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知在华的文化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活动论文,在华论文,林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1)01-0105-06
在明清以来近五百年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有一种较奇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众多的欧美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结果是其矢志追求的基督教文化并没有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反而服务其传教目的的那些西方的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先进的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以至于明清以来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成了传播西方文化的一支重要队伍。这种“种瓜得豆”的文化现象反映了世界文化交流中较特殊的一面。本文试图通过林乐知这个典型，在展示其文化足迹的基础上，给这种“特殊现象”以简略的解析。
一、林乐知其人
在近代中国，林乐知的形象，似乎更像是一位传播西方文化的使者，而非庄重的传教士。之所以如此，与林乐知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以及他的传教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1859年12月，23岁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同夫人及他们还不到5个月的女儿踏上了驶往中国的航船，经过210天的艰苦航行于1860年6月来到了上海，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40多年的生涯。
林乐知到中国后，起了个中国名字叫林约翰，后取中国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耻”之意，更名林乐知，字荣章，有时常自称“美国进士”，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数年后，他的中文学习颇有进步，大致过了语言关。但这时美国由于爆发了南北战争，监理会无法顾及林乐知的生活，使他的经费无处筹集。林乐知自称：“我们有四年之久，收不到差会一元钱，也接不到亲友的一封信。”〔1〕不得已，林乐知为求生路，在冯桂芬的介绍下到上海广方言馆教书，还曾典卖教会财物，贩卖粮食、棉花和煤炭，当保险部门的经纪人。后受徐寿之请，到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从《教会新报》的有关记述分析，林乐知译的书有《格致启蒙博物》、《格致启蒙化学》、《格致启蒙天文》、《格致启蒙地理》、《万国史》、《欧罗巴史》、《德国史》、《俄罗斯国史》、《印度国史》、《东方交涉记》、《列国岁计政要》、《列国陆军制》、《新闻纸》、《地学启蒙》等10余部。〔2〕由于教书认真，译书勤奋，清廷赏以他五品顶戴的官衔。这一时期，林乐知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他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适应中国文化，让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
在晚清基督教新教派(Protestant Christianity)的传教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习惯上所称的“直接布道式”，就是涉足中国的乡村、城市，面对广大的平民百姓，宣讲教义，歌颂上帝，发布传单，广送宗教图书，选择合适地点建立教堂。也就是为传教而传教，较少触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不去办报、兴学、建医院等。从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后的多数传教士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收效并不显著。林乐知来华之后，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1861年，他对南京的太平天国异乎寻常地感兴趣，企图由太平天国打开一个缺口，推进传教事业。他邀请同行好友，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南京，拜见了洪仁玕。但太平天国忙于对付清军的围攻，并未对林乐知的传教要求发生兴趣。70年代之后，林乐知等个别传教士提出了一种新的所谓“自由派”(liberal)的传教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传教士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针对中国的文化特点去改造中国；二要把基督教义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巧妙地揉合起来，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如办教育、建医院、办报纸等，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市场，吸纳更多的华人入教。
