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图关系的历史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关系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12-0075-04 汉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鼎盛时期，以其雄厚的国力、壮阔的气势占据我国历史辉煌的一页。就艺术而言，中国艺术经三代之质朴、秦时之劲健，至两汉时期，呈现出一种古朴、雄浑、热烈、浪漫的复杂情态，其成就为后世所仰望。其中文学与绘画所取得的成就尤其引人瞩目，对后世的影响绵延不绝，至今不息。 一、汉代文图关系史的把握 对于汉代文图关系的研究，首先是基于时代的需要，许多学者将当下称为图像时代或图像社会，今时今日，图像是无处无在，无时不有的，图片、电视、电影、广告、视频等各种类型的图像如同汹涌的大潮一般涌向我们，人类已经与图像不可分离。在这种情况下，在语图互仿范畴下，探析在另一个“图像爆炸”时代，民众如何处理与图像的密切关系，并合理地驾驭之，这样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其次是基于学术的需要，当许多人沉浸于“图像时代的来临”以及“文学命运的终结”等悲观论调中时，我们不妨积极探索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关系，在传统的单向研究之外，开拓文学研究的空间和路径，正如赵宪章所指出的，“文学与图像”作为21世纪文学理论的基本母题是可能的①，积极有为的理论研究能够为创作提供清晰的思路，文学与图像研究已经显示出初步成效。基于这样的思路，对于汉代文学与图像关系史的梳理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回溯汉代图像与先秦文学的关系，从理论高度探讨汉代文学与图像之间的关系。汉代图像内容极为丰富，按照通行的分类，大致可以分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图像、描述历史人物故事的图像、表现祥瑞和神话故事的图像、刻画自然风景与图案纹饰的图像等。除去自然风景以及图案纹饰等图像之外，其他内容大多与先秦文学密切相关，特别是神话传说故事与历史人物故事图像，均出自先秦文献。通过对先秦文学与汉代图像之间关系的追溯，可以从源头上厘清文图关系的种种形态，为此后朝代文图关系的研究提供参照。同时，在全面把握汉代文图资料的基础上，将汉代文图关系归纳为互仿、差异与共生等几种类型，对于定位汉代文图关系的形态与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由于汉代是中国文图关系史上第一个勃兴的时期，通过对该时期文图关系的把握，可以对后世文图的发展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另一方面，这也是汉代文图关系研究的学理依据。 第二，汉代文图关系资料的分类梳理。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本时段文图关系的研究勾勒出一条完整的文图关系发展史，然而在真正开始整理统计数量庞大的各种图像之后，才发现此项任务如此艰难。研究的难度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虽然汉代图像数量繁多，但是与文学具有直接关联的图像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样丰富，更多的图像仅存在间接的联系，所以，在进行研究之前，必须对成千上万幅汉代图像进行分类辨析，首先挑出与文学具有紧密联系的部分，然后再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图像，希望达到以少总多、典型说明一般的效果。其次，汉代文图关系的发展并不如我们之前想象的那样富有规律性，如果强行将所有的图像与文学进行比附，由此构建出一种整齐而规则的发展脉络，恐怕既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又有悖于学术规范，所以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尽力做到“适可而止”，通过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思考和辨析勾连出比较完整的文图关系发展史。再次，现存的绝大多数汉代图像均来自墓葬，比如凸显于砖石上的画像、墓室壁画、帛画、各种明器上的图案等，一方面，墓葬本身是一个综合的文化聚合体，各种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均附着其上，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文化的变更，其本身也在不断变化，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难以把握的困境。