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绘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的文化地形图——“历史与前瞻：连接中国与好莱坞的影像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好莱坞论文,地形图论文,述评论文,之路论文,中国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文化与好莱坞电影文化之间建立了源远流长的互动关系。中国电影一方面受到好莱坞电影文化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与好莱坞电影的交流竞争中逐步确立了带有自身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品格。可以说，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世界电影文化交流史上最负有学术价值的个案之一。尤其在当下日趋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影如何在好莱坞霸权的影响之下重审这一文化焦虑，并在世界电影产业市场的互动平台上重塑自身的主体性，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为回应上述问题，2006年6月18—19日，由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第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办公室、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与《上海大学学报》编辑部联合举办了“历史与前瞻：连接中国与好莱坞的影像之路”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计有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韩国等国家和港澳地区的百多名学者提交论文，并到会参加研讨。与会学者围绕“好莱坞与中国武侠电影”、“好莱坞的全球扩张与亚洲电影的策略”、“好莱坞与中国电影地形图”、“纸媒中的好莱坞”、“好莱坞的本土化”与“嬗变中的好莱坞”等议题，从多个方面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值得提及的是，其中一个研讨单元“差异与共赢——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关系”也是第9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国际电影论坛的一部分，该论坛邀请了李安、冯小刚、罗异、王中磊和Chris Lee等国际知名的导演、制片人到会畅言。本次大会的学术成果给身处全球化文化语境与多元市场竞争中的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电影产业实践带来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启发。
影响与镜鉴：早期中国电影与好莱坞关系探微
早期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好莱坞电影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电影市场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也对中国电影的市场运作、艺术表现和技术制作等环节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会引起相应的社会文化心理反应，其中尤以上海为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汪朝光研究员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作为20世纪初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上海独特的城市消费特质和消费能力以及以移民为主体的城市人口结构，不仅为美国电影的长驱直入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而且也影响到上海市民文化建构与电影创作观念。作为上述研究的补充，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秦喜清博士将1920年代在上海放映的欧美影片概括为喜剧片、侦探片和以爱情题材为主的剧情片等三大种类，进而分析它们各自在上海的受众市场情况。北京大学的叶宇博士通过对1940年代《申报》电影广告的研究，发现彼时的国产商业电影放映市场基本上已经能够做到与好莱坞电影分庭抗礼。与此同时，同步放映的以艳情片、西部片、枪战片和歌舞片等为主要类型的好莱坞电影也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电影的创作和放映活动。当然，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也时常会受到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比如，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依旧是当时最大的问题。为此，上海图书馆的张伟研究员专门对20世纪早期好莱坞影片在中国的汉译传播历程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他认为好莱坞得以顺利进入中国观众市场的途径之一，就是巧妙地借助了中文字幕的翻译，使之能够符合普通中国观众的欣赏趣味。
