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研究型大学形成的政策基础与外部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部环境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基础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0;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3)02-0014-06
一、目前我国研究型大学形成和发展的政策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两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全面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制的新的发展阶段。1992年以来，在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质量、效益统一协调发展的方针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通过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合作办学、协作办学、转由地方管理等形式的改革和调整，已经使原有“条块分割”的办学体制和结构布局不合理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已逐渐建立起来。比如，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教育有了较快发展，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在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上，通过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改革，提高了高校的管理效率和办学活力。1995年国家“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以及随后211工程的启动和985工程的实施都为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和办学环境。
目前的关键是在冲击一流的过程中，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应该如何办，从办学模式、管理方式和经费投入形式上如何体现中国特色。虽然，目前大学内部管理理念的改革、学术组织结构的调整和学科整合与建设都是围绕国家科教兴国战略需要和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目标而进行的，我国的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和发展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和发展会非常不同，这些不同不仅表现在时代特征和文化差异上，而更表现在高等教育的管理理念和办学模式上。比如，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研究型大学大多是私立大学，它们是在长期的竞争机制中脱颖而出的。在我国，虽然也存在民办高等教育，但是它们的办学条件和科学研究水平不仅无法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相比，也无法与我国目前的普通高等教育相比。这就决定了在我国发展研究型大学，只能由普通高等教育承担，只能是政府行为。就是说，只要政府认为很重要，并决心采取具体的行动——如扩大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经费投入，进一步提高办学自主权——就能够使大学在提高国家综合国力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快速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如果没有国家优先发展战略，如211工程和985工程的支持，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最近几年是否能够进行如此深层次的结构改革和调整，是否能够在实力上有如此大的增强就是一个问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近几年的改革与取得的成绩毫无疑问与国家政策倾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选择，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指出：“我觉得投资就是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如果把国家有限资源白白地‘撒胡椒面了’，反而看不到任何效果。”他又说，“还是要承认北大清华的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同类学校的，最有条件率先冲击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水准。”闵教授的话并不是因为他是北大党委书记，他才这样讲的。北大和清华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今年国家重点学科评比中，北大有81个学科，清华有49个，分别名列第一和第二。在北大和清华建设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过程中，政府持续不断的政策和经费支持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政策选择是至关重要的。
二、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高等教育多样化的关系
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和发展应该是建立在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基础之上的。这一点是由于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特点和市场用人机制决定的。研究型大学是以对本科生进行通识教育，对研究生进行专业教育为重点的，注重博士生的原创性能力培养。如果太多的人进入这一类教育模式，势必造成人才市场的断层。这一点即便是市场经济非常成熟的美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些在研究型大学接受通识教育的本科生，在交付了四年昂贵的学费以后，突然发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找不到合适的职业，因为他们没有一技之长。为了能够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位，他们又不得不重新进入职业培训。即使那些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人，在一个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也不可能完全地被吸收，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博士开出租车和科学家在餐馆里洗盘子并不稀奇的原因。市场对人才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不可能只需要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人。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技术工人”断层问题就是一个例证。大家都搞专业教育不好，大家都搞通识教育也不行。因此，在我国要建设和发展研究型大学，首先要实行高等教育分类发展。这样才能有利于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于不同人才的需求。
