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实现社会整合的机制、路径及效能——以1949-1954年的翁文灏为中心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能论文,路径论文,新中国成立论文,初期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5)05-0029-10 统一战线是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三大法宝”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国家建设有待全面展开，如何清理、改造并利用旧政权人员和知识分子是中共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此期间，中共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社会整合功能，统战对象自然包括旧政权高官政要及高级知识分子。翁文灏既是著名地质学家，又官至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因战犯身份他不得不飞离大陆，中共若将其统战成功无疑具有典型示范效应。学术界对建国初期统一战线的研究基本侧重于宏观及政策研究①，微观实证研究并不多见；而学界对翁文灏的研究大都关注其民国时期的思想或活动②，关于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研究则付之阙如③。由此之故，笔者依据相关史料，以1949-1954年的翁文灏为中心进行分析，来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实现社会整合的机制、路经及效能。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今宁波市)，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著名地质学家、地理学家，中国近代地质学、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留学回国之初，翁文灏开创了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曾长期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主持创办清华大学地学系，并一度代理清华大学校长。他以卓著的学术成就，成为中国近代最具国际声誉的自然科学家之一。翁文灏因此而受到蒋介石重视，“九·一八”事变后被蒋介石延揽入阁，任行政院秘书长、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官至行政院院长，成为蒋介石的重要幕僚与“学者从政”的代表人物④。 1948年12月25日，翁文灏被中共列为第12号战犯⑤，他不得不先赴台湾、后居香港，又避居法国，1951年初回归大陆。1954年末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被毛泽东誉为“有爱国心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⑥，被周恩来树为被改造成功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从战犯到全国政协委员，翁文灏成为了中央统战取得巨大效能的典型范例。 一、促其早日归国 翁文灏被蒋介石延揽入阁本迫不得已，入仕十余年后，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症结之所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屡次呈文请辞。在蒋介石政权风雨飘摇之时，他却被任命为国民党行政院院长。1948年11月，他对政局极为悲观，坚决请辞⑦。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1949年12月25日，新华社陕北电：中共权威人士在陕北提出蒋介石等43人为全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翁文灏被列为第12位⑧。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翁文灏因战犯身份只得离开大陆暂避。临行前，他对老友章鸿钊表示国民党确实没有希望了⑨，对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说：你们留在大陆，共产党来了不会加害于你们，共产党要建设还是需要你们的⑩。4月25日，他飞往台湾，居台近一月后抵香港。 