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埃及变局的应对及其效应——基于架构视角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埃及论文,美国论文,变局论文,视角论文,架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5，D87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3)03-0052-23
[修回日期：2013-01-03]
一 问题的提出
自2010年年底以来，西亚北非地区发生了一场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的政治剧变。①西亚北非变局的发生，激发了学术界浓厚的兴趣，涌现了不少成果。②然而，对于西亚北非变局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以及外界力量如何应对这场政治剧变，学术界虽然展开了诸多研究，但仍有待深入。以美国为例，它是如何应对这场始料不及的政治变局以及应对措施的效果如何，既有研究往往停留在描述层次上，缺乏有深度的理论解释。大体而言，现有关于美国与西亚北非变局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探讨美国此前的中东政策——尤其是其援助政策——对西亚北非变局产生的影响。③第二类分析西亚北非变局对美国中东政策及其在该地区利益带来的可能影响。④第三类研究美国应对西亚北非变局的具体措施及分析这种措施所产生的效果。⑤在这三类研究中，前两类成果颇为丰富，且还在不断涌现，但第三类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少，研究深度也有待加强。
以美国对埃及的政治变局——这场变局也被称为“一·二五革命”⑥——的政策反应为例，关于美国的具体应对过程与措施、政策后果等问题，学术界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首先，关于美国应对埃及变局的具体措施，学术界的研究仅仅指出美国面对埃及变局时的震惊和措手不及以及随后在支持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还是支持抗议者之间所做的取舍。这种判断，由于未对美国的反应过程和应对措施进行深入考察，有简单之嫌。对于美国应对措施的特征，学术界的认识则截然不同。有人指出，在面对包括埃及变局在内的西亚北非变局时，“美国政策前后矛盾、首鼠两端，是对瞬息万变事态的灵活反应”，而且具有“两面性、矛盾性、多重标准非常突出”等特点。⑦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对埃及变局的应对做到了“有条不紊，有的放矢”，“至少显示出特有的危机反应和战略调整能力”。⑧还有观点认为，欧美对于突尼斯与埃及政治剧变的应对是“极为温和的”，因为受制于局势的迅猛发展和内外环境的不利，欧美国家仅仅在话语上对这些国家的抗议者表示支持，而更为具体的应对措施则付之阙如。⑨其次，关于美国为应对埃及变局所采取措施的效果，学术界的基本观点是：美国对埃及变局的应对是失败的，因为美国采取了一种在抗议者与各国政府之间左右逢源的“机会主义”政策，既疏远了抗议者们对美国政策的支持，也未能有效安抚美国中东盟友的惶恐与愤怒情绪，结果导致美国在埃及及整个中东的影响力下降。⑩中东问题研究专家马克·林奇(Marc Lynch)指出，对于美国的应对政策，“埃及政府及美国的阿拉伯盟友谴责美国抛弃盟友，埃及抗议者及阿拉伯公众舆论抱怨美国冷漠，美国国内的批评者敦促美国提供更有力的领导”。(11)
现有关于美国应对埃及变局的措施、效果及其原因的研究是存在缺陷的。首先，对于美国应对措施的观察。现有研究成果仅指出美国在支持穆巴拉克还是支持抗议者这一问题上面临的困境，但观察者对于他们如何得知美国在支持穆巴拉克、何时又在支持抗议者、这种支持对象的转变又是何时发生等问题语焉不详，或许只是从直观——潜意识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出发做出判断。其次，对于美国应对措施特征的认识，不同学者的观点迥然不同。再次，对于美国应对埃及政局措施效果的评估，研究者们大体认为其失败源于美国在支持对象上的摇摆不定。这种解释忽视了美国在应对此类问题上形成的历史经验以及奥巴马政府在应对埃及变局时所体现的政策持续性。最后，即使美国的确采取了一种机会主义政策，但美国在埃及变局中最终将支持对象转移到了抗议者身上，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埃及抗议者及阿拉伯公众舆论抱怨美国冷漠”。
为克服现有研究的上述缺陷，我们有必要引入社会科学中的架构视角(framing perspective or framing approach)进行研究。笔者的目的在于：一方面对美国应对埃及变局的过程和具体措施进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对导致相应政策后果的原因做出逻辑连贯的解释。本文结构如下：首先，介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架构视角，讨论架构视角与国际问题研究的相关性。其次，分析美国对埃及变局的具体措施，即通过话语建构一种对埃及变局性质进行界定、表明美国对该事件态度的分析框架(“改革”框架)，论述这种框架产生的政治效应。再次，通过借鉴社会运动理论研究者的框架共鸣分析途径，分析“改革”框架未能在其受众中获得充分支持的原因。最后，讨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运用架构视角存在的局陷。
二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架构视角
在近年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架构视角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2)架构视角很早以前就出现在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之中，(13)随着20世纪70年代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其运用到组织行为的研究中，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开始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14)各个学科虽然在架构视角的运用方式上有所差异，但它们对架构概念的理解却大同小异。所谓“架构”(framing)，是指人们对世界中的人、事、物进行组织的一种方式，这种组织方式往往突出人、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有意无意地忽视其他方面。架构是政治家、社会运动组织者、规范创导者、媒体等行为体出于某种目的——为了操纵舆论或主动帮助人们理解世界某种事物——而经常采取的一种方式。用著名媒体研究专家罗伯特·M.恩特曼(Robert M.Entman)的话来说，“进行架构，就是选择某一认知事实的某些方面，使其变得突出”。(15)而框架则是架构所产生的成果。著名社会运动研究者威廉·加姆森(William A.Gamson)及其同事指出，框架是“一种核心组织观念或故事主线，它为那些即将展开的事件赋予意义，并将它们编织在一起。架构告诉人们事件围绕什么争议而展开，问题的实质在何处”(16)。通过提供某些信息、强调事物的某些方面，框架可以引导人们以架构提出者的方式进行思考，从而接受和支持“对政治问题的特定界定与诠释”。(17)架构可以“将那些零乱不堪的事件或七零八落的谈话变为清晰可辨的事件。没有架构，它们本来是……不可理喻的声音”(18)。因此，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抑或在政治斗争或媒体信息中，还是在社会动员的过程中，架构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
架构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架构形成的框架是自成体系的话语，它们并不仅仅将对事物的理解或将事件串联起来，而且有机地将这些话语联系在一起。如社会运动研究者戴维·A.斯诺(David A.Snow)与罗伯特·D.本福德(Richard D.Benford)指出，社会运动中的框架“是由社会运动的拥护者就某些有问题的条件或情势协商出一些共有的理解建构而成的，这些条件或情势被界定为需要改变的，而且需要归因是谁或什么来对问题负责，同时阐明一些替代性的安排，以说服人们协调行动以促进改变”。(19)也就是说，在社会运动中，架构必须具备确定问题、问题归因、提供处方等方面的内容，它们构成框架的组成要素。恩特曼则指出，架构具有界定问题、诊断原因、做出道德判断、建议修补方案四个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的具体内容在于：“界定问题(defining problems)，即确定某种原因带来什么样的成本与收益，这些成本与收益往往依据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来加以权衡。诊断原因(diagnose causes)，即确认造成这些问题的力量。做出道德判断(make moral judgments)，即评估它们的因果主体(causal agents)及其效应。建议修补方案(suggest remedies)，即提供并论证解决问题的方法并预测它们的效果。”(20)在架构的各种功能中，进行诊断与开列处方最为重要。架构这两个方面的功能被本福德与斯诺分别称之为“诊断式架构”(diagnostic framing)与“处方式架构”(prognostic framing)。(21)至于架构另外两种功能——界定问题与道德判断——的重要性，随着具体形势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架构竞争是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由于架构是对社会生活中某一或某些事件进行解释、呈现(representation)、赋予意义而组织起来的话语框架，因此，处于不同立场的人们会对同一事件建构起不同的框架，而同一种框架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不同的事件。比较典型的就是新闻媒体对某个具体事件的架构。(22)对于某一国际事件，因为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媒体对同一事件的架构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对立。(23)由此可见，架构可以通过引导人们的认知，为相应的政治行动或政策赋予合法性。这种通过建构出相应的框架塑造大众舆论，从而带来不同政治后果的现象，被研究者们称之为“架构效应”(framing effect)。(24)为了争夺“架构效应”，不同的行为体自然会提出不同的架构，从而在“框架场域”(frame field)中出现“框架竞争”(frame contest)。(25)在框架竞争中，那些掌握了更多信息、拥有更多权力的人往往能够胜出，它们提出的框架也就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框架。而那些对主导性架构进行挑战的框架，则是“反框架”(counter frame)。(26)当然，除了竞争，不同的框架也有可能实现“框架结盟”(frame align)，从而在社会与政治运动、媒体话语中形成一种“主框架”(main frame)，让相应的政治行动或政府决策获得较广泛的支持。(27)