在个案研究方面，洛杉矶加州大学的Yiman Wang在《“神女”，“之前”的好莱坞与“之后”的香港》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好莱坞与正在成型的中国电影之间已然存在着互动关系，比如在中国电影围绕失踪母亲或者堕落女人的叙事中，常常能够看到对于好莱坞三幕式传奇剧的翻拍和借鉴。香港科技大学陈建华教授在《格里菲斯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发言中指出，作为1920年代上海电影杂志和休闲报刊中的热点人物，格里菲斯如同一个话语坐标的中枢，纵横交错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种族与性别、影像与文学等议题。围绕这一偶像人物的种种评介不仅衍生出中国本土的电影话语，而且也激发了中国早期民族电影的兴起。中国传媒大学的胡克教授在《卓别林喜剧电影对中国早期电影观念的影响》的发言中指出，中国电影导演对卓别林喜剧的学习和借鉴，中国电影理论家对电影喜剧观念的认识，经历了从娱乐性到艺术性，再到思想性的发展阶段。尤其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时常弥漫着一种悲喜剧的格调，比如从蔡楚生导演的影片中就能够发现卓别林悲喜剧观念的间接影响。上海大学的石川副教授则指出，1930年代以来好莱坞通俗剧在影响中国电影美学的过程中，自身也经历了有趣的“文体功能的转变”，并逐步适应了中国的语境。西南大学余纪教授介绍了抗战期间好莱坞电影在陪都重庆的市场占有情况。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陪都的电影市场显得空前繁荣，除了少量的战争片，好莱坞的娱乐片占大多数。而到了抗战后期虽然电影市场逐渐萎缩，但美国电影的霸主地位丝毫没有改变。宁波万里学院的徐文明考察了1920—1940年代好莱坞电影在宁波的放映情况，指出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在中小城市长映不衰，其原因在于类型电影美学、技术优势与文化趣味等方面的强大吸引力。而早期好莱坞电影在各个大中城市的放映情况，恰恰也折射出好莱坞电影参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多重文化面向。
围绕早期中国电影与好莱坞关系的研究，学界通常借重比较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理论模式。上海大学曲春景教授认为上海早期电影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话题，而其中以一批美国学者为主的“感官文化”研究声势浩大。这个学派以探讨上海早期电影与现代性、好莱坞的关系为主题，注重研究女影星对都市文化的影响。“感官文化”研究方法超越了解读式的电影研究，涉及到电影、物质表象与身体感官文化领域，还涉及到电影与广告牌、杂志封面等其他视觉模式的相关研究。美国南加州大学Rick Jewel教授探讨了美国早期电影中的中国人形象，以及中国政府和观众对这些银幕形象的情绪反应。他通过研究发现，好莱坞电影最大的问题是将中国人塑造得头脑简单而且形象老套，但有趣的是，这些颇受争议的速记式作品反倒更容易获得市场上的成功。韩国木浦大学的林春城（Choon-sung Yim）教授则在《移民，他者化，身份认同：电影里再现的上海人》中考察了早期上海移民置身于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强势文化阴影中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王宜文教授通过一系列的实例分析说明，在1949年新中国电影体制建立之前，美国电影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用积极的眼光就可以发现，美国电影拉近了相对封闭的中国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由此在“想象共同体”① 的影像层面将中国人融入了全球性的文化圈之中。当然，有借鉴也就有创新，比如中国新兴电影在形式上打破了好莱坞封闭圆满的结构链条，从而更适合彼时中国残酷的社会现实语境与集体美学吁求。