另一方面，墓葬中的图像均出自底层工匠之手，其故事来自于民间的口口相传，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在传说同一个故事时，往往会衍生出各种版本。工匠们在进行图像转译时，又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不同程度的改写。这些因素致使诸多汉代图像与现今流传的文字文本之间产生各种差异，这些差异同样难以把握。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但是通过几方面的努力让我们对汉代文图关系的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加强了未来进一步探索的信心。其中花费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是对汉代文图资料的收集和整理。通过两年的准备，我们检索了现今出版的绝大多数汉代图像文献资料，并结合充分的实地考察，以文学为本位，将数量繁多的汉代图像编排为史传传说故事与图像、汉赋图像、易学图像、祥瑞图像四大部分，并为典型的图像整理和撰写了提要问题，形成近45万字的资料长篇，其中图像千余幅。在此基础上，结合文学文本、图像内容、图像风格、图像来源等，从以上四个方面梳理了汉代文图的发展历史。在研究的过程中，既注重追溯先秦文学与汉代图像的关系，又着力探索汉代文图的独特之处，同时还注意挖掘汉代文图在后世的影响。当然，我们的研究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但仅此已可窥见汉代文图关系发展的脉络，汉代文图发展的基本面貌也已得到展示，这也是我们研究的初衷。 第三，汉代文图关系理论的挖掘。在文学与图像共同繁盛的背景下，汉代的学者们开始对文图关系进行初步的探讨，虽然这种探讨还不够深入，呈现出理论萌芽时期特有的感性色彩，但是他们对图像的功能与作用、造型艺术的来源等问题的独特见解，对魏晋之后的文图关系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通过对汉代文图关系理论的挖掘，为进一步把握文图关系史提供了另一种观照的视角。 以上三个方面，既有对历史现象的回溯，又有具体问题的展开，同时还结合一定的理论研究，以此对汉代文图关系史的发展脉络有了一定的认识，虽不中亦不远矣。 二、汉代文学图像的定位 据现有的史料，我们对汉代文学与图像的繁盛状态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认识，运用文图结合的诸多例证深入说明了汉代文图关系的各种特点。然而，如何评定汉代文学图像的成就？如何在中国文学关系图像史中定位汉代文学图像？这些都是我们一直绕不开的问题。 第一，繁多的文学图像。在数量浩繁、载体丰富的汉代图像中，历史人物图像、神话图像与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两种图像所包孕的故事均可以从先秦两汉的文献中找到记载，它们是典型的文学图像。以画像石为例，在各大分布区中均可以找到数量可观的文学图像。比如神话图像，有西王母图、后羿射十日图、嫦娥奔月图、伏羲图、女娲图、常羲图、羲和图、东王公图、牛郎织女图等②。再如历史人物图像，有帝王将相图、忠臣孝子图、义士列女图，包括伏羲、女娲、祝融、神农、皇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夏桀、周公、老子、孔子、蔺相如、闵子骞、邢渠、荆轲、专诸、聂政等历史人物。汉代文学图像的数量和涵盖的内容均远远超过先秦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当之无愧的图像时代。 第二，独特的文图结合构图方式。汉代文学图像中文图结合的构图方式也比较独特，集中体现在1966年山西大同石家寨司马金龙墓出土的一架北魏木质漆画屏风上。在保存较为完好的五块屏风上，绘有列女、孝子、高人、逸士的故事，其侧还有榜题或题记，如有舜二妃、周室三母、鲁师春母、班姬辞辇、孝子李充、启母涂山、鲁之国师、孙叔敖、鲁义姑姊、孙叔敖母、卫灵夫人、齐田稷母等。结合屏风图像与文字分析，该架屏风上存在两种文图结合的方式，一种是榜题加图像，比较典型的图像是“有舜二妃”“启母涂山”“鲁义姑姊”等；另一种是榜题、题记加图像，典型的有“周室三母”“班姬辞辇”等，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多了一些字数不等的题记，其文字论述的部分更加充分。其中榜题加图像的构图方式为不少汉代文学图像所采用，最典型的就是山东嘉祥的武梁祠画像，其帝王、贤臣、列女、孝子等历史图像旁均有一段榜题，或仅说明人物的身份，或既说明人物信息又表现人物的行为品德。前者以列女图像为代表，后者以古帝王图像为代表。除此之外，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上的历史人物图像同样以榜题加图像的方式构图。