框架能否赢得支持，虽然受到权力等因素的影响，但框架本身的优劣是颇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如何衡量架构效应，本福德与斯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对于架构所能产生的政治效应，他们称之为“框架共鸣”(frame resonance)。框架共鸣就是某种框架在受众中产生的认同和支持的程度，它“关系到提出的架构的有效性或动员能力，进而关系到为什么某些框架看上去更为有效或易产生‘共鸣’，而其他框架则不能产生相应效果”。(28)在斯诺与本福德看来，影响框架共鸣的因素有两组：一组是框架的可信性，另一组是框架的相对显著性。(29)框架可信性包括三个因素：框架持续性(frame consistency)、经验可信性(empirical credibility)与架构者本身的可信性(credibility of the frame articulator)。框架持续性是指框架提出的信念、要求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矛盾以及信念与受众的相应信念之间是否相符。经验可信性是指架构的话语体系是否与世界的发展趋势相契合。而架构者本身的可信性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言说者的地位、知识水平、人品、合法性等特征，会对他们言说的内容或提出的架构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框架显著性同样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框架的集中性(centrality)、经验可通约性(experience commensurability)和描述的精确性(narrative fidelity)。集中性是指框架提出的信念、价值与观念和受众的价值等级存在多大程度上的相符性。经验可通约性是指框架的内涵、观点、意义是否与受众的生活经验相吻合。描述的精确性是所提出的框架是否注意到了受众所处的文化背景，是否顾及受众特殊的文化价值观与世界观。
到目前为止，架构视角已被引入到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一系列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反映出较强的学术潜力。(30)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架构视角越来越得到学者们的关注与运用。无论是在国际关系前景理论的研究中，(31)还是在建构主义有关规范扩散与国家社会化的分析中，(32)架构视角已被运用来解释具体的国际关系现象。总体而言，国际关系学者主要运用架构视角来分析国家或决策者的外交决策过程，用以探讨不同决策者在不同国际与国内背景、并且在面临竞争性架构的条件下，如何利用所获得的信息针对不同的问题做出能赢得更多目标群体支持的决策。研究者们认为，架构过程充满政治操纵的技巧，其目的在于取得预期中的架构效应。至于何谓预期中的架构效应，往往取决于决策者所设定的参照点以及面对的形势被界定为风险还是机遇。这种思考方式与国际关系中的前景理论思路颇为相似，所以架构或框架构成前景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使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架构的通用理解，尤其是本福德与斯诺的框架共鸣分析框架，对美国针对埃及变局提出的框架及其效应进行剖析。
三 美国针对埃及变局提出的“改革”框架
美国对埃及变局的突然发生并无准备。当2011年1月25日——埃及的“警察日”——埃及民众效仿突尼斯抗议者走上街头并掀起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时，它带给人们的是震惊与困惑。(33)在这种背景下，毫无准备的美国立即面临一个如何恰当应对的难题。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埃及是美国介入中东事务和保障该地区和平的重要力量。(34)鉴于埃及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美国无疑会权衡抛弃穆巴拉克可能带来的影响。此外，该地区其他美国盟友的态度也是美国应对埃及变局时必须考虑的因素。美国一旦抛弃穆巴拉克，将会引起其他盟友的恐慌，使它们重新思考与美国的结盟政策。然而，美国又以人权捍卫者和民主推进者自居，当埃及抗议者打着要求穆巴拉克进行改革以实现民主、自由与人权的旗号时，美国不能公开对这些诉求表示反对。如此一来，美国陷入一种是维护其盟友还是推进民主的困境之中。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优先推进民主与优先维护稳定就是美国中东政策面临的一对矛盾，而且是美国外交政策长期存在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的内在体现，(35)中东局势出乎意料的发展，迫使美国在极短时间里就如何恰当处理这对矛盾做出决定。而历史经验警戒美国决策者，这对矛盾一旦处理不当，美国将一无所获。诚如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于2005年承认的：“60年来，我的国家——美国，在中东地区以民主为代价来追求稳定，结果却是两者都落空。”(36)
美国为应对埃及局势的变化，架构了一种“改革”框架。这种框架主要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他政府高官的讲话中体现出来，这些话语建构出一幅美国政府如何界定西亚北非变局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的话语体系。在埃及变局期间，奥巴马总统共发表过四次讲话。(37)除了奥巴马本人的讲话外，美国政府的其他高官也曾对埃及变局发表过评论。如在埃及出现抗议活动的2011年1月2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认为：“我们对埃及政府的评估是：埃及是稳定的，而且正在寻找回应埃及民众诉求与利益的方式”。在抗议活动进行到如火如荼的1月27日，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seph Biden)仍然认为穆巴拉克是一名“非常负责任”的政治家，“是美国实现中东和平的盟友”，“我们(美国)并不认为他是一名独裁者”。(38)不过考虑到美国总统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我们主要依据奥巴马四次讲话的内容，来对美国应对埃及政治剧变建构出来的框架做一个大致的分析。
在2011年1月28日的讲话中，奥巴马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美国应对埃及局势的“改革”框架。问题的界定很容易，那就是埃及出现了“和平抗议”活动，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没有这些改革，从而长期积累起来的怨恨”所致。至于道德判断，包含积极与消极的两个方面：积极的方面是埃及政府必须尊重“埃及人民拥有普适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集会自由与结社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决定他们(即抗议者)命运的能力和接入因特网与社交网站的权利；消极的方面包括美国呼吁“埃及政府对于和平抗议应该保持自我克制”，要求抗议者“有责任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至于处方，奥巴马认为，为了消除导致和平抗议的怨恨，埃及政府有必要“进行改革，包括那些能满足埃及人民愿望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改革”，另外“埃及政府与其公民有必要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而美国在其中的作用是“捍卫埃及人民的权利，与他们的政府一道为追求一个更加公平、更加自由和更具希望的未来而奋斗”。在随后的三次讲话中，奥巴马政府针对埃及变局的“改革”框架大体得到延续，仅在执行处方的紧要性上有些许差异。
美国针对埃及变局态度的关键变化出现在2011年2月1日。在当天的讲话中，奥巴马强调，反对埃及使用武力应对抗议事件，敦促埃及政府立即进行和平、有效的转型。至于埃及政府与抗议者之间的谈判，美国强调这一过程必须将各种政治力量包括反对派纳入进来。要求埃及立即进行改革的要求，反映了美国对穆巴拉克迟迟未能解决抗议事件的失望。到了2011年2月10日，奥巴马认为“许许多多的埃及人怀疑政府是否严肃对待真正的民主转型”，为此他要求埃及政府提出一条“可信的、具体的与明确的”转型道路，而且必须显示出这种转型是“不可扭转的”。不仅如此，奥巴马还强调，埃及政府应该明确描画出埃及实现“民主和代表制政府”的具体过程。这种要求埃及政府立即进行改革和提出具体改革路径的意见，反映了美国对埃及局势久久不能解决的不耐烦。在2011年2月11日，也就是穆巴拉克下台的当天，奥巴马再一次发表了讲话，与埃及抗议者共同庆祝穆巴拉克的下台。奥巴马认为，抗议活动的成功“是人类尊严力量”带来的胜利、“是非暴力道德威力”的展示，而穆巴拉克的辞职不过是对“埃及人民渴望变革”的反应、“不是埃及转型的终结，而是其开端”。由此可见，对于穆巴拉克的下台，奥巴马有如释重负的轻松。
