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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5.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近几年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参与国际体系的广度深度大幅增加。 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段大国崛起的历史相比，几乎没有一个大国曾以这样的气势跃然于世，这种变化也是任何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的复杂现象。现代主流理论，不论是传统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还是社会建构主义以观念结构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它们在解释中国参与国际体系进程中都碰到了困难。 传统现实主义强调零和博弈，但中国在参与国际体系，展开外交活动时与他国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非零和博弈；进攻性现实主义强调大国崛起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追求全球霸权，而中国近些年的任何进展都招致“中国威胁论”。然而，中国保持了30多年和平融入国际体系的基本行为特征；以观念结构解释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则更多看到的是中西方观念结构的差异，而对于其合作发展的态势关注不够。 当前，国际体系进入深入调整时期。纵观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初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游离者到改革开放后的部分参与直至近年的积极、主动融入，已然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利益攸关方，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边缘化：国际环境(1949～1971)与中国的国际身份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曾试图平等地融入世界体系。但事实上，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屡屡受挫，由于在两极格局背景下，主导世界秩序的美苏两大国尽可能在全世界扩大势力范围，并发起了以两种社会制度对抗为特征的冷战。因此当中国在加入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受到重大挫折时，更加坚定地转向社会主义体系，将自己定位为西方体系的反对者，第三世界国家的同情者、支持者。 新中国成立之初曾致电联合国，要求联合国“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与精神，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然而这一正当要求却遭到美国的拒绝。1951年2月，联合国通过了美国提出的指责中国是朝鲜的“侵略者”的决议；1951年5月18日，联合国大会进一步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对新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中国认为联合国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工具”，自此，联合国就逐渐与新中国形成了对立的身份关系。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无法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被其他重要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拒之门外，成为国际体系的游离者。 从国内资源来看，新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不利影响主要是国民党残余势力的阻挠。当时，新中国并没有将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势力肃清，蒋介石政权退守台湾后，仍然在国际上发挥影响。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派驻的代表仍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行使否决权。 新中国外交是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展开的。尽管中国人民热爱和平，把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外交的目标之一，但是由于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外交行为中存在鲜明的敌友观。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后来的“文革”，不仅是左倾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更是一种政治工作全局性的失误，导致我国外交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1965年林彪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民战争胜利万岁》，认为“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美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美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①。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身份在西方国家看来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反对者、游离者。 身份重塑：基于“双向社会化”特征的国际体系参与道路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是一个不断连续的互动过程，既受到国际环境、国外压力的影响，也是中国内部政治变革和对外政策调整的自觉需要。在此过程中，中国通过学习、遵约、实践、创新形成关于与国际体系相互关系的新认知，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形成新的身份。同时，中国在参与实践中，通过创新，创造影响国际体系，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具有典型的“双向社会化”②特征。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开始融入国际体系，从此中国以此为平台开展国际交往，开启从部分参与到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历程。尤其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与国际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但是，中国这30多年的外交政策很难用修正主义国家或者维持现状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不再激烈地向国际体系挑战，而是灵活地奉行现实政治。中国相继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组织。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基本上参与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国开始建立与各项国际制度的广泛联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开始参与多边国际经济组织的新进程。中国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状况承担在IMF内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与IMF的互动并不活跃，对IMF的利用也很有限。而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加，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增强，中国与IMF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变化，两者的参与实践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更是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时机，增强对IMF的影响，承担更多责任。2010年，IMF执行董事会通过了改革方案，决定增加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向这些国家转移6％的份额。如果改革落实，中国会大幅提高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将从3.72％提升至6.39％。这反映出中国在国际金融机制中的身份变化，从形式上的身份向实质的价值承认转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完成了历时15年的复关入世之路。WTO是中国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国际组织，也是我们重返国际舞台的强烈信号，也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身份变化的标志。入世以来，中国的国际身份从体系的学习者正在向积极的作为者转变。一方面中国进出口迅速增加，给世界带了价廉物美的商品；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全球贸易保护措施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坚持扩大开放，增加进口，成为拉动世界经济走出困境的重要力量。 