,“内部资本市场”是替代“外部资本市场”的产物,“内部资本市场”的价值取决于外部资本市场的不完善程度。根据不完全市场理论(Imperfect Market Theory),与本土化市场相比,国际化企业所面临的资本市场不完善程度更加突出(薛有志、周杰,2007),国际化企业可以在更大的市场上寻找新的潜在机会(迈克尔·希特等,2001),例如,不同国家借贷利率、税收的差异为企业利用内部资本市场实现“套利”以及降低融资成本提供了更多的渠道。因此,相对于本土化企业,国际化企业服务化所创造的内部资本市场效应更加突出。

       第三,制造企业服务化的“风险分散”作用主要源自于不同产业之间的现金流组合,无法缓解地区经济的波动问题,而相对于本土化企业,国际化企业所面对的地域多元化进一步提升了服务化的“共同保险”效应,进一步提升了服务化所产生的融资优势。

       根据上述关于国际化外部市场环境对服务化内部经营绩效影响机理的协同效应分析,提出研究假设6。

       假设6:相对于本土化企业而言,国际化企业服务化程度与外部市场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较强;

       假设6a:相对于本土化企业而言,国际化企业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与外部市场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较强;

       假设6b:相对于本土化企业而言,国际化企业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与外部市场绩效的正相关关系较强。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根据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整体上看,2011年我国制造业出现了持续性、显著性的下滑。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如何回应国务院下发的“十二五工业转型升级规划”、调整产业结构成为制造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与此同时,作为制造企业转型升级重要路径的“服务化”开始被实践关注与接受。

       基于上述背景以及数据的可获性,本文将2011年作为研究样本时间窗口的起点,连续追踪3年,③分析2011~2013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服务化现状与效果。为了降低变量的测量误差以及非关键变量的干扰,本文对初始研究对象,即行业分类代码为C0~C8④的上市公司进行筛选。具体筛选标准见后续说明。

       1.为了避免服务业务与制造业务分离的困难,剔除那些本身就具有加工服务属性的子行业,包括: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65)、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C67)、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C21)和食品加工业(C01)。

       2.由于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是判断企业服务化程度以及服务化类型的依据,因此,剔除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未披露或披露信息不够具体的样本公司。

       3.为了准确判断制造企业是否进入了服务领域以及服务领域的类型,剔除所从事的服务业务难以判断或其业务的服务与制造属性难以严格区分的样本公司。例如,国农科技(股票代码:000004)在2001年披露了其涉足房地产行业,但房地产行业既包括房地产的开发,也包括服务属性较强的房地产管理;再如,软控股份(股票代码:002073)在2001年披露了其涉足设备制造及安装业,其制造与服务各自所占比重难以计算。

       4.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制造企业服务化的过程,其立足点为那些主营业务是传统制造业的公司,或者说,样本公司需要尚未完全转化为服务型企业。对此,剔除那些主营业务已经难以区分制造与服务属性的样本公司,主要是指加工业务占主营业务90%以上的样本公司。例如,大杨创世(股票代码:600233)、中粮生化(股票代码:000930)、克明面业(股票代码:002661)等。

       5.剔除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以及调节变量难以测量的样本公司。主要包括:国际化战略识别信息缺失,即未披露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地域分布信息的样本公司;经营业绩以及其他控制变量测度过程中信息缺失以及数据异常的样本公司。

       6.为了避免在业绩过度压力下的非理性行为对研究结论的干扰,剔除ST、PT的样本公司。

       此外,为了便于样本公司在各年度中的比较,本文所采用的样本结构为“平衡面板数据”,因此,若样本公司在2011~2013年中任何一个年度符合上述样本剔除的标准,则该样本在三个年度中均被剔除,最终各年度的样本公司数量为769家,三年样本点总计2307个。

       (二)变量的测量与描述性统计

       1.服务化程度的测量、类型识别与样本分布。

       (1)服务化程度的测量方法。尽管有一些学者(Neely,2008[5])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识别企业的服务化氛围以及服务业务与行为的开展状况,但服务化的本质特征在于“服务的产业化”(Bowen et al.,1989[4]),因此,借鉴Fang et al.(2008)[7]的方法,本文利用样本公司服务业务创造收入的能力作为制造企业服务化程度的代理变量,符号为SR。