在埃及政局迅速变化的18天中，美国提出的“改革”框架虽然得以持续，但在处理架构内容上的细微变化，反映出美国应对埃及变局的“机会主义”策略。面对埃及迅猛发展的形势，美国本意寄希望于穆巴拉克政府通过一定的让步争取事态的平息；然而，美国又不能支持穆巴拉克镇压抗议者，以免给人留下在民主与人权问题上执行双重标准的口实。因此，美国只能呼吁埃及政府进行改革，采取一种既不明确抛弃穆巴拉克又不愿得罪抗议者的策略。至少在形势不明朗之际，美国是以维护穆巴拉克的统治为优先目标的。这从奥巴马在2011年1月28日、2月1日的两次讲话中并未要求穆巴拉克辞职可以看出来。另外，希拉里国务卿(2011年1月25日)与副总统拜登(同年1月27日)对埃及局势的判断，也为美国优先维护穆巴拉克做了注脚。此外，虽然临时考虑过以取消对埃及的15亿美元军事援助来向穆巴拉克施压，但美国决策者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一建议。这本身仍是一种不愿抛弃穆巴拉克的姿态。不仅如此，自2011年2月1日就被派往埃及的美国特使、美国驻埃及前大使弗兰克·威斯纳(Frank Wisner)于2月5日发表评论，认为“穆巴拉克总统将一直留任，以监督埃及政局的变化”。尽管威斯纳的观点因为与美国希望躲在幕后、以模棱两可的“改革”框架来应对局势的策略有所差异，导致白宫急忙与这种观点拉开距离，但有消息灵通人士指出，威斯纳的话不过是反映了美国高层的观点。(39)
尽管美国不希望穆巴拉克下台，但为了保障埃及抗议活动不至于失控，并为穆巴拉克一旦下台继续保持美国在埃及的影响，美国也积极为抗议活动取胜的前景做准备。为此，美国一方面呼吁穆巴拉克保持克制，并要求埃及政府尊重人权；另一方面美国又积极与埃及各种势力进行接触，主要是埃及反对派与军方。鉴于军方在埃及政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与美国长期合作而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美国极为重视与埃及军方的联系。(40)美国政府动员一切渠道与埃及军方的各个层级展开沟通，仅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在埃及变局期间就与埃及军方最高层至少通过六次电话。(41)2011年2月10日，通过情报机构获取的信息，奥巴马得知穆巴拉克可能将于当日辞职。如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说：“穆巴拉克很有可能于今晚辞职。”这一判断导致奥巴马于下午两点在参加北密歇根大学的会议时表示：“我们正在见证历史。”然而，就在两个小时之后，穆巴拉克非但没有宣布辞职，反而强调他无论如何将留在埃及。(42)穆巴拉克的上述表态不仅让美国的情报机构无地自容，也让奥巴马恼羞成怒，促使美国政府彻底站到了抗议者一边。结果也就有了2011年2月10日奥巴马的那篇要求埃及政府立即采取不可逆转的步骤推进改革的讲话，(43)尽管奥巴马2月10日的讲话对于促使穆巴拉克于第二天辞职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仍不得而知。通过对美国应对埃及政局的简要回顾，人们可以发现美国应对这一事件的确采取了一种“机会主义”策略。美国之所以能在应对埃及变局时采取一种“机会主义策略”，与“改革”框架具有的灵活性息息相关。
在报道和理解埃及变局的过程中，埃及国内与西方出现了多种框架，从而形成一种框架竞争的态势。竞争的框架除美国提出的“改革”框架外，还包括穆巴拉克政府及其支持者提出的三种反框架以及美国主流媒体与埃及抗议者提出的“革命”框架。穆巴拉克政府及其支持者提出的三种反框架包括：第一类反框架认为，穆巴拉克才是实现埃及稳定与安全的保障，而穆巴拉克的下台则意味着埃及将步入骚乱的深渊，带来的只会是“骚乱与烈火”。(44)第二类反框架认为，抗议者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贯彻的是外部势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命令。第三类反框架的主要观点同样是一种“改革”框架，不过与美国提出的“改革”框架不同，它强调的是民主制度的建设需要顾及埃及的实际情况，而不能通过发动抗议、示威等方式来激进地推进民主，因为这种方式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比如劫掠的产生、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力量劫持胜利果实等。(45)在埃及政局迅速变化的18天中，埃及政府及其支持者提出的三类反框架并未产生广泛共鸣。
与美国官方提出的“改革”框架不同，美国主流媒体提出了一种对其构成挑战的“革命”框架。美国主流媒体在描述埃及所发生的抗议活动时，使用的往往是“革命”、“起义”、“抗议”等术语，将其建构为一场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相似的革命。而且，在报道中，西方主流媒体一反以往将阿拉伯民众塑造为粗野的、宗教上狂热的、无知的、愚蠢的、暴力的人群这一惯例，(46)强调抗议者如何在抗议中变得文明和成熟，如何热爱民主、人权、自由与尊严。尽管西方主流媒体对埃及抗议活动的“革命”框架具有强烈的片面性，(47)以致遭到某些专家的强烈质疑和批评，(48)然而，在埃及变局期间，西方主流媒体的“革命”框架在西方社会中引发了广泛的共鸣，进而影响到美国政府对待埃及抗议事件的态度。美国政府虽然没有因此而放弃“改革”框架，但基于美国国内对抗议群众表示同情和认同的强大舆论，美国政府不得不拉开与穆巴拉克政府的距离，进一步向抗议者的诉求靠拢。
美国针对埃及变局的“改革”框架并未得到其架构目标——美国民众、埃及民众与其中东盟友——的广泛认可。首先是美国民众对奥巴马政府“改革”框架的认可与支持程度。在埃及抗议活动进行到第二周的时候，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发布了一项关于美国国民对埃及局势认知的调查结果。结果显示，82%的美国成年人“对埃及民众要求政府下台的抗议活动表示同情”。而在那些表示自己密切跟踪埃及局势发展的美国民众中，表达这种同情的比率高达87%；即使是在没有密切跟踪局势的美国民众中，这一比例也达到了71%。(49)在这种国内舆论背景下，美国政府虽然在埃及变局中贯彻了“改革”框架，但将支持对象从穆巴拉克明确转向支持抗议者。其次是埃及民众。2011年4月25日，美国皮尤研究公司发布了一项关于埃及民众对美国认知的民意调查结果。调查结果显示，对于美国在埃及“革命”中的表现，52%的埃及人表示不满意，而对美国持负面看法的埃及人高达79%。对于埃美关系未来的发展，43%的埃及人不希望埃及新政府与美国保持一种紧密的关系，只有15%的埃及人希望保持这样一种关系。(50)这显示出埃及民众关于奥巴马应对埃及局势措施的认知是极为负面的。至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对于美国在埃及变局期间未能采取有效措施支持穆巴拉克表示严重的失望，因为美国抛弃穆巴拉克意味着“超级大国并不可信”(51)沙特阿拉伯对穆巴拉克的坚定支持、不惜派兵至巴林以帮助萨利赫应对抗议者等举动，充分显示出美国的中东盟友对美国“改革”框架的拒斥和对美国的疏远。(52)美国的“改革”框架在国内外均未得到充分接受，原因何在？本文以美国“改革”框架最关键的受众——埃及民众——为例，对其未能产生积极架构效应的原因进行分析。
四 美国的“改革”框架为什么不能引起广泛共鸣
本福德与斯诺提出的框架共鸣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地分析为什么美国提出的“改革”框架未能产生预期的架构效应。在本福德与斯诺的框架共鸣分析框架中，影响某种框架共鸣程度的因素有六个：框架持续性、框架的经验可信性、架构者的可信性、框架描述的精确性、框架的集中性以及框架的经验可通约性。美国针对埃及变局提出的“改革”框架，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美国不断呼吁穆巴拉克政府进行改革，以“满足埃及人民的期待”。至于这一框架的经验可通约性，并不是影响埃及社会抗议活动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仅仅是一个外部行为体。美国是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而且是穆巴拉克执政时埃及重要的外部盟友，因此美国对穆巴拉克政府在处理埃及内部的抗议运动(包括起义、骚乱、暴动等政治行为)时的态度和政策，能极大地影响到埃及社会运动的发展动力。(53)用社会运动研究的术语来说，作为外部行为体的美国对埃及社会运动的政策和态度，构成影响社会运动能否产生、具有何种发展动力乃至产生何种后果的“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54)的重要因素。(55)然而，至少在埃及变局期间，因为始料未及，美国的作用并不明显，“无论美国还是以色列都不是吹遍中东地区变革之风的幕后黑手”。(56)因此，美国提出的“改革”框架，并不能直接影响到埃及民众和抗议活动参与者对抗议活动的认知。事实上，美国在埃及社会抗议活动期间有关埃及的命运应该由埃及人民自己决定的不断喊话，充分说明美国政府并没有分享埃及民众对穆巴拉克统治的感受，因此美国的“改革”框架只具有较低程度的经验可通约性。
至于架构者的可信性，则需要评估埃及民众对美国在埃及变局期间表现的认知。2011年的埃及变局，具有一个有别于以往埃及社会抗议活动的重要特征，那就是它缺乏明显的反以、反美口号。(57)在抗议过程中，抗议者“旗帜上没有出现任何支持巴勒斯坦或反以色列的口号。抗议者们没有在以色列驻开罗大使馆外举行游行，也没有人到离解放广场仅一街之隔的美国使馆前进行示威”(58)。反以、反美口号在此次埃及政治剧变过程中的缺失，至少舒缓了美国担心其影响力可能会遭到埃及变局严重削弱的担忧，这也是美国之所以采用“改革”框架而非“稳定”框架的部分原因。埃及抗议活动将主要目标放在迫使穆巴拉克下台这一问题上，为美国选择支持穆巴拉克或向其施压提供了一定的操纵余地。因此不难理解，当美国一方面公开呼吁“改革”而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长期盟友下台时，这种策略会严重损害架构者的可信性，而其应对措施导致“埃及政府及美国的阿拉伯盟友谴责美国抛弃盟友、埃及抗议者及阿拉伯公众舆论抱怨美国冷漠、美国国内的批评者敦促美国提供更有力的领导”，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接下来分析“改革”框架的描述精确性。需要追问的是，美国“改革”框架提供的“改革”处方要求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有学者认为，在应对埃及政治局势的变化时，美国提出要求穆巴拉克政府进行“改革”的话语“首先是一种反讽，他们(59)的统治，正是因为推进政治与经济改革才得到西方的支持。因此，将中东‘愤怒的冬天’描述为仅仅是这些改革的延伸，不过是反映了美国对这一具有突破性的事件强加了一种连续性的话语”。(60)事实上，无论是在埃及变局期间，还是美国以往鼓励这些国家进行政策调整时，无论是这些国家的政府，还是反对派，改革都是政治家们挂在嘴边的词汇。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话语，反映了它们具有模糊不清与模棱两可的特征，从而为人们操纵这种话语牟取自身利益提供了机会。作为框架的“改革”，正因为理解上的这种多样性和灵活性，才受到美国政府的青睐。尽管美国政府在埃及变局期间一直坚持使用“改革”框架，但到底何谓“改革”、改革的方向如何、改革的具体措施有哪些等，包括奥巴马总统在内的高级官员语焉不详，这充分说明了“改革”框架的精确性是非常差的。