林乐知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极为关心，尤注重解剖晚清的社会结构。他在《中东战纪本末》中讲：“初来华海时，正值发匪遍地……当匪势极盛之际，亲入伪都，留宿伪干王府，以觇其所为。咸丰十年，英法兵直入北京，即而款议庆战，洋兵全退，转助中国以平发逆。发逆略定，捻、回诸匪相继作乱。凡此情形，皆仆之所镂骨铭心者也。同治季年，日本有台湾之役；光绪初年，法兰西有越南之役，日本又有朝鲜之役，又皆仆之所身亲目击也。至于中国与各国所订之和约，则皆读而知之。中外交涉诸事，则皆逐月考察，分别纪于《万国公报》。”〔3〕在细心观察中国内政外交的过程中，林乐知得出要想广传基督教，必须抓住“士”，结交“官”的结论。他认为在中国“士为四民之首”，官和商大都来源于“士”，征服了“士”就等于征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因而他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广交了一批“士”和“官”，如冯桂芬、严良勋、汪凤藻、陈兰彬、沈毓桂、应宝时、李鸿章、丁日昌、张之洞、张荫桓、吕海寰等。这些人一般思想开放，渴求新知，他们看重的是林乐知广博的西学，而林乐知则立足于这批官绅的社会地位，试图通过他们，自上而下，广植基督教“福音”。林乐知的这些交往活动使他成了当时上海地区官僚和社会名流的好朋友。
林乐知还十分注重用儒学来阐释基督教教义。他甚至将“三纲五常”与基督教义一一印证，认定二者情理相通，本质无异。他引经据典，从基督教义中找出了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兄弟、朋友的言论，结论是：“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基督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他还认为，儒学讲“仁”，《圣经》虽无“仁”字，但“爱即是仁也”；儒学讲“义”，“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学讲“礼”，《圣经》要人们“以礼相让”；儒学讲“智”，《圣经》中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儒学讲“信”，《圣经》中则有“止于信”，即“信”是最高美德。总之，在林乐知看来，孔子和耶稣如同一人，儒学和基督教本义相同。〔4〕值得关注的是，在晚清持林乐知这种观点的传教士并不是个别人。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曾写过一本在近代中国颇有影响的书叫《自西徂东》，该书用仁、义、礼、智、信之名列为五卷，极力阐述中国的“天命”等同于西方的“上帝”，中国的孔子等于西方的耶稣。他认定：“耶稣道理，实与儒教之理，同条共贯者也。”〔5〕林乐知和花之安这些论述，不能讲一点道理都没有，儒学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思想，肯定和基督教有相通的地方，但二者的对立则是主要的。林乐知强调一致，主要目的是消除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信奉基督教的思想障碍，为广播基督教开通道路。这一招，不能讲不高明。
林乐知虽然将耶稣和孔子等同起来，但总认为儒学教化下的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十分愚昧、保守、落后，对现代科学文化缺少了解，“对自然的定律和哲学，以及化学、天文学等一窍不通。”〔6〕为了传教，首先应打破中国知识界的落后状况，让他们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观念，能够有西方人的现代思维和新的价值取向。这就是说，让中国人走出中世纪，彻底“西化”，让中国变成美国式的“新大陆”后，基督教文化即可在中国畅行无阻。从这种推理出发，19世纪80年代之后，林乐知便将其主要精力投入传播西方文化知识和改变中国知识界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上了。他在上海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型人才；译书，介绍欧美的科学文化知识；办报，传播信息，宣传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他主办的《万国公报》，在19世纪末的中国，和上海的《申报》并驾齐驱，成为中国人了解世界、获取信息的最有影响的报纸。他还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人组织广学会，出版图书，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在1901年的广学会年会上，林乐知自鸣得意地宣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已成为基督教国家的保护国，她已被置于我们的教导和开化的权力之下。”〔7〕这时的林乐知也进一步受到美国监理会和美国政府的支持，1906年他回国时，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亲自接见了他。返回中国后，70岁的林乐知仍踌躇满志，想进一步扩展他的事业，不料他却在1907年5月30日突然于上海去世。综观林乐知在华的活动，不能讲他的传教事业没有发展，但真正有一定影响的还是他的文化活动，特别是建学堂和办报纸。
二、办新式教育