       根据前文服务化类型的划分结果,服务化程度(SR)包括三个测量指标:第一,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SSR),其度量方法为公司标准契约型服务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第二,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NSR),其度量方法为公司非标准契约型服务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第三,总体服务化程度(TSR),其度量方法为公司全部服务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即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SSR)与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NSR)之和。

       (2)服务业务与类型的识别方法与过程。样本公司所涉足服务业务类型与收入水平的判断依据为上市公司所披露的分行业收入信息,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首先,根据前文关于服务化类型内涵与划分标准的阐述,借鉴:Neely(2008)[5]和Antioco et al.(2008)[12]针对服务业务划分的方法,研究团队中的每位成员各自独立对样本公司的服务领域以及类型进行识别,识别结果存在差异的样本数量小于5%;然后,通过集中讨论、专家咨询、反复修正的过程,最终形成样本公司服务领域划分的一致结论。

       样本公司所涉及的标准契约型服务业务主要是指服务标准可以大规模复制、顾客与企业沟通频率相对较低的服务类型,主要包括:仓储与物流服务、租赁服务、安装、检测与维修服务、融资服务、餐饮娱乐服务;非标准型服务主要是指服务行为的差异化程度较高、顾客与企业之间的互动程度较大的服务类型,类似于问题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主要包括:工程施工服务、设计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代加工服务。

       (3)样本公司在服务化类型中的分布。根据服务化业务与类型的识别标准,样本公司各年度服务领域进入情况如表1所示。Neely在其研究中曾针对2007年25个国家或地区的服务化企业占样本企业比例进行了一项调查,其中,美国的比例最高,为58.57%,中国的比例最低,仅为0.97%(Neely,2008[5])。由表1中的数字可以看出,进入服务业的制造性公司占总样本的比例逐年提升,2011~2013年三年分别为9.49%,11.57%与12.09%,平均水平为11.05%,尽管这一比例远远低于2007年的美国,但对于2007年的中国而言,呈现了明显的增长。

      

       此外,由表1中的数字可以发现,2011~2013年,进入非标准契约型服务领域的样本公司的平均比例为6.55%,略高于那些进入标准契约型服务领域的样本公司。其原因可能在于,很多标准型契约服务已成为附属于所购买的有形产品,所处价值链的位置相对较低,已无法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其盈利的创造能力相对较弱,对企业的吸引力不足;与此相反,非标准契约型服务是针对顾客所提供的个性化产品,其所产生的差异化能力更为突出,对企业的吸引能力较强。

       2.国际化企业的识别方法与样本分布。国际化程度是一个由海外市场销售规模、涉及国家数量、与本国的地理距离以及文化差异等所构成的多维度变量,现有数据难以科学的测量样本公司之间该指标“量”的差异。尽管如此,当单纯本土经营的企业涉足海外市场时,将会出现一个“质”的变化,对企业的经营理念、资源配置范畴、关系网络等环境产生显著的影响。对此,本文忽略“量”的大小,旨在反映国际化与本国化企业之间“质”的差异,采用“0~1”二分变量法识别本土化企业与国际化企业,其判断的依据为上市公司所披露的分地区销售收入信息,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

       为了结果的稳健,本文按照两个标准对样本公司是否为国际化企业进行判断,变量符号为“Globalize”,具体赋值标准如下:(1)当上市公司分地区销售收入构成中存在海外市场时,即当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等于0时,“Globalize”赋值为“0”,意味着该样本为本土化企业;当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大于0时,“Globalize”赋值为“1”,意味着该样本为国际化企业。(2)借鉴鲁梅尔特(Rumelt)对“单一业务”型公司界定的标准,当样本公司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小于5%时,“Globalize”赋值为“0”,其被认为是本土化企业;当样本公司海外销售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大于或等于5%时,“Globalize”赋值为“1”,其被认为是国际化企业。

       按照上述两个赋值标准,根据本土化与国际化样本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⑤

      

       3.经营绩效的测量方法。针对外部市场绩效和内部经营绩效两个层面,借鉴Neely(2008)[5]的研究方法,本文分别选择可以体现“收入”与“盈利”两个具有不同经济内涵的绩效变量,具体指标分别为每股营业收入和净资产回报率。

