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理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言
“社会资本”是从新经济社会学演化出来的一个最有影响的理论概念。但是，社会资本的精确含义是什么？虽然这个术语很快地成了社会科学和决策圈内的常用词，但是明确的定义并不多见。使用这个概念的那些人，很少有人详尽地阐述过社会资本的理论细节。学者们开始批评这个概念的理论层次过低和用法上过分简单化，但大多数人通过自己提出的关于社会资本的不同解释来对这个问题说三道四。许多这样的解释本身就代表了一种进步，而且一个人按照当前的经验主义问题下定义也是合理的。更大的挑战依然存在——建构社会资本的理论含义：（1 ）不是特殊的问题；（2）不局限于特殊的分析单位；（3）各种分析在理论上不矛盾；（4）对作用、 动因和结构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概念上的区分；（5）能概括、 组织和明确地表达现在那些业已证明具有生命力的有关社会资本的概念表述。
为了克服让人头疼的社会资本理论研究上的含糊不清，我们需要严格的、全面的和对经验研究的问题具有说服力的概念表述。我的目标是双重的。首先，我要分别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分析层面上逐一阐述社会资本的概念表述，合并和整合现有最好的理论。其次，我要指出这三种观点如何构成一般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讨论这三种观点何以共同作用，形成和促进经验研究。
产生的一般理论不是一大堆通过经验研究证明了的或没有证明的重要主张，而是一种概念工具，通过它引起人们研究的兴趣，从而使这种经验的研究容易进行，取向比较正确的问题会在中途引出重要的理论。我希望这会是把社会资本的研究整合到一种前后一致、理论一贯的知识体系的重要一步。
我的本体论起点是系统主义（systemism ）：社会资本是按照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间的关系类型在社会网络中分配资源的过程系统。系统主义指的是对系统的要素、构成和环境的三维分析。在社会资本系统中，要素是构成社会网络的个体自我。系统的结构是联结自我的关系类型。系统的环境是把该系统包含在内的更大的社会生态。在社会资本的概念表述系统中，我直接把要素、结构和环境划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分析层面。
我把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嵌入自我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将讨论个体自我通过社会网络（自我包括在内）调动资源的潜力。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个人的结果，不过是在特定社会结构的情境中来考虑。
我把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将讨论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的自我之间联系的定型，以及资源因其特殊结构而通过该网络流动的方式。我们这里关注的是网络结构化的过程及其分布的影响，而不是构成网络的个体自我。
我把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称之为嵌入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将讨论特定社会资本网络包含在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以及包含在更大的文化或规范体系中的方式。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外在”文化、政治和宏观经济对网络中的社会联系的性质的影响，对网络结构的影响，以及对网络构建、变化和转移的动力的影响。