实行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不仅利于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于不同人才的需求，也可以避免有限教育经费的浪费。目前，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存在一种盲目竞争的趋势。比如，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大学都提出要把自己创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广泛造势，并采取不同的措施招贤纳士，以提高自己的声誉。其实，这些都是表面文章。一所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和发展不在于已经拥有多少大楼，多少科学家，而在于从这些大楼里是否能出一流的成果，是否能不断地提出世界领先的学术思想。对于这一问题，北京大学著名计算机软件科学家王选院士，在不同的场合反复以剖析自己的形式提醒大家，新思想、充满朝气和冲天干劲才是学科发展的关键。他的话应该引起我们深刻的思考。
之所以产生盲目竞争的现象，主要还是在于一些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忽略自身的实际情况，希望能够尽快的上层次，争取国家的政策倾斜和经费投入。毫无疑问，每一所大学都有权对自身的发展选择不同措施和手段。关键是，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利用这一资源，并使成果最大化，这是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选择问题。实际上，我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和发展，就是集中优势，使有限资源最大化的一种手段。但是，它应该建立在政府的政策引导和高等教育的分类发展基础之上。
三、研究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与北大清华的经验
分析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过程，不难发现它与联邦政府的政策选择和经费支持密切相关。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几代领导人一直关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发展，它们取得的成就离不开政府和社会的一贯支持。对于国家的信任和支持，两所大学的领导也深感自身责任重大。比如，课题研究过程中，笔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他表示，“尽管我们仍然感到物质基础薄弱，力不从心，但毕竟比其他学校得到了更多的国家资助。创办研究型大学实际上是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北大应该继续成为中国的center of excellence，然后走向世界，成为one of the excellence in education，这才和中国应有的国际地位、国际影响相匹配。”清华大学也在向着自己的既定目标——在2011年百年校庆时初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坚持不懈的努力。
但是在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如何看待目前北大和清华的发展不仅关系着两所学校，也关系到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二十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不仅给北大和清华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机遇。清华大学的发展规划要求在2011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的发展规划计划用17年时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既定目标，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首先应该清楚的是，北大、清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并不是几个三年，投了多少钱就能一蹴而就的。与哈佛、斯坦福、牛津和剑桥等世界公认的一流研究型大学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我们是否拥有一批国际一流的学术权威，一些配备精良的实验室，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拿出解决中国、乃至于世界所面临的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培养出一批批能够肩负未来挑战、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并且具有国际视野的一流学生。
回顾我国高等教育所走过的路程，必须承认创建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设想是在人力、财力和物力基础都相当薄弱的情况下提出的。北大和清华在真正意义上的恢复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比如，北大正式招收博士生是在1981年（注：（北京大学）各院（系、所、中心）招生人数比较表(1978-1998).）。（仅在数学系、物理系和化学系共招收了15位博士生），授予第一个博士学位是在1983年（注：（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人统计表(1980-1984)）。而在2001年在校博士生数量是3449人（注：北京大学行政公报[Z].2001,(13):1.）。而目前在清华大学就读的博士生已经到达3275人。（注：http://www.tsinghua.edu.cn/chn/xxjs/xxyg.htm.）国家在北京大学建立第一所重点实验室是在1986年（注：北京大学行政公报[Z].1986.），到2002年，北京大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17个（注：http://www.pku.edu.cn/academic/index.html#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同样的情况下，目前，清华大学有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心16个。（注：http://www.tsinghua.edu.cn/chn/kxyj/index.htm.）正是在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国家现代化多做贡献目标的推动下，北京大学取得了多项重要科研成果。在2001年，王选教授和黄昆院士包揽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就是很好的例证。
如果把北大和清华的发展放到一个历史背景中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她们已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虽然她们离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从学术研究和科研成果方面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们相信这一距离是在不断缩小，而不是在拉大。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发展足以表明国家高等教育的政策选择和经费投入是正确的和有成效的。而研究大学的发展和建立完全可以遵循这一选择模式。