       为了缓解行业差异带来的干扰,以及更好地反映样本公司相对行业其他企业的竞争优势,本文将利用行业平均经营绩效水平进行调整。考虑了极值的影响,行业平均经营绩效水平由行业中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指标的“中位数”替代。

       根据上述计算方法,经营绩效变量包括两个指标,即调整的每股营业收入,符号为“AEPI”,计算方法为,样本公司每股营业收入与行业平均每股营业收入之差;调整的净资产回报率,符号为“AROE”,计算方法为,样本公司净资产回报率与行业平均净资产回报率之差。变量度量所需要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

       4.控制变量的选择与测量方法。为了避免回归模型中的内生性问题,按照同时与因变量(经营绩效)以及解释变量(服务化程度)可能存在一定相关关系的标准,本文所选择的控制变量如下:(1)负债比例,符号为Debt,度量方法为负债占总资产的百分比,其反映了公司的资本结构以及未来的融资约束程度;(2)流动资产比例,符号为LQ,度量方法为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百分比,其反映了公司的融资能力以及资产转移的难易程度;(3)无形资产比例,符号为Intangible,度量方法为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百分比,其反映了公司难以被模仿的资产比重以及范围经济的可实现程度;(4)资产规模,符号为SizeAsset,度量方法为资产额的自然对数,其反映了公司的规模经济效应以及协调的难易程度;(5)2012年度和2013年度控制变量,符号为Year2012和Year2013,均利用“0~1”二值法进行测量,其控制了年度宏观经济差异的干扰效应。

       上述变量度量所需要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和《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

       5.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根据上述变量的测量方法,各变量测度后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中核心变量TSR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样本公司于2011~2013年总体的服务化程度逐年提升,其平均值分别为0.0077、0.0094和0.0107。各年度样本公司总体服务业务收入比例的最大值分别为0.6735、0.7142和0.7446,由此说明,一些样本公司已经从制造业务主导的经营模式转变为服务型业务主导的经营模式。

       比较表3中SSR和NSR统计结果不难看出,无论是非标准契约型服务业务,还是标准契约性服务业务,其收入比例的平均水平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相对于标准契约型服务业务而言,样本公司的非标准契约型服务业务比例的增加程度更加突出,2011~2013年其每年的平均比例分别为0.0049,0.0072和0.0084。由此说明,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已成为上市公司服务化转型备受青睐的路径,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利用非契约型服务获取竞争优势。

      

       四、计量模型检验结果

       结合研究假设所涉及的问题,本文选择以调整后的经营绩效为因变量,以服务化程度(TSR,SSR或NSR)为自变量,以国际化企业(Global)作为分组变量或调解变量的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并根据豪斯曼检验结果(每个模型均拒绝随机效应模型),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

       表4~表6中的数字为全体样本、本土化企业与国际化企业三种服务化测度指标的大小对相对外部市场绩效,即每股销售收入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7中的数字为国际化与本土化企业服务化程度对每股销售收入影响的差异性检验结果。表8~表10中的数字为全体样本、本土化企业与国际化企业三种服务化测度指标的大小对相对内部经营绩效,即净资产收益率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表11中的数字为国际化与本土化企业服务化程度对净资产收益率影响的差异性检验结果。

      

      

       表4~表6中针对全体样本企业的检验结果表明,总体服务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4.2275,并且通过了99%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1,即服务化程度与企业外部市场绩效显著正相关。由此说明,服务化有效地提升了制造企业产品的吸引力,促进了企业的外部市场绩效。通过比较两种类型服务业务对每股营业收入影响的差异性不难发现,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2.4864,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非标准契约型服务程度的回归系数为4.1850,通过了99%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由此说明,相对于标准契约服务而言,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对顾客的吸引与锁住效应更加明显,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与企业外部市场绩效的正相关关系更加突出,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2。

      

       国际化企业与本土化企业服务化收入影响效应的差异,可由表7中国际化战略变量与服务化程度(SR)交叉项的系数反映。国际化战略(Global)与总体服务化程度(TSR)交叉项、国际化企业(Global)与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SSR)交叉项、国际化企业(Global)与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SSR)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4.4448、-11.3477和-3.1812,均通过了95%水平以上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整体上表明,国际化企业的经营环境会降低服务化程度对每股营业收入的促进作用。