早在1947年10月27日，毛泽东就曾指示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对自由资产阶级的政策要预防过“左”倾向发生，还将有这个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11)。1949年，基于政权初创，为了先稳定大局，中共对旧政权人员和知识分子暂采取的策略是：“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工作人员，除极个别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一定要做好思想工作。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12) 1949年5月29日，上海刚解放，市长陈毅视察上海资源委员，看望资委会留沪人员，谈话中提及“翁文灏是书生，不懂政治，即使他在国内，我们也不会为难他”，并让资委会人员嘱翁文灏之子翁心源速请他回国(13)。翁心源闻讯后立即写信给父亲，请其安心暂留香港，不要去台湾或美国。翁文灏当即复信，表示：“年愈六十，不愿逃亡在国外，但求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鬼”(14)，如果人民政府同意其回国，他愿意回来后当一个老百姓，而不愿到国外流亡当“白华”。 翁心源将父亲的意愿汇报给驻上海中国石油公司的军代表徐今强，并将父亲的回信交给时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的吴兆洪转交华东工业部中共党组织(15)。9月上旬，翁心源得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副部长孙冶方通知，中共中央指示“同意翁文灏回国，回国应发表声明，这个指示可由在沪家属去香港面告”(16)。翁心源10月25日赴港为父亲捎去中共允其回国的口信，翁文灏一方面感到安慰，同时还有很多顾虑，尤其对发表声明与蒋介石决裂一事感觉为难，踌躇不定。他写约两千字的悔过书交给即将北上的好友孙越崎带京，转呈中央。11月4日，孙越崎将翁文灏悔过书交邵力子(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以转呈中共高层领导。邵力子因该悔过书写得不够深刻，故未上交中共中央(17)。 11月初，翁文灏接陈诚自台湾来电，邀其赴台北“襄理政务”。翁文灏不愿赴台，但又怕继续留港将会面临像杨杰一样遭暗杀的命运(18)，遂决定父、妻先行回国，自己赴法国暂避(19)。12月21日，翁文灏写信给邵力子请其帮助自己能早日回国：“惟自思为华人，自应早归本国；身少余款，不宜久客他邦。……俾弟归为平民，亲见新治”(20)。 翁文灏的顾虑是觉得没有必要公开通电责骂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他在1950年3月21日给上海的任鸿隽写信说：“弟本非政才，从前本少涉党政，此后当避管政事。留学返国20余年，专心求学，并不外鹜。自日力内侵，乃加入中枢，勉建生产如此。但弟个人希望对昔日政权盼无由弟公开责骂之必要(宣言通电向非所长)，如能得此了解，则弟可以此余年闭户读书，安心治学，因与生平志愿可以相安。”(21)他不想责骂旧政权并不是说对其还抱有幻想，只是拙朴的他不想口出恶言。此时的他内心早已认同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有一则史料可证明：1950年1月6日，翁文灏收到胡适来电盼其赴美参加中基会董事会议，他在9日的回信中写道：“中基会前在国民政府时代始终委曲求全，现在共产党政权之时，不可自行拆台，授人口实”(22)。 1950年2月初，邵力子收到翁文灏上年12月21日自法国发出的求助信。1949年末至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离京赴苏联访问，并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3)，回国后十分繁忙，邵力子一直未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中央禀呈翁文灏的情况。后来，他就翁文灏的回国愿望向周恩来与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了汇报，中央的意见是：翁文灏回国是爱国，对于他的过去也可予以谅解，但因过去曾有过反共“戡乱”的广播，故还是希望翁文灏做一个公开的悔过自白，也好获得群众的谅解。中共中央起初本想让翁文灏回香港后做此公开自白，但考虑到翁居香港可能不安全故最后决定让翁文灏先回北京，倾诚相谈后再定稿发表声明。得到中共中央的意见后，4月29日，邵力子便立即给翁文灏回信。在信中，邵力子将自己在北京一年多来，参加政务院7个月以来对中共的观感告诉翁文灏：中共确实是待人以诚，与人为善。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副主席均说人孰无过，只要经过自我批评，便可共同为国努力。