就框架的集中性而言，除了改革话语，美国政府还使用了诸如“转型”、(61)“变革”、“政治变革”等含混不清的概念。(62)尽管“改革”与“转型”、“变革”、“政治变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然而它们之间毕竟有所差异。如“转型”的含义相对明确一些，意指政治、经济或社会体制方面的改弦更张，而“改革”或许并不要求这种方向上的根本改变，而仅仅是在原来的方向上进行些许修补。至于“变革”或“政治变革”，相对于“改革”来说含义更加含混，方向更不明确。由此可见，因为使用了“转型”、“变革”、“政治变革”之类的概念，美国针对埃及局势提出的“改革”框架并不具有集中性。“改革”框架的不集中与不明确，再加上这一框架只具有很低程度的经验可通约性，严重削弱了美国“改革”话语在埃及变局中的相对显著性，相反却导致了“革命”话语的流行。
真正决定美国“改革”框架成败的因素，是这一框架的经验可信性，这也是下文将集中分析的内容。尽管奥巴马等美国政府领导人并未明确指出医治埃及民众“怨恨”这一病症的“改革”处方的具体内容，但我们可以根据奥巴马总统关于埃及局势的讲话以及美国对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提供的帮助，(63)推断出这种“改革”的具体方向和内容就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改革和政治领域的民主改革。政治上的民主改革处方比较明显，因为奥巴马在埃及变局期间发表的四次讲话中都提到了希望埃及通过举行自由与公正的选举，希望埃及实现民主或建立代表制政府。对于经济领域的改革方向，奥巴马并未明确呼吁埃及进行自由化改革，但在2011年2月11日祝贺埃及社会抗议活动取得成功的讲话中，他隐晦地提到了这一问题。在希望埃及开展一种“趋向民主的可信的转型”之后，奥巴马透露了他建议埃及进行经济改革时需要遵循的基本方向。他指出：“我相信，埃及年轻人在这些日子中展现出来的创造性和企业家精神，将创造出新的机会——工作与那些有助于青年才俊兴旺发达的企业。”将埃及抗议者的抗议技巧和动员能力与“企业家精神”联系起来，如果不将其纳入到美国等西方国家信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中进行思考，多少显得有些荒诞。(64)如果说美国提出的“改革”框架，其具体方向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那么要衡量这一框架的经验可信性，就需要评估埃及如果真的执行这些改革，能否消除埃及民众的怨恨、能否缓解埃及民众面临的生活艰辛。因为民生问题，才是导致埃及变局的直接原因：“归根结底，穆巴拉克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的。”(65)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政策非但没能实现埃及繁荣的目标，反而导致了埃及变局的发生。埃及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曾经一度缓解了埃及的债务危机，矫正了埃及国民经济的极度失衡。然而，西方的“援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导下的“改革”，却让埃及付出了沉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代价。例如，尽管在1990-2009年间埃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4.5%，然而，埃及的经济状况却是以贫富两极分化为特征的。埃及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上层阶层手中，而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却未能收获到经济发展的成果。(66)据统计，2010年埃及的失业率为9.7%，处于贫困线下的人口数量占埃及总人口的20%。(67)与此同时，在埃及8 000多万人口中，有40%的人口年龄在10-29岁之间，30岁以下失业人口占到埃及总失业人口的90%以上。(68)大量青年人失业与2004年以来急速推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再加上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带来的经济衰退和物价飙升，(69)使得埃及的稳定变得极为脆弱。事实上，尽管埃及保持着字面上的经济增长，但自1995年埃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其宏观经济形势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中。埃及执行的贸易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埃及磅不断贬值。2008年，埃及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到18%，到2009年仍然停留在12%的水平上。(70)到2011年，埃及的革命形势已经酝酿成熟。
尽管埃及在执行自由主义改革政策的过程中，缺乏明确连贯的战略是带来这种后果的原因之一，但新自由主义政策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却是催生突尼斯、埃及等中东国家“革命”的重要原因。(71)事实上，西亚北非变局发生以后，国外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反思。如沃尔特·阿姆布拉斯特(Walter Armbrust)就在突尼斯与埃及“革命”和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认为这些“革命”是“针对新自由主义的革命”，“新自由主义在向大多数埃及人提供‘人类福利’方面的全面失败，是革命发生的首要原因”。他告诫人们，“革命”的产生并不仅仅在于反对某些腐败的个人或家族，而在于通过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上层精英与掌权人士可以通过法律手段以私有化的名义掠夺国家财产而不会受到惩罚，正如美国发生的情况一样。(72)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过是西方维持其全球霸权的重要手段，并在第三世界国家生产和再生产出贫困，这一政策并不是实现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的有效办法。(73)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新自由经济政策的氛围下，许多埃及人怀念纳赛尔与萨达特时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如果说埃及“革命”是因为穆巴拉克政府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政策带来的结果，那么美国希望埃及通过深化这一改革以缔造一个新埃及的“改革”框架，自然会让“改革”框架不具备经验可信性。因为“改革”框架不仅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与世界的发展趋势不相契合——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的产生，让世界出现了不少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反思的声音。
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改革方案，同样不是一剂足以保证埃及政局走向清明的良方。这里的问题在于，以自由选举为核心的西方民主制是否有助于埃及实现政治稳定？这一问题与前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仅重构了埃及的经济体系，还对埃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执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埃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那种前者供应公共产品、后者输送国民忠诚这一心照不宣的“契约”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国家开始从福利供给领域退出，但为了确保国家的稳定和国民的忠诚，警察与安全机构等力量日益渗透到埃及民众生活当中，只有依靠它们，埃及的国家机构才能运转。(74)在社会与经济日益市场化的趋势下，穆巴拉克政府制造了一种民主的假象，实际上遵循的却是“灵活的威权主义”(75)或“升级版威权主义”(76)的发展路径，衍生出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t)的政治体制。(77)而这正是埃及执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政治后果。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从内部削弱了埃及等中东国家的合法性，而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则从外部削弱了这些国家的执政能力，两者共同为埃及“革命”的爆发埋下了导火线。(78)