       具体来看,表4~表6中针对本土化企业的检验结果显示,总体服务化程度、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和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6.6418,8.5850和5.8356,并均通过了99%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对于国际化企业而言,总体服务化程度以及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的回归系数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仅为3.0390,其显著性水平为95%,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5、5a和5b。由此说明,对于国际化的制造企业而言,以产品为导向的标准契约型服务,已成为企业产品必要的附属活动,其无法形成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来源,与此相反,由SSR回归系数的符号可以看出,国际化企业通过该服务收取费用的行为,不仅不能扩大销售收入,可能会导致顾客的流失。⑥相对而言,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凭借着其更加突出的顾客锁住效应与差异化的能力,为国际化企业的销售收入可以带来一定的积极作用。与此相反,对于本土化企业而言,企业与消费者的服务意识依然相对薄弱,服务尚未成为竞争对手普遍采用的策略,消费者会将服务作为一种额外的价值属性,从而服务化会产生显著的竞争优势,其对企业的销售收入产生显著的提升效应。

      

      

       表8~表10中针对全体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总体服务化程度、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与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系数分别为7.0049、11.0199和4.8967,均没有达到9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没有支持研究假设3与研究假设4。由此说明,尽管服务化业务的引入有助于企业市场销售收入的提升,但并没有给企业盈利水平带来显著的提升,这一结果并不是意味着服务化业务对企业内部经营绩效的影响机理失效,而可能是制造企业服务化所产生的转型成本无法弥补其所带来的收益或节约的成本。

      

       通过进一步比较国际化和本土化企业服务化运营效率的差异可以发现,表8~表10中针对本土化企业的检验结果显示,总体服务化程度、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和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9906、13.64413与-3.7425,均没有通过9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结果与全体样本的检验结果相似,即本土化企业的服务化并没有给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带来显著的提升效应,并且由回归系数的符号还可以发现,非标准契约型服务的高度复杂性、高不确定性与高成本性,会引发企业收益率的进一步下降。与本土化样本企业相反,表8~表10中针对国际化企业的检验结果显示,总体服务化程度、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和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的回归系数分别为9.8535、⑦11.0385和11.1688,尽管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9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由此说明,对于国际化企业而言,国际化的经营环境可以进一步激发非标准契约型服务的竞争优势,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创造更为突出的经营绩效,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6b,而标准契约型服务已成为国际化企业基本要求,无法产生显著的绩效提升效应。表11中国际化企业与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程度的交叉项为14.3041,并通过了9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该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上述非标准契约型服务与国际化情境变量的协同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自“十二五”规划对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强调,服务化便成为中国制造企业成长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本文以2011~2013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在划分非标准契约型服务化与标准契约型服务化两种类型的基础上,从外部市场绩效与内部经营绩效两个层面,分析与检验了服务化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效应。此外,针对国际化企业的内外部环境特点,分析与检验了国际化企业与本土化企业服务化对竞争优势影响的差异。本文研究结论主要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根据服务化企业的样本比例以及服务业务的比重两个指标的统计结果,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2011~2013年我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进程与程度相对较低,但自“十二五”规划开始,服务化水平处于一个稳定增长的趋势,并且那些顾客参与度较高的非标准契约型服务更加受到制造企业的青睐。

       第二,针对全体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企业进入服务领域,尤其是顾客参与度较高的非标准契约型服务领域,可以更好地增加产品对顾客的市场吸引力,从而对企业外部市场绩效(每股销售收入)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而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并没有对企业的内部经营绩效(净资产回报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第三,针对本土化企业服务化程度与每股营业收入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标准契约型服务业务与非标准化契约型服务业务均对制造企业外部市场绩效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效应,由此说明,在中国本土化市场中,无论是企业的服务意识与能力,还是消费者对有形产品服务的需求期望,均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服务化便成为培养战略性资源、塑造差异化能力、吸引顾客购买的重要手段。

       第四,针对本土化企业服务化程度与净资产收益率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由于本土化企业服务资源的匮乏、服务技术的落后、服务能力的不足,制造企业服务化的运营成本相对较高,难以弥补制造企业服务化所产生的成本优势,从而导致服务化行为对企业内部经营绩效没有产生显著性积极影响。

