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通缩转换：成因及传导机制——基于中国“典型化事实quot;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胀论文,成因论文,中国论文,事实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7—0071—12
一、引言
通货膨胀是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话题，对它的研究就像它本身一样在不断地波动。自2006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物价水平加速上升，CPI表示的通货膨胀率月度指数一改过去在1.5％左右徘徊的局面，从2006年10月的1.4％开始上升到2007年3月的3.3％，2008年2月更是高达8.7％。从而引发了学界和政策层对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问题的关注。然而正在人们对通货膨胀越来越担忧时，2008年8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骤然减速，GDP、工业生产总值、出口、发电量增速等众多指标出现了几十年来鲜见的严重下降。CPI经季节调整后的环比增速已连续4个月为负，11月份更是加速下降至2.4％。经济下滑甚至通货紧缩的担忧再次袭来。2009年更是将“保8”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经济“大起大落”的幽灵再次笼罩，宏观经济“硬着陆”风险加大。
上述宏观经济运行态势似乎再次验证了这样的“中国的经验”：在历次成功地反通货膨胀冷却过热的经济之后，经济通常都会发生“骤变”，不仅过热的经济会变成过冷从而增长率过低、失业率过高，而且企业的高盈利会变成低盈利、高亏损，表面上回报状况良好的金融系统会变成坏账和违约极多甚至各种金融交易瘫痪[1]。那么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骤变”的原因是什么？通胀到通缩之间的“逆转”为什么如此迅速？这必须从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深层次原因中寻找答案。
本文的目的是在提炼中国经济长期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构建我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模型，在试图逻辑一致地论述我国通货膨胀成因的基础上，阐释我国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转换机制。
二、相关文献述评
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了温和的通货膨胀过程，并在整个70年代大大加速，这些事件激励着经济学家们发展通货膨胀理论以阐释通货膨胀的原因。新古典综合派在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整合了古典的均衡思想，建立起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从而提出了“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两种通货膨胀成因理论。但这在反通货膨胀的政策实践中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因为根本无法弄清哪部分通胀是源于“需求拉上”，哪部分通胀是“成本推进”的结果。因此菲利普斯曲线的提出，使学者们摆脱了有关通货膨胀成因的这种恼人的争论[2]3－14。通过萨缪尔森和索洛的改进，修正后的菲利普斯曲线具有明显和简单易行的政策含义，即通过“通胀”与“失业”的交替（Trade- off），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一个能够忍受的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组合。然而面对70年代的“滞胀”，传统的思路在政策选择上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更致命的是弗里德曼在理论上指出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只是揭示了通胀与失业间的短期替代关系，并在“自然率假说”和“适应性预期”的基础上提出了长期菲利普斯曲线[3]。在现在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上，主流宏观经济学将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主义综合起来，提出了“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4]。在这个模型中，预期变化导致的短期总供给曲线的移动产生“滞胀”，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上升导致通胀。因而这个“动态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在充分体现“通货膨胀随时随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这种货币主义的核心思想的同时，也体现了温和的通货膨胀源于劳动力市场。然而随着现代计量技术的发展和时间系列数据样本的增加，大量的统计检验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发生的温和的通货膨胀事件与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之间基本上没有关系[5]10～16。因此自90年代以来，Leeper[6]及其后来的Woodford[7]，Daniel[8]，Dupor[9]等学者提出了新的价格决定理论：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他们指出政府的财政政策在决定价格水平和通货膨胀率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菲利普斯曲线和货币主义的通货膨胀理论强调短期稳定政策问题不同，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试图将价格水平的长期趋势同结构性因素联系起来。作为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原型的鲍莫尔模型[10]，根据劳动生产率的特征将经济分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进步工业部门和劳动生产率不变的保守服务部门。由于实际工资并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隐含在契约理论中的持续性所体现的公平性原则决定的，因而两个部门的货币工资都按相同的速率增加[11]。这样服务部门面临持续的工资压力，通过加成定价方式，服务部门将会把这种持续的工资压力转化为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在鲍莫尔模型的基础上，奥德·奥克鲁斯特[12]及其合作者以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为桥梁，通过把经济分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将结构性模型的基本原理同开放小国假设联系到一起，创立了斯堪的纳维亚模型，并在北欧的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从而使其真正由理论走向实践。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从而激发了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在西方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对通货膨胀成因的研究基本上也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即总量的分析方法和结构的分析方法。