四、研究型大学发展过程中科学研究的管理模式问题
如何根据科学发展规律管理大学的科学研究是值得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予以充分关注的问题。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对大学的科学研究进行管理，要考虑到大学学术管理和科学研究的特点，要协调大学内部对科学研究管理的关系，使二者统一起来。
对于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大学里的科学研究可能与其它研究机构科学研究的性质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大学里的研究可能会更倾向于基础研究，比如理论数学或理论物理等都属于基础性研究，目前在北京大学的两院院士中，这两个领域的人最多。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性质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应用科学研究与市场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联系要比基础科学研究密切得多，因此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基础理论研究可能成果出来了，也不很清楚它的应用价值是什么，所以基础研究的时效性很差。但是，目前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就是急于求成，只要经费投进来，就要马上出成果。由于经费导向和急于出成果，许多科研人员不愿意从事基础理论研究。
从事基础研究的人，对于自己领域的研究特点有深刻的理解，并按一定的规律进行研究，过于急功近利不但不能取得重大成果，反而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比如一个时期以来，对大学中各种立项进行了一系列的评估。合理的评估当然是必要的，是监督和推动科学研究发展的重要手段。但是，如果评估过于频繁，学校的管理和科研人员就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接待评估人员和会议上：为了应付不同的评估，不得不一遍遍地向不同的评估团体陈述业绩和成就。结果是相关人员不堪重负。针对目前主管部门对大学的科研管理问题，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上级主管官员这样说：
多元化项目管理使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财务管理工作更加复杂，财务机构任务更加繁重。现在财政收入多了……多出来的钱好多采取项目管理的方式来花，好比我们说的985即《行动计划》，那就是个项目，在这之前著名的211工程也是……这都是项目管理……项目管理就有一个审项目的问题。审项目：中介机构先审，教育机构审，然后他（财政部）审……报完以后，各校的材料加起来有几个大卡车。
如果仅仅是211工程或985行动计划问题似乎还不大，关键是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项目，都要进行各种评审和论证。这样不仅上级主管部门工作忙不过来，对于学校来说也忙不过来。一位主管大学科研与教学的领导这样描述他对目前科研评估立项和审核的感受：
学校为应付这个（各种评估），你是一个司啊，那别的司呢，还得搞别的事了，还得下不少文哪。就是说上面对学校的干涉太多，或者指令性的东西太多。说不参加吧（指项目的申报），不参加就没这个名。没这个名，人家一说，某某学校全国认定的文科基地多少，那你XX大学没有，行么？不行。所以尽管大家意见一大堆，还得跟着他的指挥棒走……开这会，开那会，就是这些东西，使这些院系的领导们都不可能集中精力去考虑自己院系的发展。那么，就必然会要么就应付，要么就认真对待，成天就干这个也干不过来……不同的系统上边都想办事，都想证明自己在干事，都想自己证明自己有业绩……所以现在，你想，我们是个教学研究单位，你就看一看他的领导，或者他的学术骨干有多少时间是集中精力花在研究上，就是我们这种时间正在浪费。
是上级主管官员的话也好，还是学校主管领导的感受也好，实际上提出了对大学科学研究应该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问题的出现也决不仅限于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确实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研究的两个案例都有过太多这样的经历。因此，现在看来非常有必要探索一种对大学科研管理的新模式。尤其是发展和建设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探索出一条合理的科学研究管理机制就更为重要。
五、研究型大学用人机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协调发展问题
在用人机制上，北大和清华都采取了“总量控制，调整人员结构，减人增效”的措施，但也遇到了大学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许智宏校长在2002年的新年寄语中讲道：“北大这几年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少。我国的高校多数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成长起来的，与科技界、国有大型企业一样，最突出的问题是用人机制。现在虽然大家都说要过渡到按需设岗，按岗聘任，不称职的要有退出机制，但受客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又往往难以真正做到。如果用人体制不改革，现在引进的优秀人才再过二三十年又会变成‘瓶颈’，人才不流动就会成为一潭死水。因此，建立新的用人机制已经刻不容缓。”
在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过程中，大家越来越感到人才对大学发展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学者对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大学的管理者非常希望拥有用人的自主权，并努力建立健全用人机制。在这里用人机制可能包括许多方面，如招聘方式、工资待遇、拟受聘人员学术能力评估、学校的人员编制和人员管理权力下放等。目前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人才招聘中，多采取了开放式的招聘机制，比如通过互联网和驻外使馆发放招聘信息。但是在聘用机制上还无法和国外同类研究型大学相比。比如，在我们对北大和清华的两个案例研究中，人们反应最强烈的是大学“需要的人进不来，不需要的人出不去”。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受人才聘用制度的制约；第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跟不上发展的需要。
在我国大学中，人员聘用制度大多是终身制，这一制度有优越性也有弱点。优越性在于科研人员能够一心一意地从事自己的研究，而不用为“找工作”担忧。弱点是不利于人才的考察。 在美国的大学中，不管新受聘人员所获得的职位是具有终身制性质的还是不具有终身制性质，在他最初任职时都采取合同制。合同制为学校充分考察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提供了制度保障。比如，以合同形式雇佣科研人员会有两种动力机制。首先，一个科研项目如果不能继续获得联邦政府的资助，这些研究型的科学家们就会随着项目的结题而离开，使大学不至于被学非所用的人占满名额。其次，为了继续留在他喜欢工作的学校，合同制的科学家们会加倍努力工作，不断主动寻求新的项目，继续自己的研究。经过一定时间的考察，如果雇佣双方发现彼此不合适，就可以随着合同到期而终止雇佣关系。这种科研人员的正向流动，对大学和科研人员都有好处。科研人员不会因为没有项目而留在学校里碌碌无为，大学也不会因为超编而头疼。受人才聘用制度的制约目前我国的大学还做不到这一点。