邵力子还说周恩来、李维汉对翁文灏的处理决定肯定是得到毛泽东主席同意的(24)。 翁文灏在邵力子的鼓励下，决计回国。翁文灏正在设法办经香港回国手续之时，收到张兹闿自美国马里兰(Maliana)的来信，张兹闿劝他勿返大陆，并说已写信托张彭春，为他代商在檀香山大学教课事，因事紧急，不及事先征得同意。为此，翁文灏对回国之事又犹豫起来(25)。6月8日，他写信给翁心源说：“憾与悔不同，不宜强我悔罪”(26)。8月19日，他获得经由香港返回大陆的签证后，又写信给翁心源：“返国后不愿做真正政治工作，如果强迫我做，只有自杀了此残生。向来忠实为中国工作，现在只盼让我能守沉默。思之凄然。”(27) 在中共中央号召翁文灏回国的同时，国民党台湾当局也非常注意其动向。1950年9月24日，翁文灏从段茂澜(时任国民党台湾当局驻法国“使馆公使代办”)处得知张群近日曾给段写信询问翁文灏行动和思想如何。段力劝他速往美国(28)。10月6日，段帮他办好赴美签证。16日，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斯柏劳司(Philip Sprouse)登门面请他赴美。在此前后，美国雷诺金属公司来信请他出任该公司顾问；美国地质调查所及矿业工程学会、机械工程学会(翁是两学会的名誉会员)也来信请他赴美，并称将开大会欢迎(29)。25日，经历了4个多月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翁文灏终因不愿公开认错，决定暂缓返国而赴美(30)。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的第一仗(31)。11月1日，翁文灏从报上得知中国军队已开入北朝鲜，苏联空军亦入朝作战，认为此情况如果属实，大局又将变化，遂决定重新考虑个人行止(32)。次日，翁文灏从新闻中知中国军队确已在朝鲜与美军交战，美军受损。翁文灏对去向又开始踌躇不已。此时，翁心源在国内也心急如焚，担心父亲夜长梦多，最后欲归而不能。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周恩来特意指定一位秘书，专门负责与翁心源联系，让翁心源加紧与翁文灏取得联系并力劝其父亲早日回国(33)。为此，11月12日，翁心源给父亲写了一封非常有劝服力的长信：“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针锋相对，互争天下，立身立国都只能一面倒，要使这个政权在中国维持下去，巩固起来，非竭全国力量向帝国主义斗争不可。反美倒蒋都是必要工作。……每个中国人是都有责任的……认错在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看来是十分平常的事，不是受辱……政府此时毅然争取主动，抗美援朝，普遍开展，被消灭的一定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一定会得最后胜利，……我们既已了解不能处一超然地位，必须在一面倒的原则下参加到这个斗争里来。父亲能在此时飞返国内，更能证明决心获得赞许。”(34)14日，孙越崎也写信给翁文灏，力劝其回国，并嘱其切勿往美(35)。 翁文灏挚爱着国家，因为爱国这一生都在孜孜谋求国家的工业化。翁文灏也很重家庭人伦，为了后代他也非常想回国，他曾对女儿说：“我辈对于后一代的孩子，衷心疼爱，只要他们好，自己吃些亏都是应该……抛弃尘缘，去做教士……是太消极了，决不能人人如此，做人还是要有些勇气的。”(36)11月25日，翁文灏决定回国。 在办回国手续时，翁文灏的申请很受英国驻法使馆人员的质疑，被问“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现在为何前往共产党地区？”他道：“我乃中国人，父妻家眷均在上海，我不盼久留外国，亦无钱久留外国，人民政府可允我归国，我志愿是归为平民”(37)。翁文灏设法避开台湾当局的监视，于1951年2月28日飞抵香港，3月7日抵北京。 二、启迪政治觉悟 中共中央考虑到翁文灏原是国民党政府高官，又名列战犯，虽爱国但是曾帮扶蒋介石政权，因此一定要写个公开反省书以便让人民了解并谅解。中共中央还考虑到他对新政权毫无认识，反省难度较大，故将其安排在王府饭店边学习边反省，让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由于政权初创，外界还有很多不安全因素，又由于翁文灏身份特殊仍存在被国民党特务暗算的可能性，一为他安全着想，二为了减少干扰，能让他有充分时间看书学习并反省，故专派统战部邓科长来负责他的日常学习、反省并限制来访人员。 3月8日，邓科长让翁文灏起草反省稿并让他自觉反省。次日他开始起草反省稿。孙越崎、邵力子等人不时过来提修改意见。此后，邓科长给他送来毛泽东的著作如《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让他学习，并告诉他反省书应具备以下几点：(一)唯物史观；(二)蒋介石、李宗仁同为资产阶级顽固派；(三)国家、社会的意义不同；(四)不但自责，亦应责蒋。