从总量分析的视角来看，西方经济学中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以及货币数量论是我国通货膨胀理论的基础。在关于本轮通货膨胀的讨论中，学者们强调“需求拉上”因素中的四种需求拉动：过度城市化导致固定投资膨胀的投资需求“拉上”[13]、人民币过度低估导致外需过旺的外需拉动[14]、经济增长过快导致的总体性需求拉动[15]，以及货币供给过多的“拉上”。而关于“成本推进”的因素，则主要表现在几方面：地租价格的上涨、“刘易斯拐点”和新合同法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环境成本的上升[16]。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鉴于本轮通货膨胀并不是中国所特有而是全球都面临着价格结构性上涨的事实，将本轮通货膨胀归结为输入型[17]。
从结构分析的视角来看，李晓西[18]28－32首次基于部门结构的视角，从国有经济部门与非国有经济部门之间的结构矛盾运动，论述了我国结构型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国有企业的“资金陷阱”和国有部门对非国有企业收入的攀比。而此后更多的关于我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讨论，则是根据物价指数编制的分类商品价格之间的不同变动趋势，来测度不同类商品价格变动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19]27－34。而关于本轮通货膨胀的讨论中，大量的观点认为CPI指数中的八大类商品价格有升有降，不是全部上涨，因而是“结构性的”[20]。
上述有关我国通货膨胀成因的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的论述基本上都是“拿来主义”，并没有把握目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这是中国通货膨胀理论成因研究面临的最大的理论陷阱。如果深入分析我国通货膨胀动态形成机制及其中间特征值，就发现需求拉上和成本推进理论中的很多论点并不成立：中国企业利润的下滑可能成为需求拉上说最为致命的反驳；而成本价格上涨原因的追溯却是成本推进说的致命伤。作为西方国家结构性模型典型代表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区别“开放部门”和“封闭部门”，强调世界性的物价变动对一个开放小国物价水平的影响，实际上是强调“输入型”的通货膨胀，即通过结构性模型的方法强调“输入性”因素而不是我们这里所强调的“结构性”因素。李晓西教授虽然提出了基于“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但他既没有给出部门划分的理论依据，也没有构建出结构性的理论模型。更为重要的是已有关于通货膨胀的研究成果，如“需求拉上”、“成本推动”或者“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可能解释某一次通货膨胀，但不足以对我国历次经济过热后的“骤变”给出逻辑一贯的阐释，更无法阐释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之间的快速逆转。
三、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典型化事实
“典型化事实”是从众多场合中获得的一种观察结果，这种观察结果被广泛理解为具有经验意义的真实性，并且理论一定与此相吻合。也就说，典型化事实就是一种能够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实和基本特征的具有代表性的关键性事实，它被特别地应用于宏观经济理论[21]142－156。在证伪主义中，“典型化事实”一方面作为典型化或一般化了的经验、实验、调查和历史记录，是检验理论或假说是否成立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典型化事实”作为基本的经济关系的确认，又是构建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基础材料”。
由于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些特殊性，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确有自己的一些特征和潜在规律。当我们以改革开放和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时，将面临众多新的经济问题，因而不应该只是接受西方经济学已经发现的全部“典型化事实”，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炼和归纳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典型化事实，以作为构建理论和发展理论的“基础材料”。王诚[21]总结了已有学者所形成的转型中国8个方面的宏观经济典型事实，我们这里则是基于构建结构性通货膨胀模型的需要，提炼几个新的典型化事实作为构建模型的前提假设。
（一）投资的“潮涌现象”
由于发达国家始终处于科学技术的最前沿，其技术进步必须依赖原发（Innovation），可称之为“原发、科学技术进步机制”[22]31－38。因而对于国民经济中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看法，不会形成共识，政府也不可能比企业有更准确的信息，技术进步只能靠企业自己的判断去投资选择，在众多的投资中，只有少数企业会成功而多数会失败。经济的发展靠那些市场筛选，事后证明成功的极少数企业的创新来推动下一轮产业的出现。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上的巨大差别，所以其技术进步源于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模仿”（Imitation）。因而企业所要投资的是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的产业，绝大多企业都能够明确地预期到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这大大规避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使投资的风险大大降低，投资的收益更为确定。因而随着发展中国家产业的不断升级，投资就像“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的出现”，从而形成投资的“潮涌现象”[23]126－131。