北京大学李道新副教授针对早期中国对于好莱坞电影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考察。他认为尽管中国电影从诞生之日就缺乏稳定的时局保证、强大的产业链条和健康的运行机制，但毫不讳言，1949年以前的中国电影仍然企图通过各种途径向好莱坞学习，并努力寻求与好莱坞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进而试图在中国的境内建立另外一个“好莱坞”，最终实现中国民族影业的好莱坞梦想。对此西南大学的虞吉教授指出，针对好莱坞电影的影响与中国电影的主体性研究，其实也直接联系着早期中国电影观念、主流电影样态和电影传统流变等关键性问题。早期中国电影顽强的主体性呈现和参照选择，是在美片殖民地强势输入的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态势下发生的。一方面，好莱坞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多点散在状态。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好莱坞电影的全面参照下，早期中国电影借助以影像传奇叙述为主导的主体性呈现，完成了富于实效性和历史延展性的民族电影传统的打造。上海大学的林少雄教授则独辟蹊径，通过鲁迅与好莱坞电影关系的梳理，探讨观看电影如何影响到鲁迅的志向、情趣、生活方式以及创作理念，进而探讨了影像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事实上，中国影人对好莱坞的态度向来都显得非常复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高小健研究员指出，1930年代的中国电影人在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电影时，表现得相当矛盾而自觉。他们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坚持批判立场，而在艺术理论和操作层面却秉承学习的态度。所以中国民族电影观就是在同外国电影的正反对照中建立起来的。而在全球化浪潮日益激烈的今天，当人们重新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却普遍表现出一种不设防的姿态，这确实需要引起我们的警醒。
疏离与竞合②：寻找第三条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长期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好莱坞与中国电影的关系很容易被片面地概括为某种压抑性的权力机制，历史上也通常会以非此即彼的极端方式来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饶曙光研究员对新中国伊始的清除好莱坞运动进行了考察，指出新中国政权虽然迅速地完成了电影企业国有化、政治化的改造，从体制上清除了“好莱坞电影元素”的生产机制和创作机制，但在叙事模式以及叙事技巧等方面，中国电影创作中依然潜隐着好莱坞的影子，只不过将其进行了有趣的转喻：以政治意识形态代替道德伦理，以阶级代替了个人，以国家代替了家庭。上海大学石川副教授对谢晋执导的《红色娘子军》与美国导演爱德华·兹威克执导的影片《光荣》（Glory）加以比较分析，发现两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外部形态极为相似的通俗剧（melodrama）形式，而在叙事中也都分别涉及到话语置换的策略：前者用性别话语置换了阶级话语，后者则用种族话语置换了阶级话语。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电影文本中潜藏着同一个关于男性／白人救世主的神话原型。由此，在1960年代的中国革命现实主义电影与1980年代末期的好莱坞通俗剧之间达成了某种意味深长的对话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电影市场的开放，中国电影与好莱坞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与疏离关系逐渐得以缓解。面对新的情况，研究者需要采取新的理论视角来分析两者之间的权力互动。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大学孙绍谊教授在大会主题发言中特别强调，希望能够在“支配／抵抗”的二元对立模式之外重建第三条研究道路，即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利益共生关系。建构“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首先在于好莱坞自身的变化与转型，其标志是独立影片对传统好莱坞的改写，这使我们不能再以单数形式来指称好莱坞。其次，在日益互相依赖的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影同时在商业影片和独立（艺术）影片两翼出现的“普适”（universal）叙事与关怀，进一步消解了我们通常对“民族电影”的理解。不仅是因为中国近年来在商业影片和独立制片方面的突出成就，使之获得了进一步的现实保障，而且也在于好莱坞电影自身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非好莱坞／非西方电影不能仅仅满足于以“窗口”的姿态展现自我特殊的文化与历史、凸现自我对好莱坞制作的拒绝，而应将自身视为人类普遍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普适”策略消解好莱坞影片的“普适”神话。上海大学葛颖教授分析了美国艺术片近期创作的新动向，发现一批导演已经开始从魔幻制作、历史杜撰和想象的异域风情中抽身而出，重新将社会热点纳入创作视野，以透视人所未见之处来赢得观众的喜爱，因此成功的艺术片导演总是善于“蹦跳在别致与浅近之间”。