在改革中国传统的旧式封建教育制度，兴办美国式的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各类学堂方面，林乐知较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更为积极、主动。因为在林乐知看来，办教育是改变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传播以基督教为重要基础的西方文化的最可靠的方法。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他一方面大力抨击中国的科举制度陈旧，不能适合现代社会需求，无法承受外交、军事、科技、实业等方面的新的要求，使国家一天天坏下去，如果再“专尚举业，有害无利”〔8〕，一方面经过多方努力，与在华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佳白(Gibert Reid)、丁韪良等成立了中国教育会，计划广办西式学堂，并由他主持于1881年在上海建立了中西书院。
中西书院分大书院及一院、二院三部分。大书院设在崑山桥，一院在八仙桥，二院在吴淞路。之所以起名中西书院，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知识界和政界的文化思潮。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的20年间，“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或“中体西用”、“中西并重”的呼声甚高。梁启超曾称全国上下认定“中西并重”为千古难变的“至言”。作为林乐知助手和朋友的沈毓桂也一再讲：当今之世，“专尚中学固不可也，要必赖西学以辅之；专习西学亦不可也，要必赖中学以襄之。二者得兼，并行不悖，乃可以施非常之教化矣。”〔9〕这种思想肯定会对林乐知有一定的影响。林乐知身受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双重陶冶，他的“耶稣加孔子”的传教策略虽仅是一种手段，但也包含了融合中西文化的因素。而且，提倡中西并重，容易为中国官僚和士人所理解，较直接取名教会学校要好得多。因而他在《中西书院规条》中堂而皇之地写道：“余拟在上海设立书院，意在中西并重，特为造就人才之举。”“创立中西书院，专为栽培中国子弟起见，非敢希图虚名，实求实济。”〔10〕事实上，因为西学新奇实惠，学生学好了西学往往可以出国留学，或在大城市找到一份挣钱多的工作，所以多数学生对中学没多大兴趣，主要精力都用于学西学上了。因而，所谓“中西并重”，只是好心人的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数年后，林乐知自己也承认中西书院的学生“对中国古学所知甚少，而且缺乏兴趣，对于西学，亦只关心英文，因为他们盼望借此在商业勃兴之上海谋得较好差事”〔11〕。社会的导向，往往比学校的教育宗旨更能左右学生的自我选择。中西书院具体日常事务由沈毓桂主持。在课程设置上严格按中西并重的原则，一般是半天中学，半天西学。中学主要是讲解古文，作诗造句，写对联，学书法，熟读《五经》等，并无什么新东西。西学课程则新鲜而具体，八年中分别学习：
第一年 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习学琴韵。
第二年 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三年 数学启蒙，各国地图，翻译选编，查考文法，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四年 代数学，讲求格致，翻译书信，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五年 考究天文，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六年 化学，重学，微分，积分，讲解性理，翻译诸书，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七年 航海测量，万国公法，全体公用，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
第八年 富国策，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翻译作文，习学琴韵，习学西语。〔12〕
这些课程涉及面较广，尤其将英语和琴韵作为基本功加以训练，对中国学生来讲多有困难。加上所招学生入学前没有基础，年龄上也相差较大，给教学增加了难度。为此，林乐知坚持“因材施教”，将学生分为特等学生、头等学生（又分一二三班）、二等学生（分作一二三班）、三等学生（分作一二班）和四等九级，针对不同情况提出不同要求，效果自然很好。
作为一所教会学校，中西书院的学生每天早晨必须“恭读圣经”，并作统一的祈祷仪式，星期天则要往教堂作礼拜，但并无系统的圣经课，也不规定学生有传教的任务。在这一点上，林乐知是很开明的。1887年后，林乐知的主要精力转向广学会和办报纸，对中西书院过问较少。1895年他辞去中西书院校长的职务，由美国监理会另派人主管。后任校长的传教士一改林乐知的风格，加重了基督教课程，将书院办成了一所地道的教会学校。至1912年，中西书院迁往苏州，并入东吴大学。
中西书院前后32年，虽然每年招生人数不多，但培养了一批有一定西学基础的新型人才。在晚清的外交部门、海关、对外贸易、近代工厂、新式学堂、北洋海军等地方，皆有中西书院的毕业生。当然，也有一些人服务于外商和列强的侵华机构，还有出国留学的。总之，中西书院造就了数以千计的、和封建传统相对立的、大体能适应近代社会的新人。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近代转换意义重大。同时，中西书院否定了清廷的科举制，传播了美国式的教育制度，对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具有示范作用。在创办中西书院的同时，林乐知还在上海办了一所中西女塾，培养了一批女性人才。从总体上看，林乐知办学校，其积极方面是主要的，消极方面居于次要地位。