并说翁可将反省稿与邵力子等商酌，力求可用(38)。 随后几天，翁文灏开始研读毛泽东著作并摘录要点。15日，他起草《反省以往错误，回到人民中国》，并由翁心源交送孙越崎、邵力子。后钱昌照来访，认为该稿可用。17日，他又至邵力子处，邵建议他应拜访统战部副部长徐冰。20日，邵力子与他相约一起去北京饭店见徐冰。徐冰对他说“你列名战犯，也许罪状略轻，究属有罪，必须明认；周总理允许你回国，意在让你立功赎罪并希望你说明美蒋勾结的情形”。翁文灏当晚就对反省稿进行修改并交孙越崎托其转商于钱昌照(39)。 翁文灏又读吴晗的《我克服了超阶级的观点》、冯友兰的《一年学习的总结》、王芸生的《几点反省》、费孝通的《我这一年》等文章，以它们为参考来写反省稿。23日，翁文灏将反省稿分送邵力子、徐冰，并附信：“返国以来，反省既往，至切悚惶，深盼早日有所表白，兹已拟就初稿，敬以附请赐正。仓促起草，主意虽诚，考虑或有未周，措辞或有未当，敢恳惠予指示，俾有所循，至为幸甚。”(40)邵力子将反省稿送周恩来总理，并将文稿题目中的“错误”改为“罪过”(41)。 邓科长陆续给翁文灏送来很多马列经典原著，让他研读，提高觉悟。从1951年3月25日开始，他读列宁《论国家》、《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摘录要点；4月11日前后读《中国共产党党章》、《实践论》及刘少奇的《论党》(42)；26日前后读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5月2日前后读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及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又先后读《共产党宣言》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当他读到“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政党……它的一部分领袖人物不属于这个集团……其中又分为几派，互相斗争，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一段时认为“说得甚为恰当”(43)。5月11日，他读《法国革命史》、《普法战后之巴黎公社》(44)；6月20日读《什么人应负战争责任》、《将革命进行到底》(45)。 这些书将翁文灏引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对于其专业领域而言还是对于其早年的政治认知而言。在阅读的同时，他时常比照自己以往在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中的体认与感受，心理上对这些理论及中共的政治理念逐渐趋于认同。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翁文灏，对新鲜事物有出于习惯的求知欲；他极关心国家建设且又有从政的实际经验，故对中共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读和学习并不排拒。从他的整个反省过程来看，虽有一些客观因素所迫，但其学习应该说是主动的。 1951年3月30日，周恩来在召开政务院第七十八次政务会议间隙，与黄绍弘谈起对翁文灏反省稿的修改意见，并请黄转商于翁。4月1日，黄绍竑将周恩来的意见转告给翁文灏，翁文灏当即将稿子交给黄绍竑，并由黄绍竑携稿往邵力子处商议。次日，黄绍竑、孙越崎先后来访讨论其稿的修改。4日，翁文灏秉着“注意认罪而不推诿”的原则再次将反省稿修改并誊清，派人送交孙越崎。孙越崎表示将送此稿给黄绍竑评阅，并与邵力子商谈。次日晚，卢郁文来阅翁文灏反省稿，认为宜适当精简，并携回帮助修改。 1951年4月6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七十九次政务会议，黄绍竑趁开会间隙向总理报告了翁文灏正在修改反省稿及其修改内容。周总理表示其意大体可行，并指示修改后应先与徐冰面谈，征求其意见(46)。次日，黄绍竑将总理的意见转达给翁文灏。翁文灏没想到为了自己一反省稿竟惊动众故友，不禁感慨万分。 4月8日，吴景超来访。吴景超将北京的教授去西北等地参观土改的所见所闻告诉翁文灏，并告诉他大学教授们正在用新的眼光修正教课内容。故友对新社会的认知及思想转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翁文灏。此日，孙越崎来访，说到邓科长曾与他面谈对翁的三点意见：(一)现正镇压反革命时期政府对翁文灏的事不宜草率从事，必须假以时日，不可心急；(二)来客以少为佳，使翁有充分时间看书反省；(三)文章全凭思想，尽可从容准备。 次日，翁文灏根据新的思想认识将反省稿修改誊清并送给孙越崎，托孙转交黄绍竑，并请黄面商于徐冰。黄绍竑、卢郁文晚上来访，对翁文灏的修改稿提了几点修改意见(47)。