这三个层面的分析并不相互排斥。它们相互作用，根据讨论问题的不同而各有侧重。一个分析层面出现必然会带出另一个分析层面。任何给定的问题都需要在三个分析层面上进行分析，以便对作为社会结构主要过程的社会资本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社会资本的一般理论必须满足两个标准。第一，概念表述必须在理论上保持各分析层面的统一，我在这里通过把这三个层面与系统主义中包含的“要素、结构和环境”三个方面联系在一起，就做到了这一点。第二，社会资本理论必须用作用、动因和社会结构化的理论来加以说明。这些相关理论各自的含义需要梳理清楚，以便使它们与社会资本理论区分开来。这使得社会资本成了一个自足的理论概念，与处理作用、动因和社会结构化问题的各种方法是一致的。这样我们可以为我们的分析工具箱选择一种最适合眼前特定问题的作用理论或社会结构化理论，而不必对我们关于社会资本的认识推倒重来。用系统主义来概述社会资本，我们考虑的是来自各分析层面的因果互动。因此，社会资本的一般理论与对于相关问题的各种理论观点是一致的。
嵌入自我的观点（the embedded ego perspective）
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分析是嵌入自我的观点。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将讨论个体自我通过包含自我在内的社会网络动员资源的潜力。我们这里关注的是个人的结果，不过是在特定社会结构情境中来讨论的。
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
关于社会资本的第一个重要的理论表述是由詹姆斯·科尔曼于1988年提出来的。科尔曼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用社会资本的功能为社会资本下定义：“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使得有些目的有可能实现，而没有它则不可能实现。”由于研究者非批判地接受了科尔曼的定义并因而重复了他的错误，致使这句不恰当的话引出了那么多理论性不足、过于简单化和缺乏概念表述的论点，至今仍在困扰着社会资本概念的学术研究。
用其结果给社会现象下定义是混淆了前项和后项。可以想像，不同的前项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或者，同样的前项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有不同的结果。给这些可能性进行分类需要进行经验的研究。但首先，前项与后项需要按照问题的基本概念表述加以澄清。不幸的是，许多研究者都错误地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从其结果来理解，或者认为社会资本总是导致“生产性”结果。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研究工作大部分都是重要的和富有洞察力的，只是他的定义的错误需要进行纠正。
科尔曼的主要目标不是社会结构理论，而是承认社会背景的理性动因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agency）。在社会资本的讨论中， 科尔曼意在通过解释社会结构形成和约束理性行为（rationalaction）的方式，以及通过解释社会结构对个人产生影响、使其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原因，缓解理性选择方法社会化不足的性质。与其说科尔曼只注意严格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不如说他通过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类型而对理性行为进行了探讨。
科尔曼认为信任的源泉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信任的存在与个人使其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所包含的机会主义是有矛盾的。理性选择理论家试图用进化说来解释信任，把它说成是双边关系中两个各有自己利益的人之间不断重复的互动中发展出来的，然而，遍及更大社会体系的更加普及的信任的存在依然是有问题的。科尔曼看到，社会网络性质的差异能够影响这些网络中个体之间的信任水平。因此，社会结构背景一定是建构理性行为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这种理解超出了严格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界限，有待做进一步的研究。