（二）两大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非平衡增长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有关统计数据计算，中国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例从1979年的3.2∶1扩大到2004年的8.3∶1，工业劳动生产率从1979年到2004年的平均增长率为7.7％，而农业仅为3.6％，这使得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异呈现出一种加速持续扩大的趋势（如图1）。尽管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中也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高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且差异较小[24]。
（三）两大产业部门工资的非平衡增长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当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作为劳动价格的工资水平将保持固定。但这一结论的成立严格依赖于劳动力市场是有效的，工资是完全弹性的这一假设前提。西方经济学中有大量的理论来论述工资粘性，如工资合同理论、内部人外部人模型等。但是这些理论都建立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强势工会、集体议价的现实基础之上。但实际上，我国的工会并不能够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而集体议价。因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但在劳动力市场上并没有形成有关工资谈判的议价机制，而是由国家推进的以调整收入分配、提高工资水平为特征的工资制度改革。然而在国家不断推进工资制度改革，以提高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时，广大的农村居民根本就没有工资收入。因此，在城市居民工资上涨，从而收入水平提高后，改变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农民相对收入下降，从而拉大了本来就存在差别的收入差距（如图2）。而相对差距由1989年的3.21：1扩大到2005年的5.64∶1。
四、两部门结构性通货膨胀模型
基于第三部分所论述的三个典型化事实，这里将构造一个两部门结构性通货膨胀模型。依据劳动生产率差异，我们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将经济划分为第一产业（农业部门）和第二产业（工业部门）。第一产业部门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投资回报率低，因而资本积累速度较之于工业部门来说非常缓慢，于是我们假定其资本存量为常数，产出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要素投入和劳动生产率。而在工业部门，由于存在投资的“潮涌现象”，因而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非常迅速，从而对总产出的影响很大。因此，可分别构造出两部门不同形式的生产函数：
（3）式是我们的基本模型，它表明，从长期来看，一个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分别受到两部门之间的工资增长率差异、两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以及劳动生产率高的部门的价格变动率三者的共同影响。下面我们基于在第二部分所论述的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典型事实，对（3）式中的三个变量作出新的解释，从而试图阐明在我国的现实约束条件下，各变量是如何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率的。
（一）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与通货膨胀率
图3揭示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之间的关系。图3表明，1998年之前，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现出相当一致的正向关系，而在1998年之后非常温和的通货膨胀（紧缩）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之间表现出不同步。
（二）工资增长率差异与通货膨胀率
根据公式（3），两部门工资增长率差异
与通货膨胀率π之间呈反向关系，即两部门工资增长率差异增大，通货膨胀率将下降。图4描述了两部门工资增长率差异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与图3中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差异能够很好的解释1998年之前的通货膨胀率不同，图4对1998年至2006年的非常温和的通货膨胀（甚至通货紧缩）能够进行很好地解释，对于1998年之前波动比较剧烈的物价水平也保持了较好的反向关系。如1988和1989年通货膨胀率高达近20％时，工资增长率差异出现下降；而1994高达近25％的通货膨胀率时，工资增长率差异大幅度下降并为负值。
（三）“潮涌现象”与通货膨胀
投资需求在短期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新古典理论，投资膨胀在短期可以诱发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但实际上投资作为资本积累的流量，随着长期投资流量的不断被积累，资本存量的增加会通过生产函数的作用导致产出的增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产能”。因而从总供求分析框架看，投资增长在长期将导致长期总供给曲线的移动。在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中，很少论及投资通过增加资本存量的途径影响生产函数而形成产能，从而导致总供给曲线的外移。这是因为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在经过长期发展之后，它的资本存量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巨大的规模，因而投资流量的变化在短期内对巨大的资本存量规模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时，通过经典的总供求模型，假定投资仅仅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而不会导致总供给曲线的外移。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投资流量的增加像“潮水般涌来”，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集聚巨大的产能[23]。因此假设投资仅仅为总需求而对总供给没有影响的新古典理论可能无法合理的解释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