除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政策并未带来政治民主化这一问题外，以选举程序和间接代表制为核心特征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是否适合西亚北非国家，也已受到诸多质疑。(79)在中东地区，人们考虑民主问题时，往往将民生问题与民主改革联系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能有效提供就业机会、缓解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民主形式，才是真正有效、值得接受的民主。这种可能的民主模式，被学者们称之为“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可持续民主”或“民生民主”。(80)对有助于缓解和消除民生困境的政体模式的渴望，正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等政治力量通过组建众多的伊斯兰社会服务机构提供社会福利，从而赢得了民众广泛支持的重要原因。(81)由此可见，以选举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精神的民主制度，能否使埃及实现政治稳定，仍然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但从目前看来，美国为埃及民主提供的自由民主处方，至少与埃及民众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有一定的差距。
上文笔者已经对美国应对埃及变局提出的“改革”框架的特征进行了简要的讨论。可以发现，在影响这一框架在受众中产生框架共鸣的六个因素——框架的持续性、经验可信性、架构者的可信性、描述的精确性、框架的集中性、经验可通约性——中，除了框架的持续性以外，在其他五个方面，美国的“改革”框架都具有或多或少的缺陷或问题。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埃及变局期间，美国的框架并未在其国内、其盟友以及埃及民众中产生广泛的架构共鸣。事实上，不仅没有产生构架共鸣，相反，“改革”话语因为反映了美国试图在埃及政府与埃及抗议者之间左右逢源的企图，最终无法左右逢源，甚至在国内遭遇到主流媒体和普通民众的拒斥。由此可见，美国提出的“改革”框架，并没有为美国政府赢得埃及民众的好感加分，而且这一框架的有效性将会在后穆巴拉克时代遭受严峻的挑战。因为美国对埃及的建议，包括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和政治领域的西式自由民主改革，一旦得到执行，很有可能会导致埃及再次发生动荡。如此一来，美国很有可能成为埃及民众发泄不满的替罪羊。
“改革”框架在穆巴拉克辞职后的埃美关系中影响降低。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的辞职为美国与埃及关系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开端。在长期支持穆巴拉克政府之后，美国突然发现必须面对埃及以及美埃关系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就是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埃及政治伊斯兰力量在埃及政局中作用的明显上升以及变局后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在埃及民主转型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的模糊。在这两个重大问题上，美国的应对方式仍然延续了埃及变局期间的“改革”框架，即强调各方尊重民主和人权的重要性以及埃及遵守《埃以和平协定》的必要性。除了这些原则性立场，美国的应对措施比较有限。这些措施包括与埃及军方保持接触，另外就是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多边机构以及美国的企业基金、与中东国家建立一个全面的贸易和投资倡议等双边机制，向变局后的埃及提供经济援助，促进埃及经济局势的恢复。(82)直到埃及变局发生三个多月之后，奥巴马才于2011年5月19日第一次发表对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变局问题的看法，宣布美国将实施一种“大胆的新外交政策”。(83)这种外交政策之所以必要，部分是因为中东地区的现状是不可维持的，因此美国将继续支持该地区的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显然，变局后美国采用的依然是“改革”框架。然而，这种框架掩盖了美国与埃及关系渐趋紧张的事实。随着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明朗，美国在2012年1月穆斯林兄弟会取得埃及议会选举胜利后与其举行了一系列高层次的双边会谈，并承认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尔西在2012年6月选举中当选埃及总统的事实。然而，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埃及执行了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2012年9月，包括埃及在内的广大伊斯兰国家发生的反美抗议浪潮，加之2012年11月以来至今埃及因为穆尔西希望通过修宪扩大总统权力从而引发宪政危机，均加剧了美国对埃及政府的猜忌，美国还担心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可能受到埃及政府举动的损害。在一种迅速变化的局势中，变局中提出的“改革”框架虽然作为原则仍被美国政府提及，但是其重要性与影响已经明显降低，埃美关系的未来更多取决于美埃关系的互动对美国中东利益的影响和美国基于此所采取的行动。
五 结论与本文研究的局限
笔者以埃及变局为例，尝试回答美国在埃及变局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美国是如何应对这种外部突发事件的、为此采取的措施效果如何、导致这种效果的原因何在等问题。通过运用架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面对始料未及的埃及变局，美国在既不能轻易抛弃长期盟友穆巴拉克、又不能不对抗议者的诉求表示关切的情况下，建构出一种围绕旨在敦促穆巴拉克进行改革的“改革”框架。“改革”框架构成美国应对埃及变局的方式，它对埃及发生“革命”的原因、解决办法、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等问题做了界定。尽管从表面看来，美国政府提出的“改革”框架给人一种强烈的机会主义的印象。(84)然而，这种框架提供的灵活性，让美国在应对埃及变局时可以左右逢源。这也是研究者们对美国的政策反应产生截然不同认知的根本原因。(85)因为缺乏描述的精确性、集中性、经济可通约和经验可信性，导致“改革”框架不能在其受众——埃及抗议者、美国选民、美国的中东盟友——中引起广泛的共鸣。其中，最有可能带来深远后果的是“改革”框架的经验可信性，它很可能将影响到埃美关系的未来发展状况。针对埃及发生埃及变局的原因——埃及社会中存在的怨恨情绪，美国希望在埃及深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并在政治领域推进自由民主的改革，以消除埃及民众的不满。然而，埃及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经历证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正是导致埃及发生埃及变局的重要原因。至于自由民主的政治改革，目前并不适应于中东地区的政治状况，因为该地区民众希望的是能有效解决民生问题的政治体制，而非以选举程序为核心的自由民主模式。
美国应对埃及变局的方式，部分反映出美国应对中东变局措施的具体特征。(86)通过对美国在中东变局中的表现进行比较研究——包括主要大国对中东变局的应对以及美国针对不同国家变局应对，可以认为美国的应对并不具有连贯性，也未向中东和国际社会发出明确、清晰和连贯的信号。(87)相反，而是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导。与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具有明确的保守主义倾向并推崇民主价值观不同，奥巴马并未发展出一种具体的外交政策学说，虽然也认为民主和自由有助于引导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更多地强调共同利益在发展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性。第二，被动地应对事态的发展。由于缺乏一种明确和连贯的外交政策视野，美国在应对中东变局时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却缺乏宏观规划，所以导致美国的应对缺乏清晰性和应对迟缓，未能有效地引导西方世界的整体应对，从而发出了混乱甚至相互矛盾的信号。第三，话语和行动之间的脱节。尽管美国针对不同的国家几乎均采用了“改革”框架，但是由于在不同国家的利益有所差异以及各国在变局中面临的挑战程度不同，美国的应对是具体国家具体分析而不是一刀切，所以就出现了对发生变局的不同国家美国应对方式不同的情况，如在突尼斯、埃及、也门等国支持变革，在利比亚进行武装干涉，在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支持现政府。这三个特征，再加上美国应对包括埃及变局内中东变局提出“改革”框架存在的问题，导致美国应对中东变局的方式存在明显的断裂。2012年9月以来在一系列伊斯兰国家中发生的大规模反美抗议活动，导火线虽然是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的电影，然而，美国为应对中东变局框架存在的各种问题，构成激发中东地区民众反美情绪的部分原因。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笔者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本文属于理论运用型研究，未能实现理论创新。在运用架构视角来分析美国对埃及变局效果的效果时，可以发现架构视角需要克服一些难题，这也是本文未能详细讨论的问题。这些难题包括：第一，架构视角是一种基于话语的分析途径，容易与行动相脱节。架构者提出的框架，往往是逻辑上相对比较严密的话语体系，而且或多或少能反应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部分内容。