科尔曼认为，两个个体之间建立有待偿还的义务关系构成了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有待偿还的义务关系的存在也是一种资源，人们需要时可以使用它，从而解释了社会资本依据理性行为形成的原因——创造社会资本是理性的和有利可图的，收益在未来，无异于在银行开一个户头存一笔钱以备将来使用。此外，有待偿还的义务关系是在公共网络成员中普及信任的基础。
这为我们在整个网络中普及信任提出了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与理性选择理论是一致的。这个解释的问题是，它没有说出形成社会联系和信任别人的各种可供选择的动机的意义，例如预先存在的规范和价值方面的文化制度，或者——保持在理性选择的框架内——预先存在的交易规则的影响，它在社会制度内部产生，并用来培养信任。
科尔曼也发现，社会资本可能是某些为了别的目的而进行的活动的副产品。这为对社会资本的形成进行文化的和规范的解释提供了方便，虽然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没有涉及到这些方面。他把规范的形成解释为一种理性行为的结果，解释为“破解对象的手段”。这种观点并没有解释规范的起源，因而它又一次不承认预先存在的文化和规范制度（或者，在理性选择的框架内，预先存在的交易规则）对社会资本结构化的影响。它也不认可个人行为与其社会背景之间的动力互动。社会资本形成和破坏的动力被解释为个人行为整合的结果——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单向因果关系概念。
但是，信任可能不一定是网络化的结果。社会资本网络的存在也可能被解释为社会上预先存在普遍信任以及产生互惠预期的结果。科尔曼的理论表述受到他的单向微观→宏观因果关系假设的削弱。我认为有必要提出“鸡和蛋”的问题进行质疑；这个问题是：先有信任，还是先有社会资本网络呢？科尔曼为个人在网络中的嵌入做了一些铺垫，但当他使用还原主义来确定预先存在于宏观结构政治制度中中观层次的社会结构嵌入时，他的还原主义却毫无用处。这一点我在后面将加以证明。
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
波茨对社会资本的起源和性质提出了更加精致和全面的概念表述。波茨这样给社会资本下定义：“……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与他人关系中包含着的一种资产。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
因为这个定义是自我中心的定义，所以波茨继续扩大社会资本概念，把社会网络本身的特征也包括了进去。借用了格兰诺维特的说法，波茨区分了理性的嵌入和结构嵌入。理性嵌入表述的是双方互惠的预期，这种预期建立在双边关系中取得强迫对方承认的预期能力的基础上面。但是，当双方是更宽泛网络的一部分时（因而是结构嵌入），信任就会因为相互预期而增加，更加宽泛的社群会强制推行各种约束因素。波茨称其为“可强制推行的信任”。
波茨认为，互惠的预期与可强制推行的信任两者都是借助于对约束因素的惧怕这一手段而推行的。因而他援引理性动力选择理论，促进这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结构化。不过更重要的是，通过从两方约束预期调节的社会联系向由可强制推行的信任预期调节的社会联系的过渡，波茨把他的概念从自我中心的定义扩展为承认更多的社会网络结构影响的定义。这有助于进行微观和中观层次的分析，在改变中心议题时保持理论的一致性。
波茨区分了另外两种社会资本，它们超出了理性选择解释，承认文化的和规范的动因。首先，他指出，使价值和规范内在化或“价值内向投射”，能够推动一个人建立社会联系，或者因为一般道德命令而把资源转让给别人。其次，他引进“动态团结”概念（boundedsolidarity），能够推动一个人建立社会联系，或者因为认同内部人集团的需要和目标而把资源转让给别人。另外，在从价值内向投射转为动态团结时，波茨从自我中心的观点出发，进而把它发展为中观层次的解释，从而阐明了自我中心的原因和结构因果之间的关系。
波茨的社会资本理论在两个方面是有价值的。首先，他详细阐述了不同自我之间社会联系特征的差异，把这些差异解释成为包含它们在内的社会网络不同特征的结果，解释为嵌入网络的程度或类型的结果。这使我们把社会资本想像为一个有过程的、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自我包含在内）因果互惠的能动结果。其次，波茨区分了社会资本结构化背后各种不同的动因，因而进一步阐述了科尔曼的单向理性选择解释。这使我们可以从自我嵌入的观点出发，用各种不同的动力、动因和社会结构理论系统地阐述我们的社会资本概念。我们不再局限于理性选择的方法，虽然它作为我们分析工具箱的一个组成部分依然是有效的。