中国人民大学潘天强教授也持有相近观点，他剖析了好莱坞“温柔的影像军团”背后文化霸权的多面性特征。在他看来，好莱坞电影以国家的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为依托，向全世界推广文化霸权。而好莱坞在推行其文化霸权的同时，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许多非同源的文化，借鉴和吸纳了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精粹，使好莱坞的文化影响半径不断扩大，也相应地推动了世界电影的整体发展。此外，好莱坞电影发展的多元态势也为其他族群的文化创造提供了另一个舞台。上海大学的陈犀禾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对几位著名华裔导演在好莱坞的创作经历做出了生动的阐明，并试图从另一个侧面展望华语电影在以好莱坞为主的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生存环境、发展方向、未来选择及策略等问题。美国著名电影制作人Chris Lee则根据他分别与好莱坞、中国导演多次合作拍片的经验，指出中美导演在经费预算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做法。在他看来，这些有趣的差异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常常会带给他崭新的创作灵感与启发。他坚信，今后中国与好莱坞的影业合作将会变得更加深入而广泛，当然也不否认在这种合作背后还会隐藏着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文化动因。
正如《中国电影年鉴》俞小一主编在《从博弈挑战到竞争共舞》的发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竞争与对话成为本次会议研讨中达成的共识。北京电影学院黄式宪教授用“和而不同”概括了跨国合作与营销的核心理念。他认为，中国电影既然已处身全球性的文化新格局，就必须履行WTO的约定和规则，跨越文化与国族的界限，与好莱坞、与世界电影展开广泛的对话。这正是我们认识中国电影与好莱坞之间既对抗又合作的文化关系的前提。此外，如何规避全球文化趋同性的危机，保持我们电影产业均衡、和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文化课题。上海交通大学的李亦中教授认为，中国“入世”已有5个年头，悲观者所担心的“狼来了”与乐观者所预言的“龙出海”的两种局面均未出现。在“堵”或“攻”这两种应对之策以外，还存在着竞争性合作（Co-petition）的趋势与可能。他分析了中美影业在资金、市场、观众、内容和人才等五个方面的资源共享与不平衡现状，进而探讨提升国产片市场占有率的对策。中国艺术研究院章柏青研究员认为，近年来出现的华语大片现象离不开“好莱坞在中国”的具体语境。在具体的实践环节上华语电影可以采取以下策略：首先寻求同美国的合作，其次与好莱坞“竞争”本国电影市场，第三是培养好莱坞影片的“替代品”。韩国电影已经在“和好莱坞的合作、竞争、替代”策略下取得了值得骄傲的成绩，刚刚起步的华语电影也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苏州大学的倪祥保教授形象地用“不拼经济拼文化”、“不拼国际拼国内”和“不拼同步拼个性”概括了中国电影参与全球市场合作竞争应遵循的“三不原则”，认为要扬长避短，有的放矢。上海大学的龙锦教授立足电影产业链研究，指出好莱坞电影相对成熟的产业化运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还要充分考虑到中国具体国情，相关各方应当协调好责任与利益关系，以“共赢”作为产业合作发展的基础。当然我们也很清楚，中国市场一直是美国电影觊觎的重点区域。为了在中国电影市场开发中占据主动，好莱坞各大电影公司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着手研究中国市场。因此我们目前要做的工作就是弄清楚好莱坞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策略机制，然后针对此做出相应的判断和回应。
作为好莱坞重要的竞争合作伙伴，香港电影与好莱坞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也为我们研究好莱坞与华语电影之间的产业竞争性合作提供了有趣的参照。伦敦大学的Maria Hsiuya Loh经过统计发现，在香港和好莱坞电影工业制作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翻拍的有趣现象，到后来很多电影作品很难区分清楚究竟谁是原创，谁是摹本。此外，好莱坞翻拍香港电影的主要驱动力仍然在于巨大的经济利益。香港浸会大学司若博士在《当东方好莱坞遭遇好莱坞》的发言中指出，当我们以“东方好莱坞”作为香港电影工业的别称时，那就承认了要以好莱坞作为衡量其他电影工业的标准。与好莱坞的全球化扩张不同，作为“边缘帝国”的香港影业，不惜在生产上投入更多的心思和成本来应付各地市场的不同需求。历史上香港电影工业素来以强大的“鲁棒性”（Robustness）③ 著称，这是它长期依靠海外市场生存和发展所培养出的性格。