正是因为框架的逻辑自洽，导致同样的架构可以带来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行动。正如美国在中东变局中采用的“改革”框架显示的。同样是要求推进改革，美国可以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政策。第二，架构视角容易与长时段的社会过程分离。框架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往往会经历提出、拓展、修正、萎缩、消亡等阶段。当研究者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话语体系的演变上，可能会在低估长期历史因素对解释对象影响的同时夸大架构带来的效应。以埃及变局为例，相对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美国对穆巴拉克的长期支持、西方某些政治实力对伊斯兰文化和穆斯林的蔑视，架构产生的影响可能要小得多。第三，架构视角需要与结构分析结合起来。架构视角主要关注的话语体系与现实活动之间的互动，这是一种以过程为中心的视角，由此可能带来对结构性因素的忽视。以美国对包括埃及在内中东变局的应对为例，尽管美国的“改革”框架面临发生变局各国政府、西方媒体、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等行为体提出的反框架的挑战，但美国提出的“改革”框架仍是最引人注目的框架。这并不由于美国的框架最具合理性或最完备，而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及在中东具有诸多利益。也就是说，构架效应与实力分配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简而言之，如果要拓展架构视角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范围并提高其解释力，除了完善架构概念和提出更好的架构效应评估框架，研究者还需将架构效应与国际关系的具体行动、历史背景、结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如何在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上取得进步，是关注架构视角的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感谢《国际安全研究》杂志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文中的错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可参考Emma Sky,"Arab Spring...American fall? Learning the Right Lessons from Iraq and Afghanista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Summer 2011),pp.23-27; Daniel B.D.Byman,"Israel's Pessimistic View of the Arab Spr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4,No.3(Winter 2011),pp.123-136; Sarah Johnstone and Jeffrey Mazo,"Global Warming and the Arab Spring," Survival,Vol.53,No.2(April-May 2011),pp.11-17; Steven A Cook,"After the Arab Spring," The Atlantic,March 28,2011。
②相关成果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可参考《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西亚非洲》2011年第6期、《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4-6期、《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1期、《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以及Survival,Vol.53，No.2，2011; Foreign Affairs，Vol.90，No.3，2011等中外期刊上的专题文章。
③参见仝品生：《浅析美国对中东的援助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2期，第33-40页；[加]马耀邦：《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王涛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第25-31页；Erin A.Snider and David M.Faris,"The Arab Spring:U.S.Democracy Promotion in Egypt," Middle East Policy,Vol.18,No.3,2011(Fall 2011),pp.49-62。
④高祖贵：《中东大变局对美国战略的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第19-24页；刘宝莱：《中东伊斯兰国家转型中的“美国因素”》，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6期，第3-8页；牛新春：《选择性介入：美国中东政策调整》，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2期，第45-54页；Marc Lynch,"America and Egypt after the Uprisings," Survival,Vol.53,No.2(April-May 2011),pp.31-42; Shmuel Bar,"America's Fading Middle East Influence," Policy Review,No.166(April/May 2011),pp.41-52; Emma Sky,"Arab Spring…American Fall:Learning the Right Lessons From Iraq and Afghanista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Summer 2011; Anthony H.Cordesman,Barak Barfi,Bassam Haddad and Karim Mezran,The Arab Uprisings and U.S.Policy:What Is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Middle East Policy,Vol.18,No.2(Summer 2011),pp.1-28。
⑤孙德刚：《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奥巴马主义”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4期，第31-44页；Daniel S.Morey,Clayton L.Thyne,Sarah L.Hayden and Michael B.Senters,"Leader,Follower,or Spectator? The Role of President Obama in the Arab Spring Uprising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Vol.93,No.5(December 2012)。
⑥将埃及政治剧变称之为埃及变局的成果，可参考Jeremy M.Sharp,Egypt:The January 25 Revolu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U.S.Foreign Policy,Washington,D.C.: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for Congress,Report 33003,February 11,2011; Walter Armburst,"The Revolution against Neoliberalism," Jadaliyya,February 23,2011,Available from:http://www.jadaliyya.com/pages/index/717/the-revolution-againstneoliberalism。
⑦牛新春：《美国中东政策：矛盾与困境》，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第15页。
⑧袁鹏：《中东变局、美国应对、中国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第20页。
⑨参见周琪、沈鹏：《要稳定，还是要民主？——2011年美国中东战略的权衡和抉择》，载《社会观察》，2012年第1期，第63页；Uri Dadush and Michele Dunne,"American and European Responses to the Arab Spring:What’s the Big Ideas,"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4,No.4(Fall 2011),p.133。与此相似的观点见Philippe Droz-Vincent,"Authoritarianism，Revolutions，Armies and Arab Regime Transi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Vol.46,No.2(June 2011),p.17。
⑩Alanoud Al Sharekh,"Reform and Rebirth in the Middle East," Survival,Vol.53,No.2(April/May2011),p.55.
(11)Marc Lynch,"America and Egypt after the Uprisings," Survival,Vol.53,No.2(April/May 2011),p.32.