自我中心的力量
波茨和科尔曼都没能把自我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作用恰当地表述为影响创造、维护和破坏社会资本的因素。自我拥有更大的力量会实现更多创造、控制因而利用网络联系的机会。区分开自我实现其个人特征的重要性的力量和自我实现其网络地位的重要性，是十分重要的。从自我嵌入的观点来看，我们首先关心的是自我凭借能够控制联系或控制交易而掌握资源的能力。从结构的观点来看，我们其次关心的是自我凭借自我在网络中的地位拥有资源的能力。这些方面的力量只是对于分析而言才是各不相同的。在实践中，它们都会起作用。完整的解释会发现这两个层面的分析是互动的。
从自我嵌入的观点，我们可以区分三种作为个人特征的重要结果而获得的理想类型的力量，自我在社会资本的系统内可以从中获益。压力型政治说的是自我有能力对对方采取强制行动。这包括强迫认可的能力（如波茨所言），强行建立或破坏网络关系的能力，以及在网络联系中调用资源的能力。这种力量来自自我掌握各种压力型政治必需的资源的预先控制，他需要建立和利用社会联系。个人魅力（Charisma）指的是自我通过他人吸引和利用网络关系的能力，是个人魅力的结果。权威指的是自我吸引和调整网络关系的能力，是个人气质产生的权威的结果，是由包含着社会资本网络的更大的文化或规范系统决定的。
波茨也看到，社会资本有衰落的一面。那些使得自我能够在一个网络中使用各种资源的社会关系也含有对其他网络成员的义务。这对于个体自我会产生两类问题。第一，自我往往会声称受到那些义务的激励，因而使他面临着其他网络成员在他自己的资源上面自由驾驭。第二，社群的规范能够强迫个人进取和创新。紧密团结的网络中的成员资格往往会使人服从限制性条例，服从限制个人行为的法令。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把这个问题概括为一个表述金融资本的基本数量模拟等式：
资本＝财产－责任
按照波茨和兰多特的论点，从自我嵌入的观点看，我们可以说社会资本等于社会财产与社会义务的差。这种考察完全不同于许多对社会资本进行中观和宏观分析的人们的观点，这些人无视维持社会联系的固有成本，错误地认为社会资本只是或永远是积极的。从自我嵌入的观点来看，这个等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起点，一个自我嵌入特定社会资本系统分布结果继续进行分析的起点。
波茨和兰多特讲的下降主要集中在自我嵌入的观点，指的是个人的结果，不是团体的结果。但是，有些类型的社会资本可能会产生否定的个人结果，他们可能不一定对团体的整体利益有害。例如，构成公益的某些种类的社会资本也可能是个体起来维护现行秩序的不必要的成本。相反，一种对网络中的个体有利而对包含在网络中的较大社群有害的社会资本，如组织犯罪网络或政治资助系统，是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微观、中观和宏观层次的垂直互动强调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的必要性，我们由此可以考察网络本身在更大社会系统中的嵌入。
结构的观点
中观层次的社会资本分析是结构的观点。在这个层次上，我们要研究的是社会资本特定网络的结构化，该网络中各自我之间联系的状况，以及资源作为其特定结构的结果从该网络中产生出来的途径。这里我们关注的是网络结构形成的过程及其分配结果，而不是组成网络的个体自我。在中观层次上，关于社会资本的重要理论表述是伯特的结构空档理论。在伯特看来，社会资本是相互关联的所有组织共同拥有的；因而，被认为是一种结构的观点。伯特的理论把席梅尔、科尔曼和格兰诺维特以前提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
科尔曼描述了一种特有的社会网络，他称其为“闭合”。
以三角网络为例。如果三人组合中两两建立起联系，那么，这个系统就被认为闭合了。我们假定，在一个闭合的系统中，任何信息和资源都有可能以最短的路程直接流向网络中的任何一点上。因而，闭合系统扩大了系统的互动，从而产生规范、规则和法律条款系统，体验信任的膨胀或紧缩。
但是，如果我们切断了这个三角系统中一方的联系，情况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与其他两方都有联系的一方在竞争的条件下就拥有特殊的优势。由于他处于两个未联结点的中间位置，所以他现在对系统中的所有资源都拥有直接的享用机会，而其他两方都必须通过他才能享用这些资源。齐梅尔称这个位置为tertius gaudens，即坐收渔翁之利者。 通过占据其他未联结点之间的结构位置——伯特称之为结构空档 （