三、主编《万国公报》
林乐知之所以成名，最主要还不在于他创办了中西书院，而是主编了《万国公报》。因为《万国公报》在清末影响巨大，触及到了晚清政治、外交、社会、思想、科技、教育等各个层面，当然也直接反映了传教士的利益。通过《万国公报》，可以窥见林乐知在舆论宣传方面的才智。
1874年，林乐知创办了《万国公报》，英文名《Globe Magazine》，7月1期，至1883年停刊。1887年广学会成立，决定将其作为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于是《万国公报》在1889年复刊，但英文名改为《The Review of the Times》，每月出版1期，至1907年停办。实际上，《万国公报》是林乐知最早创办的《教会新报》的继续和发展。《教会新报》(The Church News)创刊于1868年9月，每周出1期，共4页，约6千多字，目的是宣传传教的意义，交流信息，使教徒相亲相爱，互相交流感情，同时也刊登一些各国消息、国内趣闻、科技知识等，每月定价洋银1元，一般教徒可以订得起。该报的销售量大体在1千到2千多份，主要限于传教士较活跃的地区。为了吸引读者，第2年出版的《教会新报》增加了清政府的上谕和一些政治、社会新闻，第113期和116期还刊出了赫德(Robert Hart)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Thomas F.Wade)的《新议论略》。这两篇论文都建议清廷效仿欧美，除旧布新，进行全面改革，在朝野有一定的反响。林乐知转录这两篇时论，显然是为了扩大《教会新报》的知名度，但从总的倾向看，该报以教务为主，较少过问政治，因而发行量一直上不去。严格来讲，《教会新报》是一份教友通讯，为教徒所欢迎。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在厦门附近的小山乡就订阅《教会新报》，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有详细记述。〔13〕可见，《教会新报》是教友间获取信息的主要园地。
1874年，经过改刊，林乐知将《教会新报》改为《万国公报》，其办报宗旨虽仍以教务为主，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对晚清社会政治的关注和对中国各阶层民众及官吏、知识分子的有目的地施加影响。林乐知十分自信地称《万国公报》：“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赏识，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益人实非浅鲜，岂徒《新报》云尔哉！”〔14〕沈毓桂在1889年《万国公报》复刊号上曾发表了《兴复万国公报序》，讲林乐知主编此报“首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廓政本也。略评各国琐事，志异闻也。其他至理名言，兼收博取，端学术也。算学格致，各撷其精蕴，测其源流，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皆在所不当遗也。”台湾京华书局在影印《万国公报》时概括其内容称：“至其内容宗旨，虽仍然不脱传播基督教义，沟通教会消息，然亦负担起推广西学之责，于西洋科学知识，史事人物，国家现势，均有涉及。其最足以歆动中国朝野士大夫之报导，则为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所刊载之中东战纪。《万国公报》遂引起朝野官绅之广泛注意，一时视为新知识之重要来源。凡关民族自立，主权完整，政治改革，莫不有其更新之启发。嗣后变法维新运动，很显著受其鼓吹之影响。而其时学会林立，各地纷纷创办报刊，却又是形式上之重大摹拟。”〔15〕这一概述，大体把握住了《万国公报》的脉搏，也充分反映出林乐知在19世纪80年代后传教策略的根本变化，即以关心时事、传播知识、更新中国文化、培植人才，以促进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林乐知的文化活动，特别是他主办的《万国公报》一旦和晚清的社会热点以及广大民众的视角有所联系，就有了广阔的市场。《万国公报》在甲午战争之后由原来发行几千份猛增到了1万8千多份，成为晚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
《万国公报》之所以对晚清的中国人有较大的吸引力，一是在于其大量介绍和评论中国的时政；二是及时传播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识。晚清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中日甲午战争、戍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孙中山反清革命等，在《万国公报》上都有较详细的报道和各种评论。甲午战争时期，该报及时报导了中日的战况、世界各国的态度、清廷对外交涉和日本的外交，吸引了关心国家命运的晚清臣民。林乐知还以“美国进士”的名义写了多种评论，如《中美关系略论》、《广学兴国说》等，虽带有明显的干涉中国内政的倾向和殖民主义的说教，但也有某种参考价值。他后来将在《万国公报》发表的这些文章辑为《中东战纪本末》，一时成为畅销书。戍戌变法时期，《万国公报》对改革颇有兴趣，有关光绪帝和康梁维新派的报导很多，也对维新派支持甚力，还发表了大量传教士对变法的建议和评论。研究戍戌变法史，不可不参阅《万国公报》。义和团运动发生后，《万国公报》站到了对立面，大加攻击，还发表了《山东义和拳匪论》、《京津拳匪乱事纪要》，暴露了传教士对义和团排外和反帝的仇视，但也保留下了一些难得的史料。对清末的新政和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万国公报》也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议论颇多。