13日，翁文灏再次修改反省稿并送孙越崎、黄绍竑。从黄绍竑处得知因近日事忙，未及与徐冰晤洽，等见过徐后，再面商交周总理，故今日政务院会未及送交周总理。 17日，邵力子来访，对翁文灏新改的反省稿表示满意，并告周总理对翁文灏之态度仍如从前，并无问题。有了邵力子的认可，等待中的翁文灏心绪稍许宽释，不由赋诗一首：“终朝静坐溯原因，果然中华改革真。昔日艰穷今发迹，往时煊赫此沉沦。人缘阶级分良恶，政定忠诚向比邻。仇美抗英翻帝国，焕然解放亚洲民。”(48)从翁的诗文中可看出，他此时的觉悟在逐渐提升。他对比国共两党的沉浮史，对“阶级”、“帝国”、“解放”等概念有了认知及认同，政治立场也随之悄然转变。 5月14日，孙越崎来访，告诉他黄绍竑捎来的消息：4月20日送上反省稿后未曾见到周总理，但该文要意此前已告总理，总理认为可行；无专行访问徐冰之必要；中共中央不会遗忘此事。嘱翁文灏安心等待(49)。17日，王昆仑来访，认为翁文灏的反省稿必须切实向人民低头，直言认过，十分坦白，不必多讲理论，人民自能了解，他的行动便能自由(50)。此刻，翁文灏的心不禁又悬起来。19日，吴景超来访，谈到据潘光旦等言中共方面认为他的反省稿不够具体，故建议多加事实如官僚资本、特务押人、美帝行为等，期其稿能具有教育意义。翁文灏当即再次修改。 5月23日，孙越崎转告翁文灏邓科长对他反省稿的意见，认为稿子须用人民观点，必须放下知识分子的自尊思想，批评已往错误，丢掉旧的包袱。翁文灏遂与孙商定再对稿子进行大规模修改，并请吴景超参与商讨批评。30日，邓科长来访，嘱翁文灏安心拟文，端正观点，认识事实。 6月3日，孙越崎偕吴景超来看翁文灏修改后的反省稿。吴景超看后认为该稿必须完全另做。翁文灏则认为，此稿重在解决回国问题，如果重在批判蒋政权，则使人认为其曾参与蒋勾结美国反共的机密，而自己实际并未参与，自然无法增加新的事实。他没想到回国后作文认罪竟如此出乎意外，屡遭否定，不觉“颇感悲苦”(51)。但他最终还是听取众友意见，决定再做一篇《就我所看到的蒋政权》，但翁心源认为该文尚不够有力，他遂又起草《我所见到蒋政权投美卖国的情形》一文(52)。 6月17日，翁文灏将重写的反省稿送吴景超请提意见。吴景超与潘光旦等会商修改后，认为他应对其任行政院长及内战言论两点再加修改。一周后，孙越崎来访，劝他再耐心细致修改，修改应具备的要点是：(一)做行政院长发金圆券及广播讲话，其原因皆在误认蒋政权为中国政府；(二)对民众之教育意义，应明确表示在以前对蒋忠实，目前确认必须打倒；以前认为美国可与合作，现知美系为我大敌(53)。30日，翁文灏将再次修改的反省稿誊抄并复写3份，分别送请有关人士批评。 三、保障物质利益 1951年5月下旬至7月初，周恩来积劳成疾，遵毛泽东的建议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在大连修养。7月2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九十四次会议，周恩来对与会的邵力子说翁文灏可回家居住。次日，邵便将这一讯息转告给翁文灏，他备感欣喜。 8月2日，邓科长通知翁文灏：经请示周总理，同意他回家居住，但在未公开决定正式办法之前，要他谨慎行动，以免意外。翁文灏表示极愿谨慎行动，并转请徐冰指示。4日，翁文灏终于与家人团聚，住翁心源家。10日，有关部门干部来探访翁文灏，与翁心源谈对其父亲的建议：(一)为安全计，盼勿多外出，但可看新电影；(二)文稿在批判方面还有修改余地，但徐冰还未发表意见。29日，何北衡来访，谈统战部希望反省文章里要切实说明翁与蒋及美国的关系(54)。9月14日，翁文灏再次修改并重抄反省稿。12月31日，统战部干部探访翁文灏，谈翁所拟文稿第二次比第一次充实，第三次更有进展，如果继续用力改造思想，分清敌我的话，对文稿还可进行局部修改(55)。 至此，身为战犯的翁文灏经过近十个多月的反省，思想改造基本结束并获成功。他的立场及身份转变无疑是统战成功的一个最好范例，因而在中共高层会议和讲话中屡被树为典型。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学习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我再举一个例子：翁文灏，大家也很熟悉，新华社宣布过他是战犯之一。但是他在欧洲表示愿意回到新中国来，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到美国去当教授。因为他有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他回来以后，有些朋友觉得他应该写一个声明，这样好使人民谅解他。但是我们仍然觉得不要太勉强，要他慢慢觉悟，自觉地写。”(56)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对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所作的讲话中再一次提到翁文灏：“国民党时代的行政院长翁文灏回来了，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跟他们走有什么出路？