astructural hole ）——坐收渔翁之利者在他的网络中尚存的社会资本中获取了更大的回报。这一观点构成了伯特结构空档理论的基础。
启发结构空档理论的另一个基本思想是格兰诺维特关于“弱联系的力量”的描述。格兰诺维特认为，拥有新信息的机会是通过自我与其本地网络保持一定距离的联结点的弱联系而获得的。其本地网络中的信息是本地普遍共享的，因而在部分地方行为是重复性的。新信息来自非重复性联系。
上述坐收渔翁之利者通过他联系的双方在网络中获取了有效的“非重复性”资源。伯特认为，在较复杂的网络中，通过与分散的、非重复的一组组联结点的联系占据中心位置的结点拥有更多的网络资源，且本身没什么成本。与同一组内的并联结点建立的重复联系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维持。仅仅建立与你尚无联系的一组组结点，你会增加你拥有的资源数量而不重复地增加你的维持和交易成本。与格兰诺维特相反，伯特的创新在于他认为这里重要的因果要素不是联系的强弱，而是它们在你已经建立的关系网中是重复还是不重复。
此外，伯特看到，网络中的结构空档不仅有更大的非重复性获取资源的机会，而且为在结构空档联结的一组组点之间控制资源流动在战略上进行定位。因而伯特构造了一个有关社会资本系统内各种权力关系的概念框架。例如，再以我们的三角模式为例，你可以看到，坐收渔利者控制着与其他两结点之间的资源流动，使其处于更有权力的位置。伯特把社会资本概述为网络结构给网络中的各结点提供资源和控制资源的程度。结果对于任何特定的结点都只能是作为网络总体结构功能而被拥有。但是伯特决然避不承认相关者的品性或他们之间的联系的性质。这个省略既是其理论的长处，也是其理论的缺点。
伯特认为，从“谁”那里获取资源从属于“如何”通过网络结构获取这些资源。他设想构成双边关系的个体与有大多数的社会类似者利益共享，共享财富、权力、价值等等。既然社会上同类的人结成关系，那么，自我的封闭行为会有重复的资源。由于看出了“谁”的重要，几个严重的问题也就跟着产生了。首先，在研究人际关系时，很容易就会在完全不同的社会状况或权力的人们之间形成重复社会联系的范例。其次，伯特的理论并不限于人际网络，而是可以描述一般社会网络的功能。你可以认为，例如，在企业网络中，同类企业之间的联系是一种例外，不具有规范性同类企业处于彼此的竞争中。此外，企业之间形成联系只是为了使得直接拥有特定资源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谁”是重要的。
伯特没有注意到“谁”，有两个原因。第一，他认为关注网络结构就会提高他的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他想要集中讨论超出由一种关系联结的特定个人特征而普遍化了的社会资本的各个方面。我这里要说的是，就像我们在波茨的概念中所看到的，排他主义是大多数网络的特征，排他主义是只在孤立的双边联系中出现还是作为一个对网络整体进行整合的特征的问题，是一个具有重大系统意义的变量。正在组织的亚洲企业网络，就是例证。如果各方从纯粹个人动机中选择网络行为的话，那么，这些系统会存在吗？这里，“谁”是最重要的网络结构因子。排他主义对既定网络结构进程的影响最好从宏观层次的内包结构的观点来考察，而从伯特的中观意义的角度不大可能看得出来。
第二，伯特认为，“谁”是与“为什么”和“怎么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它们在分析中多半是重复的。他主张知道如何构造其个人网络者也知道与谁建立联系。这就是说，参与者建立网络只是为了使其个人利益最大化，或者，达到最大化的一方是惟一值得研究的一方。我这里还要对伯特的一维中介和动力理论提出不同的看法。
伯特的经验证明全都定位在个人利益激励的理性参与者的力量上面。这与他的论点是一致的，即网络联系的性质在重要性上居于其结构定位之后。当建立和打破联系只是建立在双方竞争网络中的资源时，由于包含有理性选择力量理论的意思，各种联系只能通过单向的一方来进行评价。建立和打破联系的选择是由简单的、容易塑造的均衡来决定的。这种惜墨如金给伯特的概念提供了解释的力量，他的还原论一定程度上对于既定的经验分析来说是貌似有理的。
但是，如前所述，网络结构背后有多种多样的动力，有些并不是个人利益理性化和竞争最大化所固有的。伯特并不否定这种动力的存在，只是否定它们对于竞争性结果的重要性。他的论点是，那些不在私利的基础上参与竞争的人只是舞台布景，因而不是理论研究的兴趣所在。