(12)“framing”一词在中国学术界的翻译有所不同，社会学界往往翻译为“架构”或“框架”。在国际关系学界则经常翻译为“框定”。因为“framing”一词在社会学界的运用更为普遍，而且对于该词的翻译应该体现出动态性，因为本文采用将“framing”译为“架构”的译法，由此也可以与架构的成果——框架(frame)——相区别。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运用架构视角的最新研究成果，参见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的责任规范扩散的动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9期，第58-72页。
(13)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见Frederic C.Barklett,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参见Gregory Bateson，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2。该书最早出版于1955年。
(14)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
(15)Robert M.Entman,"Contestable Categories and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10,No.3(Fall 1993),p.52.
(16)William Gamson and Antonio Modigliani,"The Changing Culture of Affirmative Action," in Richard G.Braungart and Margaret M.Braungart,eds.,Research in Political Sociology,Vol.3,Greenwich,CT:JAI Press,1987,p.143.
(17)Dhavan V.Shah,et.al.,"News Framing and Cueing of Issue Regimes:Explaining Clinton’s Public Approval in Spite of Scandal,"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66,No.3(Autumn,2002),p.343.
(18)Gaye Tuchman,Making News:A Stud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New York:Free Press,1978,p.192.
(19)Robert D.Benford and David A.Snow,"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p.613.
(20)Robert M.Entman,"Framing: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3,No.4(December 1993),pp.51-58.
(21)这里的引言和讨论参见戴维·A.斯诺与罗伯特·D.本福德：《“主框架”和抗议周期》，载[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6-157页。在后来的研究中，本福德增加一种架构类型，即“动机架构”(motivational framing)。参见Robert D.Benford,"'You Could be the Hundredth Monkey':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and Vocabularies of Motive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34,No.2(May 1993),pp.195-216。
(22)比如，对于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轰炸这一事件，中美两国的主流媒体的架构就截然不同。美国媒体渲染的是阿尔巴尼亚人遭受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南斯拉夫联盟的难民问题，从而为西方在南斯拉夫联盟的军事行动赋予合法性。中国的主流媒体则强调的是西方对南斯拉夫联盟的轰炸违反了有关国际行为体需要遵守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得干涉别国内政的国际法原则，从而认为北约的干涉和轰炸不具有合法性。参见Donald R Kinder and Lynn Sanders,"Mimicking Political Debate with Survey Questions:The Case of White Opinion on Affirmative Action for Blacks," Social Cognition,Vol.8,No.1(March 1990),pp.73-103; Robert M.Entman,"Framing US Coverage of International News:Contrasts in Narrative of the KAL and Iran Air Incident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1,No.4(December 1991),pp.6-27; Robert M.Entnan,"Framing: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43,No.4(December 1993),pp.51-58。
(23)Jin Yang,"Framing the NATO Air Strikes on Kosovo across Countries: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US Newspaper Coverage," Gazett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Vol.65,No.3(June 2003),pp.231-249.
(24)Shanto Iyengar,Is Anyone Responsible? How Television Frames Political Issu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 John Zaller,The Nature and Origins of Mass Opin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etc.
(25)Zhondang Pan and Gerald M.Kosicki,"Framing Analysis: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10,No.1(January/March 1993),pp.55-75; David S.Meyer,“Framing National Security:Elite Public Discourse on Nuclear Weapons During the Cold Wa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Vol.12,No.2(April/June 1995),pp.173-192.
(26)Richard D.Benford and David A.Snow,"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6(2000),pp.537-538.
(27)架构联盟与主框架的概念见David A.Snow,E.Burke Rochford,Jr.,Steven K.Worden,Robert D.Benford,"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Micromobilization,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51,No.4(August 1986),pp.464-481；戴维·A.斯诺与罗伯特·D.本福德：《“主框架”和抗议周期》，等等。
(28)Richard D.Benford and David A.Snow,"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p.530.
(29)更详细的讨论可参考Richard D.Benford and David A.Snow,"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pp.530-533。
(30)Baldwin Van Gorp,"The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o Framing:Bring Culture Back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57,No.1(March 2007),p.60.
(31)Zeev Maoz,"Fram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The Manipulation of Foreign Policy Decision in Group Setting," World Politics,Vol.43,No.1(October 1990),pp.77-110; Jack S.Levy,"Prospect Theory,Rational Choic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7,Vol.41(March 1997),pp.87-112,etc.
(32)Rodger A.Payne,"Persuasion,Frames and Norm Constru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7,No.1(March 2001),pp.37-61; Michael Ryan,"Fram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U.S.Newspaper Editorials and Military Action in Afghanistan," Gazette: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Vol.66,No.5,2004,pp.363-382; Cédric Jourd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mall Neoauthoritarian States:Islamism,Warlordism,and the Framing of 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51,No.2(June 2007),pp.481-503.
(33)Marion Dixon,"An Arab Spring,"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Vol.38,No.128(June 2011),p.311.
(34)Marc Lynch,"America and Egypt after the Uprisings," Survival,Vol.53,No.2(April/May 2011),p.35.
(35)Pierre M.Atlas,"U.S.Foreign Policy and the Arab Spring:Balancing Values and Interests," Digest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21,No.2(November 2012),pp.353-385.
(36)转引自Shashank Joshi,"Reflections on the Arab Revolutions:Order,Democracy and Western Policy," Rusi Journal,Vol.156,No.2(April/May 2011),p.62。
(37)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1/28/remarks-president-situation-egyp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2/01/remarks-president-situation-egyp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2/10/statement-president-barack-obama-egyp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2/11/remarks-president-egypt。下面关于奥巴马讲话的引文不再标注。
(38)"Those Nearest the Top Eat their Own; Fragmented Elite Likely Led to Capitulation," National Post(Canada),February 12,2011,p.A4.
(39)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Popular Protest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I):Egypt Victorious? Middle Easy/North Africa Report N° 101,February 24,2011,p.26,footnote 229.
(40)Ibrahim A.Karawan,"Politics and the Army in Egypt," Survival,Vol.53,No.2(April/May 2011),pp.43-50; Hazem Kandil,"Revolt in Egypt," New Left Review,Vol.68(March/April 2011),pp.30-37,etc.
(41)Marc Lynch,"America and Egypt after the Uprisings," Survival,Vol.53,No.2(April/May 2011),pp.36-37.
(42)"Defiance Surprises White House,Threat Chaos," 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2,2011,p.A01.
(43)对美国与以色列情报结果在西亚北非变局中失败的批评，可参考James Petras,"Washington Face the Arab Revolts:Sacrificing Dictators to Save the Stat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41,No.3(August 2011),pp.488-490。
(44)"Leaders Backer,Rich and Poor,see Much to Lose," 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3,2011,p.A01; "Egyptians Battle for Heart of Cairo," The Toronto Star,February 3,2011,p.A1; "Ben-Eliezer:Mubarak Regime,Peace will Endure," Jerusalem Post,January 28,2011,p.23.
(45)虽然并未采用“架构”或“框架”的概念，但对埃及变局中这些话语的简要讨论，可参考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Popular Protest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I):Egypt Victorious? pp.22-23。
(46)Jack G.Shaheen,Reel Bad Arabs:How Hollywood Vilifies a People,New York:Olive Branch,2001.
(47)关于西方媒体的架构偏见(framing bias)及其原因的研究，可参考Robert M.Entman,"Framing Bias:Media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57,No.1(March 2007),pp.163-173。
(48)对于西方媒体所扮演的这种角色的尖锐批评，可参考Ben Hartman,"From Pro-Tahrir Square to Deep Ambivalence:The Media's Failure and the Disenchantment of An Israeli Observer," Jerusalem Post,February 6,2011,p.6。
(49)可参考Frank Newport,"Americans sympathetic to Egyptian protesters," GALLUP,February 7,2011,http://www.gallup.com/poll/145979/Americans-Sympathetic-Egyptian-Protesters.aspx。
(50)数据见Emma Sky,"Arab Spring…American fall? Learning the Right Lessons from Iraq and Afghanista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Summer 2011,p.27。
(51)Alanoud Al Sharekh,"Reform and Rebirth in the Middle East," Survival,Vol.53,No.2(April/May 2011),p.55.
