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列宁晚年的构想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晚年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7623（1999）05－0003－08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已经历了80多年的历史，我国也在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上走过了艰难曲折的50年。回顾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既有成功的喜悦，也有失败的痛苦；展望未来，我们既充满信心，又面临严峻挑战。为了更好地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总结以往建设的经验，汲取其教训，规划好未来。
一、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社会看法的根本改变
十月革命前，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就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对即将建立的新社会作了描绘，认为新的社会应当是：（1）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 由国家以社会的名义直接占有这些生产资料；（2）由国家计算和监督全民的生产和分配， 全体公民必须在国家统一制定的工作标准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同等地领取报酬； （3）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管理处，建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实行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十月革命后，列宁按照这一构想着手改造和重建俄国社会，短短几个月内就颁布了土地国有化等法令，将一切大的工矿企业、银行、铁路等收归国有，规定“在工人和职员（共计）人数不少于5人，或年周转额不少于1万卢布的一切工业、商业、银行、农业等企业中，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应实行工人监督”[1]， 实行了以粮食为核心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垄断体制。虽然列宁此时也意识到俄国经济存在发展水平高低不同的五个阶梯，要求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其它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但随着战争的爆发，阶级斗争形势的日趋严峻，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中间环节的构想并未真正实施，而是在战争环境中将以前设想的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模式推到了顶点，推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有：（1）余粮收集制；（2）工业国有化；（3 ）禁止自由贸易；（4）居民供应配给制；（5）劳动义务制。战时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列宁早期设想的国家社会主义在特殊环境下的实施，这种政策虽然为赢得战争做出了贡献，但也使俄国社会建设遭受了严重挫折，特别是1920年到1921年初的经济政治危机使列宁认识到原来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做法严重脱离了实际，“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2]。
为了摆脱危机， 寻找适合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列宁在1921年初阅读了许多农民的来信和申诉，亲自接见了来自各地的农民代表，深入研究了农民问题，于1921年2月8日在政治局发表了《农民问题提纲初稿》，提出了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建议，俄共（布）根据列宁的建议于1921年3月通过相应的决议，“改行新经济政策， 退回到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手段、经营方式和经营方法”[3]。起初， 列宁将新经济政策视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妥协和退让，作为向以前设想的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迂迥”曲折的准备阶段。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列宁认识到改行新经济政策绝不是用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等个别政策的调整，而是从此开始走上了一条通过新的途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因如此，列宁在1921年底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将十月革命后苏联“在解决经济建设领域里的社会主义任务”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从（大致是从）1918年初到1921年春的时期，另一个是从1921年春开始的现在这个时期”[4]。那么， 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苏联的政策在哪些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改革呢？首先，用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纳税后将剩余的粮食、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交换，换取所需的商品，放开了农贸市场。其次，改变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要求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和独立的会计制度，按商业化原则办事，自负盈亏。第三，改革单一的公有经济，鼓励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租让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共同发展。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调动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第四，产业政策上，坚持发展大工业的同时，注重农业、手工业和其它行业的发展。第五，对外实行开放政策，要求大力引进和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聘请和雇佣外国的专家和管理人员，大力引进外资，搞租让制，举办合营企业。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使俄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这使列宁逐步认识到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实际出发，建设带有小农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列宁晚年的沉思中，对如何建设带有小农特点的社会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就是应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为了更好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列宁要求必须完成两个划时代的任务，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革命。
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开始突破了社会主义理论的初定模式，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没有经过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介于东西方之间的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思想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得出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5]的结论， 找到了将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结合起来的以合作社为表现形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由于列宁的早逝，没来得及对根本改变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作深入的论述，而当时大多数俄共领导并未达到与列宁的思想同步发展的程度，并没有认识到列宁对社会主义社会看法根本改变了的含义，没有认识到列宁要求的“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6]的深远意义， 不可能达到通过新经济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高度，也就不可能从已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依然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妥协和退让，看作是向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模式过渡的迂回曲折的准备阶段，正因如此，虽然列宁从思想上实现了从旧的社会主义模式向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发展的飞跃，然而，这种飞跃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只能停留在少数人的思想上，不可能转变为大多数人思想上和实践上的飞跃，这也导致了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已在所难免。
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艰难历程