1.“技术跃迁”、“民工潮”与“潮涌现象”
“潮涌现象”对物价水平的短期作用和长期作用，分别表现在原材料、动力和燃料等投入品价格的震荡上涨和耐用消费品等工业品价格的长期下降趋势上（如图6）。图6说明了“潮涌现象”的短期总需求效应和长期产能过剩趋势。即工业品中属于生产资料类的原材料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趋势，以及工业品中属于消费资料类耐用消费品价格的下降趋势。如，以1991为基年，指数为100，到了2007年，耐用消费品的定基指数下降为79.2，而原材料的定基指数则上升为297.5。
图6 耐用消费品和原材料定基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6/indexch.htm。以1991年为基年。
五、通货膨胀及其逆转：传导机制分析
（一）收入追赶机制
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国家推行的旨在调整收入分配以提高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工资制度改革。然而在城市居民的工资水平提高时，我国广大的农村人口根本就没有工资收入，其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出卖农产品取得的收入。因而国家推行的工资制度改革，增加了城市居民工资水平的同时使得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下降，打破了原有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为了维持或缩小原来的收入差距，农民唯一的选择就是更大幅度的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减缓相对收入下降。因而我们将农民为了减缓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恶化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的行为，称之为农民的“收入追赶”机制。表1中是我国历次重大的工资制度改革年份后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及CPI指数，该表表明，在我国的工资制度改革后的两年中，农产品价格均出现了大幅度的提高。这种由工资制度改革导致“收入追赶”所引发的通货膨胀，是我国特有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具体传导过程可这样描述：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增长，其工资水平也要求相对迅速提高，引起国家的工资制度改革，提高了广大城镇居民的工资收入，农民的相对收入出现加速下降，使得原有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被打破，农民被迫选择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而实现“收入追赶”，在以CPI为通货膨胀率衡量标准的情况下，农产品的价格在CPI的编制中占有非常高的权重，于是农产品提价通过其在CPT中的高权重而表现出来。
（二）“潮涌现象”的“总需求效应”机制
从短期看，投资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它的增加将推动价格水平向上攀升。因而发生投资“潮涌现象”时，短期内它将成为通货膨胀的拉动力量，我们将这种影响称为投资的“总需求效应”机制。这种传导机制可描述为：在“潮涌现象”发生时，每个企业对其投资都有很高的回报预期，因而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金融机构在“羊群效应”的作用下也乐于为这些投资项目给予资金支持[23]，这样信贷规模在城市工业部门迅速膨胀，货币供给量内生被动的增加，为通货膨胀的发生提供了货币基础；另一方面，“潮涌现象”导致经济中对投入品需求的急剧增加，而这将拉动原材料、动力和燃料价格等生产资料工业品价格的上涨，后者又将推动企业成本乃至最终产品价格的上扬，在存在“瓶颈”制约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演变为恶性的通货膨胀。
如果收入追赶机制与总需求效应机制“巧合的”同时发生，那么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将由于这种叠加而被放大，从而使得通货膨胀变得“不可忍受”。也就是说这种叠加的相互加强所导致的通货膨胀将是较为严重的甚至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在这种叠加的传导机制中，一方面是收入追赶导致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另一方面是投资潮涌导致投入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即原材料、动力和燃料等生产资料工业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能源资源性瓶颈约束的条件下，这种叠加的效应是相当强烈的。如在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中，工资制度改革与投资潮涌相互叠加的结果是我国通货膨胀的峰值区间。这表现为四次通货膨胀峰值：1980年的7.5％，1985年的9.3％，1988年的18.8％和1994年的24.1％。
（三）“潮涌现象”的“总供给效应”机制：通货膨胀的逆转