       第五,针对国际化企业服务化程度与每股营业收入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标准契约型服务业务对制造企业外部市场绩效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由此说明,面对国际化的经营环境,无论是竞争对手的服务能力,还是消费者的服务期望均处于较高的水平,那些容易复制的标准契约型服务已经难以成为企业获取差异化、吸引顾客的手段,其有可能仅仅是企业“生存”的基础;与此相对,非标准契约型服务依然可以凭借着其所拥有的差异化能力吸引与锁住消费者,从而对市场绩效产生显著性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效应相对本土化企业而言较弱。

       第六,针对国际化企业服务化程度与净资产收益率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标准契约型服务业务所带来的运营成本优势无法弥补转型成本,从而没有显著地提升公司的内部盈利能力,而对于非标准契约型服务而言,国际化的市场环境更加有利于其优势的发挥,从而可以弥补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进而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的内部盈利能力。

       (二)政策启示及未来研究方向

       服务化是制造企业实施转型的重要路径之一,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特征,科学选择转型领域、恰当判断转型时机、合理规避转型成本是企业进行转型决策的核心问题。结合相关的研究成果,本研究结论对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决策问题所得到的启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制造企业在实施服务化转型时,应根据情景因素科学选择服务领域。不难理解,相对于非标准契约型服务而言,制造企业更加容易进入标准契约型的服务领域。不可否定,在企业转型资源与经验不够充分的背景下,在竞争对手的服务意识相对较弱,以及市场中顾客服务期望较低的环境中,标准契约型服务的确可以快速推进企业服务化转型,并且可以为企业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然而,随着服务市场的不断成熟,易于模仿的标准契约型服务将无法成为顾客购买产品的“激励型”因素,其仅仅是制造企业一种维持市场的“保健型”因素,此时,非标准契约型服务领域的进入将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因此,根据内部条件合理安排不同服务领域的进入顺序、基于外部环境恰当判断不同服务领域的进入时机,是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重要决策。本文仅从服务领域的特征划分了制造企业服务化类型,关于其他视角下(如与有形产品的相关性、转型的激进程度、产业链的位置等)服务化转型模式的划分及实施时机问题将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制造企业在实施服务化转型时,应该关注转型过程中的成本与风险,科学设计实施保障机制以降低服务化的阻力,充分发挥服务化的价值创造效应。很多学者研究发现,大多数企业在实施服务化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困难,从而导致服务化在创造利润方面的能力不足。正如本研究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服务化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效应远不如其对市场的扩张效应,其结论并不意味着服务化的盈利能力提升效应不存在,而是反映了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过程中成本与风险的存在,因此,在普遍认同服务化对制造企业重要意义的背景下,准确识别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核心障碍、构建有效的实施保障机制,是顺利推动中国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关键。本文仅从实证的角度揭示了服务化成本存在的可能性,而结合中国情景识别具体的转型障碍以及突破机制将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收稿日期]2015-09-05

       注释:

       ①见通用电气公司主页(www.ge.com)中关于企业竞争优势的描述。

       ②见http://money.163.com/14/1011/10/A894PBRU00253G87.html,“中国企业国际化20强:‘中国制造’到‘中国服务’”,《中国企业家》。

       ③样本时间窗口的截止年度为2013年,该年度的样本数据为笔者在进行实证研究设计时可以获得的最新数据。

       ④其中C99为其他制造业,产业的模糊性使得行业调整的经营绩效无法计算,对此,本文剔除该子行业。

       ⑤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仅列出了按照第一种标准划分国际化企业与本土化企业的检验结果,按照第二种标准划分后,研究结论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结论具有稳健性。

       ⑥如果按照5%的标准划分国际化企业,这一结果更加明显,该变量的回归系数为-2.202524,并通过9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⑦按照国际化收入是否大于0的标准划分国际化企业后,该数字通过了9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但按照5%水平的标准划分国际化企业后,总体服务化程度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95%水平的显著性差异。由于该组结果主要关注于非标准契约型服务与标准契约型服务的差异,因此,两种标准导致总体服务化程度回归系数显著性的差异,没有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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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是否能给制造企业带来竞争优势:本地化企业与国际企业的比较研究_企业经营绩效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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