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发展中内在地包含着两种社会发展模式，即早期的以马恩设想为基础和巴黎公社为蓝本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和晚年从俄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形式的以商品交换为核心的文明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模式，有个从前一模式向后一模式的发展过程。由于后一模式是列宁病重期间躺在病床上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沉思的基础上以口授的形式表示出来的，所以，这一思想并未引起大多数人的重视。列宁逝世后，以什么样的标准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苏共上层领导人士思考的核心问题，也成为后来苏共理论斗争的焦点。以斯大林为核心的掌握国家实权的多数党员坚持列宁的早期的社会主义模式，想把俄国建成为不存在商品交换的以国家计划管理为核心的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以布哈林为首的不掌握国家实权的少数党员坚持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模式，坚决维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允许自由贸易，开放商品市场，使市场经济“常态化”，缓慢地、谨慎地、逐渐地“使国民经济”在综合平衡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从斯大林和布哈林争论的内容来看，虽然布哈林的理论更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由于当时苏联所处的特殊的社会环境，大多数人更倾向于接受斯大林的理论，因为，从理论上来看，斯大林的理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早期提出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都主张建立一种不存在商品交换的以国家计划管理为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苏联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苏联未经过两次工业革命的洗礼，工业基础非常落后，处在西方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的苏联人民深刻地理解了落后就要挨打的这一帝国主义时代弱肉强食的公理，迫切要求尽快地把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要尽快地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就必须由国家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有计划地投资到迫切需要发展的重工业上，这就是说斯大林的理论和苏联人民因获得解放普遍激发出来的想尽可能快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相吻合的，得到了苏联人民的支持。
斯大林在理论上和反对派进行斗争的同时，经过三次大的政治审判逐步从肉体上消灭了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反对派，确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在斯大林政治权威逐步确立的同时，苏联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发展计划，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已跃居欧洲第一位和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二战期间苏联虽然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但最终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苏联的影响和帮助下，二战后建立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自然选择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随着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苏联模式的弊端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暴露出来了。从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进入了一种如何从苏联模式中解脱出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艰难曲折的探索时期。
最早尝试从苏联模式中解放出来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参照苏联建立国家集权制的体制时，发现这种体制经济上难以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政治上容易产生官僚主义，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想根据本国六个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制定独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南斯拉夫的探索被苏共视为离经叛道，苏共凭借其最早进行革命和二战中的卓越表现而形成的崇高的国际威望在九国情报局中以老大自居，发号施令，指挥别国党共同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后，南共面对严峻的形势，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危机，对马克思和恩格思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得到启示，形成了“工人自治”的社会发展道路，并按照“工人自治”、“权力分散”、“非官僚化”的方向对以前形成的苏联式的集中体制进行了改革。虽然南斯拉夫最早开始对斯大林模式进行改革，但南斯拉夫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的改革，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对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南斯拉夫的改革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影响并不大。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继任的马林科夫虽然想继续坚持斯大林体制，但遭到了赫鲁晓夫为首的众多的中央委员的反对，苏联国内形势的发展也迫切要求对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作必要的调整。赫鲁晓夫针对斯大林时期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实际，重点抓了农业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被选为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掌握实权后，在苏共二十大结束时突然召集与会代表在24日深夜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大量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并对造成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斯大林的主观原因作了剖析。赫鲁晓夫的报告在国际共运史上引起了巨大震动。虽因报告未能对斯大林进行客观的全面的评价，忽视了斯大林错误的政治经济根源，回避了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等问题，给国际共运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不利于彻底纠正苏联模式的弊端，然而，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毕竟第一次从苏共内部明确提出了改革的任务，使苏共和各国党从长期束缚人们的斯大林模式中解放出来，从教条主义盛行的以个人崇拜为核心的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
苏共的改革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共产党从本国实际出发思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引发了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国家掀起的第一次改革浪潮。然而这次改革浪潮终因苏联本国和东欧许多国家出现了种种失误未能坚持下去。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在许多方面停止了赫鲁晓夫的改革，逐步给斯大林恢复名誉，但在经济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必要性，而是强调应谨慎而稳妥地推进改革，从1967年10月推行了扩大企业经济权力和加强经济刺激为核心的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苏联经济的发展，从1965年至1970年苏联国民收入每年递增7.7%，工业劳动生产率每年递增5.7%。由于新经济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苏联模式的基本框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体制越来越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从1971年开始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年年递减，到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时苏联处于社会僵化、经济停滞的局面，农业连年歉收，市场供应严重不足，腐败现象相当严重。继任的安德罗波夫想通过狠抓劳动纪律，整顿社会秩序，调整经济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然而由于安德罗波夫只执政15个月就与世长辞，因此他的改革也不可能触动僵化的苏联体制。年迈多病的契尔年科接任了苏共中央领导后只维持了13个月的统治就因病去逝。1985年继任的戈尔巴乔夫为了扭转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加速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了以肯定商品货币关系为核心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然而2 年多的实践表明“加速战略”不仅未能使经济获得加速发展，反而使经济形势愈加严重。