总之，研究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不可不读《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在介绍欧美的新知、新学方面用力更多。凡西方的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生物、医学、制造、铁路、轮舟、邮政、农业、渔业、开矿等新的理论、新的技术，林乐知都加以译介，并配之以图，给晚清的中国民众以一种新鲜感。欧美的一些近代科学家，如牛顿、达尔文、哥白尼等，《万国公报》亦刊出了他们的传记。从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来说，《万国公报》是功德无量的。西方新的社会科学知识，该报也有选择地进行传播，如西方的经济学、货币理论、市场学、对外贸易、管理科学、教育制度、法学、图书馆学、政治学、议会知识等，都有这样那样的介绍和评价。欧洲刚刚兴起的社会党的活动和社会主义学说，《万国公报》也作了报导。该报第121期～123期连续介绍了欧洲的“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并叙述了其基本主张。可以讲，晚清中国人最早是通过《万国公报》了解社会主义的。《万国公报》实际上变成了晚清传播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许多寻求新知、立志变革的中国青年，从《万国公报》得到了启迪。康有为当时的一些论著，就吸收了《万国公报》上的不少知识和理论；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的某些文章，亦明显有《万国公报》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也受到了《万国公报》的影响。客观地讲，林乐知在《万国公报》上作的大量宗教宣传，影响力并不大，倒是其配合宣传宗教而介绍的西方文化打开了晚清中国人的眼界。这种“种瓜”反而“得豆”的反常现象，值得认真思考。
四、“种瓜”何以“得豆”
文化交流、文化传播或移植宗教文化，必须有科学的传播机制和良好的接收机制，二者缺一不可。从林乐知来讲，其传播基督教的思想指导、具体措施等不能讲不科学，尤其是办学建新式学堂，重点培植新式知识分子，让晚清知识界、官僚层转换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进而广播基督教文化，是非常合乎清末的中国国情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r)讲得十分深刻：“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对儒家的教育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上和教会内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民众的先生和领袖”。〔16〕这实质上是釜底抽薪，彻底改变中国的文化根基，是很高明的一种传教手段。但问题还在另一面，被儒家文化所“化”了的文化人或士大夫阶层，并不具备接收基督教文化的良好机制，他们甚至可以利用西方的现代科学、现代教育去挽救即将跨掉的儒家传统文化大厦，使其再生。
在世界文化长河中，中华文化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想打破并代替这种文化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英国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哀叹说：“这里的人们通晓他们自己的文学。他们有自己的圣人，自己的哲人，自己的学者。他们以拥有这些人而自豪。他们对这些人抱有好感，把这些人当作神明崇拜。……他们可以承认上帝是一位外国的哲人，但比起孔子和中国的其他哲人，则远远不如。他们承认基督教的宗旨是好的，但不论从深度到高度，都无法同他们自己的圣人和智者的宗旨相比。……中国人还沉浸于可以感触到的唯物主义世界和可见之物就是一切。要他们用片刻功夫考虑一下世俗以外的、看不见的永恒的东西，那是难上加难的。他们认为，这些是物质以外的虚无的东西，因为至圣先师曾经说过，要敬鬼神而远之。从这里你可以看出，要把福音的真理灌输给这样一个民族，是何等的困难啊！”〔17〕这段自白真实地表明了中华文化一是体系严密，难以插足；二是缺少宗教热情，对上帝没多大兴趣。在这样的文化土壤里移植基督教，失败是必然的。
但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也有包容的一面，这种包容是在不影响中国文化的内核并有利于其再生与发展的前提下显示的。佛学的大量输入，并没有置换儒学的统治地位，反而逐渐促进了儒学的新生，宋明理学是在吸收了佛学的许多精华后才使儒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鸦片战争后西学的呼啸东来，儒学及其赖以维系的封建政权朝不保夕，吸收部分有用的西学，保护中华文化的内核，刻不容缓。林乐知等传教士正好提供了这种可能。于是他们所办的中西书院、《万国公报》等最受中华志士仁人的欢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得到了具体的贯彻。而对于林乐知的传教热情，中国知识界和官场并不太关心。晚清的思想文化界，从主体上讲，是利用传教士传播的科技、教育文化，努力使中华文化再生。于是就出现了与林乐知等传教士事与愿违的“种瓜得豆”的奇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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