这样的方式使信息的传递更精确，更重要的是使图像所蕴藏的道德因素得以彰显。这样的构图方式对后世的人物画产生了直接影响，最典型的便是西晋顾恺之的《列女仁智图》和《女史箴图》，均采取文图结合的构图方式。 第三，恒久的图像母题。民俗学家认为母题是一种非同寻常、反复出现的最小的叙事单元，可以分为人、物、事三类③。我们可以看到汉代文学图像中出现了许多延续至后世的图像母题，可以归纳为三个系列，即神话故事系列、历史故事系列、礼教故事系列，都是对先秦文本与汉代文本的模仿与演绎，在后世屡有回响。首先是神话故事系列，神话故事图像是汉代图像中数量庞大的一类，涉及的神话人物有伏羲、女娲、常羲、羲和、东王公、西王母、后羿、嫦娥、牛郎织女等。这些神话人物均未见于现今出土的先秦图像中，极有可能是汉人的新创。汉代之后，一些神话人物在图像中出现的频率虽然大大减少，但是他们一方面符号化，依然保持神秘的色彩；另一方面民众又不断赋予其新的身份与职能，在民间图像中仍然存有他们的一席之地，比如西王母。汉代是西王母信仰的鼎盛时期，从西汉晚期延续到东汉末，汉王朝各地的墓葬中均出现了数量庞大的西王母图像。李凇曾经对《陕北汉代画像石》一书进行统计考察，结果发现书中所辑的120个左右的汉墓中，有62幅西王母画像，也就是说一半左右的陕北汉墓中存在西王母图像，这个比例远远超过当地同类题材比如伏羲、女娲的图像④。汉以后，仙化的西王母进入民间信仰领域，神化的西王母则进入主流社会的信仰领域⑤，在古小说、诗赋、宝卷等文献中均可见有关西王母的记载。与此同时，在墓室壁画、铜镜等载体上依然可见西王母的身影。其次是历史故事系列，汉代帝王将相图、忠臣孝子图、义士列女图等数见不鲜。图像中出现的这些人物大部分出自先秦时期，少部分则是出自汉代本朝，许多人物故事继续成为后世图像的重要内容。从传播的途径看，先秦的历史人物故事多以口口相传的方式传播到汉代，然后被民间工匠转译为图像。汉之后，部分历史故事在民间以宗教壁画、墓室壁画、雕塑等方式继续流传，比如孔子图、古帝王图等。另有一部分故事，以文本的方式传播到汉代，被司马迁、班固、应劭等学者记录下来，流传至后世，文人画家通过自己的理解与想象，将文本转译为图像，形成了流传至今的文人画母题，比如荆轲刺秦王、完璧归赵、孔子图等。汉代本朝的人物故事则多以文本传播的方式流传至后世，为画家所转译，在文人画中大放异彩，比如伏生授经故事、昭君出塞故事、文姬归汉故事、苏武牧羊故事等。再次是礼教故事系列，在汉代墓葬图像中，出现了许多列女、孝子图，其出现的背景与汉代推崇儒家、崇尚孝道密切相关。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的主导地位，所以这些礼教故事图像在后世得以继续流传，并不断变异，比如孝子故事，在元明时期，演变为“二十四孝”，并有相应的“二十四孝图”出现。这些故事，不仅在民间以墓室壁画、年画等形式广为流传，同时也是文人画的重要母题。比如列女故事图，仅据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便可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司马绍、荀勗、卫协、王虞、谢稚、戴逵、濮道兴、僧珍、王殿、陈公恩等人图绘各种列女图，如《大列女图》《小列女图》《列女仁智图》《列女辩通图》《列女贞节图》等，到明清时期，图绘列女的风气依然不绝，著名画家唐伯虎、仇英等均有作品留存，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列女图传统。 第四，高超的叙事技巧。汉代的文学图像形态丰富，包括有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帛画雕塑、工艺品等，采取多样的艺术技法，比如汉画像石就采取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等雕刻技法⑥。这是从艺术的角度进行评判，如果从文学的角度进行观照，就会发现许多汉代文学图像取得极好的叙事效应，这与其高超的叙事技巧密切相关，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顷刻与并置。 首先是顷刻。抓住了事件的“最富于孕育性的顷刻”⑦，将时间转化为空间，通过反映一瞬间的事件折射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使观者在观看图像时能够接受到最丰富的信息，这是图像叙事最有效的途径。从目前出土的汉画像石来看，许多工匠已经可以比较熟练地运用这种技法，抓住事件的某些顷刻，通过精心创作，利用图像进行叙事。比如武梁祠后壁的“鲁义姑姊”画像、“蔺相如完璧归赵”画像，左壁的“梁节姑姊”画像，后壁的“李善遗孤”画像以及西壁的“曹子劫桓”画像等都体现出汉代工匠们选择决定性片刻的技巧。这些画像通过对最具冲击力顷刻的刻画，将整个故事做了最充分的表达。这种技法在汉代工匠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运用，就现今出土的文物来看，其他各地的汉画像石上以及某些汉墓壁画中均有一些类似构图的作品，最典型的便是洛阳烧沟汉墓壁画中的“二桃杀三士”图像。