戈尔巴乔夫认为造成经济恶化的原因并不在于经济改革的失误，而在于长期形成的僵化的政治体制，因此，必须树立新政治思维，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从1988年开始的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未能扭转严重恶化的经济形势，反而使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矛盾、民族冲突公开化，使整个国家从经济危机扩展到政治危机，陷入了全面的社会危机。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了，局面不可收拾了，苏联的解体成为历史的必然。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经历了类似苏联的社会发展历程，50年代掀起的改革因苏联的干涉而夭折；60年代在苏联实行新的经济体制时，捷克发生了布拉格之春，因苏联担心捷克的改革可能使整个东欧失去了控制，出兵进行了干涉；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苏联遇到危机无暇西顾之时，东欧普遍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这次改革虽然每个国家所走的道路差别很大，但改革的命运是一样的，最终未能形成一种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使本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趋于解体。
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布哈林的理论虽然坚持了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正确看法，但由于当时斗争力量对比的悬殊，布哈林的理论并未被苏共和苏联人民所接受，因斯大林的理论和马恩与列宁早期的理论是一致的，符合落后国家想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的，因而普遍被社会主义国家所接受。然而，由于斯大林的理论本身存在着许多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斯大林模式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都先后对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体制进行了改革。南斯拉夫最早进行的改革虽曾形成了独特的自治发展道路，然而自治理论的缺陷导致了南斯拉夫最终解体，而且南斯拉夫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的。苏东各国进行的改革都是在斯大林模式造成的严重的社会经济困境下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都未能给斯大林的理论以一个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彻底否定。赫鲁晓夫的下台、苏东国家的最终解体都是因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所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停滞是固守斯大林模式的必然结果。总之，斯大林模式必须改革，不改革社会主义国家必然出现停滞、倒退，甚致导向灭亡，苏东国家的解体，事实上本身就是斯大林模式的解体，这与第二国际的破产就是修正主义的破产的道理完全一样，苏东国家的解体也从反面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列宁晚年构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的，中国为什么选择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给我国社会造成怎样的弊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怎样实现从苏联模式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笔者曾在《从苏联模式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中作了论述，在此，我想再探讨一下我国为什么能实现从苏联模式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而苏东未能实现从苏联模式向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中国之所以能实现从苏联模式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变，首先得益于20年前在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震撼人心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次大讨论，不仅使党的领导者的思想获得了解放，而且使全国人民的思想获提了解放；这次大讨论，不只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是个认识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实践问题。正如恩格斯谈到哲学革命对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作用时指出的那样，“正象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地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7]，我们也完全有理由把1978 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看作是我国实现从苏联模式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前导。正是有了这次思想革命，我国完成了从苏联模式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正是由于缺少这样的思想革命，列宁晚年虽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看法根本改变的思想，提出了“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就需要将工作的重心“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就需要一场文化革命，“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8]。然而，由于列宁的早逝， 他千呼万唤的文化革命并没有出现，他所期盼的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整个阶段的愿望并未实现，从旧思想到新思想的转变只发展到少数几个人的身上，因此，他所企盼的从旧的社会主义向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在苏联已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可能建成。苏联模式建立后，苏东国家虽掀起了几次改革的浪潮，但每次改革都因缺少思想变革的先导，都未能在改革实践中确立起列宁经常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都未能在实践中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能指导本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因此，这些国家的改革始终未能走上正确的轨道，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从列宁的文化革命到我国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认识的发展来看，已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曲折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真理标准讨论实质上是列宁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基础出发提出的文化革命思想的继续。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正是有了全民的文化革命，全民的思想解放，我党在实践中形成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才能得以顺利贯彻执行，才能在实践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并以新的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除此之外，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成功转换还得益于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成功地借鉴了苏东国家的经济教训。虽然列宁晚年的探索未能坚持下去，斯大林模式带来了严重的弊端，苏东国家从50年代开始的改革，或因操之不当，或因苏联的压力，或因考虑不周，而少有成效，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毕竟为我国的改革在一些思路上和实践上提供了难得的借鉴和启迪作用，具体来说，可借鉴的经验教训主要有：（1）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 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发展规律，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苏东国家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都未经过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都缺少现代文明的基础，都存在大量的封建残余，因此，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低水平的本国实际出发，寻找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反对封建主义，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逐步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然而，从斯大林那时起，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高估本国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虽然在后来的改革发展中对本国的国情有了越来越实际的认识，但都未能对本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科学的论断。