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对建构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新时期论文,试论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6）04—0081—04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由两部分理论内容构成，一部分是指分析认识意识形态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理论，一部分是指根据这种世界观、方法论而提出的不同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具体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两个部分。
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深思才能了解吗？”[2] 上述马克思的引文说明，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对现实生产关系的反映，并随现实社会存在、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马克思这种关于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认识意识形态的本质、地位、作用、特征的理论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理论。
但是在每一个现存的民族国家中都不可能只有单一的生产关系，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具体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存在、生产关系的反映，作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其目的就是如何凝聚工人阶级队伍，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使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这种反映工人阶级利益和要求，指导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具体意识形态理论，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理论由于是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认识意识形态的本质、地位、作用、特征的理论，它的科学性决定其不变性、绝对性。而具体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如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理论）则会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发展。随着工人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国家的独立性原则要求有一种新型的具体意识形态理论与之适应。这种新型的具体意识形态理论要代表、呼吁、凝聚、团结全国所有的人民来进行国家经济建设。因此，马克思主义革命时期意识形态理论必须转型为马克思主义建设时期意识形态理论，由于已经取得国家政权，又可把马克思主义建设时期意识形态理论称之为新历史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点本身是符合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理论的，即社会存在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决定着意识形态具体理论的变化。
二、邓小平建构新时期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的背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前苏联的意识形态对中国就有很大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特别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前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并逐渐左右着国家的政策方向。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时期，不仅从前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强化，而且许多附属的经济政策也随之升级为意识形态。如“大跃进”、“国有论”、“集体化”、“人民公社”等都成了神圣的意识形态口号。1958年开始的全民炼钢、吃食堂、超英赶美、粮食生产放卫星，这些都是搞“社会主义”急功近利的行为，并且问题百出，突出的特点是经济领域的冒进和蛮干，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口号神圣化，变成类似于宗教教义之类的教条，从而导致思想领域的大清洗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在当时被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其核心内容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正如邓小平所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末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3]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中国急需确立国家利益至上的国家主体意识，但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面临着强大的旧的意识形态的阻力，“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概念牢固地与“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与“人民公社”和“公有制企业”经营方式联系在一起，使现代化建设事业举步维艰。因此，首先需要打破意识形态领域中不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内容的束缚。邓小平领导的一系列“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工作，实际上就是邓小平以现代化、改革、开放、民主、法制、科学、自由、平等、发展等一系列口号系统为主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建立的过程，它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道路。
众所周知，经过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其所创造的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逐步扩大，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按照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的分析，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十个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报告认为中国社会现在各阶层“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敌我关系”，因为“作为阶层而存在的各社会集团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指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4]“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一切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海内外各类投资者在我国建设中的创业活动都应该受到鼓励。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应该得到保护。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5]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至今台湾仍未回到祖国的怀抱。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显然不能凝聚、团结台、港、澳地区的人民以及遍布世界的华人为实现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奋斗。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急需转型到建设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
所有的巨人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成长的，邓小平在建构新型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的探析工作时都是以毛泽东的探析为基础的。毛泽东毕生的精力都是在追求国家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但毛泽东首先面临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具体国情，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弱小，怎样才能找寻到更多的革命同盟军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就决定毛泽东一开始就面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后才能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除了要凝聚中国的工人阶级外，还要能凝聚其他的阶层、阶级（如农民阶级、倾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战时期甚至包括愿意抗日的剥削阶级），共同去实现民族国家的独立。毛泽东提出的“最低和最高纲领之分”，“统一战线理论”，以及在《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等概念就是探析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的雏形。
总之，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绝不能未经改造就成为建设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尤其是在一个阶级已取得国家政权后。这种具有鲜明的阶级倾向的意识形态在已取得国家政权后仍然成为建设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其作用的局限性便会显现出来。第一，它会指导国家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只为某一阶级、阶层服务而疏离其他的阶级、阶层，从而招致其他阶级、阶层的反抗和不满；第二，它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由于国家的庄严性、神圣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内容、具体观点也会变得神圣、庄严而不可改变成为教条；第三，它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必定被国家政权强制推行于全社会，这种普遍社会化后，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将只能对事物进行“姓资”、“姓社”的简单分类。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时，就会首先去问属于哪种主义，而忽略去问是否符合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耽误实现现代化的时间。
三、邓小平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口号系统
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改造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并不矛盾，在建设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中依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指导地位，这里讲的坚持主要就是指始终要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现实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根据这种变化、发展去改造国家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坚持和发展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在建设时期，我们可以说用马克思主义建设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眼光看问题，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世界观、方法论眼光看问题。
为了加强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建设，邓小平提出了国家意识形态理论的系列内容和口号系统，比如，“改革”、“开放”、“现代化”、“发展”、“民主”、“法治”、“人权”等等。邓小平开创了从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转型到建设时期的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工作。
在淡化革命意识形态方面，首先，他重新解释“社会主义”概念，使之能包容其他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6] 邓小平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纠正了人们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标志的偏见，使长期争论不休的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得到科学解决，并成为全党的共识。
其次，“一国两制”。在解决台湾问题、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问题上，邓小平坚决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牢牢坚持祖国统一和一个中国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含糊，决不让步。同时，着眼于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新变化，大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一个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内，可以允许与之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地区长期存在，这一构想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按照这一构想解决台湾问题，即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也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大局；既符合大陆人民的心愿，也符合台湾地区人民的利益和心愿；既有利于大陆的发展，也有利于台湾的发展，最终有利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这一构想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以及近些年来两岸关系取得的进展，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它确实是合情合理切实可行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最佳方案。
第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邓小平在当时百废待兴、积重难返的形势下，首先推进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从根本上解决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使我们摆脱了“左”的意识形态的桎梏，在科学技术发展、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打开了新的局面。邓小平反复强调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1992年，在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再次指出：“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7] 他发出了“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号召，并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利用各种方式同有关方面和国内外专家学者商议我国高科技的发展规划，亲自领导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如‘863’计划）的制定与决策。
第四，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使党的民主集中制与法制受到严重损害。邓小平指出：“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增长。”[8] 这种不断增长的现象，反映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就是片面强调集中，把民主仅仅作为集中的手段，而忽视了民主本身的价值意义。
邓小平继任于民主被破坏，法制遭践踏的民主建设危难时刻。此时此刻，人民渴求民主，呼唤民主。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除了人们思想上的枷锁；经济体制改革，既带来了经济民主，也刺激了人们对政治民主的需求。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敏锐地把握住时代的要求，反思我国民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客观评价民主和法制的关系，把民主和法制联系起来，强调法律对民主不可或缺的作用，找到了人民民主的实现机制和根本途径：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第五，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终止了“主义”之争。他提出不要再争论“姓资”和“姓社”之类的问题：“不要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的闯。农村的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9]
第六，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解放生产力的已有理论成果研究历史与现实社会发展变化时发现：在阶级社会中，在基本社会制度尚未从根本上改变的情况下，经过改革也能使生产力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解放，即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一种有效方式。这是因为，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规律里，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有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借助于经济体制这种体现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其作用来实现的。邓小平深刻地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0] 革命与改革都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手段，都是推动社会前进的直接动力。他明确地区别了这两种手段所解决的任务的不同。他说：“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1]
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把改革作为自己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社会生产力为什么必须把改革作为自己发展的必由之路？从1985年以来，在邓小平国家意识形态学说中多次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一场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明确地把革命、改革、解放生产力这三者联系起来，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观点。
总之，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方法论、世界观理论，确立发展了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对建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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