(52)美国的中东盟友对美国抛弃穆巴拉克的反应，可参考Marc Lynch,"America and Egypt after the Uprisings," Survival,Vol.53,No.2(April/May 2011),p.35; Chas W.Freeman,Jr.,"The Arab Reawakening:Strategic Implic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Vol.18,No.2(Summer 2011),p.36; Michael Singh,"Change in the Middle East:Its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Spring 2011,p.19。
(53)国际关系中存在大量有关外部行为体的干预最终导致某个国家政局发展方向发生改变的例子，但通过运用社会运动理论来研究美国的政策影响到中东国家某项改革运动成败的成果不多见，最近的此类研究成果可参考Stephen C.Poulson,"Nested Institutions,Political Opportunity,and the Decline of the Iranian Reform Movement Post 9/11,"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Vol.53,No.1(September 2009),pp.27-43。
(54)Doug MaAdam,"Political Opportunity:Conceptual Origins,Current Problems,Future Direction," in MacAdam,etc.,eds.,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55)强调外部行为体对某国社会运动影响的成果，可参考[美]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韩召颖、孙英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Sidney Tarrow,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56)Daniel Byman,"Israel's Pessimistic View of the Arab Spring," p.124.
(57)K.El-Din Haseeb,"On the Arab 'Democratic Spring':Lessons Derived," Contemporary Arab Affairs,Vol.4,No.2(April/June 2011),pp.116,117; Shashank Joshi,"Reflections on the Arab Revolutions,"Rusi Journal,Vol.156,No.2(April/May 2011),p.65; "Mubarak Refuses to Heed the Call," Sunday Telegraph(Australia),February 6,2011,p.41; "The people against the police.Egyptians fight to get to Tahrir Square," Jerusalem Post,February 3,2011,p.9.
(58)"Egypt:Is the Party Over?" The Middle East,March 2011,p.14.
(59)“他们”指突尼斯的本·可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
(60)Ibrahim A.Kazamias,"The 'Anger Revolu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Survival: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Vol.53,No.2(June 2011),p.143.
(61)对于“转型”概念的模糊性的批评，参见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Popular Protest in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I):Egypt Victorious? p.27。“转型”话语同样出现在美国应对埃及政治剧变的话语体系中，不过其显著性不如“改革”的概念，因此不足以成为一种框架。
(62)奥巴马关于埃及局势的四次讲话中，“转型”出现九次，“变革”出现九次，“政治变革”出现两次。
(63)Uri Dadush and Michele Dunne,"American and European Responses to the Arab Spr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Vol.34,No.4(Fall 2011).
(64)Marion Dixon,"An Arab Spring,"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Vol.38,No.128(June 2011),pp.311-312.
(65)"The Brutal Rule,and Sudden Fall,of The Man Who would be Pharaoh," The Guardian(London),February 12,2011,p.6.也可参考贺文萍：《民生凋敝是中东动荡的主因》，载《社会观察》，2011年第3期，第44-46页。
(66)Amal A.Kandeel,"Egypt at a Crossroads," Middle East Policy,Vol.18,No.2(Summer 2011),p.37.
(67)Alanoud Al Sharekh,"Reform and Rebirth in the Middle East," Survival,Vol.53,No.2(April/May2011),p.53.
(68)Amal A.Kandeel,"Egypt at a Crossroads," Middle East Policy Vol.18,No.2(Summer 2011),p.40.
(69)Sarah Johnstone and Jeffrey Mazo,"Global Warming and the Arab Spring," Survival,Vol.53,No.2(April/May 2011),pp.11-17.
(70)Amal A.Kandeel,"Egypt at a Crossroads," Middle East Policy,Vol.18,No.2(Summer 2011),p.41.
(71)可参考[加]马耀邦：《中东剧变与美国、新自由主义》，王涛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6期，第27-30页；Angela Joya,"The Egyptian Revolution:Cri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the Potential for Democratic Politics,"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Vol.38,No.129(September 2011),pp.367-386; Salwa Ismail,"Authoritarian Government,Neoliberalism and Everyday Civilities in Egypt," 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2,No.5(June 2011),pp.845-862; Walter Armburst,“The Revolution against Neoliberalism," Jadaliyya,February 23,2011,http://www.jadaliyya.com/pages/index/717/the-revolution-against-neoliberalism。
(72)也可参考Emma Sky,"Arab Spring…American fall? Learning the Right Lessons from Iraq and Afghanistan,"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Summer 2011,p.26。
(73)可参考Ray Bush,Poverty & Neoliberalism:Persistence and Reprodution in the south,London:Pluto Press,2007; Richard Westra,ed.,Confronting Global Neoliberalism:Third World Res:stanc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Atlanta:Clarity Press,2010。
(74)Mariz Tadros,"The Securitization of Civil Society:A Case Study of NGOs-State Security Investigations(SSI)Relations in Egypt," Conflict,Security & Development,Vol.11,No.1(March 2011),pp.79-103.
(75)Rabab EI-Mahdi,"Enough! Egypt's Quest for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2,No.8(August 2009),pp.1029-1030.
(76)Steven Heydemann,Upgrading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Arab World,Washington D.C.:Saban Center at Brookings Institution,October 2007.
(77)Droz-Vincent,"Authoritarianism,Revolutions,Armies and Arab Regime Transitions,"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Vol.46,No.2(June 2011),p.10.
(78)田文林：《对当前阿拉伯国家变局的深度解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第32-34页。
(79)见Meria Hatina,"Arab Liberal Discourse:Old Dilemmas,New Visions," Middle East Critique,Vol.20,No.1(Spring 2011),pp.3-20。
(80)Peter Burnell,Democracy Assistance: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Democratization,London:Frank Casss,2000; Michelle Pace,"Liberal or Social Democracy? Aspect Dawning in the EU's Democracy Promotion Agenda in the Middle Eas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Vol.15,No.6(August2011),pp.801-812.
(81)Carrie R.Wickham,Mobilizing Islam:Religion,Activism,and Political Change in Egyp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etc.
(82)Ruth Hanau Santini and Oz Hassan,"Transatlantic Democracy Promotion and the Arab Spring,"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It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47,No.3(August 2012),pp.75-76.
(83)Senator John Barrasso,"President Obama Versus Candidate Obama on the Middle East," March 1,2012,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5/19/remarks-president-middle-east-and-north-africa.
(84)Anthony H.Cordesman,Barak Barfi,Bassam Haddad,Karim Kezran,"The Arab Uprisings and U.S.Policy:What is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Middle East Policy,Vol.18,No.2,2011,p.1.
(85)Shmuel Bar,"America's Fading Middle East Influence," Policy Review,April & May 2011,p.44.
(86)有学者认为，这些特征包括：在军事上谨慎介入，避免深度卷入；在政治上运用“巧实力”，发挥西方盟国的作用；在外交上通过议程设置，比较充分地发挥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这些特征被认为是“奥巴马主义”在中东变局中的体现。参见孙德刚：《美国应对中东剧变的“奥巴马主义”探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年第4期，第36页。
(87)可参考Daniel S.Morey,Clayton L.Thyne,Sarah L.Hayden,Michael B.Senters,"Leader,Follower,or Spectator? The Role of President Obama in the Arab Spring Uprisings," pp.1185-2101; Robert J.Pranger,"The Arab Spring:America's Search for Relevancy," Mediterranean Quarterly,Vol.22,No.4,2012,pp.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