在我看来，即使是舞台布景，也是网络结构的一部分，竞争参与者必须通过它才能参与竞争。自我的竞争不是一个二元态变量，而归于一个连续系列。网络各方在这个竞争连续系列中的位置需要在大量的经验研究中进行质疑。此外，在互惠和信任的预期受到侵犯时，即便是非竞争的舞台布景也参与建立社区规则和给予制裁。而且我要说，既定网络的存在可能来自规范的或排他主义的动力，而不是来自纯粹个人的私利。因此，忽视舞台布景可能是危险的。舞台布景的重要性可能最好是从嵌入结构的观点来理解，而从伯特的中观层次的观点是不会理解的。
我的批判首先是针对作为社会资本总论的结构空档讲的。不过，当我们放弃伯特的理性选择假设理论，想想作为更全面的社会资本总论的附属成分——中观的观点——还留下什么时，结构空档依然是很有用的。按照这种解释，我们将要求少一点结构空档理论。我们不要求它用力量和动力理论预先包装好——如果我们想要一个理性选择构架的话，或者在宏观层次上，如果大规模的社会影响看上去与当前的问题更切近的话，那么，我们也会在微观层次上提出来。网络分析是可以与各种社会结构和力量理论进行比较的，只要网络被看作是中观作用于微观和宏观层次上的结果，而不是自在生成的力量。
嵌入结构观点
在宏观分析层面上，我们要考虑产生、证明和展开社会资本的网络何以嵌入在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之中或较大的文化与规范的系统之中。如果我们避开社会资本结构的理性选择动力，那么，我们必须进入宏观分析层面，用我们的力量、动力和社会理论来阐述我们对于社会资本的理解。避开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宏观层面是我们考察重要的动力要素的地方。我们在这里考察宏观社会制度：它影响谁塑造与谁的联系，影响何以那些联系出现，影响资源在网络中和在网络之间的分布。我们在这里考察宏观社会逻辑：它支配着许多种社会资本网络。
即使我们停留在理性选择的构架内，嵌入结构分析也依然受到预定的交易规则的支配。即使我们假定社会制度包含社会资本网络是聚集个体最大化的结果，我们依然必须考虑因摩擦而僵化了的宏观贸易制度将会对在微观和中观分析层面上形成和建构个体交易起作用。很显然，嵌入结构观点是与我们提出的社会资本理论的一般社会理论无关的。
社会资本的嵌入结构观点讲述的不多。相关的理论要点出现在的文化社会学的经济研究中，而且并不直接关注社会资本。布朗1997年提出工业结构化理论，把对影响社会资本网络的文化要素的思考吸收了进来。泽利泽批评一般经济社会学为“结构绝对主义”——把一切还原为社会结构关系和网络。泽利泽也反对文化绝对主义，而要求一种把结构、经济和文化因素都考虑在内的均衡方法。朱金和迪马基奥引入了以下概念：（1）政治嵌入，看到经济行为总是在大的政治背景下进行；（2）文化嵌入，看到经济学的假定、规则和理性是由文化限制和塑造的。
按照这些学者的观点，社会资本的嵌入结构观点看到，社会资本的网络嵌入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叠的系统中。这些宏观社会制度有可能（1）决定网络有效资源的种类和数量，（2）表述可以与谁建立联系，因而建立和构建网络，（3）为交易立法和进行调整，（4）针对违背制度的行为建立和实施交易，（5）描述和调整网络的社会状况，（6）建立和推动网络交易，（7）建立和调整不同网络间的竞争。
上述各种嵌入是按照宏观→中观和宏观→微观的因果关系架构起来的。从嵌入结构的观点进行全面分析也会考虑微观→宏观和从中观→宏观的因果关系，并进一步考虑各层次互为因果的重要性。各层次互为因果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反公众阴谋”。这是亚当·斯密发明的一个术语，用来表述商人们对自己的发财有利而对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有害的同谋网络。反公众阴谋的其他例子包括犯罪网络和政治赞助人制度等。波茨和兰多特提出，其成员资格受排他主义限制的网络也构成反公众阴谋，因为网络资源留给了内部人员而一般公众却得不到。
按照网络交易背后的主要动机，我们可以区分出社会资本网络的三种理想类型：（1）“经济的”，指受经济利益驱动的自我网络；（2）“地位”，指受声望考虑驱动的自我网络；（3）“社交活动”， 指自我按照利他主义动机建立联系的网络。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嵌入社会资本网络的宏观社会制度的三种理想类型：（1）宏观经济的；（2）文化的和规范的；（3）政治的。 通过用宏观结构影响理想概述网络动机的理想，我们可以建构一个嵌入结构的理想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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