从长期看，“投资潮涌”将增加资本存量并通过生产函数形成总供给，再加上由于两部门工资的非平衡增长而导致的“民工潮涌”的共同作用，将形成巨大的产能。一般来讲，这些巨大产能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得以消化：一是被国内居民消费掉，二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通过出口被外国居民消费掉。但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始终低于70％，并且自2000年以来呈逐步下降的趋势，由62.2％降至2007年的48.8％。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巨大产能主要依赖出口得以消化，但其结果是贸易顺差的过快增长，并由此带来外汇储备的迅猛增加，从而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增大，并在结售汇制度下演变为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和流动性过剩，即“产能过剩”转化为“流动性过剩”。然而一旦外部条件恶化，出口大幅度下降，产能过剩将无法消化。甚至在宏观紧缩性政策的加强下使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困境，出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现象。如为了治理1994年那一轮严重的通货膨胀，管理层实施了长达54个月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后，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急剧下滑，甚至在1999—2001年连续三年负增长，宏观经济运行自1998年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直至2002年。而本轮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源于管理层对“流动性过剩”的关注，始于2006年6月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并随后多次上调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直到2008年9月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双降，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长达27个月。“历史竟是如此惊人的相似”，遭遇美国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恶化并向全球蔓延，使得我国出口再次急剧下滑。2008年11月我国出口出现7年来首次负增长，而CPI经季节调整后的环比增速已连续4个月为负，人们还未来得及从通货膨胀的噩梦中醒来，旋即陷入对通货紧缩的巨大忧虑之中。
（四）预期自我实现机制
现代通货膨胀理论认为，预期因素是通货膨胀得以持续和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因为绝大多数的冲击是一次性的外生冲击。一般来说，一次性的外生冲击仅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而不存在足以导致通货膨胀发生的动力。然而在预期因素的作用下，物价水平的上涨不仅可能演变为全面的通货膨胀，也可能使得通货膨胀得以加剧甚至演变为恶性通货膨胀。对预期因素的重视，充分体现在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菲尔普斯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中，即“通货膨胀惯性”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的向上移动。
因此我们认为，预期因素在我国通货膨胀的形成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②。而工资制度改革、投资的“潮涌现象”正是我国通货膨胀预期形成的基础，并在收入追赶机制、总需求效应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地被强化。也就是预期的通货膨胀通过预期的自我实现机制不断地演变为现实的通货膨胀，而现实的通货膨胀又反作用于预期，使得预期得以进一步强化，从而不断地将通货膨胀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六、结论性总结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
第一，从长期来看，我国的通货膨胀内生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随着我国工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的不断拉大，通货膨胀率具有长期向上攀升的趋势。
第二，工资制度改革引发的农民收入追赶是我国特有的通货膨胀传导机制。工资制度改革是我国城乡工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而导致的收入分配的重新调整，但在收入分配调整中没有充分关注农民的利益。因此我国几乎每次工资制度改革都伴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并导致通货膨胀的产生。但从长期趋势来看，城乡工农业部门的工资增长率差异具有持续拉大的趋势，而这部分差异抵消了我国通货膨胀率长期上涨的趋势，维持了较长时期的“高增长低通胀”。
第三，“潮涌现象”对我国通货膨胀率具有方向相反的短期和长期两种不同效应。在短期内，作为总需求的“投资潮涌”通过加剧能源性、资源性投入品价格的上涨而加剧通货膨胀，并可能与收入追赶机制相叠加而将通货膨胀推入更糟糕的困境。但在长期内，投资潮涌将导致资本存量的快速积累而在城市工业部门形成大量的产能，进而导致工业消费资料产品价格下降而将通货膨胀拉下。因此，我国在无法根本消除城乡差异以及模仿式科学技术进步机制的情况下，长期内我国仍将面临“潮涌现象”之后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过剩的产能通过出口得以平衡的情况下将导致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快速积累，进而导致过剩的流动性；在出口遭遇外部环境变化而发生逆转的情况下，我国将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因而既防通胀又防通缩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两难。而破解这种“既防通胀又防通缩”两难的出路在于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转变“投资加净出口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为“消费投资净出口三者协调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
收稿日期：2009—04—07
注释：
① 这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原发技术进步机制有很大的不同，模仿式（Imitation）技术进步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因为其前景是可预见的，失败的风险很小。因而模仿式技术进步实际上内含于投资之中，只要占有了投资，就意味着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能够引进技术或模仿技术。因此投资的“潮涌现象”意味着技术的“跳跃式”特征。
② 我们的模型中没有能够将预期因素整合进去，这是本模型的一个非常大的缺陷。因此在这里提出这种机制以试图弥补这一缺陷，同时表明我们也非常重视预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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