第二，即使是用人制度到位，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也不健全，大学无法把招聘进来的人毫不负责任地赶出去。因此如何使专家学者能够体面地进入大学，也能够体面地出去寻找更好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是专家学者和大学都感到两难的问题。因此，改革目前我国大学用人机制中的问题需要国家人事部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配合，并建立健全各种保障机制。
六、研究型大学中科研编制与经常性和事业性经费的配备问题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短缺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政府也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比如通过合作办学，解决学校经费问题，同时允许一些有能力的大学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广开财路。这一政策使北京大学受益非浅。比如，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通过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以及与工业企业的联系募集资金，2001年获得的基金数额为8千多万元；北京大学的校办企业在2001年也为学校提供8千万元资金支持。这些数字表明北京大学的办学经费正在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但是，我们在研究中也发现，目前国家对大学科研经费的投入仍远远落后于大学在科学研究和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培养的需要。比如，大学获得国家科研经费的唯一途径是国家的立项课题，而立项课题除了要求对具体课题开展研究以外，并没有附加事业性和经常性经费，对立项课题学校除了提取5%的行政管理费以外，其余都应用到研究中。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去掉一部分人工费（学生助研、调研等费用）外真正用于研究的经费并不多。因此出现了拆东墙补西墙的局面。比如用横向课题补国家课题。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缺乏事业性和经常性经费和配套的人员编制。由于没有配套的人员编制和事业性经费，一些应该对外正常开放的国家实验室无法开放。最近一些研究发现有的大学实验室甚至成了个人的特权领地，谁有钱，谁能用。
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大学主管科研的常务副校长迟惠生教授一再强调，既然大学的科学研究已经纳入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大学的科学研究就应该有专职的科研编制，有经常性和事业性经费。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实验室真正对学生和学者完全开放，提高实验室的利用率。实验室对学生和科研人员开放是研究型大学培养研究型人才和科学研究出成果的最基本条件。如果连国家重点实验室都不能向学生开放的话，也就没有达到建立这些重点实验室的目的。
科学研究对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科学研究本身，也体现在人才的培养方面。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之所以受到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一个原因是它把科学研究与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只有通过研究，教授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并反映到教学活动中去，教学才能得到发展。现在国家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科学技术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然的要求。科学研究无疑对于国家和大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北京大学也一直是这样做的：通过科学研究提高大学的国际声誉，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
但是如何理顺大学中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模式和人员编制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七、研究型大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通过本课题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大学的整个管理理念和运作机制与美国的研究型大学的办学观念和运行机制是非常的不同。如果说在美国，联邦政府通过政府的科研立项形式与大学建立亲密关系，在我国，政府通过科研立项和专家学者自由选题的形式，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命令相比的确是扩大了科研人员学术发展的自由空间。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科学研究立项的形式对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可能对大学的整体学术发展产生牵制作用，因为科研项目重要与否的选择权不在学校，也不在学者，而在立项部门。第二，在面对社会有许多重大实际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下，立项部门考虑更多的是需要马上解决的重大决策性和应用性问题：一个项目能否立项往往从它的实用性角度考虑。这样做虽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一些需要关注的长线研究，如基础理论研究可能会受到冷落。结果是科研人员跟着实用性项目跑，一些基础性的理论研究由于缺乏经费而没有人过问。长此以往，可能会造成学术发展中理论基础的贫乏。目前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相关立项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并在立项时试图关注基础研究。但是，更重要的是研究型大学本身对于自己的整体发展要有一个全面的把握，针对各自学校的基础理论研究特点给予长期的、而不是短线的投入。
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和国家的发展战略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大学从政府相关部门获得科研经费，对于提升大学的科研能力和办学条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关键是政府在通过大学对国家优先发展战略问题进行论证和研究的同时，应该更多地关注大学中的一些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只有基础理论的不断发展，才能确保应用研究中的科学发现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