同样以中国参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历程为例，这一实践也是在复杂互动中不断学习、借鉴，形成国际人权组织与中国相互关系的新认识，并逐渐获得其承认。从改革开放初，中国对国际组织依然是有选择地参与，对于人权之类可能限制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国际组织的参与则要权衡再三，即使加入也会保持低调姿态参与。③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中国开始以积极的姿态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人权制度的建设。因为任何国际人权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一占世界人口1/4的国家加入，不能说它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从中国参与国际人权组织的历程看，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不断融入国际体系中的适应性变革，另一方面表明了中国越来越认同国际人权规范，而不是试图挑战现有人权制度。 后来者居上：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道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球治理机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是中国官方对于全球治理问题的最新概括和战略判断。这是我国官方第一次在最高文件中以“全球治理”取代了“全球经济治理”，表明中国不再把全球治理限定在经济事务领域，它涵养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和其他新领域的内容。④ 全球治理理念彰显中国文化内涵。文化作为思维方式影响着国家的外交行为，一国对外形象和对外态度的被接纳和受欢迎程度则取决于行为体的文化内涵或者说价值观，而“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活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融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的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不断融入国际体系，在全球综合治理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向世界展示一个自信又有亲和力的良好形象，有赖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着力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在当代中国外交中已经有所表现，如“和平发展战略”、“和谐世界”、“不干涉内政原则”、“新的安全观”等，无不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世界”思想的文化根基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关于治世方案在当代的延伸。中国和谐崛起外交范式要塑造的是国际关系中的孔子形象，其基本特点是从个人的道德和修身延伸到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来。当今世界各国间的战争因素，各国内部存在的犯罪活动，其最终根源还是人们“仁”德的缺乏，我们的一些法制法规虽然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止、缓解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但却不能从源头上杜绝。 儒家文化看到了人类达到和谐、人类社会达到和平安定的根本所在，那就是人人守分，人人都有仁爱之心。儒家思想清楚地认识到人性的弱点，但并不像现代社会管理思想家那样致力于通过具体、细密的制度来限制人可能会妨碍、伤害他人的行为，而是努力引导人们完善自己，通过自觉的力量使自己走向完美，而社会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谐起来。对人类社会来说，这可能是最根本的理想发展之路。 此外，儒家思想指向全人类的和平。政治家们的目标常常是本国的生存和发展，儒家思想的目标则是天下的太平。在中国古代社会，面对世道的混乱与争夺，儒家提出不是由外在的制度限制人的私欲，限制人的行为，也不支持社会集团在剧烈的冲突中最终达成一个平衡，而是启动了人内心中的价值追求与意义追求，引导人们追求尊严，荣耀，从而淡化对世间利益的争夺。⑦ 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数千年“和合”文化在当代的体现。中国运用传统文化中的“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分析指出，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因此随着我国国家实力的增强，摒弃了以武力和战争实现崛起的发展道路，不以损害他国利益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也是对世界各国传统发展道路的反思和创新。在处理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上，中国没有选择和美国争霸，而是选择了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接轨。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机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融入国际体系，深入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新兴国家的变化，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新兴国家在全球GDP和贸易中的比重明显上升，发达国家的比重下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中的地位显著加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中的话语权将提升，IMF改革和国际金融监管治理临近突破口，但仍受到美国阻碍。2010年，IMF总裁卡恩宣布，IMF改革将在2012年10月前完成。届时，IMF将向新兴经济体转移超过6％的投票权。其中，中国的投票权将从3.65％升至6.07％，排名从第六跃居第三，影响力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是2010年份额改革方案的审批程序至今没有完成，作为IMF最大股东、投票权占17％的美国迟迟未能批准，导致这项改革至今仍然搁浅。 应对人类工业文明带来的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在推动国际体系变革方面潜力增强。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表面上看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道德关怀，其实质是全球政治、经济利益的再分配。而无论是减少排放量还是适应气候变化，都需要强有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因此资金和技术的转移方式，正是当前气候变化谈判的主要争议点，据有优势的发达国家依据国际贸易的规则，排斥无偿的供给，而发展中国家有理由认为应对气候变化仅仅是发达国家应对自己在国际体系中心地位的借口。⑧ 中国无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推动者。中国是最早制定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前两周中国作出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从数据上看，中国作出的减排承诺相当于全球同期减排量的1/4。201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中国对于可持续发展提出三点建议，表明了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国际合作的负责任的立场。 此外，全球安全治理在很多领域陷入僵局，对全球治理提出挑战。自1990年以来，人道主义干涉思想泛滥，“保护责任”概念由此产生。个别西方国家借保护他国为名，对他国的主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始于2011年的叙利亚危机，中俄联手制止西方在叙利亚问题上滥用干预机制，为全球安全治理开创了一个新的典范，意义深远。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从经济参与到全面参与，从双边参与到多边参与，从较多的军事参与到越来越多的外交参与，而且这一历史进程不仅使中国学习、接受、内化国际制度和规范，也使中国不断形成自已关于相互关系的新认识，进而以不断壮大的实力影响国际体系的“双向社会化”过程。我们相信，随着国际体系的深入变革和中国综合国力的继续提升，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互动必将带来新的变化。 注释： ①⑧梁守德，陈岳：《变革中的国际体系与中国责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100页，第287页。 ②③朱立群：《中国与国际体系：进程与实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第316页，第256页。 ④黄仁伟：“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新特点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机遇”，《当代世界》，2013年第2期。 ⑤[美]萨缪尔·亨廷顿：《美国国家特征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9页。 ⑥[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5页。 ⑦张德苏：《从“礼崩乐坏”到“克己复礼”》，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第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