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子三人面对两个桃子，动作神情各有不同，由此折射出他们的不同心态，这是整个故事中最富于孕育性的场景，工匠们将其牢牢抓住。虽然受材料所限，不能直接证明这样的构图方式是汉代工匠的首创，但毫无疑问，这样的方式在汉代工匠手中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运用，并对后世颇有影响。钱钟书在《读〈拉奥孔〉》中说：“中国古代画故事，也知道不挑顶点和最后景象。”⑧他以唐代李昭道《秦王独猎图》和宋代李公麟的《贤已图》为例进行了说明，既然这两位著名画家也曾运用其技法，其他可见一斑。 其次是并置。并置是汉代图像叙述的另一种重要方式，某些过程稍长、情节复杂的故事无法用抓住顷刻的方式进行图像转译，那么就可以转而采取抓住该故事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场景和事件要素的重要者进行并置，将这些重要的要素并置到一个画面中，所摘取的要素必须是该故事在某个时间段的决定性顷刻。以这种方式所创制的画面看起来只有一个场景，其故事的发展看起来也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但是细究其情节可以发现，它们往往包含2个或2个以上的场景，每个场景都代表该故事中重要的片段或阶段。这样的叙事方式既不同于单景式的顷刻叙事，又不同于连环画式的连续、历时叙事，其画面虽然看起来合理，却不符合一般逻辑。在武梁祠右壁第二层，以及同一块墓地的其他两个祠堂前石室和左石室中都出现了“荆轲刺秦王”的画面。从该故事发展的过程分析，其最紧张最激烈的瞬间应该是荆轲投出匕首，匕首误中铜柱，秦王绕柱奔逃的一刻。如果只是简单观看这三幅画面，会误以为工匠们确实将这一时刻进行了充分表现，符合把握“最富于孕育性顷刻”的原则，但实际上，这个画面其实至少包括秦舞阳匍匐于地、荆轲打开盒子；荆轲挥动匕首割断秦王衣袖；荆轲追逐秦王，但被侍卫阻止；荆轲投出匕首，误中铜柱；侍卫营救秦王等五个场面。工匠不仅仅想要表现刺杀中最紧张惊险的一幕，而且想要表现整个故事。除此之外，在四川、浙江、陕西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同样有“荆轲刺秦王”的图像，其表现形式与武氏祠这三幅大体不差，另外，武梁祠西壁的“豫让刺赵襄子”画像以及各地的“周公辅成王”画像也曾运用这样的手法。这样的构图方式具有多重优点，既可以最大程度地复原故事情节，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同时还大大地延展了叙述时间，从而能够极大程度地提升图像的叙事表现力。这样的构图方式也并非汉代工匠的独创，比如刘敦愿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的时间与运动》一文中以故宫博物院所藏《宴乐铜壶》上的“弋射图”为例论说了并置的构图技法，这说明商周时代的工匠就已对此了然于心⑨。但是汉代的工匠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发展，对后世也产生了有效影响。比如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画屏风上，绘有“有虞二妃”图像，将舜弟象、舜父瞽叟往井中填土以害死舜的场景和舜与娥皇女英商量对策时的场景并置起来，使画面的叙事效果最大化。 ①赵宪章：《“文学图像论”之可能与不可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②王建中：《汉画像石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 ③丁晓辉：《母题、母题位和母题位变体——民间文学叙事基本单位的形式、本质和变形》，《民间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 ④李凇：《论汉代艺术中的西王母图像》，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⑤汪小洋：《汉墓壁画的宗教信仰与图像表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 ⑥蒋英炬、杨爱国：《汉画像石与画像砖》，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⑦莱辛：《拉奥孔》，《朱光潜全集》第17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⑧钱钟书：《读〈拉奥孔〉》，《钱钟书论学文选》第6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⑨参见李征宇：《顷刻与并置：汉画叙事探赜》，《理论月刊》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