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多种因素造成了香港电影业的持续低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好莱坞电影大举占领了香港本土和亚洲电影市场。当好莱坞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风尚的时候，香港电影工业也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西化或者好莱坞化的趋向。纽约大学的陈向阳博士以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为个案，分析了香港电影进入西方市场过程中的多重遭遇。作为忠诚守护本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周星驰的电影通常是以充满草根色彩的俚语对白见长，然而最近打入北美市场的两部影片《少林足球》和《功夫》却是以丧失上述特色作为代价。对全球观众而言，多元风格的杂糅无疑使这两部影片更容易迎合通俗文化消费的“普适性”，但对本土文化而言却导致了新一重的失陷与歪曲。对此，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赵卫防副研究员指出，好莱坞电影正是在保持自身品格的同时，充分吸收了包括香港电影在内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电影的现代性元素，又加上雄厚的资本，才得以称雄国际影坛。对香港电影来说，这种博采众长的互动汲取同样关键。我们在关注好莱坞与香港电影双向互动的同时，一定要让香港电影脱离“非洲面具”的奇观化身份。
借鉴与合纵④：泛亚电影与华语品牌建构
在全球电影市场竞争中，中国电影不再是一位孤独的舞者，需要将其放置在亚洲电影复兴和华语电影市场建构的背景中加以理解。香港浸会大学的叶月瑜教授认为，目前东亚地区的电影业界出现了一股新的“泛亚洲”潮流，一些大制作影片如《如果·爱》和《无极》就是典型的例子。泛亚电影不仅涵括了地域文化与制作资金方面的联合，同时也能够拓宽影片的收益来源。因此，中国电影可以通过区域间的合纵战略来谋求新的发展机遇，并取得全球化竞争的有利地位。在这方面，1990年代以后的韩国电影业无疑走在了亚洲国家的前列。事实上，韩国电影在亚洲文化圈内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显示出当代娱乐产业的某种合理化境遇。作为全球文化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韩国电影从故事构思、剧本创作、表演调度以及后产品开发，都严格地遵循了全球化的产业法则。如果说早期韩国电影模仿了港台的成功经验，显示出对亚洲传统文化伦理的一种认同式反应，那么此后的创作者开始注重发掘本土故事元素，并依靠地理位置的相邻和文化上的同源性，广泛地汲取、整合了亚洲国家较为认同的价值观念、道德评判和审美资源，赢得了泛亚市场的广泛欢迎。当然，十余年来韩国电影的长足发展也离不开银幕配额制度（Screen Quota）的强力支持。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林大根（Lim Dae-geun）研究员对韩国电影界围绕配额制的斗争历史进行了回顾，指出韩国“大卫”与好莱坞“哥利亚”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表现为国内的文化与产业冲突，而且深刻地反映出好莱坞全球市场策略与民族电影之间不可调和的经济矛盾，同时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韩国电影近年来在泛亚电影产业圈中的成功。韩国电影与好莱坞围绕配额制问题的交锋历史，值得引起中国电影业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国内的银幕配额制度形同虚设，但随着国产电影实力的增强，配额制问题必将会成为双方利益争夺的一个重要阵地。
在亚洲电影复兴过程中崛起的华语电影不仅是业界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学术命题。西南大学的刘宇清博士考察了“经典好莱坞电影”与“华语电影”这两个概念的研究范畴及其背后的文化权力逻辑，指出在后冷战思维和全球化的背景下，好莱坞不但主导了全球的电影经济和娱乐文化，而且正在通过建立学术中心地位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霸权地位。因此，华语电影研究肩负着双重的使命，首先是对内的体制建设，尽可能与华语电影产业实践结合起来，为华语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话语支持和审美语境。其次是对外的美学扩展，对全球化浪潮下的好莱坞帝国美学及其学术话语霸权起到应有的制衡作用。