死心塌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胡适，直到了结生命，还是没有出路。反过来，历史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出路。”(57) 翁文灏改造为新社会的平民后，一直赋闲在家，加之父老妻病，生活压力日甚一日。三年之内三度迁居，最后搬到外城区大方家胡同一个大杂院内。 在中央政府工作的黄炎培非常关心翁文灏的生活问题。1952年6月1日，黄炎培去探访翁文灏，告诉翁文灏“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政府将努力于生产事业，希望翁文灏自己选定服务工作性质告知邵力子，以便相机接洽。1953年11月18日，翁文灏访邵力子，将要求参加工作的信函交邵，请转交周总理。周恩来表示，待徐冰自朝鲜慰问返京后，商议对翁文灏的工作安排。1954年4月11日，翁文灏访邵力子表示自己想参加工作，邵约黄炎培一同至徐冰处商谈。徐冰说翁文灏的事他不能做主，须向周恩来、邓小平请示。5月20日，徐冰回应解决翁文灏工作乃迟早间事，不要心急。 8月15日，邵力子探访翁文灏，告诉翁文灏周总理想请他对台湾发表广播，翁文灏当即答应。23日，他草拟对台湾广播讲稿及拒绝美国学术团体名誉会员文稿，并与吴景超、邵力子、卢郁文等相商。9月6日，他将广播讲话《在台湾的人们应速弃暗投明，响应解放台湾》、《宣告拒绝美国学术团体的名誉联系，以抗议美帝在台湾的狂妄行为》的修改稿给邵力子，邵于10日面交周恩来。 11月25日，统战部徐冰和于刚告翁文灏最好另作公开交代一文，他遂于次日草拟《追溯反动经过，向人民请罪》。为了听取吴景超意见，他访吴，吴景超将其1952年7月8日在清华大学宣读的《我的检讨》交他参阅。他以此为参照草成自我批判一文(58)。12月2日，翁文灏将该文交统战部。 12月4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等报同时刊载翁文灏的《沉痛追溯我的反动罪状》，文章写道：“我自思从前根本缺点在没有知道中国经过民族独立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所以始终受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欺蒙而供其利用。回国四年以来，更加深思我从前何以对社会主义的道理毫不了解，以致陷入反动，身负重罪。追本溯源，不单是因为治自然科学的人不能认识政治，实因我抱有资产阶级反动本质和资本主义的落伍思想，以致不认阶级的对峙和敌我的分界，从风而靡，获罪于人民。现在生活于共产党和毛主席所领导的新中国，我首先须认真学习，改造思想，彻底消灭以往的错误和缺点，才能逐步向前，以进入于社会主义的社会。”(59) 同时，也即1954年12月4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六十二次会议上指出：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要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政协要团结各个方面的人，只要他拥护宪法，立场站过来，我们就要吸收、团结他们。这样，政协才能有利于国家建设(60)。在会上，周恩来提名翁文灏为下届政协委员人选并获通过。11日，中央公布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名单，翁文灏名列“特别邀请人士”。 12月5日、7日的《人民日报》分别刊载了翁文灏的《在台湾的人们应速弃暗投明，响应解放台湾》、《宣告拒绝美国学术团体的名誉联系，以抗议美帝在台湾的狂妄行为》。24日，翁文灏在政协会议上做《归国的思想过程》的大会发言：“……我从前做蒋介石的帮手，实是走错了反祖国反人民的道路，决当改途易辙，回返祖国，痛改前非，且争取立功赎罪的机会……必须坚决实行我弃暗投明的主意，才能对得起祖国。因此立定决心，我就飞行回来了。”(61) 四、社会整合的机制、路径及效能分析 综合以上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对翁文灏的统战机制有三个围圈，从里至外分别是：家属、同辈故友、统战组织系统[基层(邓科长)、中层(徐冰)、高层(周恩来)]。这三个围圈互相作用，互相沟通。最里的围圈即家属最具情感效能(柔性)，最外围圈即统战组织系统最具权威效能(刚性)，中间围圈的同辈故友是沟通其它两个围圈的桥梁与纽带，也是缓冲地带(刚柔并济)。翁文灏是这三个围圈的中心圆点，他与三个围圈均有互动，与最里、中间围圈直接互动，与最外围圈的基层、中层直接互动，高层间接互动。(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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