我党总结了其它国家的教训，明确提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并以此为出发点，寻找适合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道路。（2）以农村改革为起点和突破口， 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列宁在解决战时共产主义造成的严重危机时，首先考虑占俄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利益，从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培育农贸市场，逐步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为了与新的经济发展相适应，提出了应完成政治体制的变革和文化革命这两个划时代的任务。从苏联推行集体农庄起，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体制，后来的领导者虽然认识到了斯大林体制的弊端，赫鲁晓夫就曾试图解决农业这个老大难问题，然而，由于他想通过大规模开垦荒地解决农业问题，并未触及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者也未找到与农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道路，他们的改革也就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只能以失败告终。中国总结了其他国家的教训，沿着列宁的思路，首先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然后，把改革逐步推向城市，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形成了成功的改革之路。（3 ）改革必须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探索。列宁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逐步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论述到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出发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并未对苏联后来的领导者产生实际的影响，后来的领导者仍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当作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提出了自治式的社会主义，但他们仍然把自治式的社会主义当成马恩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表现形式，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领导一样，也未彻底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未能从本国实际出发找到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邓小平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明确提出了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使经济处在长期停滞的社会是不能算作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坚持实践标准，从实际出发，独立思考问题，是我国实现从传统模式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关键。依据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也必须不断创新。要创新就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独立思考问题。列宁正是从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出发进行独立思考，才有了晚年思想的转变，才提出了新的社会主义构想。然而，斯大林继任后并没有沿着列宁的思路从俄国实际出发独立地探索适合俄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设想的模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封闭的环境下靠热情和主观意志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逐步陷入僵局，窒息了社会主义的生机。长期以来，不仅苏联领导人未能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思考和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且还为其他国家设置了障碍，要求其他国家将斯大林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模式，把自己的经验和做法看作是普遍真理和成功的典范，要求其他国家必须按照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否则，轻则开除出社会主义大家庭，重则出兵镇压，这不仅使苏联本国陷入了僵化的教条主义之中，而且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敢大胆地根据本国的实际独立自主地思考和探索适合本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上普遍丧失了创造性，这就导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苏东国家的解体。当然，苏东国家的共产党人为解决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也作过很大的努力，掀起过三次大的改革浪潮，并在改革中取得了初步的成效。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特别是80年代以来掀起的来势凶猛的第三次改革浪潮，苏东国家的许多执政党人却照搬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将本国的改革引入了误区。与苏东国家的改革不同的是，我国在改革之初就恢复和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就指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9]，正是在独立的思考和探索中，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思想上不断获得解放，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列宁晚年根据新经济政策的实践提出的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它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并经过了实践的检验，是将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实际中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的产物。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源于列宁构想，列宁突破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从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中形成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列宁构想的基本思路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和列宁构想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可以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列宁晚年构想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更为彻底的发展。当然这种更为彻底的发展在很多方面与列宁的构想形成了重大的差别，这些重大的差别，笔者在《列宁的改革思想和邓小平的第二次革命》中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了论述：（1）列宁的改革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未能在实践中付诸实施，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而邓小平系统地研究了前人的理论成果，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改革的经济教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2 ）列宁虽然意识到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但并未明确提出，更未将改革上升到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质要求的高度；而邓小平的第二次改革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将社会主义理论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3 ）列宁虽然提出了改革的初步设想，但对改革的具体内容和如何实现改革的问题论述较少；而邓小平不仅认识到改革的全面性和深刻性，而且对每方面改革及其要达到的目标和现实目标的途径及检验标准作了深刻的分析，具有较大的确定性和较强的操作性。列宁和邓小平在改革理论实践存在的重大差别也可以看作是列宁晚年构想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大差别。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列宁晚年构想内在生命活力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辛勤探索和勇于创新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指引我们奔向新世纪的航标。
[收稿日期]1998－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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