上海大学的马宁教授从电影产业研究中一个为人所忽略的领域入手，指出自制片厂制度建立以来，品牌建构一直都是好莱坞跨国电影进行全球扩张和整合的重要营销战略之一。这种营销手段亦能帮助民族电影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对于建构中国民族电影的跨国（地区）品牌策略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启示。而近年来武侠电影作为当代华语电影生产的一个重要品牌，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武侠电影的品牌建构和跨国营销策略，也成为与会学者关心的问题。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Vivian Lee助理教授指出，民族主义话语针对以跨文化对话为背景的《英雄》的批评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局面，这恰恰说明影片在开发本土票房之外，更着眼于跻身全球市场。但这样的做法对于武侠电影来说如同一柄双刃剑，稍不留神就会被好莱坞动作大片美学所吸附、同化，从而伤及自身的文化传统。福建师范大学的颜纯钧教授则用源出好莱坞的“景观电影”概念批评张艺谋近期创作的一些武侠大片，指出运用大景观的电脑特技目前只能说明技术方面的进步，而在电影艺术上仍显幼稚。韩国木浦大学的申正浩（Jeong-Ho Shin）教授针对华语电影《可可西里》的成功与《英雄》、《十面埋伏》和《无极》等功夫片在国际电影节上的频频“落选”，强调中国电影不能失去中国本土文化与历史经验的支撑。作为一个反证，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Timothy Iles助理教授分析了《黑客帝国》三部曲如何借鉴中国武侠片的手法创造出全球化的视觉风格，在此过程中，又如何颠覆中国武侠片的美学，为重新确立好莱坞的意识形态霸权增加了新的元素。为此，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贾磊磊研究员在提交大会的论文《剑道中的善恶与尊卑——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与武侠电影》中特别指出，武侠电影中的刀枪剑戟等武器并非简单的道具。在叙事功能上它们与人物的性格、命运发展相互映现，而在文化旨意上则与整部影片所表述的价值观念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武侠电影创作不能流于皮毛，应该与影像符号的价值赋义系统密切地联系起来。
发展与创新：打造民族特色的类型电影
北京电影学院郝建教授认为，中国大陆电影如果要走商业化道路，必须承认并认真学习类型电影的规律。近几年大陆电影的创作数量有所上升，但是类型片，尤其是形态纯粹的商业类型电影数量仍显稀少，这违背了电影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郝建进一步指出，中国大陆商业电影创作要想真正繁荣，主要问题并不在于中国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艺术形态或经济关系之间，而在于大陆观众的审美需求与创作者的观念和管理体制之间。复旦大学的张振华教授指出类型电影并不是好莱坞的专利，那些符合中国观众心理构架与审美习惯的本土类型电影也具有恒久的生命力。如近来的影片《天狗》与《可可西里》屡获国际奖项，就证明了发扬类型片智慧的重要性。著名华裔导演李安则以自己的切身体验，指出电影是和观众签署的一种文化合约，它在空间上是封闭的，在时间上也是有限的，每部类型片都有各自的游戏规则。更耐人寻味的是，导演跟观众的审美默契是在好莱坞的电影规则里建立的。但为什么各种类型片的基本规则都是由好莱坞制定的？这恰恰正是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虽然都有着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好莱坞电影的一百年和中国电影的一百年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的电影导演应当学习这些规则，而不要让民族自尊心挡在前面。
针对国内类型电影创作实践和产业生态环境营造等方面的问题，北京师范大学的周星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当前民族电影业的政策把握是非常必要的，尤其要避免像台湾本土电影业迅速衰落的危险景况。中国电影应该在产业构架完善的同时，努力加强中国电影艺术的创造性生产，因为电影的内容永远和艺术相联系，艺术质量决定了产业前途。为此上海大学的黄望莉博士还提出一个有趣的话题，她认为《无极》这部意欲迎合公众却备受指责的中国大片，恰恰说明了所谓商业文化体制下的中国电影制作正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由此带来以下疑问：以鸿篇巨制作为商业片的主流、以大产业为主的电影制作能否代表当下中国大众的文化品味？同样，西安财经学院的王卓慈教授也以新成立的“曲江影视”为个案，探讨了国内影视文化产业链如何进行灵活衔接的问题，并表现出对“中国好莱坞热”的冷静忧虑。作为解决以上问题的一种可能性方案，华东师范大学的钱春莲博士对当代两岸三地青年导演的类型片创作进行了跟踪研究，认为这些导演大都采用反模式和混合类型的策略，对传统的类型片进行了符合时代风尚和全球视野的变革与改造，努力打造出蕴含民族文化精神的新类型电影。
除了努力发展商业类型电影，也不应忽视独立电影制作在当代影视产业格局中的重要作用。纽约城市大学的Jerry Carlson教授以娄烨的作品《苏州河》为例，认为这是中国独立电影浮出水面的关键例证。影片描绘了梦幻般的上海下层社会生活的诱人形象，同时也是研究中国新一代电影人如何在世界电影地形图上自觉地进行美学定位的经典个案。他还分析了《苏州河》如何从美国传统电影（如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和法国新浪潮电影中汲取到滋养，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电影美学风格。上海戏剧学院的张仲年教授则从好莱坞“真事电影”得到启发，认为“真事电影”对于中国导演的创作来说，不管从商业性还是艺术性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如何在国产电影中葆有民族文化的传统特色，也是本次研讨关注的一个议题。中国人民大学的陈阳教授发言指出，寻找民族文化符号的当下意义在全球文化激烈竞争的时代变得异常的紧迫，这同时也是预测中国电影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如果电影文本仅仅具有民族化的美学意蕴和艺术价值，却与观众产生年代上的错位感，那么就说明它对当代人情感生活的介入仍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屏障，这对民族电影的产业化发展不仅不利，而且可能会导致某种扭曲。福建师范大学的吴青青博士认为，民族电影对通俗文化资源的利用必须置于全球化的复杂语境中，丰富渊博的通俗文化是中国电影创作中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之所以称其为资源，是因为我们认为文化不仅是可以保护和继承的，还应当是可以发展和再利用的。当然这种利用并不是全盘接受，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上海大学的吴小丽教授以李少红、彭小莲近期的影视创作为例，指出以上剧作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演绎出健康积极的现代母女关系，这恰恰表明女性导演在自觉地寻找表达创作中的新视角。上海戏剧学院的赵起博士认为，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来说，如何挖掘出一些老的经典电影（如《小城之春》）进行重拍，不仅能保护既有的优秀民族文化资源，而且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完善也是不可或缺的，需要从研究和操作的层面上来持续地积累与探索。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还围绕大家关心的一些理论专题发表了见解。上海大学金丹元教授撰文认为当前世界影像文化进入了“碎片”化的阶段，这种碎片式的影像既是后现代语境的必然产物，也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工业国家所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景观。时至今日，它已成为一种全球性媒体工业的生产方式和运作策略，深刻地影响着包括电视、电影、广告和网络在内的一切大众传媒。华东师范大学聂欣如教授针对影片拍摄中的“微动”技法进行了理论分析。加利福尼亚浸会大学的James Lu教授在中美动画片的比较研究领域提出了饶有兴趣的话题。上海大学郑涵教授与青年学者付永春则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电影受宪法第一修正案进行了研究，通过解读最高法院的判例对美国电影制度的具体影响，借以补充国内学界研究美国电影审查与分级制度过程中法律维度的缺失。以上富有创见的观点的提出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
注释：
① “想象共同体”的说法可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睿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② “竞合”即竞争性合作。“竞合”是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信息技术的普及是企业间形成竞合关系的两个原动力。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商业实体都不可能在一个专属的领域内垄断全球市场。与此同时，因为有了以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任何一个商业实体又可以用很低的成本与其他全球商业实体展开深入的合作。以合作为基础，放眼全球，充分竞争，这就是“竞合时代”的战略本质。
③ “鲁棒性”是Robustness的音译，原本是一个系统与控制论术语，指系统的健壮性。它是在异常和危险情况下系统得以生存的关键。比如计算机软件在输入错误、磁盘故障、网络超载或恶意攻击的情况下，能否不死机、不崩溃，就显示出该软件的“鲁棒性”。在技术上就是指“可靠的、坚固耐用的、不易出错的、兼容的、可移植性强”等意义，本文取其引申义。
④ “合纵”一词源自《战国策·秦策三》，“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阻止强国进行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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